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20世纪清代考据学研究范式的反思与重建

一、20世纪清代考据学派成因探讨之脉络及问题

在20世纪清学史研究中，对清代考据学派成因的探讨始终是一个热门话题。据不完全统计，仅民初至1993年，有关清代考据学派的论文就在2000篇以上，其中有相当部分直接或间接涉及成因问题 62。新时期以来，随着清史等一系列大型项目的推动，对此的探讨更呈激增之势。可以说，只要对清学史稍有涉及者，无不对其成因有所意见。在其中，海峡两岸学者如林庆彰、陈祖武、王俊义、赵永春、许道勋、黄克武、蒋秋华、陈其泰、漆永祥、敖光旭、郭康松、鲍国顺、黄爱平、胡凡、丁旭辉、姜广辉等诸家意见可谓代表 63。故本书综合各方，拟以上述诸家意见为线索，对20世纪清代考据学派成因探讨之脉络进行回顾与述评 64。

总的来看，在不断探讨中，更多学者倾向于把清代考据学派的成因区分为内因、外因或远因、近因等多重层次。其中，内在因素即对考据学产生有影响的思想性因素、儒学内部发展的“内在逻辑”；外在因素又分为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前者主要包括清廷对汉族士人所采取的压制和笼络并施的统治策略，核心内容则为文字狱，后者强调“康乾盛世”；远因强调清代以前考据学的先导作用，近因则聚焦于清初学术，特别是清初考据学的发展。

分而言之，按照影响及类型可以分为：（1）清廷高压政策为主说，亦称“文字狱高压说”。这是首出也是影响最大的看法。认为清朝统治者在统治策略上实行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和反动的文化政策，屡兴文字狱，迫使多数学者为逃避政治迫害而埋头于训诂考据之中，最终导致清代考据学派兴起。章太炎、梁启超、钱穆、唐君毅、侯外庐、来新夏、邓瑞、李映发、鲍国顺、姜广辉等不同程度地持这种看法 65。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在近年此说备受争议的情况下，鲍国顺、姜广辉等对之进行再诠释，使之更加完满。他们认为清廷在统治策略上不光有文字狱等镇压的一面，也有积极笼络的一面，正是这正反两手的不断作用促进了考据学产生。所以，虽然把考据学形成原因单纯归结为“文字狱”高压是有问题的，但由此否定清廷统治策略对考据学派形成之影响则是矫枉过正。（2）“儒学内在发展转换说”。这一派最为庞杂，但总体上都强调历史上各种学术传统（如两宋学术、晚明学术或清初的经世实学）对清代考据学派成因的影响。其中，晚明学术的影响最受重视。对此，梁启超、胡适、朱希祖、萧一山、钱穆、嵇文甫、冯友兰、容肇祖、余英时、陆宝千、陈祖武、林庆彰、黄克武、姜广辉及日本学者山井涌等在不同程度上持这种看法 66。又根据强调侧重点不同，可分为有三派：一派强调晚明考证学，一派强调晚明理学，一派强调经世思想。另外还有个别强调气的一元论的提出。在诸说中，以梁启超、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及林庆彰的“回归原典”说最为系统。（3）“西学影响说”。认为考证学受到耶稣会士所传西学的影响。梁启超、谢国桢、彼德生（Willard Peterson ）、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等在不同程度上持这种看法 67。（4）“康乾盛世说”。认为考证学与社会经济变化或康乾时代有关。具体来说，由于康乾时代的“修文偃武”政策和社会中的许多成员如官员、商人的奖掖、出版印刷业的发达以及人口的成长都直接或间接促成此运动的发展。倪文孙（David Nivison）、梁启超、侯外庐、王俊义、黄爱平等不同程度持这种看法 68，对此发挥到极致的是王俊义、黄爱平 69。（5）多重因素影响说。认为考证学的出现是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等多种因素的交互影响。梁启超、艾尔曼、陈其泰、漆永祥、郭康松、鲍国顺等不同程度持这种看法。近十几年来，漆永祥就是以此说为基点展开对清代考据学派的全方位研究。（6）其他原因，比如李洵把清代考据学派成因问题与“早期启蒙说”结合，认为考据学是“明清启蒙运动”的一部分 70。于鹏翔认为“封建学术内部的矛盾”是清代考据学派的成因 71，后又提出要从民族因素的角度对之进行考察 72。敖光旭也强调“因明清之‘夷夏鼎革’而空前高涨的民族意识对乾嘉考据学的形成起了关键和枢纽作用”，路新生强调援佛入儒和儒释之争对清代考据学派形成的影响 73。

