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地理与学术缠绕下的中国北方

第一节 地理意义上的中国北方

一切历史都是总体史，换言之，就是事实与观念在历史化的时间—空间结构中的相互交织、传播和扩散。从本质上讲，人的多样性本身就在于在制度、经济、文化等所建构的社会环境与自然的地理时空环境中人实践的多样性及相互交融。在其中，空间则构成了形形色色人们的生活实践大舞台。就中国来说亦是如此。中国历史就是各种类型中国人（游牧、农耕、狩猎）在南北东西的地域空间的实践中相互交流与融合的历史。在汉族（华夏族）主体历史推进之时，少数民族历史也在分化、组合中并进。146

总的来看，在历史与地理缠绕中，中国历史的空间舞台可以根据不同的类型划分出不同的区域，比如依据地理方位可分为华北、西北、东北、华南、西南、东南六大部分，以空间景观可以划分为农业、游牧、渔猎等三种类型。之所以会有如此之划分，一方面在于中国空间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更在于人们在不同自然环境中实践的多样性。正是这种实践的多样性及由此产生的地方多样性的各种认知意识 147，使得对中国历史的空间舞台划分成为可能。比如中国人关于南北方的地域观念。而要考察此问题，笔者认为有三点需要考虑：第一，先秦及秦汉时代，华夏族及汉族地域空间的扩展；第二，秦汉后，游牧民族南下定居北方与汉民族南下及与之相随的南方的深入开发，所导致的农耕与游牧民族的差异、分裂，使得南北方观念不断加深；第三，两宋后，南北方观念作为一种知识资源参与知识和权力的再生产及被消费。

先看第一点。中华原始时代文明点虽然是“满天星斗”，但核心却是在中原的华夏 148。“在三代时及三代以前是以河，济，淮，流域为地盘的政治的演进。” 149“华夏民族的最初形态是由黄河流域三大集群的主干部族并结合中原周边的一些少数部族凝聚而成的。”150先秦时代华夏文明的发展呈现出如下线索：“史前黄河流域文化的主体是东夷、西夏、北狄三大集群。从传说源头上分析，我们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黄帝代表北狄集群，炎帝代表西夏集群，太昊、少昊代表东夷集群。”151并且这些集团一旦形成，都向中原的核心地带 152集中。其中，炎、黄各部由于更早进入黄河中游流域和华北大平原，因此传说都以炎、黄为中原文化的代表。到“五帝”时代，作为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过渡期，也是华夏民族及华夏文化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的滥觞期。“期间社会组织体系上的最大变动和主导线索，是中原部落大联盟的建立、发展和蜕变。”这一时代的历史，可以大体划分为三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由传说的炎、黄、蚩尤之间的三次部落大战拉开序幕，各大集群通过激烈的冲突和较量而最终走向结盟，首次在黄河流域建立起以黄帝部为首的大联盟；此后随着部族关系的变动和彼此实力的消长，颛顼部、帝喾部相继主盟，大联盟趋向巩固。第二段落，即尧、舜、禹在位的时期，大联盟稳定发展，三大集群间的力量对比相对均衡，高层次的推举制（“禅让”制）逐渐完善起来，从而呈现出北狄、东夷、西夏轮流主盟的态势；这时在大联盟的覆盖之下，中华大地上已是“古国”林立，大联盟自身的政治结构也逐次成熟，并已初具早期华夏统一国家的雏形。第三个段落，从禹传位于启开始，接连发生一系列“夷夏之争”，期间后羿、逄蒙曾相继占据盟主的位置；直到少康、季予时期，夏部族的主导地位与“家天下”的局面最后形成，中原部落大联盟才从此寿终正寝。153

此后商灭夏，周灭商，周天子式微东迁，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直到秦扫灭东方六国而建立大一统王朝。

文明的发展也意味着活动空间的扩展，先秦时代，华夏族的活动空间顺着地理形势（主要是山河便利，其中河比山更适于交通扩展）呈现出向四方推进的总趋势：“一方面是华夏地区由中原向北逐渐扩展。夏时主要统治区在黄河中游地区；商时南至淮河，北至河北中部；周时南面到了长江南岸，东北到了辽宁南部；春秋时南到洞庭湖，北至山西中部；战国时南至五岭，北至阴山。另一方面是从下游向上游发展，夏商时主要在黄河中下游，周时向西发展到渭河上游，春秋时发展到洮河。长江流域从下游向上游的发展与黄河流域有所不同，主要是由于交通关系，黄河流域诸夏文化先到长江中下游，然后向上游发展。” 154总的来看，“从西周诸国林立，华夏与戎狄、蛮夷杂居的局面，至春秋五霸迭兴，华夏文化圈的扩大，再至战国七国争雄的局势，最后出现秦帝国统一局面的形成，前后大致经历了8个多世纪。” 155

