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幽魂”
——读《李欧梵·季进对话录》
答应为新书《李欧梵·季进对话录》写一篇短文，欣然下笔之际不无一番踌躇（不光因为书中有谬奖鄙人处，殊感作者好意，但也带来挑战，固若使此文的“误读”略有犁然当乎人心之处，方不负读者乎？），因为这不必写成一篇书评，也不想写成一篇导读。有人知道，我同欧梵先生有过一本《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的访谈录，1995年初版于台湾地区，至2000年在大陆发行，书中所呈现的欧梵先生独有的浪漫——伯林式狐步加本雅明式徘徊——的形象，颇得一些青年读者的青睐。虽然该书并非如往事云烟，但对于欧梵先生这十年来学行精进的风貌，则付阙然。现在《李欧梵·季进对话录》正来得及时，无疑给李先生的fans（粉丝）带来惊喜。
多亏季进兄的一番热诚和高才期许，趁着李先生在2002年5月访问上海时，前后八天做了见缝插针式的抽暇访谈，随后将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加之他对李先生的著述本来就了然于心，又结合了大量书面材料，遂使此书“更全面地反映和表述欧梵先生近年来的思考”。确实，其视域之广阔、理路之复杂、论述之精妙，不仅远远超越了昔日作者的自我，且句句切中21世纪所面临的人生困境和有关文化前瞻的紧迫课题。诚如季进所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而“给读者提供了思考的路标”。
《李欧梵·季进对话录》置于案头，已有两三个月，不知翻了几遍，越读越觉得胜义迭出。看他们或娓娓申论，或机锋交感，沿着“思考的路标”，仿佛身临其境，或曲径通幽，中流舍筏，或豁然开朗，别有洞天。尤其是欧梵先生的即兴发挥，天马行空而华彩迭起，令人放舟于山阴道上，目眩于他的富于感性的思想风景，对于他那“最后浪漫主义者”的情怀，似乎别有一种会意。在他的思想屏风上，仿佛是姹紫嫣红，断垣颓墙，雨丝风片，令人回肠荡气，流连光景，却又稍纵即逝，迫使着追溯那现代性源起的一刻，放持不下，遂踯躅于满地野百合的思想幽谷，寻找“真实”。
我曾用小说做比喻，将欧梵先生追求现代性的叙事比作奥德赛之旅。对于带有自传性的《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来说，这或许是合适的。但《李欧梵·季进对话录》所体现的是他近十年来的理论和实践之旅，在全球化急遽变动的风景里展开，其基调仍不离现代性反思，但不光徘徊于现代和后现代之间，思考的主题更加入全球主义、世界主义、本土性等多元复调。只见各类文本与文化脉络错综纠葛，其色块与光影交相辉映，而欧梵先生游刃其间，忽而如狡兔三窟，脱如处子，构筑多重批评空间；忽而如幽灵显身于双城两岸，张冠李戴，鬼话连篇，却不乏谶语中的；忽而挥洒讲坛、月旦乐坛；忽而染指网吧、假语小说，仿佛分身有术，撒豆成兵，风雨即至。总之，从欧梵先生这十年来的叙事文体上所感觉到的那种流动的韵律，似乎与全球化的迅猛节奏相倚相伏，若合符节，却铮铮弹跳着不协之音。这样一种香象流动而臻至拈花微笑的大匠之境，自然使我想起了诗。
诗的联想即兴而主观，但对我来说另有一份亲切感。前数日飞往剑桥，有幸参加了哈佛大学为李先生举办的荣休学术研讨会。他的师友学生等从四海云集而来，济济一堂，甚是隆重。宣讲报告之余，在文酒嘉宴席上，纷纷搞笑，回忆起欧梵先生的点滴逸事，庄谐并陈，欢声不绝。我想起当初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听李先生第一堂课讲波特莱尔与鲁迅的《野草》，犹如醍醐灌顶，从此倾心大师风范。正巧台湾某副刊索稿，就写了一篇课堂札记。后来让先生看到，竟说我的文笔不错，于是邀我合作，为当时犹在世的傅伟勋先生编的《学者心路历程丛书》写书，此即成为《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一书的缘起。
