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农民的新命”：公民化

就个体而言，当一个农民只要还是另类身份的农民，他在政治上就没有前途可言；从整体而言，当整个农民群体脱离了这种另类身份，则农民不再是农民，或者此农民不是彼农民。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农民是注定没有政治前途的，或者说他们的这种政治前途就是不再是农民。所以，农民的政治前景或者政治解放根本上就是农民作为一种另类社会身份的终结。这个终结的发生过程，根本的动力是农民自身的变化，准确地说是农民的公民化。

不论是农民工本身的变化，还是乡村内部农民的变化，都体现着农民这一群体的变化，意味着新一代公民的成长。通过这种变化，可以捕捉到新农民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力量的悄然崛起。这为中国的市民社会或者说公民社会奠定了广泛基础。在当下，我们已经可以处处感受到新生代农民的新变化。农民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观念正在发生变化。比如，老一代农民对于计划生育政策中的粗暴和严厉，基本上采取了理解和忍受的态度，但是，新生代则全然不同，不仅不能忍受工作的粗暴，而且公开指责一些具体的政策规定“侵犯人权”，进而给予公开抵制。这已经让计划生育工作者感受到了新的困难。显而易见，新一代农民对于国家的态度正在改变。在他们那里，国家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基本瓦解，进入了“去政治”的时代。这其实不是脱离政治，而是一种新的政治态度。他们根本不理会过去那套“主义”、“道路”体系的话语逻辑。这并不是他们不关心政治，更不是他们不懂政治。相反，他们更加懂得什么是自己的“政治”。他们蔑视高谈阔论的“政治”，蔑视装神弄鬼、故弄玄虚的“政治”。他们已经容不得“政治”来忽悠自己。这是新政治的社会基础，也是新政治的希望所在。新生代的政治态度和行为，更加世俗也更加理性，对于国家政治生活提出了更多挑战，也蕴涵了更多的变数。

新生代农民更加务实，更加理性，更加崇尚自由和平等。他们对政府的理解其实建立在对现实生活的感受上。这包括非常具体的问题，比如付出劳动能否有合理的工资，能否及时足额拿到工资。如果劳动之后连工资都拿不到，那么，再好的政治宣言也等于零。类似的问题还有：进入新的工作环境能否有比较适宜的居住场所，而不是处于恶劣的居住条件；子女能否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并且在父母的工作所在地接受教育；能否获得基本的卫生医疗服务；能否获得一定的养老保障；等等。实际上，这对政府提出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或者大致均等化）的要求。这些其实就是他们实实在在的权利主张，是他们对政府态度的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政治家提出了什么样的“崇高理想”和“响亮口号”，他们其实并不在意。

新生代农民的生活要求或者说权利主张，不论属于经济权利还是社会权利，其实都绕不开政治问题，即必须通过政治权利的落实来解决。新生代农民的成长，本身即为新公民的成长。不管在社会体制上是否被作为市民接纳，他们的要求和行为逻辑在本质上都是市民化的要求。这种市民化的要求根源于他们对于自由平等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植根于天赋人权，而不是基于国家的政策和制度给他们规定了什么权利。如果他们的这种要求得不到承认，他们就会本能地抵制和反抗这种制度和政策。

政治权利的核心则体现在农民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之中。笼统地说，农民与政府的互动方式可以分两类：一类是良性互动，他们的意志可以有效地反映给政府，有畅通的信息沟通渠道，也有有效的权利表达机制。这取决于政府是否真正是他们的政府，或者说，政府的权利是否真正来源于他们，政府是否能有效积极地反映他们的意愿。另一类是非良性互动，他们不得不通过抵抗甚至一些破坏性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意志，政府通过这些抵抗来知悉他们的要求，甚至通过他们的破坏性行动来调整政策和行为。我们看到，当下的政策改进逻辑中，就有一些非良性互动的特征。这个问题的演变方向也是两个。非良性互动或者向良性互动转化，或者是这些非良性互动因素不断积累，直至于爆发。要促使其由非良性互动向良性互动转化，其中的关键则在于政治民主。

就城乡发展来说，如何推进民主政治是个重大问题；就农民工来说，政治民主问题也同样突出。在城乡分割二元体制的夹缝中，农民工分外痛苦。这些离开了原来经济社会文化网络的群体，他们的权利维护和表达体系相对脆弱，他们很难参加所在城市社区的民主活动，又无法参加原来农村社区的民主活动，更缺少工会等组织机构，无法有效地表达利益要求。在新的城市社区，他们不仅需要建立新的社会文化认同，而且需要建立新的政治认同。这样，他们的行为和预期才有稳定性和持续性。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他们需要把这个新的地方认定为是自己的“家乡”，才会融入这个地方的生活。从政治的角度看，他们需要把流入地地方的政府认定为自己的政府，才会有良好的政治预期和政治行为。如果他们没有办法有效地参与监督这个地方的政府决策和运行，那么，他们就不会把这个政府看作是自己的，或者说无法建立新的政治认同。在缺乏政治认同的基础上，他们与政府的互动就有更多的不协调甚至破坏性。

解决二元体制不仅仅需要新的社会政策，如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和就业等政策，也需要统一的政治体制，实现原市民与新市民政治权利的一致，二元体制的根本解决是政治解决。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尽快实现选举权利的流动。在一个地方工作生活十几年而无法成为选民，这种原居民与新居民的分裂是政治性的。关于人口迁移中的选举问题，国际经验有很好的解决途径。中国的情况不论多么复杂特殊，只要认真研究探索，不难找到解决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