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金钱世界：财富与幸福的迷思
别了，凯恩斯的“乌托邦”
当欲望既定时，效用越大越幸福；而当效用既定时，欲望越小越幸福。当欲望无限大时，幸福就会无限缩小趋近于零；而当欲望与效用趋于同值时，约等于“1”的幸福，就是人的心理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中点状态，意味着人的知足、约束和节制，而不是欲望的膨胀。
——保罗·萨缪尔森
时光回转到1930年，凯恩斯满怀欣喜地向世人描绘了一幅“乌托邦”画面：
“如果资本设备持续以每年2%的速度增长，技术效率以每年1%的幅度提高，那么一百年以后，先进国家的生活标准将是今天的4~8倍，如果没有重大战争和人口的显著增长，人类只需要投入一小部分工作时间——一周15小时，就可满足全部物质需求。”
如果凯恩斯的逻辑是正确的，那么今天的我们应当比上一辈人拥有更多的物质财富，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不会有“996”的工作制，人人都有可能实现时间自由与财富自由。
可是，2030年已经近在咫尺了，凯恩斯勾勒的“乌托邦”成真了吗？很遗憾，它不仅没有呈现在我们眼前，似乎距离我们还愈来愈远了。
翻开美国当代艺术史家乔纳森·克拉里撰写的《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我们清楚地瞥见了现代人的生活处境：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全天候提供服务！书中阐述道：“北美成年人平均每晚睡大约6.5个小时，上一代人睡8个小时，20世纪初的人则要睡10个小时。”
再翻开英国学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撰写的《金钱与好的生活》，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残酷而扎心的真相：“在过去的三十六年里，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但这种增长却压根儿没有给他们带来额外的幸福。”
过度的物质需求，没有使现代人变得好过，反倒是深受其累。凯恩斯在描绘“乌托邦”的时候，应该怎么也不会想到，“过劳死”的现象在一百年后的发达国家中频繁上演，其中精英群体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如果凯恩斯看到这样的现实，会不会感到沮丧呢？
当然，我们不能全然地否定凯恩斯的理论，毕竟他提出的“增长幸福论”是有一定历史时代背景的。只是，凯恩斯错把幸福视为一个定量，认为人们对物质的需求总会有满足的一天，却不曾预见到，他认为的那些已经过得很幸福的人，还会有其他的欲望和需求，没有尽头。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提出过一个有关幸福的方程式：
幸福＝效用/欲望
简单解释，幸福就是效用和欲望的比。效用，是人们消费某一种物品时得到的满足程度；欲望，是对某种物品效用的强烈需要。
金钱可以给人带来效用，每个人对财富都存在欲望，一个人赚到钱后，他会产生一种幸福感。根据上述公式，如果两个人的财富欲望水平是一样的，都渴望拥有100万，那么赚了50万的人就比赚了20万的人幸福；但如果赚了50万的人的欲望是100万，而赚了20万的人的欲望就是20万，那么赚了20万的人虽然比赚了50万的人拥有的金钱数额少，可他却比赚了50万的人幸福感更强。同理，当欲望超过了效用时，幸福感就会丧失。
通常来说，人们最为缺少的东西，越能够给其带来幸福感。例如，身患重病的人，如果能够恢复健康，就会感到幸福无比；颠沛流离的打工人，若能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也会觉得很幸福。只不过，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一个欲望满足后，又会有新的欲望产生，这也导致有些人的幸福感持续的时间很短，因为总有新的需求亟待满足。
越是深入剖析，我们越不难发现：幸福是一个变量，会随着时间、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的幸福感不尽相同；同一环境下的人，对幸福的评价标准也不一样。尽管幸福与经济密切相关，但不存在铁定的因果关联。
究竟拥有多少财富，才会感觉幸福
许多人都思考过这个问题：是不是多赚一些钱，拥有更多的财富，就会比现在活得幸福？
很遗憾地说，拥有财富的多少与幸福是不呈正比关系的！虽然金钱与生活品质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不是拥有的钱越多就会越幸福。财富只有在缺少时才对幸福产生较大影响，当财富增加到一定水平后，财富与幸福的关联就小多了。
一位俄国青年初到美国时，身上没什么钱，日子过得也很艰难。那时候，他每天都在琢磨要怎样才能多赚点钱，与人谈论的主要话题也是赚钱。后来，他师从经济学名师，再后来投身到证券业，赚了很多钱。这时候，他却并未觉得生活有多少乐趣，反倒是更想去科罗拉多州做一个流浪滑雪人。
现代经济学认为，金钱只是能够给人带来幸福的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因素。人们是否幸福，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感情、健康、精神等与财富无关的因素。心理学家曾经调查过22个平时有抑郁情绪但曾经中过彩票大奖的人，结果发现：当中奖事件过去以后，他们很快又回到了从前的抑郁状态，依然感觉不幸福。
那么，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幸福感是怎样的呢？是不是对生活的满意度很低呢？
调查显示，最贫穷的人生活幸福感并不是很差，他们的幸福感与中等收入的人相比，只是略微低一点。贫穷不必然导致精神上的痛苦，贫穷更像是一种社会病，是由于教育、就业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一个人如何看待金钱，比金钱本身更能够影响他的幸福感。那些把金钱看得特别重的人，对收入的满意度较低，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也比较低。
