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仁政学说

孟子的社会政治思想是以他的性善论为前提的。正因为人有“不忍人之心”，所以才能行“不忍人之政”。他把道德仁义推行到社会、国家的治理之中。他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的推恩原则，“仁者以其所爱及其所不爱”（《尽心下》），“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梁惠王上》）。如此，治天下“可运于掌上”（《梁惠王上》）。他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反对以暴力和强制对待百姓，而主张“以德服人”的“王道”，爱护百姓，指出只有不喜欢杀人的人才能统一天下。

仁政学说的目的是为民。因此，仁政首先要解决民生问题，在先儒养民、富民，安顿百姓的生命与生活的基础上，孟子首次明确提出为民制产，认为人民只有在丰衣足食的情况下才不会胡作非为，并接受教化。他说：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

他说，仁政应从划分田界开始。人民有土地宅园，有桑麻、家禽、家畜，无冻馁之虞，有丝衣，有肉食，是行仁政的结果。在战乱频仍之际，孟子反对不顾人民的死活，驱民耕战来满足人君的私欲。他反对暴政，反对滥杀无辜，主张轻刑薄税。“易（治）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尽心上》）如此，天下之民才能引领而望，归服仁君。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庶、富、教”和“富而后教”的思想，提出教育是“行仁政”“得民心”的重要手段。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尽心上》）良好的教育，使人们心悦诚服，以改革其心；而良好的政治手段，用以防止于外，达不到征服人心、使百姓衷心拥戴的效果。他又说：“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离娄上》）如果在上位的人没有礼义，在下位的人没有受教育，违法乱纪的人都出来了，国家的灭亡也就不远了。

教育可以造就德才兼备的人从政。“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公孙丑上》）教育可以调治人心，和谐社会关系，安定社会秩序。所以孟子主张“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上》），教育可以使人“明人伦”，造成“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滕文公上》）的社会风气。所谓“明人伦”，就是教民懂得并实践社会生活的准则：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尽心上》），即掌握了仁义道德，好像居住在“仁”里，行走在“义”的路上。

孟子“仁政”思想是对孔子“德治”“重民”思想的发展。他提出了“民贵君轻”的著名思想。他很看重民心的向背，认为民心的向背是政治上成功与否的决定因素。“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离娄上》）他又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在治理国家、统一天下的问题上，老百姓是最重要的，国家政权是次要的，国君是更次要的。孟子有“不召之臣”（《公孙丑下》）的说法，甚至还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下》）。君有过错，臣可规劝，规劝多次不听则可推翻他。残暴的君主是独夫民贼，人民可以起来诛杀他。这是孟子思想中可贵的民主性精华。孟子的民本思想对历代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家影响很大，成为中国乃至东亚重要的政治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