正是因为向四方推进，所以，在先秦时期，华夏族的地域空间意识（如“五岳”、“九州”、“禹迹”、“五服”、“中国”、“四渎”、“四海”、“王土”、“夷夏”等概念）更多的是呈现出向四方发散的趋势，地域观念及方位感主要是以天象（星占学） 156和山水自然景观分域，南北方单独观念虽然也在孕育之中，但影响有限 157。 此后秦汉帝国时期，中国疆域的主体空间格局基本奠定。“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400年，是中国疆域基本形成的关键期。自战国以来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农耕区已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秦始皇统一六国即然。”在此时代，虽还有秦皇汉武的开疆扩土，但总体来说整个帝国疆域是转向维持。“到了汉代，华夏的扩张达到她生态上的极限边缘。”由此，人们的地域意识虽然还是四散扩展，比如“西域”、北方的匈奴、南方的南越等。但由于北面受挫，东方已扩及海滨，对西域管理的时断时续，人们的地域意识呈现出多重的开放性而更多采取地理与行政区划相结合的方式，所以，《史记·货殖列传》都是以“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北”、“陇蜀”、“三晋”、“巴蜀”、“滇僮”、“关中”、“三河”、“温、轵、西贾、上党”、“中山”、“赵”、“卫郑梁鲁”、“齐、鲁”、“荆、越”、“楚”等；《汉书·地理志》仍之。

再看第二点。魏晋南北朝和辽宋夏金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个大乱时期，近600年的南北分裂导致南北差异的加大158，正是由于长时期整个社会的各种矛盾基本上都是在南北方向上运动159使得南北方地域观念迅速发展。关于此，分为两方面：第一，游牧民族与汉民族的南北对峙；第二，汉民族对南方的不断开拓。

先看第一方面。在汉族历史形成同时，游牧民族历史也在分化组合中前进160。“其中的一个过程是中国地理范围内逐渐加速的人类群体的‘前进’与‘落后’的分化。这种分化多半集中在统一地理环境中存在地方差异的范围内。从这个过程出现了两个起初模糊，但后来变得清晰的趋向：落后地区的社会组织逐渐形成一个社会净化迟缓的原始集团，而活跃地区的社会组织则与之分离，自行成为一个迅速进化的集团。到后来，一个就成了‘蛮夷’，一个就是‘中国’。”161具体来说，就是“战国初年，华夏诸国的周围分布着许多蛮夷和戎狄，以后有的与华夏族合并、融合，有的保持自己的发展道路。靠近中原地区的戎狄，先后为魏、赵、韩、秦合并，遂与华夏族融合。东夷和淮夷也为齐、鲁所并。南方越族的很多地方成为楚国的领地。较远的如北边的林胡、楼烦，原居于晋、陕北部和内蒙古地区，先曾为秦、晋、燕北边大敌，战国时受赵、燕攻击，渐次退出长城以外，为匈奴所并。战国后期，匈奴南下，成为华夏族北边的劲敌”162。正是如此，此后的中国历史都是各民族在冲撞融合中推进 163。其实，纵观世界历史，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融合都呈现出巨大的惨烈性，中国亦是如此。整个帝国的注意力除了防止农民暴动外，其余几近全部放在北方边疆，在此注视中，北方游牧民族的作用陡增，社会各种资源不断向北方倾斜。拉铁摩尔认为游牧民族与汉族的南北关系决定帝制时代中国历史的走向，虽有些夸张 164，但也道出其重要性。这种地缘版图及由此引起的政治、财富、人才等方面的差异长期固定，体现在观念上就是南北方观念越来越成为帝制时代中国人的一种基本地缘认知。

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游牧民族的冲击，在汉化逐渐深入的过程中，由于政治的整合，北方的整体性不断凸显。其中典型体现就是南北风俗、学术的差异及区分，所以在整合这段历史时，除了分别编撰各朝的断代史外，最后必须用南北两史统而括之。

自晋室分崩，中原丧乱，五胡交争，经籍道尽。魏氏发迹代阴，经营河朔，得之马上，兹道未弘。暨夫太和后，盛修文教，搢绅硕学，济济盈朝，缝掖巨儒，往往杰出，其雅诰奥义，宋及齐、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165

