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天命论

人之为人，不能没有超越的向往，即终极关怀，亦即支撑生命的信仰信念。孔子继承了三代大传统的天命观念，如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下引《论语》，只注篇名）；“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孔子一方面保留了天的神秘性和对于天、天命的信仰、敬畏，另一方面又修正了周代关于天帝、天命只与天子、诸侯、大夫等贵族阶级有关的看法，而使每一君子直接地面对天帝，在人生的道路上去“畏天命”进而“知天命”，这就肯定了个人所具有的宗教性要求。

孔子为什么要反复申言对天的信仰和对天命的敬畏呢？在这里，“天”关涉人的类本质和类特性，首先是宗教性和道德性。他通过生命的途程与体验，来体悟天命与人之自由的关系：“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孔子对上古宗教的改造，正是把超越与内在结合起来了。如果说“命”只是外在的命运的话，那么“天命”常常关系到内在。一个能够驾驭生活、驾驭世间外在力量并全面发展人的内在本性的人，一个积累了一定的生命体验（例如五十岁左右）的人，才能逐渐体悟到天所赋予人的性分，直接面对个人的命运或局限，并对天道、天命和道德人格典范有所敬畏，而又积极地去追求生命的意义和死亡的意义，勇于承担自己应承担的一切，包括救民于水火，博施济众，修己安人，杀身成仁。这就把天做主宰转化为人做主宰了。宋国司马桓魋想要杀孔子，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孔子在匡地被人拘禁，他心地坦然地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这是天命论的题中应有之意。这说明在孔子那里，天命论不是被动、宿命的。相反，有道君子以天降大任大命为自我的当担，以一身正气系天下兴亡之责、文化神州的安危和人文传统的延续。这是孔子及孔子以后的大思想家、大儒和志士仁人的品格。这就是终极的当担意识！

孔子把对超越之天的敬畏与主体内在的道德律令结合起来，把宗教性转化为内在的道德性。孟子曾经引述过孔子对《诗经·大雅·烝民》之“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的解释。“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孟子·告子上》）孔子以此诗为“知道”之诗，肯定天生育了众民，是人之源泉；每一事物都有自己的特性和规律；人所秉执的常道，是趋向美好的道德，即天赋予了人以善良的天性。天下贯于人的心性之中。天不仅是人的信仰对象，不仅是一切价值的源头，而且也是人可以上达的境界。人本着自己的天性，在道德实践的工夫中可以内在地达到这一境界。这基本上就是孔子的“性与天道”的思想。孔子很少谈论“性与天道”，但绝不是不谈。《公冶长》所记“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夫子关于文献上的学问，学生都听得到，夫子关于“性与天道”的议论，学生不容易听到，这是因为夫子的教育，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子贡有了一定学养之后，始听闻到夫子至论，而叹其美也。

孔子强调要在人事活动中，特别是道德活动中去体认天命。于此，才能“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正因为生命有了这一超越的理据，所以儒者才有了积极有为的当担意识和超越生死的洒脱态度：“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未知生，焉知死”（《先进》）；“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微子》）；等等。由此我们可知儒家对于人格尊严的重视、强调与维护。孔子思想并不是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所说，只是一些俗世伦理或常识道德。如上所说，孔子的人性、天命、天道的思想有深刻的哲学形上学与宗教的终极关怀的内容。

在孔子那里，“天”有超越之天（宗教意义的终极归宿）、道德之天（道德意义的秩序与法则）、自然之天（自然变化的过程与规律）、偶然命运之天等不同内涵。他在肯定天的超越性、道德性的同时，又把天看作是自然的创化力量。“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天有创造精神，是万物的创造之源，但采取的却是默运的方式，而不是强行干预的方式。“天”的这样一个品格，也赋予了人类，特别是圣人。“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泰伯》）“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这是说，尧、舜都是以天为则，无为而治的。孔子以赞颂尧舜，发挥“天”的非人格性的观念。孔子回答鲁哀公问“君子何贵乎天道”时指出：“贵其不已……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礼记·哀公问》）这里看不到天的意志对于自然人事的干预，“无言”“无为”的自然之“天”与“天道”按自己的秩序运转，生成长养万物。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易传》之《要》中，载有孔子关于占筮的谈话，表明他与上古夏殷周文化中史巫之筮的密切联系。当然孔子又道出了他们之间的区别：

《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这段话意味深长。孔子也运用占卜，但他与史巫之筮的差别在于强调德福的一致，以道德仁义作为福报和吉祥的根据。这样，主动性操之在自我，而不在超越的他者、自然的他者或社会的他者。孔子承认民间信仰，承认鬼神的存在，强调祭祀的虔诚，“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祭”（《八佾》），但他消解了鬼神迷信，至少是存而不论，“敬鬼神而远之”（《雍也》）。“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对怪、力、乱、神不轻易表态。孔子是很有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