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白人男性，蓝眼睛，灰色卫衣
2008年8月11日，星期一
华盛顿州林伍德市
报警电话是在早上7点55分打进来的，报警人的话让人觉得情况无疑十分紧急。一个年轻的女人说她楼下的邻居刚刚在自己的公寓里被强奸了。袭击者已在大约15分钟之前逃之夭夭。
接线员让这位邻居一直保持通话，并记录下她从受害人那里听来的一连串细节：强奸犯有刀；他拍了照片；被害人不认识他；他可能整晚都在被害人公寓里，因为他偷听到了被害人的电话对话。8点03分，报案人称，受害人刚刚在卧室里找到了那把刀；8点04分，受害人的妈妈到达现场。案发公寓楼距离警察总部约一英里，拐几个弯就到。调度员听电话的同时已经安排警力赶往现场，8点03分、04分、05分都有警员到达。
调度员还召来一辆救护车，并呼叫了K-9警犬队，希望警犬能找到袭击者的踪迹。
8点04分到达的犯罪现场技术员安妮·麦尔斯（Anne Miles）是第二位抵达现场的警官。她把车停在楼外，走进受害者位于一楼的公寓，在那里见到一位拥有一头大波浪和一双浅褐色眼眸的18岁姑娘，于是询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玛丽第一次向警官讲述那天早上发生的事情。然而如此重要的时刻，将来却会被玛丽遗忘。她会记得警察到达时，她正裹着毯子在角落里瑟瑟发抖；她会记得与救护人员交谈过；她会记得自己挪到沙发上，坐在佩吉旁边——但她却不记得曾有一位女警官在那里听取她那么详细的讲述。
玛丽告诉麦尔斯，她被一名持刀男子惊醒。他拉开她的被子和床单，命令她翻身趴着。他骑在她身上，捆住她，蒙上她的眼睛，堵住她的嘴，然后命令她再翻转来仰面朝天。他猥亵并强奸了她。她感觉他似乎戴着手套。他说他戴了避孕套。她听到咔嚓声并看到某种闪光。他告诉她，他已经拍了她的裸照，如果她敢报警，他就会把它们发布到网上。然后他从前门离开。她听见门被关上的声音。
麦尔斯询问玛丽能否描述一下袭击者的特征。玛丽说她没有看清楚。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她只说得出他是白人，眼睛是蓝色的，穿了一件灰色的卫衣。麦尔斯又问她，是否注意到他的声音或气味或其他任何细节。玛丽再次表示，一切发生得太快，她的记忆全都是模糊的。
麦尔斯问，男子对她的侵犯持续了多久。玛丽说她不知道。
玛丽告诉麦尔斯，强奸犯把她的手袋扔在了地板上。她不明白是为什么。
麦尔斯的工作是收集和处理物证，所以她开始在玛丽的陪伴下检查公寓每个角落。在卧室里，她看到玛丽的手袋在地板上而钱包在床上。钱包里玛丽的学车许可证不见了。麦尔斯在卧室的窗台上发现了它。
麦尔斯看见玛丽床边的塑料储物箱上有一把黑色手柄的大刀。玛丽告诉她，这把刀是她厨房里的，就是强奸犯用来威胁她的那把。麦尔斯在床上发现一根鞋带——很显然是用来捆绑玛丽的。卧室角落里放着一台电脑显示器，麦尔斯在它上面找到了串着一条女式内裤的第二根鞋带。“内裤上系着鞋带要么被用作眼罩，要么被用来放在（玛丽的）嘴里令她无法尖叫。”迈尔斯之后将在报告中如此陈述。玛丽告诉麦尔斯，这些鞋带就来自她放在客厅里的网球鞋。
麦尔斯询问玛丽前一天晚上有没有锁门。玛丽表示她不确定。麦尔斯检查了前门，没有发现被撬开的痕迹。然后她检查了公寓后面的玻璃推拉门。它没有锁，而且还略微开着。麦尔斯走出推拉门来到后门廊，检查那里的木栏杆。它们大部分都布满灰尘，但有大约90厘米宽的一段上面的灰被拂去，有可能是有人从此处翻越栏杆造成的。
麦尔斯用拭子擦拭推拉门的内外把手，试图寻找DNA痕迹。她在公寓里里外外拍了至少70张照片，拍下了一切可能揭示那天早上所发生事情的细节：门廊栏杆，卧室窗台上的学车许可，厨房里少了一把刀的刀架，没有鞋带的鞋子。那双鞋子就放在客厅的沙发旁边。靠墙摆放的沙发上面有几只毛绒玩具，一头斑点牛和一只白爪子的狗。
