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华图书馆协会
（一）协会的成立背景
战前图书馆事业的繁荣，不仅表现在图书馆的发展数量和学术研究上，另一个重要表征是图书馆协会的涌现，如上海图书馆协会、南京图书馆协会等。图书馆协会是图书馆事业志同道合者的结合，有利于图书馆界的联络，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在各种图书馆协会中，中华图书馆协会最为著名。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于1925年，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图书馆专业协会组织，也是唯一的一个全国性的图书馆专业组织机构，对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促成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的因素很多，概括起来，分内因和外因两种。
内因是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内在需要。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图书馆的建设数量已经相当可观，192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进行第一次全国图书馆调查时，已经达到500所以上。图书馆数量的增加，为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学成归国的图书馆人才也日渐增多。新型图书馆人才为了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力谋图书馆间的协作。20世纪10年代末，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戴志骞等已经尝试建立地方图书馆协会。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举行第二次年会。戴志骞在会上提出“组织各地方图书馆协会案”，经修改通过。在各方努力下，1924年，北平图书馆协会成立，接着浙江、开封、南京等地图书馆协会相继成立。地方图书馆协会的涌现，反过来又成为全国性图书馆协会建立的动力。1925年4月，上海和北京都在酝酿建立全国性的图书馆协会。在这种情形下，成立全国性图书馆协会已经成为中国图书馆界的基本共识。
外因是美国图书馆协会代表鲍士伟访华。1924年美国政府通知中国政府，决定退还多余的庚子赔款，但限定退还款项用于支持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包括永久性文化事业，如图书馆。这是文华大学图书馆科韦棣华女士极力争取的结果。1925年，鲍士伟博士受美国图书馆协会委派，代表美国政府考察中国的图书馆现状，以确定资助事宜。鲍士伟的中国之行，激发了中国图书馆界的极大热情。为了欢迎鲍士伟，展现中国图书馆界的形象，争取退还庚款的资助，5月，在杜定友等努力下，中国图书馆界精英云集上海，讨论建立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宜。经过反复磋商协调，图书馆界同意中华图书馆协会提前在上海举行成立会筹备仪式，以示对美国图书馆界代表的欢迎。筹备会仪式现场热烈而隆重。6月，协会在北京正式举行了成立仪式会，中国图书馆界全国性专业协会组织就此成立。
（二）协会的宗旨及组织机构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基本宗旨是“以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15。该宗旨体现了协会的专业性质，没有政治含义，不负有政治义务。董事部部长梁启超在协会成立仪式上提出了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目标。这一目标更是体现了协会的独立性质。梁启超说，中国书籍的历史很长，书籍的性质复杂，和近代欧美书籍有许多不同之点。如果应用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整理中国书籍，绝不容易，要很费心思：从事整理的人，要对中国的目录学和现代的图书馆学都有充分智识，而且能神明变化。这种学问，非经许多专家继续研究不可。研究的结果，一定能在图书馆学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所以称“中国的图书馆学”16。此后协会基本上也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同样，“中国的图书馆学”实际上是一个学术目标，基于学者的努力，而不是一项政治目标，由政府提出，并指导进行，纯粹是个专业目标。
