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研究背景分析

20世纪60年代以索洛（Robert M. Solow）和斯旺（Trever W. Sw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在生产过程中，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人均资本存量较少的区域，由于较高的资本收益而比经济发达区域有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因此，经济欠发达区域存在着向经济发达区域趋同（Convergence）的趋势。趋同概念的产生，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第一，在收入水平方面，如果经济体间的偏好和技术都相似的话，那么，它们的稳态收入水平也一样，并且一段时间之后它们都将达到相同的人均收入水平；第二，在增长率方面，由于在索洛模型中，稳态时的增长率由外生的技术进步增长率决定，假设技术有公共品特性的话，那么，所有的区域将最终达到相同的稳态增长率（Islam, 1995）。这就是所谓的绝对趋同假说。到了90年代，区域经济增长趋同问题逐渐成为区域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Annekatrin, 2001）。区域经济增长趋同简称为趋同，它包括σ趋同和β趋同两大类型，其中，β趋同中又分为绝对趋同、条件趋同和俱乐部趋同（Barro R, 1991）。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趋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绝对趋同、条件趋同及σ趋同上，且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对俱乐部趋同的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才得到了一定的关注。迄今为止，俱乐部趋同仍然是趋同研究中一个十分薄弱的领域（Alexiadis, 2004；Carl-Johan, 2004）。

绝对趋同假说在经验性验证中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证实，因其不能解释持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随着新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文献主要从要素积累的内生性来解释经济增长过程。这些内生增长模型包括不同的方面，如地方化的集体学习和知识积累，阻止了社会对投资报酬递减状况的发生。通过刺激这些非报酬递减资本的积累，为经济一体化贡献较高的长期经济增长率提供可能（Martin, 2001）。同样，这也使国家或区域层面上的经济体由于初始条件不同将趋于不同的长期均衡成为可能。如果区域经济体拥有不同的基本增长参数，例如，储蓄率、人力资本发展水平、技术创新等，那么，它们将可能不会趋于一个如绝对趋同假说中的共同稳态水平（Martin, 2001），而是趋于以各自初始禀赋状况为条件的稳态水平，这即为条件趋同假说。

为了消除经济体间的异质性对应用新古典增长模型检验趋同假说所带来的影响，权威学者Barro和sala-I-Matin（1991）、Ben David（1994）、Quah（1996b）、Galor（1996）等相继提出另外一个趋同概念——俱乐部趋同。所谓俱乐部趋同，就是指在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和结构特征等方面都相似的一组区域的经济增长收敛于相同的稳态（Steady State）。他们对俱乐部趋同的界定被后来的学者所普遍接受（Manfred, 2006）。如果区域之间发生了俱乐部趋同，则会形成趋同俱乐部（Convergence Club），两者之间是过程与结果的关系。因此，在具体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往往将俱乐部趋同与趋同俱乐部这两个概念相提并论。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俱乐部趋同与条件趋同都强调初始条件的相似性对区域经济长期增长路径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条件趋同假定所有区域的经济增长均趋向于同一个稳态（Carl-Johan, 2004），而俱乐部趋同的特征是趋同俱乐部内部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趋同，趋同俱乐部之间则表现出分异（Galor, 1996）。也就是说，俱乐部趋同意味着区域经济增长存在多个稳态。这是在充分观测现实世界的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更加切合实际的概念。显然，在俱乐部内部的经济体都是同质的，这与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假设更吻合。因此，检验俱乐部内部经济体间的趋同性，即趋同俱乐部的存在性，就更具有现实意义。

但是，在区域经济体增长的过程中，增长的动力不仅源于区域生产要素的禀赋状况，而且，区域的地理位置（区位条件）、邻居区域的经济状况等都会影响该区域自身的经济增长路径。上述经典趋同文献中论及的经济增长稳态水平、平衡增长路径及趋同假说，均是建立在经济体是同质的、相互独立的假设之上的；而在现实中，经济体与经济体之间，尤其是一国内部的区域和区域之间，由于多种原因而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考察区域经济增长问题时，忽视空间相互作用可能会得出错误的结论（Fingleton et al.，2006），并且，区域经济的增长在空间上往往不是一个同步的过程，在一个国家或一些区域内部，一些区域要比其他的区域增长得快些，这种差异可能会导致贫困区域追赶富裕区域，或相反，扩大收入差距。

