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图书馆界的工作设想
战争全面展开后，中国图书馆界构思的服务战争方式，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对现有图书馆进行改造，适应形势的变化。由此衍伸出图书馆的战时设施。二是设立军营图书馆，配合军事需要。此外，中国图书馆界法治主义者另辟蹊径，提出战时图书馆立法，以规范战时图书馆运作。这四种工作设想，具有典型意义。
（一）图书馆的战时工作
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图书馆界对图书馆的战时工作进行了设计。如刘国钧提出图书馆与民众动员问题、杜定友提出战时图书馆工作与态度160、陈训慈提出图书馆的应变工作与经常工作161、严文郁提出抗战建国期中的图书馆事业162、熊洪薇提出抗战中图书馆的教育和文化工作163等，以上设想或因民众动员的需要，或因战时环境的变化，或为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尽管出发点不同，但转变图书馆职能以适应抗战救国的基本方向则完全一致。概括起来，图书馆界认为图书馆的战时工作内容主要包括：
一是办理书刊展览。中国图书馆界提出，把与抗战有关的一切图书杂志，都尽量地搜集，用艺术方法把它们排列装潢，做公开展览；也可以加上战争状况及战地情形的照片，或战利品及作战器械实物等，照片和模型效果比较好，能够吸引人。展览会的内容每次都要有变化，主题也应该每次都不同，以切合时事需要为原则，抓住人民的情绪，使每个参观者都能印象于心。在物品的排列上、部位的组织上，都需要运用心理学知识，匠心独运。纷乱的陈设会影响展览效果。总之，每次展览都应该目标明确单纯，不要使参观者有目迷五色之叹。
二是组织专题演讲。邀请专家在图书馆围绕一个问题进行讨论，只有系统地讨论，才能达到宣传效果。有人认为演讲不是图书馆办的事，这个说法不对。刘国钧表示，演讲与图书事业配合，会更为有力。文字的存在是永久的，而演讲的存在只是暂时的。文字的运用偏于理性，而演讲则能激发感情。如果听了演讲，再去看书，则暂时获得的印象可以不致消失；或是看了书而又听演讲，则冷静得来的知识可以发生烈焰。因此图书和演讲联络起来，能够产生更大效果。所以不仅民众教育馆中的图书馆应该与演讲部密切联系，独立的图书馆也要利用演讲来动员民众。
三是加强图书流通。图书馆界认为，图书的流通推广，目的就是使全体民众受益。在抗战时期，要使每个人都深切了解并体认国家的危机和自己的责任。凡能达到这个目的的任何手段都可以采用。图书的流通推广，如设立分馆、代办处、战地书报流通图书馆、巡回文库、旅行文库等，都应该极力推行。效果最好的，似乎是巡回书车。因为可以到达很多地方，利用它宣传抗战工作，推进民众动员，自然最有效。
四是加快图书更新。图书馆界表示：对于抗战图书，因有时间性，此类书籍应该随时添购，以满足读者对形势认识的需要。如果书架上都是过时图书，读者阅读兴趣就会随之减少。对于提高民族意识、培养抗战精神以及有关战事知识的图书期刊，应广为罗致；报纸为传达信息的利器，应该设法订购，当天的日报不能到达之处，可将无线电广播的消息，编为壁报，分贴各处；购书经费不足时，也可以通过募捐方式补充；图书刊物可以赠送的，尽量索取；整理工作，尤其应该敏捷，使阅者先睹为快。
五是编辑专题书目。图书馆应该选择若干种书籍，如敌国情况、抗战经过、防空方法、自卫战术、兵役等都可以作为主题，编成读书程序，作为读书指导，以引导读者获得相当知识。编辑这类书目应注意：1.题目有明确的范围；2.所选书籍要精粹扼要，不宜太多；3.书名下应略述书中大意，以便于选择；4.同一题目，可依程度深浅，编二三种目录，以便读者选择而读；5.书目所列清单，应为馆中所有，读者可以借阅；6.书目包括论文、照片、图画等，不必限于成部的书。