幸福感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体验，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也是对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每个人都有自己衡量幸福感的标准，有时我们认为一个人幸福，他自己却并没有这样的感觉；有时我们认为自己不幸福，殊不知在别人眼里，我们已是被羡慕的对象。
多年前，住在意大利某小镇上的托马斯一家人，每天都会因为生活的拮据而争吵不休。面对如同地狱一般的家，男主人托马斯苦闷不已，便向一位智者朋友寻求帮助。朋友给他出了一个主意：把家里的奶牛、山羊、鸡全都放到屋子里，让它们和人一起生活。
托马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可因为事先答应朋友要按照他的话去做，也就硬着头皮回去执行了。试过的结果，和托马斯想的差不多，情况没有变好，而是变得更糟了，一家人在痛苦和煎熬中度过了两天。
第三天早上，托马斯又去找那位智者朋友，哭诉道：“那只山羊把房间里弄得一团糟，鸡到处乱飞，满地都是动物的粪便，这样的生活如同噩梦，人和牲畜怎么能共住一室呢？”朋友说：“那还不简单，赶紧回家，把它们都赶出屋去。”
托马斯按照朋友所说，把牲畜们都放了出去。当天下午，托马斯就跑到朋友的住处，拉着朋友的手满面红光、兴奋难抑地说：“谢谢你，我现在觉得家里像天堂一样！”
生活拮据的托马斯想要寻求幸福，并将希望寄托于一位智者朋友的身上。可惜，朋友并没有让他的处境发生任何改变，反倒是让他遭受了一番折磨。可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番折磨，托马斯才重新感受到了幸福。到最后，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不同的只是人的内心感受。
想要让自己的幸福感提升，需要秉持一颗真诚的、热爱生活的心，建立符合实际的目标和期望值，用心感受自己拥有的东西，知足常乐不只是一句鸡汤。如果工作只是为了赚钱，那么应该适可而止，美国的一位大投资家曾对一些野心勃勃的年轻人说：“做你深爱的事情，你才会幸福。”他没有劝人和他一样从事投资行业，尽管这个行业很赚钱，可若不喜欢的话，做起来是很痛苦的；即便是喜欢，也不是每个人都有投资的才能。
实际上，无论是金钱、健康、兴趣爱好、情感，都可以让人体验到满足感。在现实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不妨多思考一下如何对时间和精力进行分配：有多少时间用于赚钱，有多少时间用来休闲？找到平衡点，会离幸福越来越近。
你愿意三薪加班，还是七天休假
“国庆节七天假，去公司加班一天能拿到600块，后面还有带薪调休……早知道，我就不出去玩了，人山人海的，还不如多赚点钱呢！”
“好想一整天窝在沙发上，追剧点外卖，太久没有放过一整天的假了。默默祈祷，国庆给我七天假，我不想加班，也不想要三薪。”
每年的国庆长假，上班族们都要面临“三薪加班与七天休假”的抉择。面对这个灵魂的拷问，你会怎么选？相信无论内心的天平倾向于哪一边，你都能说出N多条理由。毕竟，芸芸众生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必须靠工作维持生计，而这份工作也不能完全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随意决定。想要实现自己的最大满足，就只能在工作与闲暇之间寻求到一种平衡。
不可否认，工作对一个人而言是重要的，我们需要通过它来创造物质财富，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以及实现部分的自我价值。但，休闲也是不容忽视的，人不是机器，精力有限，要通过休闲缓解压力、积蓄体力，才能够重新获得劳动能力，焕发生命的活力。所以，工作与闲暇是一对孪生体。当经济学家把劳动作为一种经济活动进行研究时，也把休闲活动纳入了其中，丝毫没有怠慢。
小孩子经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周要上5天学，只放2天假？”面对这样的疑问，你觉得要怎样解释比较好？有位妈妈告诉孩子，说：“正因为上了5天学，你才觉得2天的周末很珍贵啊！要是天天放假，你还觉得早上多睡一会儿幸福吗？”
事实就是如此，在工作时间很少的情况下，我们不会从闲暇中获得太大的满足。这就好比，让你突然停止所有和工作相关的事，完完全全地闲上一个月，什么都不做，可能最初的几天你还觉得挺放松，可过了十天半月，多数人都会感到无聊。反之，让你连续十天半月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你一定会比平时更渴望休息。在这样的状态下，即便有“加班三薪”摆在眼前，多数人也不想要，而是更乐意休个七天假期。
从经济学层面分析，当工作时间较短时，我们不会感到很累，而所获得的工资会优先用于最迫切需要的消费（生活必需品），所以从中得到的满足也会很大。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我们会感到越来越厌烦，此时获得的工资则会用来购买相对不重要的物品（非必需品）。
在19世纪早期，工厂里的工人们是没有休息日的，每周要工作84个小时左右；一百多年前，也没有双休日一说，人们通常一周都要工作6天。现在，大部分国家正常的工作时间都是每周5天，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工作时间甚至缩减到4天半。
现代人的工作时间之所以比过去的人要短，主要的原因就是现代社会的消费和娱乐项目比过去丰富太多，人们能够从闲暇中获得更大的满足，所以人们需要减少工作时间，增加闲暇时间。但就一些成功人士而言，他们的工作时间比普通人多很多，也是因为他们的工作能够换来更多的收入，而这些收入可以用来购买普通人消费不起的物品，带给他们更大的满足。