一言以蔽之，20世纪对清代考据学派成因问题之讨论“经历了一个由草创渐趋精卓，由粗疏渐趋精密，由多门户之见渐趋平实之论的过程”。但即使如此，问题也没有解决。第一，虽然众说在某个方面具有说服力，但几乎任何一种解释都存在大量反证使之证伪，比如，清廷高压政策为主说强调文字狱对清儒的震慑作用，但问题是，一方面，纵观清代考据学派学者，几近全部基本上就没有受到文字狱的压迫，另一方面，很多受到文字狱残酷压迫的学者却根本就不从事考据学，比如方苞由于受到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九死一生，但他却成为考据学派反对者桐城派的开山。“康乾盛世说”强调康乾盛世对考据学派兴起的作用，但问题是，一方面，考据学派的大部分学者都是科场和官场失意者，他们自身没有沾到盛世的多少光，反而正是因为失意而导致的各种压力使得他们不得已从事考据事业，所以，从一定意义上，他们不是康乾盛世的产物而是越来越多的科举及晋升失意儒生谋生之结果；另一方面，康乾盛世是全方位的，但为什么考据学派却只是兴起于局部区域而非所有地区？这其中是不是有局部区域之内特殊的因素在起作用？至于强调康乾时代的“修文偃武”更是误读，因为“修文偃武”更多只是表象：一方面，康乾时代并没有“偃武”，反而在此时代，清帝国大兴武力致力于疆域的全面开拓；另一方面，“修文”也属于调控，但这种调控也是在坚持以照顾边疆省区的利益和“首崇满洲”为目的的清代皇权制度设计之下的细微修补，其本质上是康乾时代，特别是乾隆朝点缀盛世的无心插柳之物，并且目的也不在于改善科场和官场失意者之处境，而只在于点缀盛世，即便对考据学风的扩展有作用，也不可高估 74。“西来影响说”强调西学对考据学派兴起的影响，但问题是考据学派兴起于对西方关上大门的乾嘉时代而非西学影响最剧烈的明清之际，这个时间差怎么处理？“儒学内在发展转换说”一方面过度夸大作为社会意识的学术思想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与其说是儒学内在发展转换之理路，倒不如说是作为儒学之载体的儒生集团在不同时段面对不同情况选取不同儒学知识资源之结果，忽视儒生的主体作用而单标举思想的“内在理路”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况且，儒学的“内在理路”应该范围更广阔，至少应该包括“孔门四科”而非两面“尊德性”与“道问学”。“多重因素影响说”强调多重因素导致考据学派的兴起，但问题是儒学中哪个学派的兴起是单一因素导致？就清代江南考据学派的兴起而言，大到乾嘉时代江南特殊的经济社会环境，小到每个学者的个性好恶、为学路径、身体状况、交流网络等因素，哪个没起作用？但如果仅仅致力于枝枝节节而不探讨最根本性的原因，是否有和稀泥之嫌？同时，各种因素所起的作用都不是自发的，起作用是必然的，但起多大作用却是要经过制度设计及有偏向地调控而不断配置的，也正是在这种不断的配置中，清代江南儒生生活世界因之变迁，学术思想随之而动。所以，一味强调多重作用而忽视最根本原因的探寻，必然导致“堆马铃薯”式的结论。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而这一切之结果就是虽力图面面俱到，但包揽太多，“枝枝节节”，反而使人不得要领。

第二，对于皇权主义制度设计及有偏向的调控和清代考据学各派在空间分布的差异，要么是理解过于拘泥，要么就是视而不见。实际上，（1）在帝制中国时代，由于有前近代最强大的官僚制等制度设计作支撑及不断建构，从而实现了对人们思想的可控性，思想成为皇权可以控制和规范的领域，达到了有效的思想专制。由此，皇权制度设计及有偏向调控成为学术思想变迁最强大、最活跃的力量，因而，在帝制中国时代学术思想变迁因素当然可以很多，但最根本的动力却只能在于皇权不断变化的需求。正是由于皇权制度设计的绝对性及有偏向调控的灵活性，面临皇权，所有的学派都面临着两个问题：首先，是否能够进入皇权的制度设计而进行再生产？一旦没有进入，不管它本身多么系统和具有多少真知灼见，最终都不可避免在皇权的反复调控中被剔除、凋敝，比如墨子学派，在战国时代与儒学并列为两大“显学”，但到秦汉就销声匿迹；其次，就算进入皇权调控视野，也面临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与调控系统中力量大小、地位高低的问题。所以，所有学派在皇权调控面前，在兴亡问题上，顺之者兴，违之者败；在所处地位问题上，顺之进而取悦程度越高者，越加兴旺以致成为主导思想，程度低者，虽有地位，但不免要叨陪末座，看强者脸色见机行事，而所有这一切都是通过皇权主义制度设计的不断变迁而显现。这种情况，到清代更是如此，一方面皇权更加稳固、专制，另一方面手法却更加纯熟，更加综合系统。总的来看，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之所以能够统治远比两宋以来地域更加广大的帝国200多年，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在于皇权主义的制度设计及调控手段的高度灵活性。正是如此，比如对于科举制，虽然清初一度取消，但最终还是由于笼络汉族士人的要求而先行恢复，进而再按照自我意图不断进行改革。再比如晚明掀起的儒学变革运动之所以在清初以“朱子学”的回归收场，除学术界本身一直存在的捍卫朱子学正统的思潮外，最重要的还在于清初皇权调控中的“尊朱”运动，正是这种调控，使得在朝者理论水平不高却由于批阳明学而暴得大名，在野者虽然深受阳明学浸染，却因为要捍卫“‘王学化’之朱学”而对阳明学规避不及。 75可以说，正是这种制度设计及有偏向调控，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此，在清代考据学派成因问题上，要么是只强调文字狱的镇压作用，要么就是视而不见。难道皇权主义在别的时代排山倒海，而在此问题上就仅仅有这么点力量？（2）由于不同地域差异的深刻影响，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儒学不但在时间上存在差异，在空间之内分布也有不小的差异，对清代考据学派来说亦是如此。纵观整个清代，考据学派的腹地是江南地区 76，随后逐渐通过各种途径向四处扩散，但由于其他地域学术传统的有效抵消，因此呈现出南强北弱，江南、山东、广东等地繁荣，四周凋落的格局。所以，在不同地域内，考据学的成因能一致么？但对于二者，20世纪的学术界始终处于漠视状态。所以，对于清代考据学派成因问题，与其包揽太多，“枝枝节节”，倒不如着眼于帝制中国时代学术思想变迁最强大、最活跃的力量，深入清代具体制度设计及有偏向调控对学术思想影响本身，进行总体把握；与其在宏大视野内争论不休，倒不如深入各个地域，特别是中心地域进行深入探研。而这将成为本书研究的起点与创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