上述几种工作内容是图书馆界讨论比较多的方面，此外还包括办壁报、延长阅览开放等各种各样的工作设想，不再一一列举。这些工作设想，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图书馆的基本工作，如加强图书流通、加快图书更新、编辑专题书目等；二是图书馆的拓展工作，如办理图书展览、举行专题演讲等。将图书馆的平时工作与战时工作结合起来，是图书馆界设计战时图书馆工作的基本倾向。
（二）图书馆的战时设施
图书馆的战时工作，是为了实现文化救国。然而，图书馆战时工作的展开，必须以保证图书馆员与读者安全为前提。只有这样，读者才能踏踏实实地阅读，馆员才能安安心心地工作，这是图书馆战时工作异于平时工作的基点所在。林芸薇系统地探讨了图书馆的战时设施164，其主要内容如下：
一是馆址选择。为了防止敌军空袭或以其他形式破坏图书馆，作者提出战时图书馆选址的三原则：1.地方安全。这里的安全当然不是绝对的安全，而是相对安全。比如周围都是木质小屋，一旦发生火灾，图书馆就容易受到波及。又如，如果附近有大建筑物，也很容易成为敌军攻击目标，所以选址第一就要注意周围有没有危险的建筑物。2.交通便利。图书馆附近如果有军警部队，或主要机关，则民众往来阅览会有很多不便。如果远离民众住所，读者往来耗时过多，也不利于阅读推广。所以交通选择极为重要。3.环境优良。如果图书馆附近有嘈杂的声浪，或戏院、车站、工厂等，都足以影响阅读效能。
二是设备充实。战时图书馆必须有特殊设备，以应付紧急情况。这些特殊设备包括：1.防空壕。如果在图书馆内部或附近，有比较空旷的地方，那么可以用来建筑防空壕以备临时躲避。同时，从阅览室到防空壕的路上，要有明显的标志来指示防空壕所在，才不致使读者遇突发情况时无所适从。2.避难室。假如不能建筑防空壕，至少也要设法设置一所避难室，使读者在临变时不至于惊慌失措。选择避难室时，一定要在全馆比较安全的地方，不可随便指定，以求塞责，尤其要注意避难室容量是否足以容纳通常来馆的阅览人数。3.土沙袋。为防止燃烧弹的破坏，必须预备土沙袋，特别在书库里面，每一书架，应有土沙袋。安置土沙袋时，必须放在不潮湿的地方，如果不干燥或遇水，土沙袋就失去了价值。4.灭火器。图书馆最怕纵火，也容易被奸人破坏，所以灭火器一定要设置周全，不然，遇到不幸的事情，所受的损失恐怕不止于购置所用的数额。
三是秩序训练，也就是应急训练。图书馆遇到紧急情况，最怕读者不能遵守秩序，东奔西走，胡乱叫喊，甚至携带书籍，逍遥离去。所以图书馆应在事前予以良好的准备，否则临时张皇失措，局面混乱。作者提出三点应急训练：1.人员训练。为应对突发情况，图书馆应在事变前训练图书馆员，使他们遇到突发情形时，措置裕如，不但自己不会张皇失措，还能指导读者，转移到安全地带，同时间接养成读者维持秩序的习惯。2.工作分工。要使馆员不张皇，秩序不混乱，先要把馆员在事变时所应担当的工作分配妥善，如谁担任收书，谁担任管制灯火，谁管理门户，谁指导读者到防空壕或避难室，这些都要实现分配清楚，以免突发状况时张皇失措。3.事后整理。事变后，馆员要立刻恢复状态，关于书籍器皿，尤其要马上点查。如有发现遗失，应立刻设法查找，切不可给不肖之徒以偷窃机会。
林芸薇的这些设想，建立在战时图书馆发展的基础之上，对有意推进战时图书馆事业者来说，具有借鉴意义。
（三）军营图书馆
“九一八”事变后，图书馆界已经形成了军营（阵地）图书馆的建设设想。战争全面展开后，鉴于图书馆在战争中的重要价值，军营图书馆的设想再次被提了出来，并且更为完善和具体，其中朱焕尧设计的军营图书馆最为系统165。根据该设想，阵地图书馆分为前线图书流通和后方图书流通两大部分。
1. 前线图书流通
其一，系统组织。
前线图书流通工作单位是战地流动图书团，层层节制，上属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其结构简图如下：