离开玛丽的公寓后麦尔斯写了一份两页纸的报告，简单叙述了她所采取的取证步骤。她的报告完全没有暗示她相信或不相信什么，只是客观讲述她的所见与所为。
林伍德市警察局有79名宣誓就职的警察，为全市大约3.4万人口服务。玛丽的案件是该局2008年调查的10起强奸报案之一；由于案件数量太少，该局刑侦处没有设立单独的性犯罪部门。
玛丽报案的那天早上，刑侦处负责人詹姆斯·尼尔森（James Nelson）指挥官也来到公寓楼，并挨家挨户地询问潜在的目击者。住在203室的男子说他没有听到或看到任何异常情况。他是尼尔森成功询问到的唯一住户。103、201、301、302、303和304室都无人应门。
尼尔森还去了附近另一栋公寓楼。他询问了那里的3位住户，并记录下一样的回答：“没有看到或听到任何可疑情况。”另外7户人家无人应门。
8点15分左右，K-9小队来到现场。警方报告中称，警犬“朝着南边的一栋办公大楼追踪而去，却并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在现场北边的一个停车场附近，警犬依旧一无所获。
当天上午晚些时候，第二位犯罪现场技术员乔什·凯尔西（Josh Kelsey）警探赶来帮忙。和麦尔斯一样，凯尔西也写了一份两页的报告。但不同的是，他的报告在案发11天后才完成，那时玛丽早已经撤销了报案。凯尔西也仔细排查了现场，并在报告中记录了他的观察结果：没有鞋带的两只鞋子“相互挨着躺在靠近沙发尾端和卧室门的地方，它们鞋底着地就像是被摆在那里（而不是乱扔的）……床上看起来很乱，但床头端坐着一个小风扇，就在两个枕头旁边……我没有看见任何能用来蒙住眼睛的物品”。
凯尔西试图在推拉门上提取指纹。在朝内那面他设法提取到一些不完整的指纹，将其保存在一张指纹卡上。虽然玛丽说强奸犯是从前门离开的，但凯尔西的笔记并未提到他曾检查那扇门寻找可能存在的指纹或DNA。之前的勘查中麦尔斯也没有检查前门。
凯尔西用备用光源检查了卧室，寻找体液的特有光芒。他在堆放于地板上的被子和毯子上没有查到任何体液，但他在床垫上发现了两处。他还在床上找到几根毛囊和一些纤维，他把它们都收集了起来。
凯尔西总计收集到18件证物，分别贴上标签装袋，然后将这些体现玛丽青春生活的物证从她的公寓打包带走了，包括从粉色被子到床垫衬垫的每一层床上用品，以及她的鞋子、钱包和学车许可证。
林伍德市警局的杰弗里·梅森（Jeffrey Mason）警司是在8点45分左右赶到。当时，“阶梯计划”负责玛丽的项目经理韦恩以及她楼上的邻居正在公寓外面。屋内，玛丽和养母佩吉坐在沙发上。玛丽身上裹着一条毯子，正哭个不停。
梅森是本案的负责人。他走到玛丽身边作自我介绍。
梅森现年39岁。6个星期前他刚刚晋升为警司并被调至刑侦处。
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俄勒冈州度过，在那里他从沃斯科县的调度员做起，一路晋升至俄勒冈州警察局。其中任期最长的一段是在小镇达尔斯的警察局服务了将近9年，期间荣获一枚勇气奖章。
多年来，他参加过几十次各种科目的培训课程。他进过狙击手学校。他研究过非法摩托车团伙。他学会了审讯嫌疑人，以及如何通过解读他们的肢体语言来判断口供的真伪。然而有一门科目是他最精通的，正如他的人事档案中列出的教学项目所体现的：室内大麻种植；街头毒品；综合麻醉品筛查与识别；侦察拦截分队（简称RAID），隐蔽隔间，墨西哥冰毒。他学习过空中侦察——如何从数百米的高空找到一片混在其他植被中的大麻地——以及在端掉一座秘密毒品实验室时如何保证安全在内的一系列课程。他身处一个充斥着卧底交易和线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警察游走在吸毒者和毒贩之间。
