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托——中国残联长江新里程项目办公室主任傅熔采访实录

2006年8月　本书特约记者：江　羽　王献华

记者：基金会资助的项目宗旨是“助无助者”，但是从资金金额来说，可能只能资助很小的一部分贫困残疾人，您是怎么看待项目资助效果的？

傅熔：以假肢为例，7000万的确是不多的，尤其相对于中国这么大的残疾人群体而言。整个项目资金肯定要翻几番，因为国家投入比这7000万要多几倍，地方政府也要投入很多资金。一个亿，在残疾人事业高度发展的今天，你可能觉得微不足道。有的人说，不跟他们玩了，那么多事儿，那么麻烦，好像说中国残联有的是钱，现在国家投入也大了，国力也增强了，残疾人的事业也发展了，残联也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了。可是你想过吗？李先生二十年前就开始捐助，一个亿、又一个亿接着再一个亿，共三个亿，这是大数。二十年前的一个亿，其中的含金量是多大？可以说，没有李先生的捐助，就没有中国残疾人事业的今天。这个话一点也不过分，这是朴方主席的原话啊！所以，吃水不忘挖井人，不能说现在一个亿“有什么啊”，我觉得不应该这样看，应该看到他对中国残疾人事业巨大的历史贡献，更应该看到他对中国残疾人的这份深情和跟朴方主席这么多年交往的友谊。

而且，拿出资金仅仅是李嘉诚先生关心中国残疾人的第一步，他的眼光远远超越了资金本身，他要达到的效果是为中国残疾人建立长效的保障机制，带动政府，发动社会，重建公众对慈善事业的信心，进而改善社会风尚，建立美好和谐的人际关系。所以他在资金到位之后的工作才更能体现其良苦用心，比如李先生及其基金会对项目的严密管理、全程跟踪、回访抽查，比如他们对我们的项目管理、科研情况、建立数据库、产品研发、档案资料等方面细节的要求和建议。

中国残联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残疾人也将会越来越明白，中国的普通民众也会越来越体悟到：李先生投入到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爱心和感情比他的资金更珍贵，作用更重要，影响更久远。

记者：作为项目的主要执行人，你与李嘉诚先生有较多的接触机会。李嘉诚先生可以说是一个大人物，他对中国残疾人事业的关注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在与李先生接触的过程中，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傅熔：无论在商业上还是慈善事业方面，李嘉诚先生都有很多的事情要做，可以说是日理万机了。但是他对项目执行情况和对我们项目执行人员都非常关心，有许多小事让我们感动。比如，在确认要给长江新里程计划再捐款一个亿时，他还记着要罗慧芳女士代他打一个电话给许晓鸣主任，他称为“在一线工作的同事”，他说：“不要忘了给许站长打个电话，一定要鼓励她，上个周期做的工作非常出色，已经使这么多人受益了，大家也都看到了。我非常欣慰，感谢同事们，感谢大家的努力。”他一直称我们是“同事们”，说盼望同事们这一周期继续努力，因为这一周期比上一个周期的任务更重，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受鼓舞。李先生非常平易近人，不过在这么多次的接触中，最让我感动的是，他确实把这个工作作为他自己事业的一部分来做，把自己当作这个团队的一分子，这一点特别难能可贵。对于这个项目，李先生不是说“我拿钱，我施舍给你们，你们去做事吧”，不是这样的。其实他不做这个事情的话对他并没有什么损失。所以，每当我觉得压力太大实在扛不住时，就会想起李先生的嘱托，总觉得身后有一双特别期盼的眼睛在望着我们，这也是对我们的一种鞭策，是我们前进的一个动力。

记者：压力？你的压力主要来自哪里？

傅熔：各方面的压力都有。现在第二周期的项目已告一段落，按理说可以释然了，但是我一点也没有轻松的感觉。首先，这个压力来自于刚才所说的李先生的嘱托；第二方面的压力来自项目本身的执行及其效果。前一期项目是由刘小成理事长亲自牵头做的，他带动中国残联所有能够调动的部门，包括直属单位，一起来打歼灭战。我当时是项目秘书，是一个普通工作人员。2005年4月，成立了专门的“项目办”，主要担子就落在我们项目办的肩上，任务非常艰巨，压力也很大。第三个方面的压力来自项目未来的发展上。如果说第二期的长江新里程计划项目是普惠型的，那么接下来的第三期项目就要做成精品型的，这样压力就更大了。项目都有生命周期的，在未来五年到七年的项目生命周期里，我们要力求高水平与精细化，力求把项目做成精品。这是我自己对工作的要求，我也是这么要求大家的。