图2—1 前线图书流通结构简图
战地流动图书馆总部，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教育部、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中华图书馆协会各简派人员组成，设总务、征集、购置、审查、编类、运转各组。总部下辖分部，分部由各战区司令部训练处、各省教育厅、各省立图书馆及总部派遣之人组成，内设总务、征集、编审、运转等组。分部下辖各战地流动图书团。各团内分总务及营阵流动图书队、阵地后方流动图书队。总部设在重庆，分部设在各战区的后方，各团则散居前线距离阵地数十里的地方。分部数量，以战区形势为标准，或多或少，因时而定。团的数目，则以在前线的师的数量确定。每个师配一个战地流通图书团，每一分部下25团。
其二，战地流动图书团。
战地流动图书团由11人组成，除由各该师政训处派遣一人、地方图书馆或教育机关派遣一二人外，其余人员均由总部、分部分发，并指定一人主持团务。总务职能包括：执行分部命令、设计推动营阵及阵地后方图书流动及宣传事项、接管分部运来的图书并为各流动队配置、与邻近各团接洽图书交换事宜并互商实施办法、军事机宜的联络、地方教育机关的联络、纠察团员的工作及行动、策划团员及图书的安全、工作的情况及其困难与心得按期呈报分部、调查地方上公私藏书、呈报分部总部以便为分部总部会商各级教育机关、设法迁至安全地带保存或利用。
营阵流动图书队、阵地后方流动图书队的工作职责也都有明确的规定。
2. 后方图书流通
其一，系统组织示意图（图2—2）。
教育部应该明白规定国、省、市、县立图书馆及机关学校等附设的图书馆，彼此联络的关系，视导的责任，及其各自分别在战时工作的中心。颁布法令，切实执行。
图2—2 后方图书系统组织示意图
国、省、市、县立各级图书馆的组织上，宜添设视导部分，辅导视察其下级图书馆，提供意见于其主管教育机关；各级教育机关也设置专员，认真监督考核，互为参证而严施奖惩。省区太广，或只有一所省立图书馆，宜依行政区域或地理形势而添设若干分馆为便。县立图书馆接触民众广泛，发动民众，最为重要。
其二，县立图书馆巡回书库。
县立图书馆的要务在于扩大图书馆的阅览范围，使其所藏图书与广大民众接触，而加强民众抗战建国的信念与力量，以与国策相应。扩大阅览范围最简便的方法，莫过于巡回书库。巡回书库大约分为两类：一为特殊读者而设，如伤兵医院巡回书库、难民收容所巡回书库、军营巡回书库、工厂巡回书库等；一为普通民众而设，如乡镇巡回书库、舟车巡回书库、茶园巡回书库、流动书库等。方案并就伤兵医院巡回书库、乡镇巡回书库等具体职责进行了明确规定。
3. 战地军民图书流通的经费、人材、图书问题
经费。战地流动图书团、分部、总部等，每月十一二万元，其中大部分是薪金。这些人员已经食禄公家，出此入彼，无损于国库。而政府发放的失业救济，可以调用。总计战地图书流通每月需要不过三四万元。
后方图书流通经费，以县为单位计算。平均每县办理乡镇巡回书库20余处，特种巡回书库2处，除开办费需千元外，每月开支约400元，其中以薪金和图书经费为多。如购置、编目事务等内部工作都由原有图书馆员担任，或民众教育馆员兼任，又可以减少二三人，则每月所需不过300元。如果一人管理两条路线，又可以节省近百元，那么每月大约200元。
朱焕尧表示：“每月以三四万元鼓舞前线军民，以二三百元发动一县民众，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国家根本，即使过费，犹在必行，况此区区，未为太甚。”166
人材。阵地流动图书团、后方流动图书队、总部、分部、辅导视察等工作人员，总计及万人。看似难以得到如此大量专门人材，但中华图书馆协会1938年11月统计，全国图书馆沦陷者2 500余所。平均每馆一人西来，也有2 500余人。如果政府对其职业加以调整，至少可得2 000人。这对于主持馆务、分类编目等重要职务，已经够用。如果不足，招收初高中学生加以短期训练，也可服务图书馆。