梅森于2003年加入林伍德市警察局。获得此次升职之前，他已经干了4年巡警以及1年缉毒警探。他的敬业与可靠为他赢得了赞誉。上级对他的专业精神表示赞赏，从他的书面报告质量（“内容完善而深思熟虑，几乎没有错误”）到他对警察工作的态度（“积极主动”），再到他的领导能力（“天生的指导能力”）。一位警司赞扬他有“出色的工作习惯”，因而无需监督就能圆满完成工作。
在梅森19年的执法生涯中，他只办理过一两起强奸案。他曾接受过一些性犯罪培训，但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非常久远以前的事了。
两人初次见面时，玛丽给梅森留下的印象是直率。“我没有太多面对性侵受害者的经验，”他后来表示，“但我当时并没有预设她会有怎样的表现。她没有歇斯底里。她很实事求是。这就是当时的情况。”玛丽对梅森和另一名警探说的与她此前告诉麦尔斯的差不多：没有上锁的推拉门，持刀的陌生人，以及在她卧室发生的强奸。梅森告诉玛丽，之后他会需要更多的细节，但眼下她需要去医院做性侵犯体检。检查结束后，他希望她到警局提供一份完整的陈述。
个案经理与养母陪同玛丽离开后，梅森在公寓里转了转，看了看被掏空的手袋、串在鞋带上的内裤和歪歪斜斜的床垫——它与床架错开了大约10厘米。梅森还和住在玛丽正上方的邻居，18岁的娜塔莉聊了聊。娜塔莉说她整晚并没有听到任何异常的声音。然后在早上7点52分或者53分，她接到玛丽的电话，后者在电话里哭喊着说有人闯进她家强奸了她。娜塔莉抓起手机就跑下楼，并在玛丽的公寓里拨打了报警电话。
虽然梅森是此案的负责人，但还有一位刑侦处同事杰里·里特加恩（Jerry Rittgarn）会协助他。里特加恩拥有华盛顿大学动物学学士学位，此前曾在海军陆战队服役，专攻直升机航空电子设备，并曾在航空航天业担任技术员。他已经在林伍德市当了11年警察，作为警探也已有4年。他的职责之一是对应聘者进行背景调查，并就是否录用他们给出建议，这体现了警局对他的调查能力的信任。2006年，他曾被评为林伍德市年度最佳警官。
与派到现场的其他探员一样，里特加恩也在几天后提交了报告，当时玛丽已经收回了被强奸的说法。他在报告中称，在玛丽去医院之前，他查看过她的双手腕，均未发现印记。用紫外线灯检查玛丽的卧室时，他也没有在床单和寝具上发现液体污渍。他彻底搜遍了整间公寓——浴室、厕所、垃圾桶——也没有发现避孕套或包装纸。他还去公寓外面沿着一侧山坡搜寻，依旧没有发现。
佩吉和韦恩把玛丽带到附近埃弗里特市的普罗维登斯地区医疗中心。那里有一个性侵害中心，为受害人提供代言人，并配有受过专门培训的护士收集证据。
截至2008年8月，为强奸受害人提供的特殊医学检查——因为物证存放在盒子里，所以俗称“性侵取证套盒”（rape kit）——已经实行了30年。它的出现源自一名受害人代言人与一名警方微观分析员，以及最不可思议的资金来源。
1970年代中期，玛莎·“玛蒂”·戈达德（Martha“Marty”Goddard）在芝加哥成立了一个名为“受害者援助公民委员会”（Citizens Committee for Victim Assistance）的公益组织。当时，深陷耻辱感之中的强奸案件很少受到关注；即便得到的那一点点关注也往往有害无益。戈达德决定改变这种状况。她自诩为A型人格——她住在办公室附近，周末和假期都在工作，花数百美元办了健身房会员卡，却忙得从来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健身。
她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在于让人们认识到，他们关于强奸的文字表述需要改进。有一次，委员会一位成员从商店带回一张贺卡给她看：“太可怕了，看这个。”只见卡片封面上印着：“帮助阻止强奸。”内页则印着：“说你同意。”戈达德给卡片公司写信表达自己的观点：“我敢肯定你们认为这很风趣。但其实一点也不好笑。”公司很懊恼，把卡片从货架上撤了下来。戈达德还曾在芝加哥的报纸上读到一则女性报案遭到强奸的新闻。虽然报道中没有透露她的姓名，但综合其不经意透露的层层细节——关于她体貌的精确描述，她的职业（女服务员）和她工作的地方（确切的餐馆）——要确定她的身份再容易不过，姓名已无关紧要。戈达德拜访了报社的编辑和一些员工。起初他们戒备心很强。但后来他们道歉了。“我得告诉你，他们再也没有这样做。”戈达德说。对戈达德来说，这就是她的生活：“处理一桩一桩又一桩。费时费力。”
