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丝绸之路的动荡曲折时期（魏晋南北朝）

东汉末年，中国再次进入地方政权割据的战乱时代，严重影响了丝绸之路贸易，汉代发展起来的通畅繁荣的丝绸之路受到了很大阻隔。在总体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割据政权也有相对的政治稳定期，这对丝绸之路的局部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36)该时期的各封建政权为了在兼并战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大都致力于内部的经济建设，有的还对财政赋税制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如三国时期广行屯田，曹魏废除汉代税制改行田租户调制，西晋推行占田课田制，北魏实行著名的均田制与新租调制等。(37)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关税的征收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自东汉以后，关税的税率较高。孙吴也有关津之税的征收。《三国志》卷六十四《吴书•诸葛恪传》，谓孙权死后、诸葛恪拜太傅之时，“于是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事崇恩泽，众莫不悦”。可见孙权时期已有关税的征收，但税率不详，诸葛恪为太傅时曾一度废除关税征收。(38)东晋时期，关税按十分之一征收。《隋书•食货志》对东晋时期的关税是这样记载的：“都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贼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其荻炭、鱼、薪之类过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39)南朝时期，宋代的关税不但课征薪、鱼、炭，而且税及米谷，随地设立关卡，重复课征。大明八年（公元464年）正月，孝武帝诏曰：“东境去岁不稔，宜广商货，远近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杂税。”这种杂税应属“关津之税”，即商品通过税。(40)齐代亦于境内设立关卡，对各种商品课征关税，且税吏专横，税率加重。到梁、陈时期，关税税率有所降低，实行轻税优商政策。北魏孝文帝时期，“驰关津之禁，任其去来”(41)，不征关税。至北齐时期，因财政困难，北齐后主始征关税。北齐武平六年，“以军国资用不足，税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轻重各有差”。(42)

市税，是指对行商所征收的入市税和对坐贾所征收的店铺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凡行商贩卖货物进入市区或坐商在市区内开设店铺皆征市税。西晋时曾有免除关市税一年的记载。东晋以后，市税加重，《隋书•食货志》记载：“淮水北有大市百余，小市十余所，大市备置官司，税敛既重，时甚苦之。”(43)《隋书•食货志》在叙述了东晋的“估税”之后指出：“历宋齐梁陈，如此以为常。”从东晋末年到宋、齐之际，征收现钱的地方性商税相当繁重，所以朝廷不时下令“优减”。例如，南朝宋之初，即永初元年（公元420年）七月，皇帝刘裕因“市税繁苦”而下诏“优量减降”。(44)南朝宋代仍沿袭东晋旧制，市税很重。北朝北魏和北齐时，商人贩卖货物入市，每人课征一钱，坐商则按其店铺分为五等课征市税。(45)西魏、北周统治地区亦征收市税。《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云：“闵帝元年（公元557年），初除市门税。及宣帝即位（公元579年），复兴人市之税。”但史籍中未查到北周时有关津、邸店、舟车、盐铁等税，可见北周市税及其他杂税，比北齐为轻，这也是北周日益强大，最终完成全国统一大业的因素之一。(46)

东吴可能还有“市租”的征收。早在战国、秦汉时期，在人口集中的政治中心，往往同时设置专供商贾贸易的特定区域，谓之“市”。每一个特定市场，用高峻围墙包围起来，出入者必由市门。市内按不同种类的商品设置若干店铺。每一个陈列商品的店铺便叫肆。若干个肆，便谓之列肆。为了管理市场，官府专为此设置了“市令”“市长”“市师”“市啬夫”及“监门市卒”，行使监察商贾活动及征收市租等职权。(47)故《商君书•垦令篇》屡见“重关市之赋”的记载，“关”之赋，即指关津之税，“市”之赋便是指市租。到了汉代，有了“齐临淄十万户，市租千金”的说法，颜师古注曰：“收一市之租，值千金也。”(48)“市租”即为征之于市场内商贾的营业税。东吴的将领潘璋，就曾为吴“大市刺奸”，使“盗贼断绝”(49)，可见，东吴在建业设置市场，也同秦汉时期一样是专供商贾贸易的特定市场，而且有管理市场的官吏，故东吴确有征收“市租”即商贾市场营业税的条件，只是史书献乏明确记载而已。(50)

到了两晋时期，仍有“市租”。如《晋书》卷七十《甘卓传》，谓甘卓镇守襄阳时，为了“绥抚”百姓，实行了“估税悉除，市无二价”的政策。(51)《晋书》卷六十二《祖逖传》，谓石勒不敢向黄河以南进兵，给祖逖写信，请求互通使者展开贸易。祖逖的做法是“不报书，而听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都丰足，士兵和战马日益增加。(52)南北朝时期，南朝宋代沿用东晋办法，市税较重。南齐武帝和梁武帝时，都对市税做过调整。但南朝市税重滥。在北方，与关税相同，因商业不发达，市税长期未开征。北魏节闵帝即位后，废除市税。东魏、北齐时，亦长期未征市税。北齐初年，废市税。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恢复征收入市税，每人一钱，但同年五月，又废入市税。(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