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制度对人力资本影响文献综述

虽然人力资本积累是解释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关于制度如何通过人力资本的渠道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还不充分（Dias和Tebaldi, 2012）。目前，讨论制度对人力资本影响的文献，主要描绘了三个影响渠道：教育投资回报率、资本约束和企业发展。

首先，制度可以影响教育投资的预期回报率，进而影响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增强了工人的专业化水平，但也提高了他们面临的风险（Wildasin, 2000）。这是因为，更专业的知识只适用于某个特定领域，而专业化的投资可能会导致工人失业风险增加。公平的制度环境意味着，具有更高人力资本的社会成员通过公平竞争获得更高报酬的概率较大。同时，不公平竞争所导致失业的风险要较小。因此，更高的预期回报将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另外，预期回报率还与人口流动相关。如果人口流动受到限制，未来可选择的就业途径非常有限，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就会受到抑制。因而，当前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动机就不足（Stark和Wang, 2002）。Mo（2001）提供了一个反面证据。他的研究表明，腐败对经济增长具有非常显著的消极影响。腐败除了会导致政治不稳定，另一个重要影响就是降低了人力资本积累和私人投资。从这个角度来看，廉洁的政府和公正的制度环境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和私人投资。

其次，更公平的制度可以解决人力资本投资面临的资本约束，进而促进人力资本积累（Lochner et al.，2011）。更公平的教育制度能够为那些出身于贫困家庭的学生提供资金支持，帮助他们克服资本约束，从而接受更多的教育（Ranjan, 2001）。然而，信号理论认为教育仅仅发挥了信号的作用，并没有实质性地增强人力资本（Bedard, 2001）。即便信号理论的命题成立，更公平的制度也仍然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这是因为，缓解资本约束意味着更多个体能够充分释放关于自身能力的信号，从而保证人力资源得到有效的运用。

最后，公平的制度更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并通过企业这一渠道促进人力资本积累（Djankov et al.，2002）。Dias和McDermott（2006）发现，公平的制度环境更利于企业家的成长，而企业家可以鼓励工人投资人力资本。另外，人力资本也可以反过来促进企业家的出现。Dunn和Holtz-Eakin（2000）利用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资产和人力资本对企业家成长的重要性。他们发现，年轻人自己的金融资产对于创业成功概率的影响虽然在统计上显著，但经济意义较弱。而父母对子女创业成功的影响却很大。但父母的人力资本对子女创业的影响，要显著高于其金融资产的影响。如果父母的人力资本高，子女成为企业家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人力资本对企业家成长的积极作用，说明公平的制度环境可以造成人力资本积累的良性循环。

既有文献表明，公平的制度环境对人力资本的积累非常重要。但这些研究只讨论了人力资本总量的积累，而忽视了对人力资本效率的分析。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效率问题，人力资本可能更容易受到制度的影响。这是因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如果制度提供的激励机制不合理，人力资本效率就会显著降低。目前，探讨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文献也没有充分考虑制度对人力资本效率的影响（Aghion和Howitt, 2009）。

虽然已经有很多研究讨论实物资本的配置效率，但将制度与人力资本效率纳入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还很有限。对人力资本效率度量和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主要使用随机前沿模型、生产函数和数据包络分析等工具进行。钱雪亚等（2014）运用2007—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随机前沿教育生产函数模型，比较了中国各省的人力资本效率。他们发现，在基础人力资本积累领域，公共教育投入具有更高的效率；而在专业人力资本积累领域，私人教育投入更有效率。陈晓迅和夏海勇（2013）在人力资本门槛理论的基础上引入资本边际产出波动假设，拓展了以不同类型人力资本贡献率作为人力资本配置效率度量指标的分析方法，用于评价不同增长类型地区的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他们的实证研究表明，中西部省份的技能型人力资本配置效率低于东部发达省份。孟晓晨等（2005）利用生产函数分析了中国主要省区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利用效率，发现中国大部分省区的利用效率都没有达到最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