此外，戈达德还非常关注性侵相关法律的执行情况。在走访了警察、检察官、急诊室医生与护士等相关人士之后，她发现强奸案的调查存在一个问题：物证的收集非常草率。如果毛发、纤维、血液、精液、指甲屑、衣物等证据一起被收集，它们往往保存不当或标记不当，从而价值受损。警方告诉戈达德，急诊室人员会把两张显微镜载玻片面对面用橡皮筋绑在一起，使得两个样本都受到污染。有时载玻片没有标明样本出处。急诊室人员所受的训练是将强奸受害者当作病人，而不是病人兼犯罪现场。医院常常没有替换的衣服，因此，当受害者的衣服被作为证据扣留后，他们只能穿着医院的拖鞋和那种反穿的病号服，然后可能会被一辆有明显标志的警车送回家。这些势必会引起邻居们的疑问。
戈达德在芝加哥警察局找到了她的事业盟友，其中最著名的是犯罪研究实验室负责人路易斯·维图洛（Louis Vitullo）警司。作为微量分析员，维图洛在市中心工作，但他家住在一小时车程以外的城市北部。芝加哥令他很紧张（在女儿年满20岁之前他从不让她单独去市里），这也情有可原，毕竟他在实验室里终日与鲜血和凶器打交道。1960年代，他曾参与调查理查德·斯佩克（Richard Speck），那个丧心病狂地谋杀了8名学员护士的凶手。为了将性侵案件中的证据收集标准化，维图洛与戈达德合作设计出一个蓝白相间的纸板箱，里面逐项摆放着需要收集的拭子和载玻片，并提供了贴好标签的文件夹，以便分门别类地封装证物。“犯罪实验室最终成了我的第二个家，我没跟你开玩笑。”戈尔德说。
所以在维图洛的帮助下，戈达德有了一个设计。她缺少的是购买部件加以组装的资金。众多基金会乐于对医学研究医院和交响乐团慷慨解囊。即使是资助与女性和女孩有关的项目，它们可能会捐给基督教女青年会或女童子军。它们不希望与强奸的话题扯上任何关系。“基金会和企业大多以男性为主，”戈达德说，“他们掌握着大笔资金，紧紧掌控着钱包，不肯松动。”最终，戈达德求助于一位朋友，玛格丽特·斯坦迪什（Margaret Standish）。她管理着花花公子基金会（Playboy Foundation），这是休·海夫纳（Hugh Hefner）出版帝国的活动家分支。花花公子基金会提供了1万美元，还同意他们将《花花公子》杂志办公室用作生产线，并在那里为制作第一批革命性套盒的志愿者们（大部分是老年人）提供了折叠桌、免费咖啡和三明治。“妇女运动对我大肆抨击——但太糟糕了。”戈达德说，“如果是成人杂志《藏春阁》或《皮条客》也就罢了，可《花花公子》？拜托，饶了我吧。”
1978年9月，芝加哥地区有26家医院开始使用这些套盒。第二年，有2777份装着物证的套盒被送到芝加哥犯罪实验室进行分析。1979年夏天，一男子涉嫌强奸芝加哥交通局的公交车司机，检察官在起诉他时提交了套盒作为证据。该男子被陪审团投票定罪。事后，法官让戈达德的委员会询问此案陪审员们，取证套盒对于他们达成判决是否有帮助。有9名陪审员予以肯定。
同年，戈达德结识了毕业于西北大学的苏珊·伊里恩（Susan Irion）。后者当时就职于公共关系领域，并同时志愿参与名为“强奸受害者代言人”（Rape Victim Advocate）的新兴组织的工作。伊里恩志愿参与12小时轮班，每次当班期间她有可能接到7家急诊室中任何一家的传呼，前往帮助指导性侵受害者接受医疗检查和警察询问。戈达德聘请伊里恩担任“受害者援助公民委员会”的助理主任。伊里恩花了2年半时间对医院工作人员和警察进行培训，向他们讲授性侵取证套盒的使用方法以及性侵创伤的复杂性。她教导他们不要犯经验主义错误。