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中国残疾人辅助器具中心综合处主任侯平采访实录

2006年8月　本书特约记者：江　羽　王献华

记者：在实施长江新里程计划之前，中国残联在假肢装配方面开展过相关工作吗？

侯平：在实施长江项目之前，中国残联系统在假肢装配服务方面基本是空白。当时假肢装配是以民政假肢厂为主体，还有一些外资、合资和民营的装配机构，大都集中在省会等大城市。生活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残疾人很难得到服务，要想装配假肢就得到大城市去，除了假肢费用非常昂贵外，还要负担交通、食宿等费用，贫困的残疾人是装不起假肢的，而在残疾人群体中，贫困者的比例确实非常高。因此，如果中国残联不开展这个项目，不给予他们特别扶持的话，这些残疾人可能一辈子都装不上假肢。所以，中国残联理事会眼光确实很独到、很长远，因为这是一个庞大的亟待帮助的群体

另外，长江新里程计划还有一个用意，就是要推动辅助器具服务工作发展。我们去过台湾考察，也去过国外考察，他们的辅助器具服务是很全面的，因为事情做到最后，不管你有再多再先进的康复手段，最后能够帮助残疾人恢复功能、改善生活、提高活动能力的，还是要靠辅助器具。所以国外辅助器具机构非常发达，北欧国家如丹麦、瑞典，人口不多，但一个辅助器具机构就有一百多人，从研发到适配，服务一条龙。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还有很大的距离，即使与我们的同胞台湾、香港相比也是这样。中国残联上个世纪90年代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但是辅助器具服务真正的发展还是李嘉诚基金会资助的项目带动起来的。当时，理事会讨论这个项目的目标时，一方面要解决贫困残疾人假肢装配难的问题，同时，就是要把项目作为一个切入点来带动辅助器具发展，这个目标确实实现了。

记者：我们的假肢开发是如何起步的？是否借鉴了国外的经验？

侯平：我们曾派人去印度考察，因为印度有类似我们现在的壳式假肢，很便宜，所以当时就提出来能不能在中国也开展这种壳式假肢装配服务，毕竟中国有这么多的残疾人，很多非常贫困，社会上的假肢根本装不起，国家也不可能投入那么多的资金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只能独辟蹊径，走自己的路。所以我们就想应该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开发出我们自己的普及型假肢。

刚开始借鉴的是印度加普尔假肢，我们派技师专程到印度学习了两次，但发现他们的假肢很粗糙，照搬不行，必须立足于国情、依靠自己进行开发，成果就是项目开始装配的壳式小腿假肢。我们开发的壳式假肢无论是接受腔材料、假脚，还是制作工艺，都大大超过了印度假肢。随着残疾人需求的多样化，我们不断研发，推出了骨骼式小腿假肢和大腿假肢。项目原先没有大腿假肢装配任务，只是进行研发。大腿假肢大规模装配是从2003年中央政府彩票公益金项目开始的，因为我们到基层实施项目装配小腿假肢的时候，发现很多大腿截肢的残疾人满怀希望而来，甚至是走了百十里的山路，结果发现装不了，残疾人很失望，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很难受。所以我们加快了普及型大腿假肢开发力度，技术成熟后，我们向国家申请了装配资金，为近万名残疾人装配了普及型大腿假肢，这也是李嘉诚基金会捐助项目的种子作用的结果。“十一五”期间，我们还要加大开发力度，满足更多的残疾人的需求。

记者：项目执行过程中最让你感动的是什么？有些什么切实的感触？

侯平：项目执行过程中有许多事情都让我感动，令我感触最深的有这么几点：一是残疾人装上假肢后的喜悦，对党和政府、对李嘉诚先生的感激之情真是发自内心的。他们装配假肢后，恢复了劳动能力，能够像健全人一样有尊严地生活，那种感激之情，那种知足的心情，是我这么多年来经常遇到的，也是最让我感动的事情。二是我们大多数残疾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残疾人，他们的贫困状况是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种渴望尽快康复的心情是很强烈的。第三点是我们基层的工作人员非常辛苦，2000年我到广西假肢装配站，也就是短短的一段时间，装配站的技师就装配了二百多例假肢，那些天技师们几乎没有一天能在夜里12点前睡觉。我们的假肢装配服务的方式，有的是把残疾人组织上来，有的是派人下去，服务到基层，工作连续性很强，每天都要工作十多个小时，工作起来没有节假日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我对装配技师的奉献精神是感受很深的。我们这些基层工作人员，有时候和我们交流的时候就说，虽然工作很辛苦，但看到这么多残疾人从此站起来、走出去，感到很有成就感，觉得很自豪。我们基层的这些同志尽管待遇不高，劳动强度又这么大，但他们对工作没有什么怨言。为什么呢？我想有许多原因，最重要的就是帮助残疾人是发自内心的，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在做善事。一线工作人员在面对残疾人的时候，那种责任感、使命感，是无法推卸的。