中华图书馆协会是民间社团组织。其会员有四种类型：一是机关会员，以图书馆为单位。二是个人会员，凡图书馆员或热心图书馆事业者都可以参加。个人会员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永久性会员，如果交纳的会费一次性到达一定数量时，即为永久会员；一类是普通会员，即须每年交纳会费。机关会员和个人会员，都需要协会会员2人以上介绍，经董事会审定，可以成为会员。三是赞助会员，协会初期规定凡是捐助协会经费500元以上的，都是赞助会员。四是名誉会员，凡是对于图书馆学术或事业上有特别成绩的，可聘为名誉会员。名誉会员并不直接参与协会管理与运作，是对中国图书馆事业有杰出贡献人士的褒扬，同时也希望名誉会员能够支持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协会成立之初至年底，机关会员达129个，个人会员202个，发展速度非常快。机关会员主要包括省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等。机关会员在全部会员中所占比例不小，但并不能改变协会民间社团的性质。这些机关会员与协会之间是松散的平等关系，不存在行政隶属。协会通过的决议没有强制力，只具有参考价值，采纳与否，取决于机关会员，机关会员没有义务必须采纳。相反，机关会员却受各自行政隶属关系影响而对其行政主管负责，如国立图书馆对教育部负责，省立图书馆对教育厅负责，大学图书馆对大学负责，等等。
协会成立时机构设董事部和执行部两个部门。董事部设董事15人，由会员公选产生；部长1人，由董事互选。董事任期3年，每年改选三分之一。董事部职权包括：规定进行方针、筹募经费、核定预算及决算、审定会员及名誉会员资格、推举候选董事、规定其他重要事项。执行部设部长1人，副部长2人，由会员公选。职权有：拟定进行方针、编制预算及决算、执行董事部议决事项、组织各项委员会。1929年，协会在南京举行了第一次年会，大会议决董事部改为监察委员会，人数由15人改为9人，职权也有所变化；执行部改为执行委员会，设执行委员15人，由会员公选，任期3年，每年改选三分之一，职权也有所变化。1936年年会时，监察委员会又改为监事会，执行委员会改为理事会。监事会9人，理事会15人。理事会互选常务理事5人，其中推1人为理事长。抗战期间，也是如此。从协会的组织看，无论监事会或理事会，其成员均由会员选举产生，是一个小型民主社会，而不是由政府提名或任命，对政府负责。因此，协会在组织上完全独立运作，不依附于其他任何机关。
根据协会组织大纲，经费包括机关会员年费5元、个人会员年费2元、捐助费和官厅补助费。在实际过程中，会员会费是协会运作的主要来源，捐助费和政府补助时有时无，后两项不能成为维持协会运作的稳定经费来源，但其在特定时期发挥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如协会成立之初，计划宏伟，事业众多，以致经费支绌，特向临时执政段祺瑞提出经费补助申请。1925年8月，临时执政府批准5 000元。这一数目是协会第一年其他所有收入总和的几倍，对协会初期事业的展开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后政府一直没有如此大量的补助。从中华图书馆协会存在的历史看，捐助费和补助费是年会开支的主要来源，而会员会费则是日常运作开支的主要来源。需要说明的是，政府或机构虽然捐资或补助协会，但并没有向协会提出过政治要求，协会也没有牺牲宗旨而展开筹募活动，即，协会在经费上是独立的。
（三）协会战前的运作成效
全面抗战爆发前，协会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包括：
一是从事图书馆或与图书馆有密切关联的基础性调查。协会成立后不久，随即着手图书馆调查，先后于1925年、1928年、1930年、1931年公布了《全国图书馆调查表》，对全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脉络一目了然；协会也一直致力于各地书店的调查，陆续在会报上发表了《北京书店一览》 《山西各书店一览表》 《浙江各书店一览表》 《济南上海苏州长沙福州厦门云南各书店一览表》 《南京书肆调查表》 《上海书店一览》 《宁波书店一览》 《桂林书店一览》 《昆明书店一览》 《哈尔滨书店一览》 《沈阳书店调查表》 《安庆书店调查表》 《广西书店调查表》 《桂林书店调查表》 《温州书店调查表》等；协会对期刊的调查持续不断，相继刊发了《中国定期刊物调查表》 《中国政府出版期刊调查表》 《二十年度新列中国期刊调查表》等。这些调查对图书馆事业的展开提供了便利。
二是积极加强与国际图书馆界的合作。受中华图书馆协会及教育部委派，沈祖荣于1929年6月14～30日出席了在罗马和威尼斯召开的第一次国际图书馆大会。沈祖荣向大会提交了中国方面的论文数篇，包括戴志骞的《中国现代图书馆之发展》、胡庆生的《中国之图书馆员教育》、顾子刚的《中国图书制度之变迁》、沈祖荣的《中国文字索引法》等。这些论文在会上都得到了宣读，反映积极。1935年，汪长炳由协会委派出席了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第二次国际图书馆大会，并向大会提供了由袁同礼主编的《中国之图书馆》 （Libraries in China）一书，内中包括裘开明、吴光清、沈祖荣、查修、严文郁、蒋复璁、柳诒徵、戴罗瑜丽、杜定友所撰9篇文章。会议期间，汪代表协会，邀请国联的国际图书馆委员会在中国举行会议。协会还多次派代表参加国际图书馆协会联盟的国际图书馆委员会大会，或向大会提交论文。在国家层面，协会与美国图书馆协会交往密切，先后接待过鲍士伟、杜威等美国图书馆界重量级人物；委派人员出席美国图书馆协会50周年大会，等等。中美图书馆协会的密切交往，为战时两国图书馆的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外，中国图书馆界与英、法、德等国的图书馆界都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三是刊行图书馆学专业期刊。