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的图书馆议案
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一方面固然检讨此前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花费更多时间讨论抗战时期教育的实施问题。图书馆界提出的检讨问题，体现在三个提案上，分别为《请确定全国图书馆制度以广文教案》 《请确定图书馆员教育制度以宏造就案》 《请确定图书馆事业费在教育经费中之比率案》。有关战时图书馆事业的提案不是很多，主要有两件，一件是《请在西北较安全地区筹设大规模科学馆及图书馆案》，一件是《社会教育改进案》。
《请确定全国图书馆制度以广文教案》。民国建立以来，图书馆在教育行政中一向没有明确的地位，图书馆各自为政，以致机构不灵，发展不利，没有能够充分展示图书馆在教育上的功用。刘国钧于1928年5月向全国教育会议提交了《请规定全国图书馆发展步骤大纲案》，其中包括完成全国图书馆系统和完成图书馆行政系统219。该案虽经大会和审查会议决通过，但会议结束后大学院却没有能够将其付诸实施。此后不断有人呼吁确立全国图书馆制度，均无疾而终。在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上，两大国立图书馆联袂提出《请确定全国图书馆制度以广文教案》，表示：“今后国省县市所立图书馆应配合相当需要，分级联成整体，各接受其上级之辅导，同时负责督促改善之主管官署，应组织专门委员会，考察图书馆之实况，设计图书馆事业之种种标准及施政方针，另设置学识充足之督导员，与国立、省立图书馆联络，认真视察，层层节制，严施奖惩，以观成效。”220该案提出的解决办法为：行政方面，包括教育部设置图书馆教育委员会，以设计全国图书馆各项标准及应行步骤；各省教育厅设置全省图书馆教育委员会，设计各省图书馆事业如何逐步进展；教育部设置图书馆督学，分区视察全国各省立图书馆及专科以上学校图书馆；各省教育厅设置图书馆督导员，分区视察全省县立图书馆及中小学图书馆；省立图书馆辅导全省县立及中小学图书馆；等等。建设方面，包括每县必须设立图书馆一所、每省应在省会设省立图书馆一所，每省应依照现行行政督察区，添设若干省立图书馆或其分馆，等等。该案比1928年刘国钧提出的议案要详细，职权划分也更为明确，不过，两者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
《请确定图书馆员教育制度以宏造就案》。图书馆界对图书馆教育比较重视，1922年中华教育改进社设立图书馆教育组时，即已提出图书馆员教育问题。中华图书馆协会于1925年成立后，即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资助下，招收图书馆学免费生。这一时期，各种图书馆短期培训等教育方式也陆续出现。比较而言，图书馆界更希望中央政府能在图书馆教育方面发挥作用。李小缘在其名著《全国图书馆计划书》第二章中列举“国民政府对于中国图书馆发展之责任”第1条即为“国民政府应搜罗图书馆专门人才，并先筹备专门款项与稳固基金，设立大规模国立中山图书馆，及其附设图书馆学校”221。 1928年全国教育会议上，刘国钧等也提出希望国民政府在图书馆教育方面发挥作用的议案。20世纪30年代，随着图书馆普遍设立，图书馆人才短缺问题日益严重，以致对图书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零星的分散的图书馆教育远远不能满足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需要。鉴于图书馆教育的重要性，在这次全国教育会议上，图书馆界代表提出该案。该案认为，图书馆为专门事业，需要专门人才管理。现在图书馆事业亟待发展，但曾受专门训练人才太少，深感供不应求；晚近专习图书馆学的少数人员，均为数处大图书馆所吸引，而一般民众图书馆无由延致；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图书馆，已发展至相当程度，中国宜急起直追，需要基础知识充足的高级图书馆员。为此，该案提出分设图书馆学院及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图书馆学院目的在造就各大图书馆之高级馆员，招收大学毕业生（不拘科系），修学一年，派往各大图书馆实习一年，然后考试毕业，呈请分发各馆录用。此学院最好为国立，或由现有之专科学校改组，全国可有一所或二所，每年按照需要情形，决定招生名额。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目的在造就一般普通图书馆员，招收高级中学毕业生，分二部教授，一部训练大图书馆中之助理人员，一部训练为民众图书馆之管理员，修学二年，在各图书馆实习一年，然后考试毕业；各大学及师范学院添设图书馆学科系，其教育目的及训练方法比照前两项办理。该案经会议修改后，表决通过。