随后虽然经过隋唐时期大一统王朝文化的极力整合，但辽宋夏金近300年的南北再次分裂，使得南北差异更加凸显。

再看第二方面。正如上文所论，三代上古时段，华夏族活动区域在中原，春秋战国时代扩及长城以南整个北方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秦汉、隋唐时代，从北方向江南及西南深层推进。反映在史书上，《史记·货殖列传》中江南民食鱼米，人烟稀少，耕作方式落后，商品交换很不发达，贫富分化的程度也很低。《汉书·地理志》：“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食物常足。……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166到南朝刘宋之时，江南获得初步开发。

江南之为国盛矣，……自晋氏迁流，迄于太元之世，百许年中，无风尘之警，区域之内，晏如也。及孙恩寇乱，歼亡事极，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纪，民户繁育，将曩时一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 167

到唐朝时白居易就吟唱“江南好”。这一切反映在行政区划上就是上古三代活动区域基本上全在中原地区，春秋时代诸侯国基本上都在北方，除此外有影响的只有长江中下游的楚、吴、越三国；战国时代七雄北方六长江流域一，《禹贡》中九州划分北六长江流域三；秦汉时代的行政区划分亦是北方明显占优，西汉刺史部北九南四（主要在长江流域）；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特别是岭南所设县的数目大增 168；唐初各道设置南北各五，开元时代则南八北七，到安史之乱后，唐王朝财富尽靠东南，江南“忠诚八道”以其财富支撑唐王朝存在100多年；北宋时亦是如此，在此设立转运使系统以支撑整个帝国运转 169，南宋靠东南半壁维持了100多年。

两个南北朝时期，不但是南北方政治的分裂，“两个南北朝所造成的南、北方隔离与差异，直接影响到中古以来的历史发展” 170。最显著的表现就是南北人口格局的逆转 171。并且由于这种逆转，至少在第二个南北朝时期，南北方民族结构及社会景观也产生巨大差异：在北方由于土著汉族南迁和少数民族源源不断进入，北方不少地区“胡化”相当严重，南方则是一方面人口数量膨胀，另一方面“汉化”程度也不断深入。到南宋时代，由于南方基本没有受到冲击，人口规模继续发展。一方面是大量北方人南迁，本时期“北方人口的南迁规模，远远超过以前的两次，即发生于西晋永嘉之乱以后的第一次南迁浪潮和发生于唐后期五代的第二次南迁浪潮” 172，另一方面则是南宋境内“开发性移民”的兴起，人们自发地“自人口密度较高地区向人口密度较低地区的迁移”，“事实上，无论就其规模而言，还是就其对南方落后地区开发的意义而言，较大规模的开发性移民的兴起都应自宋代开始讲起。可以说，辽宋金元时期是我国移民史上新旧两种模式交替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作为秦汉至元末这一阶段移民主流的自北而南（北方人口南迁和周边民族内迁）的浪潮将要终止，而作为下一阶段移民主流的自东向西（自人口密度较高的东部地区向人口密度较低的西部地区）的开发性移民浪潮已经来到” 173。正是如此，在辽宋夏金时期，北方人南下与游牧民族南下定居北方的交互作用使得南北人口形势完全逆转。

如以秦岭—淮河为界划分南方和北方，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集中在北方，广大的南方地广人稀。此后，随着南方的逐步开发，特别是爆发在北方的一次次大规模战乱，在北方人口因死亡和迁移而锐减的同时，南方人口却因相对和平的环境与北方避乱人口的一再迁入而有所增加。……南方占全国人口的比重，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约为19%，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提高到45.7%；然而，由于北方人口和经济具有顽强的恢复能力和南方局部地区的战争，到南北统一以后的隋大业五年（609年）南方人口所占比重下降至28.4%，唐天宝元年（742年）仍只占45.2%。然而，自宋代开始，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的全国人口总数中，南方占56.9%，北方占43.1%。……到元丰元年（1078年），南方在全国人口总数中所占比重上升至62.6%，而北方则下降至37.4%。到北宋后期的崇宁元年（1102年），南方、北方所占百分比已是64.l%对35.9%。174

直到“明清时期，虽然北方人口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有所提高，但南方仍占十分之七以上” 175。

总的来看，经过两个南北朝，特别是第二个南北朝的分裂及在各自区域内的不断整合，一方面，南北景观的差异不断凸显，另一方面，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南下定居北方及同时期的汉人南下定居南方，南北方各自区域内人们生活越来越具有一致性，生活的一致性也导致区域文化和认知模式的一致性。“周边民族的内迁，虽然规模可能不及五胡十六国北朝时期，但迁入中原的东北民族成员却在我国北方建立了长达百余年的金政权，蒙古族更统一全国建立了疆域广大的政权，均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这两种类型的迁移，都对辽宋金元乃至以后我国各区域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176