有时候创伤的表现形式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专业方面，伊里恩求助于芝加哥的社会工作教授乔恩·康特。他后来去了华盛顿大学任教，并负责对玛丽进行评估。伊里恩还在培训中借鉴了1979年出版的《强奸：危机与恢复》（Rape：Crisis and Recovery）一书的内容。该书作者为一位精神病学护士与一位社会学家，他们曾为波士顿市立医院收治的146名强奸受害者提供危机干预服务。两位作者发现，强奸受害者会呈现一系列不同的情绪反应。有的表现为愤怒或焦虑，有的镇定，有的震惊。“我记得在他离开后，我做了一些奇怪的事情，比如咬自己的手臂……以证明我还有感觉……我是真实的。”一名妇女报告说。身体反应还包括睡眠模式被打乱和挥之不去的疼痛。“我的肋下很痛，”另一位受害者说，“一直疼痛，并不会消失。我想他真的伤害了我，尽管X光片没有显示任何异常。”一些受害者受噩梦困扰，他们的梦境与强奸场景相似，受害者在梦中也无法逃脱。还有一些经历了某种形式的自我孤立，不敢出门，因而不得不旷课或放弃工作。
到1980年，伊利诺伊州已有215家医院使用戈达德和维图洛设计的性侵取证套盒。从那时起，它们成为全美的标准。1980年代末出现的DNA测试更显著地增强了套盒的功能，令法医科学突破了血型和显微镜检查的限制。
然而，尽管搜集的证据很有价值，但长达3到6个小时的收集过程仍是不小的负担。
在普罗维登斯，“阶梯计划”的主管亚娜在检查中全程陪伴着玛丽，安抚她的情绪。她抚摸着玛丽的后背，告诉她这不是她的错。
医疗小组里有一名接受过专门培训的护士，并且她本人也曾是性虐待受害人，因而更有同理心。受害者代言人也全程陪同，为玛丽提供心理支持，并解答她的所有疑问。医疗报告称，玛丽“意识清醒，没有表现出极度悲痛”。
医生对玛丽进行了评估，护士协助完成了所有需要的工作。
他们要求玛丽讲述袭击过程。
他们抽了她的血。
他们采集了尿液样本。
他们收集了阴道分泌物，并将其涂抹在载玻片上。
他们给玛丽做了淋病测试。还做了肝炎、衣原体和梅毒检测。
他们测试了她的酵母菌感染情况。
他们为她做了艾滋病毒检测。
每一项检测，玛丽都被告知结果要晚些时候才能出来。她必须等待。
为了协助刑事调查，小组的检查还包括了法医工作。
他们收集了玛丽的每一件衣物，以便稍后送往犯罪实验室检验。
他们还检查了玛丽的身体，如果发现受伤的痕迹就记录下来。
医疗小组的报告称：“双手腕有创伤。”他们给她的手腕拍了照，并测量了擦伤的长度和宽度，精确到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厘米。最长的擦伤，呈红色并且凸起，长达7厘米。
在寻找生殖器损伤时，他们运用了一种染色染料甲苯胺蓝，它可以在健康组织和受伤组织之间形成颜色对比。“小阴唇内侧有擦伤。”他们在报告中写道。
他们将棉签伸进玛丽的口腔擦拭口腔内壁以收集DNA。法医学家们需要玛丽的基因图谱，以区别于性侵取证套盒采集的拭子中可能发现的其他DNA图谱。
他们收集了4份阴道拭子。
他们收集了4份直肠拭子。
他们还从两者之间的部位采集了4份拭子。
这些拭子被放在一个干燥箱内，然后和其他证据共同存放在一个带锁储物柜里，等待被交给林伍德警方。
他们给玛丽服用了1克希舒美阿奇霉素片与400毫克速普乐头孢克肟胶囊，作为对性传播疾病的预防。
他们还为她提供了紧急避孕药——让她在医院里吃了一片，并给了她另一片让她12小时后再服用。
他们询问她是否曾出现过量的出血，或不寻常的阴道分泌物，或发生停经。
他们还建议，如果她出现呼吸急促，吞咽困难，或者出现荨麻疹，抑或有自杀的念头，务必回到急诊室就医。
佩吉开车送玛丽到医院后就一直陪着她。她看着他们给玛丽的手腕拍照。她握着玛丽的手。
但检查耗时太长，佩吉陪伴了约3个小时后最终不得不离开。她当时还有两个寄养的孩子，都是十几岁的少女，她得回家照顾她们。
