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图书馆界的价值期许

（一）保存珍贵文献

图书馆界认为图书馆是文化机关，负有传承文化之责。传承文化的前提是保存珍贵文献，尤其是传统典籍。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日军对中国文化机关的摧残，印证了中国图书馆界的看法，即日军试图通过消灭中国文化，以从心理上征服中国。针对日军的文化暴行，图书馆界针锋相对，强调图书馆界在严酷的战争中要保存珍贵文献，以为民族复兴大业创造条件。

杜定友对保存文献典籍十分重视。作为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主任，他向图书馆员工表示：万一敌人登陆，广州成为苏州南京焦土政策的延续，“那时我们宜如何的去合力保存圕的书籍”？他对北平沦陷后北平图书馆典籍的损失、浙江南浔庞氏家藏善本被抢夺一空、南京失陷东南图书馆散失殆尽十分痛心，表示：“中大图书馆是华南最大的圕，应该早为设法免蹈后尘。……我们该努力去负起这（保护图书）伟大的责任。……（仪器可以有钱再买）但古书孤本图书却愈旧愈好，有钱也买不到。我们受学校国家的重托，负保全文献的责任，不得不请求大家协助，同心合力以图报国。”153

熊洪薇表示：“文化是国家的生命，是民族的灵魂，国土沦陷了，我们还有收复的一天，文化被毁灭了，我们的国家民族乃真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敌人想毁灭我们整个的文化，所以时常轰炸我们的文化机关。在这时期，图书馆对于民族文化历史上有重大价值的文献，应尽量保存，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东西，预先搬移到安全地带，或埋藏地下，以免遭受无谓的损失。同时某些东西分散到各地图书分馆，分别贮藏，以免集中一处，易为敌人轰炸目标。”154陈训慈对保护珍贵历史文献也相当重视，提出在战区附近的图书馆，除将公藏书籍设法妥藏外，更应该协助私家珍藏，迁地保存。

保存珍贵文献是战时图书馆界的基本共识。北平图书馆在战前即已将珍贵文献转移南京、上海等安全地带，国学图书馆、中央图书馆、浙江省立图书馆、中央大学图书馆、苏州图书馆等在战争全面爆发后，也都设法将珍贵文献转移到相对安全地带或随国民政府西迁。图书馆界重视保存珍贵文献，甚至置个人生命安危于不顾，展现了图书馆界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他们没有走向战场，但在文化战线积极抗战。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意识，是抗战最终获得胜利的宝贵的精神力量。

（二）注重社会动员

社会动员是全面抗战的重要内容，也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激励民众的主要方式。图书馆界认为图书馆员可以在社会动员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刘国钧提出，图书馆界服务抗战，主要通过民众动员的形式实现。他认为图书报纸，凭借文字的力量，可以鼓励人的意志，也可以消灭人的志气，能够左右人的思想和行动。中国战局紧张，需要全民动员，图书馆界应该尽量协助全体动员的实现。对图书馆来说，全民动员，以宣传为主，因为图书馆本来就是以图书文字来影响人们思想的，而文字宣传又是宣传技术的重要部分，因而宣传是图书馆在抗战期间的本位工作。宣传的目的是：“增强民众抗敌情绪，供给人民战时知识，培植人民自卫能力，唤醒人们民族意识，使人民乐意的、自动的参加一切战时工作，而达到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的一致的行动。”155

图书馆是对民众进行国家民族认同教育的利器。沈祖荣提出：“抗战最紧张就是图书馆教育最应紧张的时候。现在打仗不是专靠武力的。”没有钱不能打仗，没有粮食不能打仗，没有教育文化的培养，我们更不能打仗。没有钱，我们可以向别国借；没有粮食，我们可以设法购买；但教育力量不够，文化水准太低，结果国民没有国家民族的观念，没有现代知识，没有生产能力，“这样的一个国家，虽有至好的国际友人当然也爱莫能助；这样的一个民族，简直是天然的帝国主义的奴隶。老实说，一个国家整个国力的养成，完全靠着教育”。“图书馆是教育设施的一种，是不拘形式灌输知识、促进技术的利器。”因为不拘形式，又易于普及，所以图书馆“最合乎战时的需要，图书馆教育以战时的需要而存在，就应该适应战时需要而活动”156。简言之，图书馆是增强民族意识的重要方式，是凝聚民族力量的有力工具。

朱焕尧也表示：抗战建国，势非动员民众，协力同心，全体动员，不克有济，而发动民众的基本方法，端在教育。所以抗战以来，社会教育事业，风起云涌，殊途同归，无非在唤起全体民众，集中意志力量，用以救亡图存。图书馆事业为社会教育事业的一个部门，也自有应负之使命与特殊之效能。敌我情况之认识，民族意识之发扬，家国关系之辨别，国民生计之探讨，职业技术之进步，日常生活之改善调整，在在需要图书馆。一般大众，不论男女老幼，程度深浅，入其范围，均有所得，而来自书本透过理智的知识，大都能确信不疑，由意念而付诸行动。157

熊洪薇支持通过理智的间接的宣传以确立抗战必胜的信念。熊表示：抗战要想取得胜利，重视军事斗争的同时，必须注意发挥精神的力量，物质与精神并重。而宣传是激励精神力量最重要的武器。然而，现有的直接的情感的宣传，忽略了理智的间接的宣传方法。直接的情感的宣传方法，“只能够激起国人的情感作用，是不能持久的，情感所受的刺激愈多，所发生的反应也就愈小，而且群众的情感作用，容易陷于麻木……群众的情感兴奋，固有益于事，但若真动起来，就难以控制了”。因此熊氏提出要从事理智的间接的宣传，“以笃定他们对政府和领袖的信仰，确信最后的胜利必定到来。同时对于我们民族的伟大精神，或数千年来历史上圣哲的伟大人格……有所模仿和认识”158。

图书馆界的社会动员，有其自身特色，那就是利用书刊从心理上激励国民，形成理性抗战意识。国民政府对社会动员也很重视，然而，其效果不得而知。浙江省党部和省政府联席会议于1938年初，决议策动社会动员，以鼓动民众抗战。陈训慈淡淡地表示：“当局之离开民众久矣，而一部分青年对党与政府之反感，又若随战争而俱增。以地方党部策动民众运动，似尤多阻力，如何振作军心，振作民心，连系军民之合作，恢复朝野之感情，甚矣其不易也！”159这里，陈训慈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谁适合进行社会动员？不是说陈训慈反对社会动员，而是怀疑党部从事社会动员的成效。相反，他对图书馆界在民众教育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却表达了乐观态度。也就是说，图书馆界在社会动员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应该说，图书馆界的这种认识是深刻的。直接的说教式动员成效远远不如间接的感受式动员。

社会动员是图书馆界服务社会的重要内容，在战争时期，图书馆界的社会动员受到特别关注，是图书馆界从事全面抗战的需要，也是社会各界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需要。

不难看出，战争爆发初期，图书馆界认为图书馆的价值，主要有二：一是传承文化，即表现为保存珍贵文献；二是服务社会，也就是通过图书馆从事社会动员。抗战全面爆发后，图书馆的工作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然而，图书馆传承文化、服务社会的基本价值没有变化。不仅如此，环境变化，使得传承文化、服务社会显得更为重要。图书馆界在抗战爆发后出现的思想动态，既是个人对战争的思考，也反映了图书馆界的思潮趋向。这些个人思考体现的是一种职业本位思考模式，即如何在战时做好自己的本位工作，进而为抗战救国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