我不善言说，在李先生的课上发言，常常“语无伦次”。大约因为知道我是写诗的，大脑结构可能有点怪异，他也就格外包容。不光如此，有时向人介绍说我是诗人，虽然明知自己不像，却大大满足了一种诗人的虚荣心。有一回做他的当代中国文化课助教，先生要求每个助教上讲台表演一段，叫我念自己写的诗。后来他说我朗诵的声音比北岛好，足足使我把欢喜压扁了好几天。
言归正传，从诗的窗口看近时的欧梵先生，不仅是个比喻，而且是一种真实，那就是他和李玉莹之间的晚晴之恋，无异于一首诗。众所周知，欧梵研究中国文学的起点是《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以下简称《浪漫一代》）一书，见世于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汉学界颇似一匹黑马。作者沉潜于林琴南、郭沫若、徐志摩等人的情感层面，一面接绪于欧洲浪漫主义的精神脉络，一面投入一己的认同，于是跟当时在“革命”或“现代化”框架中对中国现代文学做价值审视的趋向迥然不同。从这样的思想历程看他和玉莹的《过平常日子》，看似继踵鲁迅和许广平的《两地书》，其实貌合神离。这或许见证了一种对浪漫真情的不懈追求，从心向往之到抽象观念的赋彩塑形，还必得落实到个人的生命体验。两情之间如歌似泣的惺惺相契，也多亏玉莹那种晚明情种式的率性转世，其情语洗尽铅华，方得玉成。
有趣的是，欧梵早年崇拜徐志摩，《浪漫一代》中徐的那一章写得文采斐然，倾倒于徐的惊世绝艳之才情与浪漫理想，对他的彗星陨落哀婉欲绝，但在《过平常日子》中，却自比《浮生六记》中的沈三白，似不只含有对于徐的反思。当然两者情景完全不同。欧梵与玉莹的爱恋，与其说是轰轰烈烈，毋宁说是缠绵相惜。新婚后不久玉莹的抑郁病复发，欧梵左右呵护。记得他每日下午挽着神态木然的玉莹散步于剑桥宅舍的四周，其情景宛在目前，令人动容。而徐志摩与陆小曼之间所缺少的，正是过平常日子之心，两人之间的情感悲剧在于缺乏理解和沟通，且志摩对于浪漫主义理想的一味高蹈，亦未尝不埋下苦根。
欧梵先生对《浮生六记》情有独钟，我觉得触发其思古之幽情的，是那种诗的氛围，即他最近所称“历史的幽魂”的东西。这不仅是针对现代性迷思的解药，也是针对后现代“历史终结”呓语的回应；而在这种“怀旧”中蕴含着语言即家园的怀乡意识，在当下全球化高奏凯歌的时代，更有其关照“世界主义”及地缘文化政治的复杂层面。
从学理上欧梵先生是思想史出身，这大家都熟知，数十年学术生涯里，时间、历史和人文构成他兴趣的主轴。顺便说一下，所谓万变不必不离其“本”，但在他那里，贯乎学缘的有三“本”——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李湛忞（Benjamin Lee），因他们或姓或名都叫Benjamin，简称为Ben。欧梵先生对语言等传媒“中介”性质的敏感以及研究问题取多重视角的思想方式，可说是受了他的哈佛导师史华慈的衣钵；从本雅明那里，他取其慢调的浪游——在柏油马路上龟步逍遥，辩证想象巴黎的天顶广场及都市商品的命运；李湛忞是欧梵的亲密搭档之一，欧梵常说在关注和探讨当代文化方面，是跟着Ben Lee走。这也联系到他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时的同事包括荷米·巴巴、廖炳惠老师等一批思想库掌匙者。十数年来，他们在全球化大潮中应运而生，跨洲越洋，呼风唤雨，在提倡多元文化和开拓理论对话空间方面，成绩斐然。