最后第三点。正如上面所说，经历了两个南北朝，南北方地域观念已经凸显。此后，一方面，大一统王朝竭力调控，比如在政治上，定都北京，确立北方的政治中心地位；经济上，利用大运河使江南财富供应北方；文化上，在科举制等调控上，更多考虑地域平衡，不断给予北方各省相对更高的录取率等。另一方面，为了帝国各地缘之间的平衡以减少统治成本，从第二个南北朝开始，包括南北方等地缘因素就不断参与到帝国知识与权力的再生产及消费。早在辽朝，由于获得幽云十六州后境内汉人激增，实行“以契丹法治理契丹人，以汉法治理汉人”的南北院制度。

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不以名乱之，其兴也勃焉。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辽国官制，分北、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得其宜矣。 177

这是一种依据民族、地缘等差异“因俗而治”的统治模式。在元朝，这种统治模式被推向整个帝国，如根据不同的民族和征服的先后，把全国各族人民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在官吏任用、法律地位、科举名额等待遇和义务方面都有种种不同的规定。但由于元帝国的操作失误，这种区分成为帝国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蒙古人统治中国将近一个世纪后，由于蒙古帝国的民族分化政策和残暴的黑暗统治，最终又使中国出现了农耕区和游牧区、渔猎区分裂的局面。” 178到明朝，由于对元朝民族分化和民族压迫、歧视政策的反动，“因此当南方汉人夺取政权后，对蒙古民族有一种心理上的仇恨，再加上游牧民族失去了对农业区的统治后，更加深了对农耕区的破坏，使得明王朝不得不修长城加以防范。这种心理上、地理上的对立，阻碍了民族团结和融合，使得农耕区和游牧区处于长期分裂状态” 179。到清朝，清帝国在大一统皇权主导下把“因俗而治”发扬光大并实行“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统治方针，“清廷统一农耕、游牧、渔猎三大区，并非以同一种模式进行统治，而是根据不同民族、地域特点，分别施以不同的统治政策和制度” 180。在这种“因俗而治”的方针中，包括南北方在内的各个地域之间的平衡就成为帝国统治政策的重要考量，反映在诸如科举制等诸多制度设计中，就是从“帝国一盘棋”到地域平衡的转向中 181。

从科举制度产生起，一方面，科举制度就是与编户齐民的户籍制度相连，按地域户籍报考而不允许自由报考，另一方面，科举制是否应该仅仅凭文章优劣这一唯一标准来选拔官吏不断引发争议。如何更公平地选士，成为统治者不得不解决的现实问题。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欧阳修与司马光就有关南北举额分配进行争论。元代在皇庆二年（1313）恢复科举制度后，将考生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种，带有一定的区分南北的含义。明清时代科举制中对地域的考量从口舌争论走向制度建构实践。自明代爆发了著名的“南北榜之争”后，比例解额制改为固定解额制。在实践中，明朝“科举的设计充分体现出照顾弱势区域的倾向。……为了平衡区域，明朝的会试中出现了南北卷的现象，后更进一步分为南北中卷。透过明朝乡试解额的几个特点，可以窥知明朝区域平衡的原则：一为解额变化的趋势表现为前增后平，科举的不拘额是洪武初年急需用人时的情况，明朝大部分时间都是有定额的取士。二为明朝乡试名额的分配，划分为南北直隶、一般地方以及边区三个层次。三为南北直隶趋于平衡。四为保护弱势区域，平衡各地差距。明朝的会试也不允许自由竞争，同样实行区域配置，洪熙年间创立南北卷，宣德时更有南北中卷分取制度的出现。分地取人原则是建立在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上。科举考试中，是不准士子户口自由迁徙，以防止冒籍考试破坏南北的平衡” 182。而到清朝，这套制度一直沿用并且不断细化并推向极致。“对地域平等地关心已取代了理论上的公正性。” 183清代童生经县试、府试、院试后，录取者即为县学、府学生员。每县学额一般按照文风之高下及钱粮丁口之多少，大县四十名，小县三十名。乡试录取名额之多少，依照各省人口之多寡，丁赋之轻重，文风之高下而定，且有官卷、民卷之分。总的来看，明清科举制拥有越来越多的地域考量：内容上，从南北卷到分区定额制再到具体的分省取士制；层次上，从明朝的乡试到清朝的会试，对乡、会试录取名额的地区划分越来越细。这种细化不但对清代各地域学术产生了深刻影响 184，而且由于参与知识与权力的再生产更加深化了包括南北方等相关地域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