《请确定图书馆事业费在教育经费中之比率案》。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缓慢，原因之一在于经费缺乏和没有保障。就政府方面而言，因经费拮据，难以拨出大笔款项，以推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清末以来，各届政府都公布了《捐资兴学褒奖条例》，以鼓励民间力量从事图书馆事业建设，但从总体上看，收效甚微。因而推动政府保障图书馆经费成为图书馆界努力的主要方向。1925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委员会甚至向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提出美国退还庚款三分之一用于建设图书馆的提议，希望中基会采纳。1928年全国教育会议上，有关图书馆经费问题的提案也不少，如王云五提出的《请大学院通令全国各学校均须设置图书馆并于每年全校经常费中百分之五以上为购书费案》，大会讨论通过。不过，该案形同具文，没有得到教育部支持并执行。中华图书馆协会历次年会上，也大多有要求政府规定图书馆经费在教育经费中所占比率的提案，同样没有结果。此次会议上，中央图书馆筹备处再次提出经费问题，表示：“夫御侮图强必先求民智之开，国力之进，故灌输新知旧识发扬民族精神之图书馆实不可或缺。图书馆事业不但关系于学理技术上之研究，兼为推行社会教育得力之设施，除独立者外，亦（抑）或附属于机关学校等，宣传与诱导，斯为利器。无论如何必尽量保障其经费之安定及独立，使与其他事业有相当之对比，以利进展，而宏效用。”2221929年教育部公布了改进高等教育计划，其中规定图书费不得少于经常费的百分之二十，偏重仪器标本的学院，也不得少于百分之十。同时中华图书馆协会也有“各省教育厅各特别市应于每年经常费中规定百分之二十，为办理图书馆事业费”拟议。该案援引这两个机构的数据，提出图书馆事业在一般教育中所理想的经费比率为“至少在百分之十五以上”223。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审查的结果是送教育部参考，无异于否决了“百分之十五以上”的提议。
《请在西北较安全地区筹设大规模科学馆及图书馆案》，由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王捷三提。该案表示，军兴以来，后方各地经常被敌机轰炸，尤以各大都市为甚，所有各该地的科学仪器与珍贵图书，和具有文化历史价值的古物古迹，均择地移藏，闭而不用。而其他较安全地区，不但没有受到敌机轰炸，而且因为教育机关及其他团体大量集中，人烟稠密，学校林立，科学仪器与图书的需要，最为急切，因此他提出“请筹设大规模科学馆与图书馆，以应抗战建国之需”224。具体办法为：在西北较安全地区，如汉中、天水等地，筹设大规模科学馆与图书馆；将各地移藏的科学仪器与图书古物，收集一处，不必另行增置，既便于保存，又免靡费。经审查，案由改为《请在西北较安全地区筹设大规模科学馆、图书馆及古物保存所案》，原办法送请教育部酌量办理。该案虽然当时没有受到重视，但对此后国立西北图书馆的建设，不无积极作用。
《社会教育改进案》是这次会议的一件重要议决案，由教育部提出，内容广泛，其中“分期增设民众学校及其他社会教育机关”第4条为“未设省市立图书馆及体育场之省市，应即开始筹设省立图书馆及体育场”。与图书密切联系的还有第2条“各县市应设县市立民众教育馆一所”，第3条“各省应按照现分行政督察区，或地理及交通形势划分民众教育辅导区，每区设省立民众教育馆一所”225。该案虽然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并无系统而有效的规划，但毕竟有所注意。这大概是图书馆界得以聊以自慰的地方。