协会创办的定期刊物有《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和《图书馆学季刊》两种。《图书馆学季刊》是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图书馆学专业期刊，创刊于1926年，主编为刘国钧博士。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停刊，发行时间10年。宗旨为：“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17事实也确实如此。该刊发表的论文既包括中国传统的目录学、版本学，也包括现代西方图书馆学的内容介绍；既有图书馆学理论探讨，又关注图书馆实际问题；既注重现代图书馆事业，又不忘图书馆的发展历程。内容宏富，精彩纷呈。《图书馆学季刊》引领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发展的潮流。《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是中华图书馆协会“为本会传达消息”的刊物，执委会希望“以此为全国图书馆事业之通讯机关”18。因此，《会报》上刊载了民国时期大量有关图书馆事业的信息。《会报》的资料性作用无可替代。有学者统计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期刊的种类，共113种19。抗战爆发后，有90种停刊或此前已经停刊，包括《图书馆学季刊》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等名刊。抗战期间图书馆学专业期刊存续时间最长的，为《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从1938年到1945年，从未间断。《会报》记载的图书馆界信息，也非其他图书馆学期刊可以比拟。《会报》在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历程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是推动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1925年，协会与国立东南大学、中华职业教育社、江苏省教育会合组暑期图书馆学校，地点设在东南大学。根据计划，袁同礼、刘国钧、李小缘、杜定友、洪有丰等担任教授。1926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与武昌华中大学文华图书馆科联合招考图书馆学免费生，由文华图书馆科负责教学。协会推戴志骞、刘国钧与文华合组考试委员会。第一年录取9人，1928年、1930年、1931年、1932年、1934年、1935年，协会先后配合文华学校，持续为培养图书馆学人材而进行各项工作。1936年，在青岛举行的协会第三次年会上，协会教育委员会提出系统的暑期讲习会计划。根据该计划，每年春假时，由协会函各省政府教育厅或市政府教育局，咨询举行图书馆员讲习会事宜，并协助讲习会的进行。在抗战前，协会在推动图书馆学教育方面发挥了极大作用。
当然，除了上述成就外，协会在图书馆分类、编目、索引等方面也都成效卓著，在图书馆事业的推广方面，也是用心良苦。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举。战前中华图书馆协会取得的各种成就，都是协会的自发行为，通过与社会各界的协调来实现。协会是个独立的文教社团，与政府关系密切，但不受政府控制，具有较强的独立意识。战前协会取得的成就表明：文教社团在推进社会进步方面，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四）中华图书馆协会与图书馆界的关系
中华图书馆协会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图书馆行业协会组织，能够高屋建瓴，对民国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发挥指导作用。协会提出构建“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宏伟计划，这一目标激励着图书馆界精英为之不懈奋斗。抗战爆发后，图书馆界的学术研究基本上陷于停滞，而抗战建国成为协会，也是中国图书馆界的奋斗目标。现实很清楚，如果中国都没有了，哪里还需要“中国的图书馆学”？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岂能坐而论道？支持政府抗战、挽救民族危亡成为协会工作的中心所在。即便如此，协会也没有放弃“中国的图书馆学”梦想。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简称文华图专）校长沈祖荣在1944年图书馆复兴计划中再次提出了这一构想。协会的远大目标和踏实精神是那个时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精神支柱，是任何其他图书馆组织不能取代的，也从未见过哪个图书馆或协会提出过超越协会的目标。因此，中华图书馆协会是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引领者。
