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分析框架与假说

4.3.1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

父母收入除了直接影响子女收入，还会通过一些中间变量施加影响。这些变量主要包括健康、教育、社会网络和文化资本（孙三百等，2012）。(19)①从健康的角度分析，高收入阶层子女的营养健康更有保障，有利于其取得更好的工作表现。②从教育的角度分析，高收入阶层子女能够获得更好的学前教育，在入学之前打好基础，迎接与同龄人在学校教育中的竞争；高收入家庭甚至可以支付高额费用，直接将子女送入教学质量更好的学校；或者为子女购买额外的教育资源。③从社会网络的角度分析，父母的社会网络关系则可以帮助子女获得更多的劳动力市场信息，提高其获得优质工作机会的概率。④从文化资本的角度分析，可以发现文化具有典型的阶层特征。高收入阶层往往强调创新、分享、领导力等主动性的文化，低收入阶层更多地强调服从、勤劳等被动性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在劳动力市场中有不同的影响，具有主动性文化的劳动者往往更容易获得较高收入的职务（张斌贤和王晨，2007）。

在上述四个代际收入流动通道中，教育和社会网络与精英主义教育体系具有紧密联系。本研究首先使用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从教育的角度分析精英主义教育体系对社会流动性的影响。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每个家庭有一个孩子，用i表示某个家庭，用t表示特定的世代，（i，t）表示家庭i第t世代的成员。人力资本以h表示，h_it代表个体（i，t）的人力资本水平。

人力资本的获取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家庭教育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学校教育阶段。家庭教育使子女具备了入学前的基本人力资本水平，以表示；学校教育塑造了个体最终的人力资本水平，以表示。

参照Brezis and Hellier（2013）的设定，家庭教育对子女人力资本的塑造可以用式（4-1）表示。其中，e_it表示个体（i，t）与生俱来的禀赋，是一个与家庭背景无关的随机变量。e>0，服从最小值为，最大值为的随机分布，。禀赋直接影响了子女继承父母人力资本的效率。(20)为父母的人力资本水平，α∈（0，1）。

学校教育对人力资本的塑造可以用式（4-2）表示。其中，v_it代表“学生培养费用”，即学校教育中某个学生的培养费用。β为入学前人力资本水平对应的参数，β∈（0，1）。A为参数。式（4-2）表明，学校教育是在家庭教育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在家庭教育形成的人力资本水平相同的情况下，学生获得的培养费用越高，最终形成的人力资本水平就越高。这里所指的培养费用是一种抽象表述，并非直接支付给某个学生的货币费用，而是可以理解为教师以及其他学校资源投入在某个学生身上的规模程度。v_it越高，意味着教师对学生（i，t）越关注，给予的支持和帮助越多，学校提供的锻炼机会越多。

精英主义教育体系在模型中表现为培养费用的不同。区别于大众教育强调的公平性，精英主义教育体系更强调英才培养，强调培育“出类拔萃”的精英。因此，越是初始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学生，越容易得到教师和学校的关注，作为重点培养对象而获得更多的锻炼机会。对于初始水平较差的学生，由于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经历才能弥补其与水平较高学生的差距，精英主义教育体系对这部分学生的需求关注度较低。由于学生的初始人力资本水平越高，精英主义教育体系对其付出的培养费用越高，精英主义教育倾向可以用式（4-3）描述。式（4-3）中，δ₀，δ>0。δ与δ₀值越大，表明教育体系的精英主义倾向越重。

在中国精英主义教育体系中扮演核心角色的是高等教育体系的精英化倾向。“985工程”“211工程”使中国高等教育演变为重点高校和普通高校并立的二元体系。在这种二元高等教育体系下，重点高校与普通高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21)由于高等教育直接关系到学生就业，高校之间的巨大差距就意味着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中竞争力的显著差异。重点高校的学生拥有学校品牌带来的巨大溢价效应，从而获得相对竞争优势，更容易获得高回报的工作。普通高校的毕业生则处于相对困难的境地。高等学校之间的巨大差异使高考变得异常重要。

高考作为高中教育的“指挥棒”，又将高中教育导向精英主义。各级政府不仅在高中阶段设立重点高中、实验学校等精英主义教学机构，还在同一学校中设立重点班，专门进行精英培养。甚至连教师的成绩也与所教学生的精英主义成绩挂钩；在同一个班里教师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培养“尖子生”上面。同样的逻辑也通过“中考”延伸至义务教育阶段。因此，高等教育的精英主义倾向通过考试体系引导整个教育系统走向精英主义。高等教育的精英化倾向越高，式（4-3）当中的关键参数δ就越大。