图书。根据朱的测算，前线需要书刊20万册，后方400余万册，每月再补充40余万册，根据内地藏书、印刷、出版等情况估计，推行此计划，难度似较大。但平衡利害关系，又不能不推行。那么解决办法有四：其一，募集私人图书，以为公用。其二，转运战区及准战区公私藏书于内地，不仅可以避免毁于炮火，或为敌人劫持，又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其三，政府及各文化基金机关拨款购置，以培植内地文化基础。其四，政府用直接间接办法，扶助印刷业、出版业发展。图书馆林立，图书需求增加，使其出版品畅销，也自然能刺激其繁荣。这四种办法，图书困难问题自可解决。目前即使不足，则巡回书库的流通数量，可稍微减少。经过积累，自会增多。如果减少巡回书库单位过多，可能会丧失普遍设立之义。
朱焕尧表示：“国家民族之复兴，一切事业俱有全盘计划。革故鼎新，俱有窒碍难行之处。而根本筹谋，临时设策，不畏艰难，不避险阻，亦俱终有解决之道。所难者，在无实行之决心与毅力耳。推进图书流通工作，亦复如是。”167这一计划相当宏伟，不过，过于理想，实施难度较大。如期刊从何而来，书籍从何而来，设备从何而来，尺寸如何，运输如何解决，等等。这些具体问题都没有涉及。再者，如果以政府部门出面组织阵地图书馆，似更难实现。毕竟军事压倒一切，他们无法把注意力放在战地图书馆方面，文化事业应该退居次要。尽管如此，该构想反映了中国图书馆界的拳拳报国之心。
（四）战时图书馆立法
图书馆的平时和战时工作截然不同。抗战全面开打后，中国图书馆事业遭到日军严重摧残，陷于瘫痪无序状态。文华图专一代、东吴大学法学院图书馆主任喻友信为了实现战时图书馆的目标与使命，提出战时图书馆立法，以促进战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168
1. 立法的必要性
战时图书馆立法之所以必要，基于对图书馆功能的认识。在喻友信看来，图书馆的主要目的是保存文化，而“文化乃一国家一民族自有生存以来之全部结晶的生命源泉”。消灭敌对方面的文化，“足以制死对方之再造能力”。正因为文化如此重要，作为文化集团的图书馆因而成为近代“战争之下众矢之的”。同时，文化典籍毁损后，不可能再得到恢复。因此，为了保证国家民族的绵延不绝，必须重视战时图书馆立法。
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图书馆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浩劫，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大学图书馆，毁于一旦。这些大学数十年收集的图书，尤其是不可多得的善本书籍，均被炮火焚毁殆尽，文化损失无法估量。产生这种情况，原因之一即为没有未雨绸缪，为战时图书馆立法，以至于战争爆发后，图书馆未能进入战时非常状态下运作，才有如此文化浩劫。图书避免战争厄运的最佳方式就是要有战时图书馆立法，促进战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图书馆平时有平时的使命与工作，战时有战时的使命与工作，两者截然分开。这是喻友信战时图书馆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鉴于战时图书馆立法的必要和迫切，喻友信草拟了《战时图书馆条例草案》，其第一条即为：“图书馆在国家发生战争时起，应即施行紧急战时工作，其平时规则与工作得暂缓推行之。”这一立法宗旨体现了喻友信鲜明的法治意识，炽热的文化关怀。喻友信身上体现出来的强烈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是中国坚持抗战、走向胜利的基本心理基础之一。
