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体与革命的历史诠释
——评刘剑梅《革命加恋爱》
近20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地貌急遽变动，发掘“被压抑的现代性”蔚成风气，大量不见经传的作家和文学流派浮出地表，久享盛誉的革命作家也被重新包装，正典被倾覆，范式被重写，局面之纷繁令人眼花缭乱。最近见世的刘剑梅的《革命加恋爱》（Liu Jianmei, Revolution Plus Love: Literary History, Women’s Bodies, and Thematic Repetition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 2003）一书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在性别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是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1991年）之后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对于“革命加恋爱”这一重要的小说类型迄今还没做过如此系统、深入的探讨，而刘剑梅这本专著观点新颖、研究扎实，更有其长处，且在宏观与微观、理论与文本的结合处理方面，对于“重写文学史”具有方法上的启示性。
“革命加恋爱”是一种小说类型，渊源于清末严复、梁启超等人提倡的“新小说”运动，其名称则出现在1927年“大革命”前后，左翼作家蒋光慈、茅盾、丁玲等人纷纷创作反映时代气息的革命罗曼史，颇受年轻读者欢迎，一时间竞起效之。其流风余响不绝如缕，若细还粗，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此书除《引言》《结论》之外，分六章。第一章交代20年代末这一小说突兴的原因及其政治与文化背景。第二至四章论述1926至1935年间各种“革命加恋爱”小说，分别对革命男作家蒋光慈、茅盾、洪灵菲、华汉，女作家白薇、庐隐、丁玲，及“海派”作家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张资平、叶灵凤等五位做了分析。最后两章论述50年代至20世纪末的演变，叙述方式由专论作家转为专题讨论，着重性别与政治的关系。
1949年之后大陆的文学史书写，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工具，以救亡启蒙、感时忧国作为评价作品的标准，凡列为经典的，无不以歌颂革命与斗争为能事。在小说方面则把茅盾1934年的《子夜》视为“现实主义”“史诗”传统的正宗，偶尔提及“革命加恋爱”小说，也嗤之以鼻，或语焉不详。其实革命史诗式的长篇小说不仅脱胎于“革命加恋爱”类型，而且在后来的发展中也离不开爱欲的基因，由此说来正统文学史家遮蔽历史，数典忘祖，莫此为甚。因此刘剑梅的这一番历史的重构，有正本清源之功。我们看到现代小说里所表现的，套用张爱玲的话，不光有“壮烈”，还有“悲壮”和“苍凉”的内容，而后两者是更具“人性”与“妇人性”的（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这正是刘剑梅此书的独特贡献之处，即从女性批评的眼光，精细分析女性身体在“革命加恋爱”小说中的复杂表现，尤其在女性作家的笔下，女性身体指符与“革命”话语吊诡纠葛在一起，伴随着深刻的创伤记忆，从中一再发出痛楚、异议之声，正可见一部“小说中国”，欲歌还泣。
作者意识到，对于“革命加恋爱”小说的历史重构涉及如何对待长期以来主宰文学史书写的范式以及如何描述历史记忆的问题。因此她在论述中一方面揭示“革命”书写范式的错谬，然而未将自己置身局外，而时时警觉那种文学史书写机制仍在观念层面上运作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提防过犹不及，避免把批评和研究导向简单化或意识形态化。另外，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刘剑梅对现下北美学界的研究倾向的反思；她尖锐地指出那种“现代性物恋”倾向，即理论先行，动辄讲中国文学现代性，夸夸其谈，其结果是忽视了历史。
针对以往的“整体性历史”的文学史范式，作者有意做一种接近历史真实的“多元历史”的重构工作。伴随着这样的批评意识，《革命加恋爱》展开其复杂而厚实的历史描述，即以革命与恋爱、性别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经纬，而牵涉到“集体神话与个人幸福、理想与现实、崇高与平凡、政治与美学、男性与女性”等诸多脉络。此书的各阶段划分以及把作家归类的论述框架，必定带来读者的期待，而作者却时时检讨自己的理论前设，并向成见挑战。革命的意义可随时变迁，爱欲的元素也变幻莫测，其间相激相成、相吸相斥，演出一幕幕儿女英雄、情场战场、家国想象的热戏。如书题中“主题重复”（Thematic Repetitions）一词所蕴含的，在“革命加恋爱”小说的展开中，重复的语言“表演”如万花筒般千姿百态。作者始终贯彻“差异”的原则，把文本放到历史语境里，结合作者传记、社会思潮、政治理想与文学市场等，做具体的探讨。即使在同一时期、同一集团中，也各具面目，而在丰富的多层次对照中，意义的连锁转环无穷。