这些同样在欧梵近期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梵先生对现代性的探讨不遗余力，批判锋芒指向黑格尔式的大历史“宏大叙事”及其在从西方中心主义到中国“五四”知识话语中的体现，同时也像许多同行一样，对于后现代那一套花里胡哨的文本策略、消解阅读、虚拟理论等，既不禁为之目眩神迷，同时也充满警觉。在这些思想潮流里，欧梵曾经走在头里，但今天他又临到反思的十字路口，充满了时间的焦虑。他自问：21世纪是否还有历史？历史到底意味着什么？的确，“9·11”之后，世界狂潮逆风千里，文明冲突、种族战争愈演愈烈，每一个文化人都应自问，这过去的十年里思想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后现代理论似乎创造了一个有关克隆般个体的嘉年华狂欢，未来不管是丑恶抑是美好，无非是一个眼花缭乱的虚拟的白日梦，从而声称对现实和历史的征服。挡不住的却是全球化过程席卷一切，资本以更为贪婪诡谲的方式掠取资源，遂造成贫富差异愈巨。
欧梵最近提出：“从西方后现代理论的角度来看，现在的一切似乎都是浮光掠影，现代也必将走向未来人的历史幽魂，这是个死循环，所以才提出留住历史的幽魂这个问题。”（第28页）这里造成与后现代理论分界的，首先是承认“现实”是真实存在的，所谓“历史的幽魂”也即文化记忆，简言之，意味着人作为文化的载体如何汲取历史资源而丰富当下的人生。且不论“真实”是个聚讼纷纭的形而上问题，我觉得欧梵先生的这个提法极有诗意。我想他自己并不喜欢让思想经过形而上的滤器。他把后现代理论形容为“死循环”，殊可回味，这似乎触及了当下思想界萎靡不振、茫无头绪的现状。而“历史的幽魂”也出之于譬喻，毋宁可看作一种响应当前文化困境的批评姿态，一个意在象外的手势。
欧梵把历史理解为一个延绵不绝的河床，其中现在、过去与未来流动不止，互为渗透，生生不息。这使我想起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开头的名句：“现在时与过去时／两者在将来时中呈现，／而将来时包含在过去时里。”他所强调的“留住历史”，更令人想起张爱玲的《流言》：“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更要明晰、亲切。”在时间意识上与张爱玲如此相契，欧梵先生不愧为地道的“张迷”，但他不像张氏那么迷恋“过去”，从自家辉煌而痛苦的世纪末里编织小说世界，他把“现在”放在首位：“我觉得现实是一种多层次的东西，现实包括了历史，今天也包括了过去。”又说：“如果现实把握得好的话，即使变成明天的回忆，那么至少也不会像我前面所描述的那样可怕、恐怖。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
欧梵先生的“现实”观是一个有趣而复杂的综合体，如果细数其成分，恐怕和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现代性伦理的“自我”、哈利·哈鲁图尼恩（Harry Harootunian）的“日常生活现代性”、本雅明的“历史废墟”，乃至尼采的“永恒回归”等，都有点关系。总之，“历史的幽魂”作为一种富于诗意的修辞表述（trope），的确是欧梵十数年来的继续追求“现代性”的思想结晶，而这样的“现实”感贯穿在他的文化实践中。他已经隐隐感到全球化的威胁，在资本主义传媒文化的威势下，地区的历史和文化面临被取消、被整合的危机，因此他提出某种“对抗的方案”，一面坚持本土语言和传统的不可取代性，一面强调包含“世界主义”“国际主义”的“多元文化观”（第205页）。
这些方面在《李欧梵·季进对话录》一书中得到很好的反映，读者不妨在欧梵先生的时间盒里，同“历史的幽魂”做一番晤谈，再看看眼下的“现实”，或许别有会心。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