检查结束后，玛丽换上了她带去医院的一套衣服。当她离开普罗维登斯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
到2008年玛丽报案时，性犯罪专家们制定的调查规程都有同样的核心主旨：证据胜过假设。此前一年，公益性警察培训组织“制止暴力侵害妇女国际组织”（End 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ternational）曾围绕强奸案调查制作了一门综合在线课程。它的主要设计者之一是退休警司乔安妮·阿尔尚博（Joanne Archambault），她在圣地亚哥警察局曾有10年领导性犯罪部门的经验。
阿尔尚博的警务生涯就是建立在挑战成见的基础上。1970年代末，她就职于圣地亚哥的教育文化大楼，帮助别人找工作。两名警察招聘人员告诉她，只有男性才适合从事警察工作。“他们的话让我很生气。”阿尔尚博说，以至于她自己去应聘了警察职位，“我从来没有打算当警察。我只是想让他们知道我够格被录用。”她进入警校时，同期训练的120名新人中只有4名女性。在阿尔尚博看来，训练的目的似乎就是为了淘汰女性。例如，引体向上的单杠对大多数女性的手来说太粗了。不到一年，阿尔尚博就成了队伍里仅存的女性。1980年春天，她被圣地亚哥警察局录用，继巡警之后她又调任过六七个岗位，一度成为该局第一位打击黑帮犯罪的女性警探。
对阿尔尚博来说，她23年的警察生涯变成了对怀疑的普遍性与危害性的研究。在调查虐待儿童案件时，她震惊于有如此之多的母亲不相信自己的孩子。她记得，在她加入性犯罪部门之后，国际警察局长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efs of Police）曾于1995年发表过一篇文章，文中给出的建议令她非常恼火：
通常，合理的强奸受害者的行为与外表几乎不会让人对犯罪的存在表示怀疑。在这种情形下，受害人会异常激动，悲痛欲绝，经常处于歇斯底里的状态，并且身体受到伤害，可能有割伤、瘀伤或伤口。受害人的衣物往往被扯破或撕掉，以证明是被强行脱下的；如果强奸发生在户外，受害人一般会被扔在地上，因此外衣会被弄脏。如果上述表现都不存在或只存在少数，那么对强奸指控的真实性抱有疑问是很合理的。
阿尔尚博知道这是错误的——彻底的、惊人的错误。她认为，警方对于解决性犯罪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他们没有给调查人员提供足够的培训或资源。警方的优先级反映的是公众的优先级。执法部门以外的人们不想谈论性侵犯。公众希望警方把精力放在黑帮与谋杀上。
由她帮助创建的在线课程告诫称，有些受害者会混淆他们故事的细枝末节，甚至会改变说辞。警方不应该局限于刻板印象——比如说，认为青少年受害者的可信度低于成年人。讯问受害人是“绝对不恰当的”。警察也不应该使用或威胁使用测谎仪，这会破坏受害者对执法部门的信任。此外，“众所周知，经历过危机的人接受测谎测试的结果是不可靠的”。
阿尔尚博曾亲眼看见可能导致调查误入歧途的冲动念头。培训期间，她会给学员们播放一段报警录音，是一位女性称自己刚刚在公寓里被强奸。背景中有震耳欲聋的立体声音响。女人在音乐声中说，强奸犯把她绑了起来。培训班的警官们听到这盘磁带时通常认为它是个骗局。他们不相信女性被绑着双手还能打电话。（实际上她是用脚指头拨号的。）而且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嘈杂的音乐。（实际上，强奸犯把音量调得很高是为了掩盖所有尖叫声。）但这个报警电话并非骗局。报案人确实遭遇了强奸。“研究表明，越是亲密型犯罪，人们越会关注受害者的行为，当然，没有什么犯罪比性暴力更亲密。”阿尔尚博说。
2005年，国际警察局长协会公布了一项关于性侵调查的示范政策，推翻了10年前那篇文章中的观念。新政策是由阿尔尚博应协会要求所拟。在其签名档中写着：“任何情况下都不应凭借受害者对性侵创伤的反应来衡量其可信度。”