中华图书馆协会汇集了民国时期图书馆界的精英分子。协会理事长长期由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实际馆长袁同礼担任。袁同礼曾在清华大学图书馆任职，有一定的图书馆实践经验，后到美国留学，习图书馆学，现代图书馆学理论素养深厚。协会成立时，即负实际责任，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图书馆学家。蒋复璁为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在协会中地位举足轻重。他曾服务于松坡图书馆，实践经验丰富；后留学德国，习图书馆学。回国不久，担任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沈祖荣长期为协会图书馆教育委员会主任，文华图专校长。1914年，沈祖荣受韦棣华女士资助，赴美学习图书馆学，是民国留美图书馆学第一人。文华图专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各大图书馆担任要职，形成了著名的文华一代。沈祖荣对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贡献功不可没。刘国钧一直是协会学术刊物《图书馆学季刊》的主编。金陵大学毕业，留学美国，图书馆学硕士，哲学博士，回国后任职金陵大学。《图书馆学季刊》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方面最权威的刊物，闻名世界，在推动中国的图书馆学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杜定友、李小缘、戴志骞、胡毅生等，均在协会中担任过要职，对协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他们这一代人，都有留学经历，图书馆学理论先进；又有在图书馆的实践经验。世界眼光、中国经验是他们这些协会主要成员的基本特征。这些图书馆人材，分散开来，就是一颗颗珍珠；聚在一起，就是群星璀璨。协会聚集了这些图书馆界的佼佼者，也决定了协会发展的远大方向。协会取得的辉煌成就，既是这些精英分子的设想，也是他们努力推进的结果。没有他们，协会将一无所成。
协会主要由个人会员与机关会员组成。机关会员虽然在数量上不及个人会员，但地位却是个人会员不能比拟的：个人会员只是图书馆员或图书馆爱好者，而机关会员却是图书馆实体，展现的是图书馆事业的成效，更能将协会的发展目标付诸实施，或作为实施参考。在图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协会与机关会员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任何一个机关会员，尤其是国立图书馆、省立图书馆，无不受其教育行政主管机关管理，接受其领导，必须贯彻文化教育政策；对于协会决议，机关会员采取与否，决定权在机关会员，协会对机关会员没有任何强制执行力，机关会员没有义务执行协会的决议。这是协会与机关会员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协会超然于教育行政机关以外，不受其领导，具有高度独立性。对那些机关会员想提而又不便提的建议，协会可以超然姿态向教育主管部门提出，或在全国教育会议，或其他可能的相关平台上提出。这种超然性又是机关会员不具备的。因此，协会与机关会员的互补性很强。两者之间的密切合作，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无疑起到了相得益彰的成效。
协会是中国图书馆界的代表，但并不是唯一代表。从图书馆组织看，除了全国性的中华图书馆协会外，各地也有自己的协会组织，如北平图书馆协会、浙江图书馆协会等；从实体看，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国立中央图书馆是两大国立图书馆，对推动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从所有权看，上海的私立东方图书馆，在1932年2月之前，其藏书数量与当时最大的公共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不相上下，尤其其私立的运作方式，相当成功，值得玩味；从收藏特色看，江苏的国学图书馆、东吴大学的法学图书馆，都有其独特之处。在图书馆事业蓬勃发展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图书馆争奇斗艳，别具特色。然而，最能代表中国图书馆事业者，莫若中华图书馆协会。
中华图书馆协会是中国图书馆界的代表，指引着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方向，又为实现图书馆界的具体目标而不断努力。协会体现出来的高瞻远瞩和脚踏实地的精神，正是民国图书馆人的精神。在这种精神指引下，中国图书馆事业稳步发展；在这种精神指引下，中国图书馆界支持全面抗战政策，并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为全面抗战创造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