作者潜心于历史之中，作为一种批评性策略的运用，在大量阅读中发见并选择那些久遭忘却的文本或事件，如对洪灵菲、华汉等人的小说的诠释便是显例。本来我觉得起始于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的目标之一是反对传统的“伤感主义”，要把它彻底根除，不消说郁达夫的“沉沦”风格被视作明日黄花，部分地也是针对鲁迅的。很难想象在洪灵菲的“革命加恋爱”小说中，传统才子式的伤感表现却变本加厉，而他居然也是“左联”的一个重要成员。历史的脉络常常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小心便会落入概念的陷阱；在反思“整体性历史”观的同时，也会不自觉地把问题简单化，如一般把1949年之后十七年间的文学看作铁板一块，认为文学已被彻底地意识形态化。针对这种看法，刘剑梅对于萧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发见和分析很有意义，说明在革命的新环境里，爱欲也有细腻深入的表现；“革命加恋爱”的小说类型在不断的重复中，作家的“影响焦虑”并未完全消失。正如进一步揭示的，萧氏随即遭到丁玲等人的批判，那些鲜为人知的事件说明“十七年”文学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整合的。另外，突出的一点是对于二手材料的掌握和处理方面，我想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像她那样广征博引，尽量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同时又能提出问题、坚持己见的。这方面例子甚多，就不一一举了。
从1926至1935年约十年间的论述占了三章篇幅，就全书所涵盖的时间而言，显见侧重所在。此期间社会状况与文学思潮比其他时期远为复杂，因此这样的安排是完全妥当的。各章论述似乎采用男女作家、革命与都市作家之间的“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对于“多元历史”的展开来说，在结构上颇见巧思。对男作家的论述已在女性批评的视域之中，如蒋光慈、茅盾属“普罗米修斯”风格，洪灵菲、华汉属“维特”风格；这一借自李欧梵的比喻在性别话语中，却意味着在男性身上生物与文化的配方也有阴阳的色调差异。他们作品中对女性身体的不同“凝视”方式则反映了男性对独立“新女性”的恐惧，也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时代焦虑：不光是他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人格分裂，也是革命与现代性的危机的表征。第三章论述白薇尤其精彩，在她的小说《炸弹与征鸟》中，从她的染上革命的“病体”发出的歇斯底里的呼号，同庐隐和丁玲的偏向知性的小说话语相比，更见出一种独特的女性感受。
这些地方对我来说，读来尤觉新鲜。第四章把施蛰存等五位“海派”作家放到“革命加恋爱”的脉络里来讨论，对于“新感觉派”的一般认识来说，具有某种挑战性。无论是张资平从半路杀出的《长途》和《石榴花》，还是施蛰存的被忽视的处女作《追》，都能说明“革命加恋爱”小说在当时的影响力。在刘呐鸥和穆时英的作品里，“革命”被推到后台，身份暧昧，而他们对女性身体的想象融入了都市生活和现代主义美学，富于颓废气息，对于革命具颠覆性。在如此广阔而绚丽多彩的历史人文风景线上，可见“革命加恋爱”小说成为一种时尚。
我想就张资平谈点看法。正如作者所说，他是复杂的。从“消费文化”的小标题来看，所突出的是他的“革命加恋爱”小说追求商业性及迎合“中产阶级”的趣味。情况确实如此。但不无反讽的是，他的小说一面被国民党禁止，另一面遭到左翼的攻击。他反蒋反共，也失去了文学市场，大约是在30年代初读者趣味迅速变化的缘故。在张资平的复杂性里面，似乎对他的“革命”层面应有所关注，如果在当时的历史语境里“革命”话语正逐鹿中原，包括在文学市场上的话。彭小妍灼见地指出张资平小说中的“乌托邦”特质（彭小妍：《海上说情欲》）。从他对女性的再现来看，自然主义加上无政府主义，尽管那些女子看上去半新不旧，但有一点是不让她们成为贤妻良母；我想在这一点上，张资平是分享了新文学的那种整体性“革命”的激进方案的，这也是与“鸳鸯蝴蝶派”的根本区别之处。
另一方面，在论及蒋光慈、茅盾等左翼作家时，作者指出他们写作“革命加恋爱”小说有“赚钱”的意图，甚至把女性身体当作“物恋对象”，然而对这些未做深入讨论，再三强调的是他们反对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一面。文学商品性影响到“革命加恋爱”小说对女性身体的表现策略，如在茅盾的《追求》里，最后出现章秋柳的“却尔斯顿”的舞姿，意味深长。这几乎是她的颓废的标志，而“跳舞”的母题贯穿整个小说，同“跳舞场”相联系，也切入王仲昭“追求”报纸新闻版面改革的情节。在20世纪20年代末的上海，跳舞场正“风起云涌”，光顾者从卖笑女子、名媛淑女到时流贵胄，涵盖社会各阶层。茅盾的这种写法，就商品性的程度与质量而言，比张资平不知要高出多少，似乎不只是向时尚暗送秋波或迎合小资情调而已。我的阅读不一定对，只是觉得在目前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对于文学商品的研究是个弱项。如果不仅仅将它等同于低级趣味，而是把它作为一种“现代性机制”来看，或能给研究打开一些新的门窗。最近王斑从“商品形态与文学的历史变迁”的角度提出：“商品文学对于相对于主导政治文化的正面意义，仍然可以讨论，应该用较为辩证的方法揭示出其中的政治作用。”（王斑：《历史与记忆》）这一看法是值得重视的。
（原载《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