离开医院后，由韦恩开车带玛丽去了林伍德市警察局。他们到达时已经将近下午3点钟。
梅森警司把玛丽带到一间询问室，那里只有他们二人。在梅森看来，玛丽显得很疲惫。她告诉他，她前一晚只睡了不足一个小时。她还说她头疼。
梅森给玛丽拿来一些水，并解释为什么他现在就需要她的陈述：尽快得到尽可能详细的说明对破案是很重要的。玛丽现在提供的信息可能会引出更多证据，从而最终让警方能够成功逮捕罪犯，保护民众。
梅森让玛丽回忆过去的一天，并详细讲述在她公寓内发生的一切。
这将是玛丽第4次讲述遇袭的情形。她曾对麦尔斯讲过。后来在公寓里，她给梅森和里特加恩又讲了一遍。之后她在医院又跟护士说了一遍。现在又要让她再来一次。
玛丽告诉梅森，她整晚都在和朋友乔丹通电话。她说早上6点45分，也可能7点，她醒来，看见有个男人站在她卧室门口，手持一把刀。她为梅森描述了这个男人的样子。之前她告诉麦尔斯，男人有一双蓝色的眼睛，穿着灰色的卫衣。现在她告诉梅森，男人的眼睛可能是蓝色的，他穿着一件连帽衫，灰色或者白色。
玛丽告诉梅森，此人看起来不到30岁。
身高看上去有1米68到1米75。
他身材瘦削。
玛丽说，她被捆着，双手被反绑在背后。她还讲了男子掀起她的衣服拍照。她说，她觉得男子强奸她的过程持续了大约5分钟。
玛丽一步一步地复述了强奸犯离开之后她所做的事情。
她跑到前门，锁上了门。
她跑到玻璃推拉门前，锁上它。
她去厨房拿了一把刀，试图割断绑住她手的鞋带。
但没有成功，她只得来到卧室，用脚从橱柜最下面的抽屉里取出一把剪刀。她成功地用剪刀为自己松了绑。
然后她拿起手机试图联络乔丹，但他没有接电话。
她又打电话给佩吉，佩吉同意赶来。
她又打给楼上的邻居，邻居赶了下来。
玛丽讲述时，梅森做了笔记。他没有给她录音。
她说完后，他递给她一张表格，旨在授权医院向警方披露她的医疗记录。她签了字。
梅森又递给玛丽另一张纸。这是一张“事件陈述表”，上面有二十几行空白。梅森要求玛丽写下所有发生的事情。在表的最下方印有警示称，向警方做虚假或误导性陈述是犯罪行为。这张表就是玛丽对于强奸遭遇的第5次陈述。
玛丽告诉梅森她累坏了。她的头抽痛着。他让她先休息一下再填写，写完了给他打电话。
离开警局之前，玛丽见到了乔什·凯尔西，他是当天早上在她公寓收集证据的犯罪现场技术人员。至此，距离玛丽从鞋带中挣脱已经过去了至少7个小时。凯尔西给玛丽的手腕和双手又补拍了十几张照片。一个多星期后，当他写报告时，他注意到玛丽两只手腕上的痕迹，在报告中补充道：“痕迹是红色的，但没有发现擦伤或瘀伤。”
韦恩开车载玛丽离开警局。
当天，玛丽回到公寓楼与“阶梯计划”的所有成员开了个会。玛丽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她让他们多加小心。她提醒他们必须锁好门。只说了几分钟她就崩溃大哭起来。
当晚，玛丽去了朋友家过夜。
在出警后的至少24小时内，侦查工作是正常进行的。警方没有在任何报告中提及他们认为玛丽可能在撒谎，玛丽也没有感觉到会有人这样想。她觉得自己得到了支持——来自警察、医务人员、她的朋友和她的寄养家庭，以及“阶梯计划”的管理人员。
8月12日，星期二，也就是玛丽报案的第二天，梅森警司发传真，要求给玛丽做性侵害检查的医院提供一份玛丽的医疗记录。这是标准做法。
然而就在同一天，梅森接到一个神秘电话。之所以神秘要归之于他后来在警方报告中的含糊其词。尽管他自己清楚来电者的身份，但他没有在报告中说明。他在报告中用两句话总结了整个调查最关键的时刻：“我接到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人打来的电话。此人说，鉴于（玛丽）以往的哗众取宠举动，对‘强奸’是否真的发生过心存疑虑。”
梅森安排与来电者面谈，以便了解更多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