将式(4-1)描述的家庭教育、式(4-2)描述的学校教育，以及式(4-3)描述的精英主义教育倾向结合在一起，可以构建起代际人力资本的代际传承关系，即式(4-4)。其中，K=A(δ₀)1-β(e_it)[δ(1-β)＋β]。式(4-4)刻画了教育的代际传承特征，意味着教育不仅影响一个人一生的收入，还会影响子女的收入，因此与社会流动性存在紧密联系。下文将利用式(4-4)描述的人力资本的代际传承关系分析精英主义教育体系对社会流动性的影响，即分析参数δ对代际收入弹性的影响。

4.3.2　精英主义教育体系降低代际流动性

人力资本的代际传承不一定表现在收入的代际传承上。只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与收入确立了稳定的关系，人力资本的代际传承才明显地表现为收入的传承。在古代社会，人力资本的代际传承更多地表现在政治地位、社会声望等方面。如钱穆先生所言，“（汉代）虽非封建社会，爵位不世袭，而书本却可世袭。虽不是世代簪缨，却是世代经学。世代经学，便可世代跑进政治圈子，便无异于封建世袭的贵族了”。（钱穆，1955）。(22)“世代经学”的人力资本传承与社会地位传承并行。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劳动力市场严重扭曲，人力资本的传承难以在收入方面充分表现。

一旦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人力资本的代际传承就日益明显地表现为收入的代际传承。Walder和Hu（2009）发现，中国传统社会精英（地富反坏右）的后代尽管新中国成立后在入学、入党和提干上受到歧视，但人力资本仍然具有明显的代际传承特征，平均受教育程度仍然高于贫下中农的后代。(23)这些传统社会精英的后代在1978年市场经济改革以后，经济和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w_it表示人力资本的回报，用y_it表示个体(i，t)的收入，则有。于是可得式(4-3)，其中代际收入弹性θ=α[δ(1-β)＋β]。(24)式(4-5)中ln K包含了禀赋因素的影响，为随机变量。因此，式(4-5)就成为一个可供数据检验的计量模型。

从代际收入弹性的表达式θ=α[δ(1-β)＋β]可知，精英主义倾向δ越严重，代际收入弹性越大。

精英主义教育倾向与代际收入弹性的正相关关系，主要来自于精英主义教育体系对父母人力资本差异的放大效应。在精英主义教育体系下，具有更高初始人力资本的学生获得了更多的学校教育资源；具有较低初始人力资本的学生获得了相对较少的学校教育资源。这种“马太效应”放大了学生之间的人力资本差异。学生初始人力资本差异的重要来源有两点：其一是父母人力资本导致的差异，其二是先天禀赋差异。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家庭，其子女获得更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主要靠先天禀赋。与之相比，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家庭，其子女不仅仅依靠禀赋，还能够利用父母的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自己的初始人力资本。这意味着，人力资本水平较高家庭的子女能够利用的资源更多，获得较高人力资本水平的可能性更大。教育体系的精英化程度越高，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家庭越能够通过教育系统发挥其优势。与此同时，人力资本较低家庭的相对劣势更明显，其子女通过教育获得相对更高收入的机会较小。这意味着，精英主义教育体系会导致社会流动性的下降。

如果考虑到社会网络的影响，精英主义教育体系对社会流动性的消极影响将更为突出。教育不仅仅是积累人力资本的过程，还是一个构建社会网络的过程。更好的学校意味着更优质的同学资源，也意味着更广泛而有力量的社会网络。强有力的社会网络能够帮助求职者在劳动力市场中更迅速地获取信息，甚至可以在破坏公平竞争规则的情况下提升求职者的竞争力。高收入家庭的子女能够获得更好的教育，使其建立更强大的社会网络；而社会网络则有助于提升收入水平。上述分析表明，精英主义教育体系导致的精英社会网络与普通社会网络的分化，也会降低代际收入的流动性。

本节的分析框架说明了精英主义教育体系降低社会流动性的原因在于其对家庭背景差异的放大作用。此外，还推导出了一个可供实证检验的计量模型，即式（4-5）。实证分析将在式（4-5）的基础上检验中国的精英主义教育体系是否显著降低了代际流动性，并分析精英主义教育体系对社会流动性的影响程度和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