最大的压力来自我们自身。一是觉得肩上的责任很重，再一个是从总体上讲，既然这个工作交给我们了，我们就不能让它流于形式，我们盼望项目管理能够很规范、很诚信、很公益、很透明，能够获得整个社会的普遍认同，而不仅是李嘉诚先生的认同。每个项目都有一个生命周期，我们盼望着项目在它的生命周期里能够像花儿一样开得长久一些，而不是像昙花一现那样转瞬即逝。我们用自己的努力尽量做好每一项工作，也许我们的智慧和力量很小，但是就像蚂蚁一样，我们要搬的是那个“豆”，而不是“小米粒”，仅此而已。至于我本身，不做这个项目对我并没有什么损失，我就是盼望我们的工作能使更多的人受益。所以必须要有一个高水平的工作平台，能够让国际社会认可我们的公益项目管理，最起码能够成为公益项目的一个榜样。

记者：这个工作压力这么大，你自己喜欢吗？

傅熔：我很喜欢做这个工作，因为它挑战性比较大，不像我们的日常工作，到了办公室就是写写文件或开开会。我觉得我们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就好像每一天你都可以根据白纸上的蓝图慢慢推进，一步一步往前走。出于对这个工作的热爱，我们大家走到了一起。我觉得这种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实际上也是促进我们自身成长、不断学习和不断进步的一种动力。

记者：我们从项目的会议记录等档案资料里了解到，李嘉诚基金会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希望提高项目的科技含量，做一些高端的项目，那么，新的周期将会有什么变化？

傅熔：第三周期的项目我们将它定义为“金翅膀工程”，力求抓一些典型，也就是所谓的“造星”，让其他残疾人觉得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榜样，只要这样去努力也可以做到他那样。如果说残疾是小鸟折断了翅膀，那么在这个周期中我们就要给他一对金翅膀，让他能飞多高就飞多高。例如，广西的一位盲人，掌握了计算机知识，后来到中国银行广西分行去做计算机方面的工作，现在已经做到主管了。虽然这只是个别例子，但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比如长江新里程计划的第一周期中出现了几百人或上千人的典型事例，他们就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健全人可以做的事残疾人也可以做到。这是我们通过项目要倡导的一个理念。第二个理念就是，残疾人只要奋斗就有方向，而且也能够跟健全人同样享受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成果。比如说现在联合国有一个理念就是要填补贫富之间的数码鸿沟，一般人可以享受高科技和网络带来的文明成果，贫穷的人可能就不可以，因为他们连电脑都买不起，更不用说网络了。比如说一个残疾人作家可能因为没有与外界交流的渠道而难以让自己的作品面世，但是如果现在给他培训电脑和网络知识，那么他就可以把作品挂在网上，说不定某个作家协会或者是某个电影制片公司很认可这个作品，还会主动发E－mail来联系他，他就有了与外界交流的渠道，有交流就会有机会。再比如说剪纸，以往只是用来装饰自己家里的窗户而已，但是如果上了因特网，在网上开一个小店，就可以收订单、组织生产、展示和销售，这样就可以一步一步地把事业做大，还可以雇用其他的残疾人或健全人来工作，实现自主就业。总之，就是用网络给残疾人一双翅膀让他飞起来。高品质的就业带来高收入，从而实现高品质的生活。从普惠型到提升型，就是要让残疾人跟健全人一样融入主流社会，共享社会文明成果。这是一个理念，是我们的一个愿望，具体实施还盼望我们的团队一起来做工作。所以说，新周期的工作范围和着眼点都和上一周期不同，难度更大，面临的挑战也更大。我们盼望通过项目的开展寻求更多的社会渠道来加强培训、安置就业，充分利用高水平的社会教育资源，呼吁社会呼吁企业共同帮助残疾人实现自立自强。

记者：希望越大难度就会越大，你们的工作会更加繁重，对此你有信心吗？

傅熔：困难会很多也会很大，但是我们充满信心。长江新里程计划项目第一周期的成果使数量很大的贫困残疾人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帮助，比如长江普及型假肢项目，180个装配站建立起来了，已经培训有近500名的技师在为我们的残疾人服务了。这样的成果，给残疾人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利益，都鼓舞着我们一往无前地做下去。

长江新里程计划项目已经是品牌项目了，但是我们要把第三期项目做成国内慈善品牌的NO.1。新周期的项目要与前一周期有所不同，这个不同点主要体现在管理上要与国际接轨。其实从项目实施开始，我一直有一个心愿，就是想通过项目良好的管理，体现中国残联的执行力和对社会的影响力。从项目管理的角度讲，做项目就跟盖大楼一样，项目设计阶段的方案合理、科学与规范是将来建楼的前提和保证。如果设计方案有缺陷，那么执行起来一定有缺陷，并且这个缺陷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因为针尖大的小洞可能透过斗大的风。所以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就力求用发展的眼光，用我们的智慧和力量，设计出一个比较有科学性和前瞻性的较为完美的蓝图。虽然说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有限，但是只要集中大家的力量，在设计之初就做一个比较完善的方案，在执行过程中才能有成功的启动、良好的执行，才会有一个完满的终结。