记者：作为一线的工作人员，为残疾人出了很大的力，这是一份爱心，并且这份爱心可以传递到社会。这也可以说是项目的效果之一吧？

侯平：是的，项目的实施对社会起到一个带动效应，残疾人由衷地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李先生！受益人周边的人群也深受影响，社会道德也好，扶弱济困也好，项目确实起到了改善社会风气、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作用。

从项目六年来的效果看，政府更加重视残疾人事业，社会也更加关注残疾人的状况。例如，浙江省2001年省委宣传部和残联共同搞了一个大型活动，叫“给你一条腿，让你站起来，还你一个美丽的人生”，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包括浙江卫视也举办了专题晚会，面向社会进行募捐，采取一对一的帮扶形式，最后总共募集了四百多万，浙江省所有的贫困残疾人都免费装配了普及型假肢。许多地方像陕西连续三年把装配普及型假肢作为政府为群众办的实事之一；各级政府，只要一提起这个项目，都非常支持。在李嘉诚基金会捐助项目的影响下，由于宣传到位，影响力到位，自然就形成了扶残助残奉献爱心的社会氛围。

项目结束之后进行了绩效评估，但有很多东西是不好量化的，比如原来只能在地上爬行的人，装上假肢站起来以后就可以参加劳动，甚至能出去做生意，出去务工了，这个绩效就很难量化。个人的康复、贫困的改变、家庭和社会负担的减轻，等等，效果都是显著的。

记者：为全国范围内的贫困残疾人安装假肢是一个大工程，装配站的建设是硬件保证，而人员的配备则是软件保证。假肢装配技师的培训是如何进行的？

侯平：在项目启动之前，残联没有自己的装配体系，当然也没有装配技术队伍。通过项目实施，我们建立了一支自己的面向基层的普及型假肢装配服务技术队伍，这个队伍虽然水平参差不齐，但很多技师的装配技术已经很成熟了，这一点，连国外的同行都承认我们的优势。

我们开展培训主要是在中国假肢矫形技术专业学校进行，那是中国唯一一所培养假肢矫形器专业技术人员的学校。一期项目我们采用两种步骤培训技师，第一步是开展壳式假肢技术培训，进行一个月系统的理论和专项技能培训，培训后回到基层由熟练技师指导去进行装配服务，熟练了后再回到学校参加骨骼式假肢的技术培训。我们制定了培训计划，一年要办几次培训班，而且培训模式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时间紧，任务急，很多东西必须现学现用。当初第一期培训班结业的时候想让德国专家出席结业仪式，但是德国专家不愿出席，为什么呢？能理解，因为我们国家也好，国外也好，假肢培训都得三五年，我们才一个多月就出来做假肢，他们对此有疑问。可是项目实施到最后，我们靠事实证明，这种方式是可行的，他们不但认可，而且还考虑在不发达国家开展相关援助项目时，会参照我们的培训方式。

另外，国家对假肢装配技师的要求跟医师一样要有执业资格，或者说假肢机构要面向社会开展服务都必须经过工商登记，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必须至少有一名技师取得国家假肢制作师执业资格。通过资格考试相当难，全国那时也没有超过200个执业师，而我们项目培训的技师就有31人拿到了资格证。这一点也说明我们的培训效果是很好的，培养模式是成功的，实现了我们的培训目标——为残疾人装上基本满意的假肢。

记者：一百多个装配站都分布在什么地方？人员是如何配备的？

侯平：项目建立的180个装配站，分布在全国各省区市，以中小城市为主。对装配站我们有一套很严格的建设和管理工作体制、工作要求。装配站的人员都是当地自己配备的，由项目进行技术培训。项目实施前，基层假肢装配机构非常少，残疾人要装假肢就要到大城市去。现在我们的装配体系已能为残疾人提供就近就便的假肢装配服务了。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十一五”计划和新一期项目将已有的装配站进一步巩固和完善，拓展服务领域，将来形成全国“连锁”的形式，按现代假肢制作流程为残疾人提供假肢矫形器装配服务，使残疾人更广泛地受益。“十五”期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假肢装配机构，培养技术队伍，完成项目任务。“十一五”的任务不但繁重，而且更加艰巨，我们要让假肢装配服务再上一个台阶。虽然是为贫困残疾人服务，但是我们的服务标准不能降低，工作要尽量做细，实现李嘉诚先生的愿望，争取让每一分钱都发挥其最大效用。