值得注意的是，该案虽然没有过多关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却注意到了社会教育人员的保障问题。《社会教育改进案》第6项为“保障社会教育服务人员”，称：“社会教育人员与学校教职员同为国家服务，在平时无问寒暑，深入乡村；在战时或身临前方，或驰驱万里，殷勤施教，辛苦备尝，故因公殒命或因公受伤致成残废者，无论平时战时事实屡见，但养老抚恤尚无法规可资援引，兹为昭国家待遇之公允，与激励服务热忱计，应使社教机关服务人员与学校教职员同受养老金及抚恤金待遇。”226具体办法为：由教育部呈行政院咨立法院请修改学校教职员养老金及抚恤金条例，使同样适用于社会教育机关服务人员，或另订社会机关服务人员养老金及抚恤金法规。该案将图书馆员列入了社会服务人员名单之中，对抚慰图书馆员，不能说没有积极意义。
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关于战时图书馆事业的提案不是很多，仅此寥寥几件。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影响因素很多，如图书馆界代表不多，战时交通不便，图书馆事业不受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各界重视，等等。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与蒋介石的态度有关。抗战全面展开后，教育界就战时教育与平时教育进行了热烈辩论，即，应该打破所有正常的教育制度，还是保持正常的教育系统，而参以非常时期的方法。蒋介石对此讨论不以为然，在会议开幕训词中，重申他的“平时要当战时看，战时要当平时看”论。他表示：“战时生活，就是现代生活。现在时代，无论个人或社会，若不是实行战时生活，就不能存在，就要被人淘汰灭亡。”他反对两种观点：一是，不是所有的教育，都可以遗世独立于国家需要之外，关起门户，不管外面环境，甚至外敌压境下，还可以安常蹈故；二是，也不能说，因为在战时，一切的学制课程和教育法令，都可以搁在一边。他提出，最基本的一点，这就是“要坚定我们全国抗战的意志，建立我们建国的精神，尤其要时时刻刻提高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227，蒋的训词，为会议定下了讨论基调，对各项提案，也不无影响。
图书馆界的战时转型，是对日本侵略行为的积极反应，又是抗日救国思潮赋予图书馆界的时代要求。内容极为广泛：
首先，图书馆的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战前，图书馆围绕书刊流通而展开工作；现在，图书馆以救国为宗旨，流通变成了手段。工作性质的变化直接改变了图书馆的工作方式，转移和保存珍贵文献成为重中之重，民众获取知识的需求为获取战争信息的需求所代替，书刊流通的地位明显下降。客观上，出版事业因战争影响而不能正常生产，图书馆也无法获得更多的书刊，加上经费缺乏、交通困难等问题，图书馆书刊大量减少，更新速度变慢，也间接影响了书刊流通。在中日交战区域或附近地区，图书馆一般闭馆大吉。战时图书馆的工作因陋就简，极为简单。
其次，图书馆的区域分布发生了变化。战前，图书馆事业较为发达的地区为华北、华东、华南地区。现在这些地区为日军占领，众多图书馆被摧毁或书籍被迁出，大量文教人员和机关内迁，转移到西部大后方，西部地区成为新的文化中心。图书馆界精英分子在西部地区集结。西部地区民族众多，文化水平不高，巨量文教人口涌入，促进了东西部文化交流。区域文化差异，促使图书馆的工作内容随之改变，加强对西部地区的文化了解，将西部地区发展成为新的文化基地，成为图书馆建设的重要内容。
最后，图书馆界的本位救国理念进一步增强。文教机关内迁，是以空间换时间，积蓄力量，争取外援，以求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因此抗战救国是图书馆界的时代使命。抗战救国，对图书馆界来说，就是做好本职工作，在文化战线为救国创造良好条件。这是图书馆界的共识，无论个人还是中华图书馆协会都是如此。在协会层面，尤为明显。协会组织年会，参与全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年会，参加第三次全国教育会议，在不同场合，通过不同形式阐述图书馆在抗战中的价值和战时图书馆的工作设想。个人会员和机关会员则尽量做好书刊保存和流通工作，以满足读者的战时需要。全面抗战爆发后，图书馆界无论在理论探讨还是工作实践方面，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图书馆界的本位救国理念得到了进一步增强。图书馆界的战时转型，完美地诠释了图书馆界的爱国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