那么，现实中的我们，该如何在工作与闲暇的均衡中获得最大的满足呢？
答案已明了，让工作带来的边际收益与闲暇带来的边际效用相等。这就提示我们，高工资是好事，闲暇也是好事，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工资高低不是决定加班与否的自变量，因为我们最终寻求的是怎样选择才能让自己更快乐。所以，选择“三薪加班”还是“七天休假”，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所谓的好坏之分，全凭个人判定。
懂得二八定律的人，不会靠拼命去赚钱
是否在某一时刻，你曾抱怨过生活的不公？明明付出了很多努力，却没有得到与之相匹配的回报？做事从来不会偷奸耍滑，却仍然看着别人在事业上平步青云？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应该了解一个真相：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
经济学家说，20%的人手里掌握着80%的财富；心理学家说，20%的人身上集中了人类80%的智慧。20%的人享受了世界上80%的爱情，甚至办掉全世界80%的结离婚手续；20%的人历经人生80%的大喜大悲，体验80%的精彩和跌宕，80%的人更多的是在复制着平淡无奇的日子；20%的人可以实现80%的心愿，而80%的人只能实现20%的心愿……不要觉得意外，这就是经济学中著名的“二八定律”。
19世纪末，意大利经济学者帕累托率先提出二八定律。他认为，在任何一组东西中，最重要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约20%，其余80%尽管是多数，却是次要的。这种不平衡的模式不是偶然，而是会重复出现。
细心留意不难发现，在商界以及日常生活中，二八定律广泛存在：80%的成绩归功于20%的努力；市场上80%的产品可能是20%的企业生产的；20%的顾客可能给商家带来80%的利润。遵循二八定律的企业，往往会在经营和管理中抓住关键的少数顾客，精确定位，加强服务，事半功倍。美国的普尔斯马特会员店始终坚持会员制，就是基于这一经营理念；通用电气公司永远把奖励放在第一位，它的薪金和奖励制度使员工们工作效率更高，也更出色，但只奖励那些完成了高难度工作指标的员工。
不遵从二八定律会怎样呢？被称为“20世纪最大投资失败”的铱星公司倒闭，就是一个反面的典型。铱星公司推出的铱星电话——“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打通的电话”技术上的先进性举世无匹，可就是这样一个“天之骄子”，却在投入运营两年后就倒闭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运营方面的种种失误，最重要的败因正是它所追求的“覆盖全球”的理想。不要忘了，地球表面80%以上是人迹罕至的海洋、极地和高山，为了将这些地域纳入通信网络，铱星公司不但要发射大量卫星，而且要负担维护其运转的巨大费用，可是这些地方所能产生的利润却微乎其微。这些成本要谁来买单呢？最终都要由另外那20%地区的用户负担！这就使得铱星电话价格过高，无法和普通移动电话竞争。
二八定律反映出的是一种不平衡性。我们都知道，事物本身是存在一定的秩序关系的，各种关系的内在力量也是不平衡的，必然存在强弱之分，也必然会造成因果关系的不对等。这样一来，就使得投入和产出无法成正比。从财富分配的角度来说，人与人在收入上的差异，也是由于这种不平衡导致的。
举例来说：A是某公司的一名文员，每天工作8小时，日薪200元；B是该公司的老板，每天也工作8小时，日薪1万元。同样都是投入了8小时的工作，为什么两个人的收入相差50倍？因为两个人产出的成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解释了一件事，勤奋努力是可贵的品质，但不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就能换来丰厚的报酬，也不是拼命去赚钱就可以实现财富翻倍。
稀缺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每个人的时间、精力、成本都是稀缺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行合理分配。依照二八定律，我们应当把80%的资源花在能出关键效益的20%方面，这20%方面又能带动其余80%的发展，以此获得更好的收益。千万别傻傻地妄想面面俱到，试图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那样的话往往会落得“费力不得好”的结果。
人均GDP再高，你还是得自己奋斗
电视机的新闻频道播报了一条消息：中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听到这个数据后，有些人嘴巴一撇：“1万美元，看来我又拖后腿了！”有些人不屑一顾：“总说GDP升高了，我也没感觉到，工资一分钱没涨，一年赚不到10万块钱！”
中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到底意味着什么？跟普通人有没有关系呢？
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得先澄清一个问题：人均GDP≠人均收入。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是国内生产总值的英文简称，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人均GDP是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而人均收入，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通常为1年）内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国民收入占有量。
