应对危机

面对这一瓦解，一个习惯性的反应是，既然没有组织管他们，那么就依循老经验，再度将人们“管”起来。应对治理不力，有人建议新乡绅制，7有人建议合作社制，8有人建议网格化社区管理。9这些建议命名各异，但实际内容明确，旨在通过强化组织建设达至社会治理。

然而，治理组织发挥的真正机能，是更值得注意的关键。政治社会学研究证实，国民对于国家体制的服从及认同，与几种因素有关。其一，是国家体制保护社会公正的能力，即它能否有效公正地解决各种问题，使不同的人享有平等的受保护机会；其二，是国家体制有效连接社会成员的渠道，即有没有制度化通道可以顺利连接民众，把他们纳入制度资源的共享整体中；其三，社会中介组织的功能，比如说，在社会基础层次，是否存在明确的应责、协调和代表机制，以方便回应民众的各种需求，解决他们的问题，协调他们之间以及他们和公共组织之间的矛盾。这些组织越是依靠法规处理事务，社会对法律的服从越趋增加。

这些方面，表面看上去不涉“管人”，但事实上具有重要的治理效果：它们的作用是造就社会平衡秩序。如果这个平衡机制不存在，或者无法有效运行，各种分散孤立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社会公正就很难顺利提供。事实证明，当人们强烈感觉到不公正的时候，治理困境就会出现，社会问题就向政治问题转化，怨气就会迅速指向政治，社会成员对于保护社会公正的寻求，就会转向成为对国家体制乃至政治体制的改造要求。

纵观各种不同的治理体系，可以发现，真正“治理”着社会、能够有效形成社会服从的，是“社会公正”的维护机制。这种机制可以有多重组织形态和实践样式，补充宏观体制无法替代的作用。社会治理依赖这些机制的活跃工作，但采取哪种组织形态实现它，则基于历史和路径依赖。比如，前面提到的连接、协调、应责、庇护和代表几项作用，在传统乡绅组织和现代单位组织中都不同程度存在，因此，不是组织形态——叫单位或者叫乡绅，而是它们在基层社会协调纠纷、平衡利益、代表上达等方面的实际作用，为社会提供了最重要的公共品：维护公正。正是这一组织化机能“治理”了社会，造就了认同，建设了秩序。反过来也可以说，“维护公正”的组织机能瓦解，是社会治理的危机所在。

因此，讨论社会建设，我们的关注焦点，就不应仅局限于建立何种管理组织，而是上述“平衡利益、维护公正”的组织机能如何再造的问题。辨别清楚“组织建立”和其“实际机能”的差别，就能明白，仅仅加强组织建设、但缺乏实际机能的治理效果为何事与愿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