目前，对俱乐部趋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时间维度的俱乐部趋同研究上面，但时间维度的趋同俱乐部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所选择研究区域没有考虑到空间的相关性；二是所选择的趋同俱乐部没有考虑到区域之间的异质性。Sala-I-Martin（1996）、Barro（1991）、Galor（1996）、Chatterji（1992）等对时间俱乐部趋同概念的研究，Hobijn和Franses（2000）对渐进完全俱乐部趋同及渐进相对俱乐部趋同概念的研究，以及De Siano和D’Uva（2004，2006，2007）等利用上述概念对欧洲、美国部分地市及国家的研究等均存在上述问题。

区域经济的发展除受到自身的初始条件和结构特征变迁的影响外，还受到来自相邻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随着空间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俱乐部趋同的空间属性逐渐被发现且日益受到重视，一些学者开始寻求从空间维度探讨俱乐部趋同问题。本书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方向，因为大量的经验证据表明，区域经济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相互依赖的。区域间这种相互作用的结果在地理空间上直接表现为贫穷区域和富裕区域呈连片集中分布，形成明显的、发展显著的、发展程度各异的区域组。基于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些区域组是否就是由于区域空间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空间趋同俱乐部？这种具有空间属性的空间趋同俱乐部是如何形成的？在其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是受哪些因子的影响和支配？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现阶段趋同问题研究特别是空间俱乐部趋同问题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为了避免时间维度的俱乐部趋同概念的缺陷，覃成林、张伟丽于2009年科学界定了空间俱乐部趋同这个概念，其意思是指经济增长初始条件和结构特征相似且空间上相邻的一组区域的经济增长收敛于相同的稳态，这就是所谓的空间俱乐部趋同，相应地这组趋同的区域就共同构成了一个空间趋同俱乐部。与时间维度的俱乐部趋同相比较，空间俱乐部趋同有两个主要特征。其一，发生俱乐部趋同的区域不仅在初始条件和结构特征等方面相似，而且在空间分布上是相邻的；其二，除初始条件、结构特征之外，强调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对于趋同所产生的影响，将其作为导致俱乐部趋同的重要因素。显然，空间俱乐部趋同和时间维度俱乐部趋同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空间联系，强调经济体在空间上的相邻性，而后者忽略了经济体的空间属性，认为经济体在空间上是孤立的，经济体之间是完全封闭的，没有物质流动和信息交流。在研究俱乐部趋同问题时之所以要考虑经济体的空间属性，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第一，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均强调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使得经济活动聚集在某一特定区位而不是均匀分布（Fujita et al.，1999）；第二，从现实来看，任何一个经济体，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区域，在现实世界中都不再是孤立的，而是随着时间演进和技术进步，相互之间的交流变得越发密切，这种联系必然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第三，经验研究表明，空间相互依赖是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Armstrong, 1995；Bernard, 1995、1996；Rey & Montouri, 1999；Baumont et al.，2003；Ying, 2003；Fingleton, 2001）。

从空间俱乐部趋同的概念可以很明显地看出，空间俱乐部趋同并不具有遍在性，区域经济增长的空间异质性和相关性是空间俱乐部趋同形成的前提。正是由于空间趋同俱乐部不具有遍在性，所以，笔者认为，导致空间俱乐部趋同的影响因子不可能是一般影响因子的作用结果，若仅受一般影响因子作用所形成的趋同俱乐部，这样的趋同俱乐部显然具有遍在性。因此，笔者推测导致空间俱乐部趋同的影响因子有可能是受地方因子和具有地方效应的全局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对于不同的空间趋同俱乐部，地方因子和具有地方效应的全局因子在构成上及各个因子的作用强度上也不是完全相同的。基于这个认识，本书拟以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空间趋同俱乐部为研究对象，重点探讨空间俱乐部趋同识别、检验、影响因子筛选、检验以及空间趋同俱乐部的形成和演变机制。

目前，国内外关于俱乐部趋同的研究文献大多集中在有关俱乐部趋同的概念、俱乐部趋同的识别及检验上面；在现有的趋同研究文献，涉及空间俱乐部趋同的文献为数不多，更缺乏对空间趋同俱乐部影响因子的研究。从现有的研究文献来看，国外的一些学者仅利用人均GDP、GDP的增长率或者其他单个影响因子对空间俱乐部趋同进行研究，其研究结果显然带有很大的片面性，因为空间俱乐部趋同绝不是只受某一影响因子作用的结果，而是所有影响因子耦合作用的产物。因此，这种片面性的研究结果，其解释力度有限，对我国的经济发达地区的空间趋同俱乐部和欠发达区域、贫穷区域以及衰退区域的空间趋同俱乐部无法进行分类指导，无法提供全面科学的政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