我们要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产能力有多少强，创造了多少社会财富，可以用GDP来作为统一“标尺”。根据CDIP（发展与知识产权委员会）报告，可以看出国家经济的变化趋势，确定当前经济是处于活跃期还是衰退期。通常，人均GDP反映的是每个人平均创造的财富，数值越高，反映一个地区的产品创造水平越高。
那么，哪个数据能反映人民的生活水平呢？这要看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2019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733元，人均收入仅占人均GDP的43%，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60%~70%。看到这个数据后，许多人应该不会再觉得自己“拖后腿”了。我国的经济的确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可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依旧是发展中国家。
那么，GDP是怎么构成的呢？或者说，是什么决定了GDP的高低？
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和服务，统称为社会财富，如工厂生产的产品、银行提供的服务、学校创造的价值等，这些社会财富加起来，就构成了GDP。不过，社会总财富不存在国籍和民族之分，只要在一国的领土范围内，无论是中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只要它在这一期间创造的社会财富都归入GDP。例如，韩国知名企业三星在中国的分公司所获得的利润，不能计入韩国的GDP，而要计入中国的GDP；中国知名企业比亚迪在美国的分公司获得的利润，要计入美国的GDP，而不能计入中国的GDP。
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的GDP大幅增长，反映出该国的经济发展蓬勃向上，国民收入增加，消费能力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提升。反之，一个国家的GDP出现负增长，则显示该国的经济处于衰退状态，消费能力减弱，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降低。可以说，GDP是宏观经济中备受关注的经济统计数字，不但可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而且可以反映一国的国力与财富，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
GDP固然重要，却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就如我们开篇时提到的现象：尽管有时GDP在高速增长，可人民的生活水平却没有提升。这是因为GDP无法反映出社会成本，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方式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更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效率、效益、质量，以及社会财富的总积累，不能衡量社会分配与社会公正。
假设此时猪肉价格每斤25元，如果每个月吃10斤，需要250元；第二年猪肉涨到35元，如果每个月还吃10斤，需要350元。这样看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没有什么变化，但消耗的GDP却增加了。如果人们嫌价格高，每个月改吃8斤猪肉，则需要280元。这样看来，GDP依然是比前一年增长了，但人们的生活水平却下降了。
生活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人们“吃了多少肉”，而GDP反映的却是“买这些肉花了多少钱”，两者既有相互关联的一面，又有相互背离的一面。GDP只能告诉我们“有多少”，不能告诉我们“有多好”；只能告诉我们“产出多少”，不能告诉我们“付出多少”；只能告诉我们“蛋糕有多大”，不能告诉我们“蛋糕该怎样切”。所以，想要生活更好，不能过于迷信GDP，还是得靠自己去努力奋斗。
邻居说物价便宜了，我怎么没感觉
网络上流传过一句话：“你可以跑不赢刘翔，但必须跑赢CPI。”
提到CPI，很多人并不陌生，它是消费者物价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的英文简称，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的一种指标，通常作为判断通货膨胀水平的依据，以百分比变化为表达形式。
我们国家的CPI主要依照八大类进行计算，即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这八大类的权重总和加起来是100。在每一类消费品中选出一个代表品，如：大多数人是吃米还是吃面，是穿皮鞋还是穿布鞋等。国家统计局选出一定数量的代表品，把这些代表品的物价按每一月、每一季、每一年折算成物价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布，就是我们所说的官方的CPI。
通常来说，CPI＞3%的增幅时，就意味着通货膨胀；当CPI＞5%的增幅时就意味着通货膨胀很严重了，这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会造成不利影响。当生活成本提高后，金钱的购买力会下降，假设去年我们得到100元没有花掉，而今年CPI上升了6%，现在我们用这100元只能买到相当于去年94元就可以买到的商品及劳务服务，说明我们的财富在缩水。
CPI的变化也会对股市产生一定的影响。CPI增幅过大导致通货膨胀，央行为了抑制通胀就会采取加息等紧缩策略，继而导致股市流动资金的减少，而减小股票的买盘。根据供求关系，股票买盘小的情况下其价格就会下跌。反之，如果CPI降低，则股市走热，股票上涨。
