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21世纪以来中国对越南古典文学的翻译与研究
国内通晓越南语的学者其实一直关注对越南古典文学的翻译与研究。首先挺身而出的是归国越南华侨罗长山先生。2006年，其译著《越南世界古典文学名著——〈金云翘传〉》问世。40遗憾的是该书在越南刊行，国内鲜有流通版本。
这部汉译本尽管存在不少谬误，但却引起了国内具有越南语专业背景学人的学术效应。首先是2006年，越南驻南宁领事馆在广西南宁举办了公开发行仪式，越南学界对此译本大加赞誉，41而实际上国内具有越南语专业背景的学人则认为，由于译者的中文诗歌功底较为薄弱，该本的翻译较之黄轶球先生译作，具有较大的差距。其次是激起了北京大学东语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相关教授的学术责任感，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学的赵玉兰教授。
正值罗长山教授译本问世的2006年，赵玉兰教授即发表了《重译〈金云翘传〉的动因及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一文，42阐明了其决心重译《金云翘传》的动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黄轶球译本成为董文成观点的“代罪羔羊”，陈益源先生对国内《金云翘传》理想译本的期待，对罗长山“失真”译本亟需纠正的压力和责任。文中，赵玉兰教授引用翻译家张学曾的观点来表明自己重译的初衷：
2008年，赵玉兰教授又发表了《〈金云翘传〉中文翻译刍议》一文，该文强调：“产生一个较为‘理想的’《金云翘传》中译本的重任将责无旁贷地落到了通晓汉、越两种语言，了解中、越两国文化的学者肩上”。44赵玉兰教授的观点又进一步引起了具有越南语专业出身背景的其他学人重译《金云翘传》的“冲动”。201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越南语专业祁广谋教授的译作《金云翘传》问世。祁氏在译序中阐明了翻译动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黄轶球先生所翻译的《金云翘传》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但它确实为过去的越南文学研究和中越跨文学比较研究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一部高质量的翻译作品实为文学研究尤其是比较文学之所必须，也是文学交流所必须。”45暂不论这部译作是否达到高质量的水平，但它的问世却让具有越南语专业背景，或具有留学越南经历的学人再次站了出来。
2013年，赵玉兰教授的著作《〈金云翘传〉翻译与研究》问世，46该书的学术价值获得了国内学界的一致认可，同时也还获得了政治上的认可，时正值越南国家元首访问北京，该书作为文化交流的见证品，赠给了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中国东南亚研究会通讯》还专门刊发了书评。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对越南古典文学翻译与研究的基本脉络，我们可以看出，这一领域的学人经历了从中文学科学者主导到外语学科耕耘，由通晓西方文论的学人奠基到谙熟越南文学专家“试水”的过程。审视半个世纪多以来的历程，笔者发现有几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首先是国内过去对越南古典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并没有完全解决其跨文化的本质问题。其中的原因主要还是学术交流的问题。第一，在这一领域的奠基者或各个时代的代表学人——黄轶球先生、董文成先生、陈益源先生无一谙熟越南语文，而越南的整个历史文化发展是极其复杂的，仅使用的官方文字就包括汉文、喃字、法文、拉丁化越南文四种，其所谓古典文学者，多发凡于中国明清小说，但土壤不同，影响各异。诚如《晏子春秋》中的一段文字：“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其“水土”异在何处？这是一个很值得玩味的问题，也是长期以来中、越两国学者都很感兴趣的研究课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对阮攸《金云翘传》的翻译与研究更凸显其具有必“得其门而入”的重要意义。
谙熟越南语言文化的赵玉兰等教授开了“正面”翻译越南古典文学名著的先河。但似乎这些译著仍然解释不了越南《金云翘传》在世界文坛的影响远远超过其蓝本的真正原因。因为过往过于重视“味之不同”而忽视“水土之异”的研究，中文译本的读者仍然很难体会到原作在原来语言中的美感。
另外一个关键的因素是我们忽视了越南学界在这一领域的深厚积累。其一，就汉译越南喃字本《金云翘传》而言，较之黄轶球先生，越南本土学人早在1915年就完成了，当时的越南本土译者参加过越南科举考试，汉文功底自不待言，他们更通晓喃字及越南语，对越南历史文化和中越文化关系的了解自然不在国内学人之下。他们的译本就质量而言，较之国内学人，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即便陈益源教授曾于10余年前就读到了比国内任何学人都翻译得好的汉译本，也尚未能解释两国译本影响差异的深层次原因。再次，就国内学人对中越《金云翘传》的比较研究领域的成果而言，研究内容的主要部分，越南汉学家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完成了。19世纪中叶的越南汉学家如贴云氏，就已经完成了考证金云翘故事的流变，并对青心才人和越南的两个文本进行了逐句的对比研究。
越南汉学家贴云氏《翠翘传详注》
其次是由于过去中国大陆的学术环境问题，造成了“中”、“外”、“东”、“西”之间缺乏交流的平台。我所说的“中”、“外”、“东”、“西”指的是中文学科、外语学科、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长期缺乏交流平台。当然，这其中有所谓学科、研究领域的“主流”与“边缘”，“强势”与“弱势”之分。而实际上学术研究的使命并不需要过多考虑这些因素，但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文革”前后两大时代背景的越南古典文学乃至东南亚文学研究47在国内外的声音，似乎与当年青心才人的《金云翘传》一样，几乎是“湮没不闻”的。囿于时代的大环境，具有越南语文知识背景出身的知识分子似乎长期保持着一种“矜持”。这也是造成过去很长一段时期，越南文学的探讨也好，中国与东南亚文学关系的研究也罢，都处于一种“自我边缘”的状态。改革开放初期，国内兴起的比较文学热潮同样也席卷了原本精通越南语文的研究专家，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文学研究专家颜保教授，他是国内翻译出版法国学者马里奥斯·法朗索瓦·基亚《比较文学》的译者。这本于198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比较文学译著，曾是早年比较文学专业的必读教材，谁又料到，译者还是一位享誉越南学界的中国著名越南文学研究专家？过去中国大陆大学的学科设置定位又与学术研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错位。外语学科的应用型定位尽管已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似乎这种实质性的变革仍待时日。
第三，中国的东南亚翻译文学与比较文学的研究“当其势，是其时”。近年来，比较文学和翻译史研究学界对东南亚文学的关注，是令人鼓舞的。我们欣慰地看到谢天振教授在1990年即关注到了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文学关系的研究，并认为这些都是有待“开发”，大有可为的。48尽管由于种种客观和主观的原因，过去半个世纪我们做得仍然不够，但我们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也可喜地看到王宏志教授主编的《翻译史研究》在2011年和2012年都对越南49和马来世界50有所关注。
就笔者的愚见，若真要“拨开云雾”，从严格意义上去从事翻译与比较文化的研究，学人们似仍有必要重视多年前马里奥斯·法朗索瓦·基亚的提醒，即作为一个比较文学工作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历史学家——当然，应该是一个文学的历史学家，假如对18世纪法国教会的情况一无所知，怎么能恰当地评价波舒哀（Bossuet）呢？所以就要求比较文学工作者必须具有足够的“历史修养”，才能把自己观察到的文学现象放置到它总的背景上来；其次，比较文学工作者又是各国间文学关系的历史学家，还要知道到哪去寻找第一手资料……。51这也是笔者从事这一领域研究基本的自我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