2. 立法的基本内容
第一，图书馆有责任保存或安全转移图书。因为图书馆是文化保存机关，一旦国家进入战时状态，图书馆就有责任保存或安全转移图书。喻友信认为，战时图书的保存方法主要有二：1.对于图书馆有单独建筑物的，在其兴建时，应设有秘密地下室，作为紧急事变时收藏珍贵善本手抄本之类书籍，或收藏能代表国家文化或地方文献之类的书籍。有了秘密地下室，即或图书馆受到敌机轰炸，但书藏于地下，总可免于非命；甚或图书馆被敌人占据，如果有秘密地下室，图书也许可以避免被劫走。秘密地下室或许并不完善，但在风云莫测之际，或有裨益。喻友信表示，没有单独建筑的图书馆，对其有价值的书籍，可商请有地下设备的图书馆代为保存。2.战争爆发后，处于可能被战争波及地带的图书馆，应将关系国家文化上或军事上有参考价值的重要图书迁移至安全地带收藏，以便能为国家保留文化元气，又可供军事参考之用。不管如何，图书馆员站在图书馆事业与国民立场上，都应该担负其保存图书的责任。
第二，图书馆有责任协助军事作战。喻友信认为，战时图书馆工作主要职能有二：1.协助国家军事机关人员研究或参考有关军事上的资料，或者提供敌对方面国家社会政治经济资料。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国家要想战争取得胜利，决不能只是依靠作战将士单独负责，需要全国动员，各尽其能，以利军事胜利。图书馆人员也不能推诿此国民应有之责任。2.实现全国战争总动员，必须依赖有力的政治宣传。而图书馆是知识界宣传的大本营，在战事发生后，应将馆内所有关于敌对方面的各种书籍，另行编制特种目录印行，以便供人参考，并将这些书籍另外排书架陈列，供人浏览。阅览时间在许可范围内适当延长。
根据上述设想，喻的《战时图书馆条例草案》第二条为：“图书馆本负有保存国家文化图书之责任，尤应于战时各自设法尽量保护图书工作，如兴建秘密地下设备，或迁往安全地带保存。”第三条为：“图书馆原已设有战时设备者，于紧急事件发生时，对其他图书馆未有此项而遇其有其他图书馆请求代为保存图书者，应即允诺而负有代为保管之责任。”第四条为：“图书馆于战时中，应将所有关于敌对方面之国家政治社会经济等图书画报等材料，另设专门部分，公开供给民众阅览与参考，图书馆并应随时指导说明之。图书馆开放时间应酌量延长。”这些法规条文很好地体现了战时图书馆的基本职能所在。
喻友信战时图书馆立法思想是长期浸淫于法律小环境下的结果。喻供职于东吴大学法学院图书馆，该法学院英美法在国内最为强大，在国际上也是声名远播。他本人对法学也有浓厚兴趣，撰写过不少法学论文。因为有强烈的法律意识，他提出战时图书馆立法也在情理之中。不过，客观地说，战时图书馆立法思想超越了中国国情。中国政府法治观念向来薄弱，战争期间更是如此，战时图书馆立法的可能性极小。从世界范围内看，即使图书馆事业发达的国家，也未见有战时图书馆立法。尽管如此，他从法律角度考虑推动图书馆法治建设，不无借鉴之处。
“一·二八”事变后，图书馆界对日本的文化侵略高度警惕。陈训慈指出：“吾人以为国人今后，应惕于日人摧残文化之野心，对于文化事业之被侵害，亦视为国家主权之受损；珍护图籍之心，应与保我土地无异。”他提醒图书馆界同仁“宜策万全之道，以防患于未然”169。国立北平图书馆也在“七七”事变前将重要书籍转移到上海等地。不过，图书馆界的危机应对，多为各图书馆个体的应对行为，而不是中央政府的积极应对。喻友信提出战时图书馆立法，将战时图书馆工作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实属创见。
图书馆界战时的工作设想较为丰富，以上仅为重要且有特色者。这些设想是否可行，以及如何施行，都可以讨论。但不可否认，图书馆界为战时工作殚精竭虑，值得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