可以说，CPI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我们是否愿意，财富与CPI之间的这场赛跑都必须要参加，且还必须得跑赢。不然的话，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就会贬值。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CPI数据的同比上升和下降在感受上似乎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如：“上个月CPI同比下降了，邻居说买东西便宜了，我怎么没感觉？”
为什么人们的感受和CPI数据存在差异，且不同的人感受也不一样？
首先，CPI是一个综合统计指标，从影响人群看，既有城镇居民，也有农村居民；既有高收入者，也有低收入者；既有发达地区居民，也有欠发达地区居民。每个人所处地区不同、消费结构不同，反映总体CPI的感受自然也就不同。
低收入的家庭在食品、水电气等生活必需品上支出较大，当食品价格涨幅较大时，他们对价格上涨的感受就比较明显。不过，CPI涵盖八大类产品和服务，基本分类有268个，其中既有价格上涨的商品，也有价格下降的商品，每个消费者感受到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动都在其中，个体对部分商品价格的感受与反映综合水平的CPI相比，肯定会有差异。
其次，消费的频率对人们的感知度也有影响。通常，人们对于自己经常消费的商品或一些生活必需品，在价格变动方面比较敏感；对于不经常消费的商品或服务，如机票、家用电器等，就算价格变动较大，感觉也不明显。
最后，人们感受到的价格变化，通常都是用时点价格进行比较的，比如这次和上次、今天和昨天、今年与去年。然而，CPI是用时期均价进行比较的，同比指数是本月均价和上年同月均价对比，环比指数是本月均价和上月均价对比。在实际中，时点价格和时期均价经常会出现走势相反的情况。例如，今天的羊肉价格比昨天（或上周）下降了，但因为上月价格上涨较大，本月均价还是有可能比上个月要高。这就导致了CPI数据反映的情况，与人们的实际感受出现了差异。
不管实际的感受如何，我们依然得关注CPI，并且还要想办法跑赢它。这需要我们改变投资观念，花点时间去学习正确的理财观念，掌握相应的知识和技巧，通过健康理性的投资，实现财富的增值。
人民币升值了，几家欢喜几家愁
听到“人民币升值”几个字，许多人不免心生欢喜：我们的钱更值钱了，出国旅游、买进口商品都变得便宜了，多好的事啊！脑海里涌出一连串的想象，甚至觉得明天走进商场或超市购物，就能立刻“找到便宜”。等真的去买东西了，才发现一切都是自己的臆想：原来1块钱能买1斤土豆，现在得花1块5才能买1斤土豆！这么一算，钱反而更不值钱了！
其实，对于人民币升值这件事，我们需要从多个视角去看待和理解。
在固定货币收入的前提下，人民币升值意味着能够用有限的货币交换更多的东西，例如：有些人希望出国留学，在取得国外大学的入学许可后，由于无法证明有足够的费用可以支付在国外的学费、生活费，最后不得不放弃出国留学的梦想。可当人民币升值后，在各项费用不变的情况下，去国外留学会比以前的花费要少。如果本身有一定的财富，那么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好处会更明显，例如去国外旅行或购置产业会更便宜，手里拥有的钱也会变得更值钱。
不过，也有人听到人民币升值的消息后唉声叹气，做进出口贸易的张老板就是其一。张老板每年采购商品向国外发货，由于人民币升值，他的订单减少了很多。更重要的是，美国客户都以美元结算，结算后换得的人民币就更少了。原来10万美元能换得人民币80万元，人民币升值后10万美元只能换得人民币70万元。同样的价格，由于人民币升值，张老板的收入凭空减少了人民币10万元，他怎么能不叹气呢？更要命的是，人民币的升值影响了国内商品的价格，张老板采购的成本也随之提升了。
所以说，人民币升值这件事，真的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看到这里，可能有不少朋友还在琢磨开篇时的那个疑惑：人民币升值，不是意味着钱更值钱了吗？为什么买东西的时候，没感觉到钱值钱，反倒还不如以前了呢？
其实，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言，人民币升值那么一点点，影响是极小的，得不到想象中那么大的好处。对于持有大量资金的个人和金融机构，情况就会大不一样。假如一个人拥有人民币80亿元，原来可以兑换10亿美元，现在人民币升值了，他用70亿元人民币就能兑换10亿美元！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会促使大量的外币机构开始储备人民币。人民币的需求越大，其价值会越来越高。
任何事物都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人民币升值也是一样。人民币适当升值，可以帮助我国缓解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系，减少经贸纠纷，在国际上树立大国的良好形象。然而，凡事有度，过犹不及。如果人民币升值过快，就会存在经济泡沫和长期萧条的风险。
别因为一个基尼系数就灰心丧气
富翁在远行前，给了三个儿子每人1锭银子，吩咐他们拿这些钱去做生意。
一年之后，富翁回来了。三个儿子来到父亲面前，述说他们做生意的成果。
大儿子用父亲给的1锭银子赚了10锭银子，富翁给了他1万两银子。
二儿子用父亲给的1锭银子赚了5锭银子，富翁给了他5000两银子。
三儿子用手帕包裹着父亲给的1锭银子，小心翼翼地保存着，唯恐丢失。结果，富翁把他的这1锭银子赏赐给了大儿子，并说了一番“奇怪”的话：“凡是多的，还要给他，让他多多益善；凡是少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这个经济学小故事，呈现的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