记者：假设这个项目中李嘉诚基金会把钱全都给齐了，这和只给一部分钱然后政府匹配相比，对社会的感召与影响哪个效果好？

侯平：给一部分钱有时候效果会更好。对社会发生影响必须有一个方式，经济是一个杠杆。李嘉诚基金会的“种子”钱肯定不够，就得找政府匹配。找政府要钱肯定也困难，政府会说有这么多事情要做。但是我们把项目成果给政府看，看它发挥的作用，看它对社会的影响，政府肯定就认可了，也知道残疾人确实有这么多需求，需要给残疾人假肢装配补贴，需要给装配站管理运作经费。当然，也会通过面向社会宣传来筹集资金。关注、关心、投入直至影响社会道德风尚、改善世道人心，就在争取资金和募集资金的过程中自然产生了。而且，他关心你了，就不会停留在假肢上，会连带着关心其他问题，公众自然会深入思考，政策自然会延伸繁衍，影响久远。我们感觉，越贫困的地方，政府的支持力度越大，一个说明跟残疾人的需求有关系，一个说明对残疾人的关怀和扶持有时不完全决定于政府财力。

记者：香港方面对项目管理要求得很细，在项目运作过程中有没有达不到他们要求的情况？

侯平：李嘉诚基金会每年都会组织人员，通过电话了解假肢装配情况。客观上讲确实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有些情况是他们对国内假肢行业、对假肢产品不完全了解造成的。比如说残疾人反映假肢重了，等等。对于这些问题，他们当时表示不理解，后来经过几番沟通解释，他们也理解了。要达到严格的要求确实有许多困难，但是在执行过程中管理模式的冲击与转变对我们是很有益的。假肢装配站作为一个机构有它的运作要求。我们刚开始建了很多站，内部管理、工作流程、质量监控等，具体要怎么做我们当时也在探索，现在无论是机构运作、工艺流程等都成熟了；各级残联对这项工作的组织能力也已经具备了。通过项目实施，这两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所以“十一五”期间我们才有把握向国家申报装配7万例假肢，其中有一半是大腿假肢；我们才有把握向李嘉诚基金会承诺到2012年装配10万例假肢，其前提条件就是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理念，也包括工作流程、工作模式达到了一定水平。我们有把握、有信心完成任务。

应该说，李先生和基金会对项目总体上是非常满意的。2004年我们在香港参加了三年一届的第十一届世界假肢矫形学会世界会议（ISPO2004），我们做了展台来展示项目成果，还做了两个学术报告，影响非常大。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介绍内地假肢装配服务的情况。李嘉诚基金会要求我们，希望我们做出模式，做出经验，上升到学术高度。但是当时一方面由于项目压力很大，另一方面也由于项目刚开始，我们对这个问题关注得不太够，主要精力还是把任务保质保量地完成好。“十一五”期间，我们计划要搞出一套成功的模式进行推广。

记者：如果将来没有了来自外部的资助，仅靠国家的补贴，这些装配站能够独立工作吗？

侯平：基金会非常关注装配站的建设，我们的目标也是要为残疾人长期保留这个服务体系，以便能就近就便为残疾人提供服务。应该说，项目目标除了装配假肢外，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建立面向基层的装配服务机构，通过建立机构、培训人员，播下种子，在当地扎根，服务当地，先是假肢，以后增加到矫形器，最后到辅助器具适配服务，这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我们为什么强调机构的建设、网络建设，为什么强调技术培训，香港方面也反复强调做好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们要长久地保留这个机构。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讲，有些地方，比如浙江省装配站就发展得很好，除项目任务外，还能对社会开展其他服务，参与市场竞争，已初步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按照基金会的说法已从“输血维持”发展到“造血自我发展”。然而，目前大多数装配站还是需要通过继续实施项目来巩固和发展，同时也需要我们努力加强自身建设，掌握更多的服务手段，最终实现自我良性运转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