在现代社会中，为了直观地反映和检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经济学家们经常会用到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191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来的，是指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这一概念提出后，很快得到了各界的普遍认同。
基尼系数最大是1，最小是0。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后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
显然，上述的两种情况都是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现实中基本不会出现，所以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往往都在0~1之间。在这个区间内，基尼系数越大，表明收入分配越不平均；基尼系数越小，表明收入分配越平均。通常来说，0.4是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一旦超过这个数值，就容易出现社会动荡。那么，中国的基尼系数是多少呢？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的经济突飞猛进，贫富的差距也开始不断加大。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7，突破了合理的限度。看到0.47这个数值时，不少人都会产生“基尼恐慌”，感叹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警戒线，觉得再怎么奋斗也没意义了，灰心丧气。那么，真实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这种“恐慌”和“丧气”有没有必要呢？
不可否认，把基尼系数0.4作为监控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是对许多国家实践经验的一种抽象与概括，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是，各国、各地区的具体情况有很大差别，居民的承受能力、社会价值观念都不相同，所以这种数量界限只能作为宏观调控的参照系，而不能成为一种禁锢和教条。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单独衡量农村居民内部或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各自的基尼系数警戒线设定为0.4；但在衡量全国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时，可以将警戒线上限设定为0.5，实际工作中按照0.45操作。
面对我国基尼系数上升、贫富差距拉大的事实，中央开始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分配秩序的问题，极力构建科学合理公平的分配制度，试图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2035年目标和2050年目标，都鲜明地体现了改善人民生活、缩小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实现共同富裕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和政治问题，它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国际劳动组织有一项关于基尼系数的研究显示：基尼系数的高低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密切相关，即经济发展水平越低（人均GDP越低）的地域，其社会的收入分配也普遍趋向于不平均（基尼系数高）。这就是说，对于基尼系数的运用要充分考虑社会条件和发展水平的差异，而不能一味地照搬。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完全把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经验数据运用到发展中国家，就会陷入教条主义，违背原本的科学方法。
基尼系数在反映经济公正性方面也有局限性，它反映的是一个静态的结果，针对指标分配的结果，而没有充分考虑分配的初始条件和分配中各群体投入的劳动。所以，基尼系数只是一个单纯致使结果公正的工具，而不反映过程的公正与否；它只看不同人群最后获得了多少钱，而不看各组人群为了获得那些钱接受了多少教育、付出了多少劳动。这就提示我们，在追求结果公平的同时，还要注重社会公平与规则公平，只看结果不看过程的思维不可取。
你想早点还清贷款，银行同意吗
故事发生在十几年前，恰逢中国房价突飞猛涨的阶段。
当时，赵先生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月收入5000元。为了准备婚房，他向银行贷款30万元，加上父母资助的10万元，购买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当时的房价是5000元左右，赵先生每个月拿出一半的收入还贷款。
背负着房贷的压力，赵先生不敢松懈，只得加倍地努力。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赵先生顺利升职，工资也涨到了8000元。他设想得很好，每个月还贷3500元，既能缩短还款期限，还能节省利息支出。然而，让赵先生没有想到的是，银行竟然拒绝了他。赵先生很不解：我提前还款不是好事吗，银行怎么还不乐意了？
其实，这里牵涉到国家利率的问题。所谓利率，就是表示一定时期内利息量与本金的比率，通常用百分比来表示，计算公式为：利息量÷本金＝利率。
利率在社会生活中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也是经济学中一个重要的金融变量，几乎所有的金融现象、金融资产都和利率有关系。当前，世界各国都在运用利率杠杆实施宏观调控：在经济萧条时期，降低利率，扩大货币供应，刺激经济发展；在通货膨胀时期，提高利率，减少货币供应，抑制经济的恶性发展。
对于赵先生遇到的“提前还款银行不乐意”的问题，其实是有经济背景的。2007年，我国的通货膨胀问题突出，国家为了抑制经济过热，多次提高利率。对于贷款买房的人来说，这显然增加了利息负担。为了少支付一些血汗钱，很多买房者都会像赵先生这样选择提前还款。从银行的角度来说，提高利率是一件好事，可以多赚取利息，倘若贷款者全都选择提前还款，那么银行的收入就少了。所以，银行自然不愿意购房者提前还款，遇到这种请求时，也难免会推三阻四。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否根据利率的变化做一些有益于自身的决策呢？
当国家提高利率时，通常意味着一个经济高峰期要过去了，下一个经济周期就是低迷时期。需要说明的是，国家不会让利率忽高忽低，无论降低还是提升，都会采取循序渐进、小步挪动的方式。为此，我们应根据大的趋势来判断股市、汇率、基金、股票、黄金等行业的情况，有选择性地进行消费和理财。
节俭能不能让社会变得更富有
从小到大，我们几乎都接受过这样一条教诲：节俭是一种美德。
在个人层面来说，规避铺张浪费，减少冲动购物，确实是一个好习惯。毕竟，赚钱不易，钱要花在刀刃上。然而，经济学家看待问题的视角有时会令常人咂舌，就拿“节俭是一种美德”来说，他们的见解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观点。
之前我们提到过《蜜蜂的寓言》这本书，作者曼德维尔用拟人的手法讲述了一个蜜蜂王国的兴衰史。最初，蜜蜂们每天大吃大喝，过着奢靡的生活。忽然有一天，它们开始推崇节约等高尚的道德观念。没想到，整个蜂群迅速衰败下来，一蹶不振。这本书一经推出，就招来了大众的唾弃与谩骂，认为它离经叛道，有碍公众视听，最后被禁止流通。
20世纪30年代，美国陷入经济大萧条时期。当时，美国人对经济发展丧失了信心，处在惶恐与绝望之中。为了获得更多的安全感，他们不敢轻易消费，省吃俭用，把钱都存起来。按照常理，这种做法似乎没什么不对。然而，经济学家凯恩斯却在此时想到了《蜜蜂的寓言》，并站出来指责：正是这种不愿意消费的心态，让美国经济陷入了更为严重的危机之中。1931年，凯恩斯在广播中直接断言，节俭会让贫困恶性循环。当时，他说了一句非常直白的话：“你们储蓄5先令，将会使一个人失业一天。”
1936年，凯恩斯在其著名经济学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正式提出“节俭悖论”：根据储蓄变动引起国民收入反方向变动的理论，增加储蓄会减少国民收入，导致经济衰退；减少储蓄会增加国民收入，使得经济繁华。
在经济学中，对单独个人有益的事情，不一定对全体有益。个人致富需要勤俭持家、减少浪费、增加储蓄。但就现代商业社会而言，如果整个国家的储蓄加大，对经济增长是没有好处的，还会致使社会陷入贫困之中。原因不难理解：节俭会导致支出减少，厂家会削减销量，减少工人，继而导致收入减少，最终减少储蓄。经济大萧条时期的情景，就是节俭悖论最为生动的呈现，人们对未来不抱任何希望，不敢随意消费，都尽量增加储蓄。结果，这种不愿意消费的心理和行为，又导致社会的不景气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而他们的收入也跟着持续下降。
需要澄清的是，节俭悖论是依据凯恩斯学说中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推导出来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有背景和前提条件的，它只在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且是一种短期现象。如果从长期来看，或是在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的情况下，节俭悖论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节俭悖论只是提醒我们：当整个经济陷入衰退期时，只有刺激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尽可能多地消费，整个经济才能够走出低谷，朝着充分就业、经济繁荣的方向发展。
虽然节俭悖论颠覆了传统观点，但也不能就此鼓吹“挥霍有功”。节俭，不代表不去消费；消费，也不意味着奢侈和浪费。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与“消费”具有矛盾关系的是“储蓄”或“投资”，节俭与消费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过度节俭当守财奴或者过度消费随意乱花，都是不被提倡的。真正理性的做法是，把握好一个度，在自己的经济能力和经济条件能够承受的范围内理性消费，保证买来的东西物有所值。
钱得悠着点儿花，入奢容易入俭难
9岁的女儿问父亲：“为什么说由俭入奢易？我觉得这句话有问题，一个人从贫穷到富有得经历漫长的过程，应该是一件很难的事呀！”父亲哭笑不得，解释说：“按照你的思维方式理解这句话，确实有问题。可问题在于，人家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北宋文学家司马光在《训俭示康》中写道：“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时至今日，这句话依然经常被拿出来作为训诫之言。对处于贫困状态中的人来说，让他什么都不付出就过上优渥的生活，他很快就可以适应。然而，当他适应了优渥的生活之后，突然把这一切夺走，让他重新回到贫困的生活中，他就没那么容易适应了。
人有趋乐避苦的本能，这或许可以作为“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心理学解释。如果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呢？倘若有的话，又该怎样解释这一现象呢？
在经济学家凯恩斯看来，消费是可逆的，即绝对收入水平变动必然会立即引起消费水平的变化。不过，他的这一观点遭到了经济学家杜森贝利的反驳，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消费决策不可能是一种理想的计划，它还取决于消费习惯。这种习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如社会需要、个人经历及其后果等，特别是个人在收入顶峰时期所达到的消费标准，对于消费习惯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杜森贝利认为，一向过着高水准生活的人，就算是收入降低了，多数情况下也不会立刻降低消费水准，而是会继续维持相当高的消费水准。换言之，消费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不会轻易随着收入的减少而减少。就短期观察可发现，在经济波动的过程中，收入增加时，低收入者的消费会赶上高收入者的消费；但在收入减少时，消费水平的降低是很有限的。
这种不可逆的消费行为的存在，给我们敲醒了一个警钟：对于过度的、贪得无厌的奢求，一定要加以控制。如果过分放纵奢欲，就可能会出现古语里所描述的情形：“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正因如此，许多成功的企业家即使拥有大量的财富，也依然对子女要求严格，让他们充分体验生活，感受到每一分钱的来之不易，懂得俭朴与自立。
不过，不可逆的消费行为在经济萧条、衰退和复苏时期，也有积极的效用，甚至可以让经济重新恢复繁华。在经济衰退期，虽然收入水平大幅下降，但当期消费的下降幅度是很小的，不会让繁荣时期形成的消费增量完全减少，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总需求的减少，降低经济衰退的程度。直到经济再次达到繁荣，并超过前一次繁荣程度时，这种作用才会消失。
恋爱太费钱了，结婚会好一点吗
恋爱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但这份美好不是白来的，需要用心经营，还得花不少钱。如果赶上异地恋，就更甭说了，通信费、往返路费、烛光晚餐费、购置礼品衣物费，大大小小加起来，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肖帅哥近日就在为异地恋的事情苦恼，他和女友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因为工作原因分别两地，女友去了杭州，肖帅哥留在北京。起初，两人觉得现在的交通很便利，通信又发达，想见面没那么难。可是，真的开始了异地恋之后，两人才发现当初的想法太简单了。
恋爱中的情侣，往往是彼此最亲密的伙伴，在生活中不仅要扮演恋人的角色，还得承担知己的角色。女友在工作上遇到烦心事，第一时间就会给肖帅哥发消息。肖帅哥工作也忙，偶尔不能及时回复，俩人为了这件事，闹过几次别扭。女友心里想：要是都在同一个城市，下班能见面聊聊，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事了！我何必着急忙慌地等一句你的安慰。
有了矛盾不能搁置，总要及时解决。怎么解决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视频，或者煲电话粥，一两个小时飞逝而过，有时甚至整晚都在抱着手机，其他事情都得放一边。有时，原本想加个班赶工作进度，却因电话粥给耽搁了，导致第二天的工作量加大，人也特别疲惫。
分别两地不能久不见面，肖帅哥和女友计划每两个月见一次面。从北京到杭州的高铁费，来回要1300元左右，还不算往返火车站的打车费用，以及途中的饮食消费。到了杭州，食宿费又是一笔钱，两人吃饭、逛景点也得花钱……见一面的代价，不只是舟车劳顿，保守估算还得支付3000~4000元的“见面费”。
偶尔一次还可以承受，连续一年下来，肖帅哥就觉得有点儿吃不消了。来回坐高铁太辛苦，坐飞机也不节省时间，而他每个月的工资也不过7000块钱，虽然家在北京不用租房子住，可生活费总得自己出啊！于是，肖帅哥脑子里冒出来一个想法：恋爱太费钱了，结婚是不是会好一点？
肖帅哥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许多“不必要”的费用就能省掉了。现实中也有不少人，为了想和对方靠得更近、减少交往的费用，做出结婚的选择。那么，这样做靠不靠谱，又能否实现初衷呢？
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恋爱的花费是一种交易费用。所谓交易费用，就是独立的两个主体之间在交易过程中发生的所有种类的费用。通常，交易费用都是和其他不同的经济主体进行交易时产生的，如果自己买了一部手机，而后又卖给自己，这中间是不会发生交易费用的。
在跟其他主体进行交易时，往往都会订立合同，明确双方的责权利。不过，想要制定一份天衣无缝的合同是比较难的，倘若对合同的解释出现问题，或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出现纠纷，抑或是发生了合同中没有提及的事项，就会导致交易费用增加。况且，人生处处都有意外，一旦出现预料之外的状况时，交易费用也会发生变化，有的很有可能会造成巨额的交易费用损失。
上述情况在商业合作中屡见不鲜，有些企业因为在合同上把数字分隔符打错了地方，平白无故地损失千万。所以说，难以预测的未来、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人为的判断失误，都有可能会增加交易费用。正因为如此，不少企业开始考虑自己直接设立分公司，减少与外部的交易，为自己减轻负担。
恋爱中的情侣为了节省交往费用而选择结婚，和与企业设立分公司试图内部消化交易费用，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这种做法能否实现节省费用的初衷，还要看两个人是否真的合适，如果在一起生活之后，三天两头地制造内部矛盾，希望内部消化交易费用的计划就会以失败告终。所以说，尽管恋爱有点儿费钱，但它是一个筛选与磨合的过程，倘若单纯是为了节省恋爱费用而匆忙地结婚，婚后发现彼此不合适又闹离婚，则损失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