记者：你觉得李嘉诚基金会采用的项目管理方式和我们传统的管理方式的最大不同在什么地方？这对残联系统的组织管理方式带来怎样的挑战？

傅熔：我们传统的管理模式是行政体制，是粗放型的。比如说财政部下拨康复经费，通常是将所有的款项一次性交付，不参与中间执行过程的管理，然后每年由执行单位上报年报，比如说完成了多少，建了多少站，有一些数据就行。基金会资助的项目采用的是企业式的精细化管理，比如长江新里程计划项目中就采用了数据库管理，但是刚开始上数据库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干吗非得上数据库呀，我们向来都是手写，登记上一个就做一个了，做完了就结束了。”我说不行，一定要有数据库。因为将来我们还要跟踪回访，还要评估，必须落实到每个人，对应到每个人。

项目刚开始的时候，残联系统从组织架构到人员配备都不够成熟，李嘉诚先生及其基金会可能要求我们达到比如说A水平，而实际上我们的国情、我们的队伍，包括我们的政府，对这个认同感可能在一个比较低的如C水平上。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好像是油，基础好像是水，总是游离于那个水的平面之上，不能融合进去。除了一些理念的灌输，当然我们要和基金会进行很好的沟通，不断地学习香港的一些先进管理经验、管理模式，包括自修国际项目管理知识，以尽快适应项目管理对我们的要求。实际上，有的时候，不是香港怎样要求你你就会怎么样，他们也明白中国内地的国情是这样，因为我们的起点比较低。比如说我们现在总体水平在一楼，基金会可能要求在三楼，我们做不到三楼但是可以尽量向这个目标去贴近，争取做到二楼或二楼半。我们要做那个拉车的，可能大挂的车在后面，我们先走一步；或者说我们是探路者，使劲儿地拉这个车，用我们的力量，能拉前进一点就比在原地要好。这样当然会很累。实际上，我们如果在这个车上，或跟着车慢慢往前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呢？就是刚才说的是基于那几个理念。我们总想把这个项目能够做得不一样一点，能够为下面提供一些条件。当然，我们也是在逐步地摸索前进，因为李嘉诚基金会给的要求只是大面上的原则，很多东西要靠我们自己研究改进，形成自己的管理模式。

记者：你自己或你的团队可以去做这样的努力，但是一些工作方式上的改变，包括你们这样的快节奏、高效率，对传统管理模式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击，就像你在一群人中走路，随大流不会有问题，就怕你想更快地赶路，想超越前面的人，你势必要挤出路来，势必要影响到别人。而这类项目又是跨部门跨地域的，需要各级政府各协作单位一起努力，项目执行过程中有没有冲突或矛盾？

傅熔：矛盾肯定是有。不说地方上，中国残联机关自身就存在不适应的情况。但是，好在有了领导的全力支持，有了兄弟部门和相关单位的理解，我们才能一直坚持这种管理模式，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从中央到地方都在慢慢适应。所谓交流、借鉴、改变、进步，直至与国际接轨，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产生和形成的。

记者：你们又是怎么把基金会的要求具体化的呢？特别是针对广大的基层？

傅熔：在具体的执行工作中，我们一方面制定了严格的标准和详细的操作规范，另一方面也反复地给基层工作人员“打预防针”，强调这个理念。比如说普及型假肢装配项目，各装配站都有关于人员和工作流程的规定，日常工作必须规范化。规范化操作能提高社会捐助者对我们的信任度，从而争取到更多的善款资金。例如，西藏装配站就得益于一流的设备，以及严格的、规范的管理模式和程序化的工作模式，吸引了许多国际组织前来考察和捐助。

同时，规范化的操作能提高我们的服务能力，增加残疾人对假肢装配工作的信赖感。我自己是医生，我知道病人对医生的感觉——要是挂号后碰见一个假大夫就麻烦了。专业化和规范化的操作能降低他们的这种心理忧虑。还有比如说，要求一线工作人员一定要笑脸接待病人，消除他的恐惧感，拉近双方之间的距离。只有这样才能与病人充分交流，他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或哪儿不舒服才能告诉我们。特别是有的残疾人是从深山老林里接出来的，到县城里装假肢心里畏惧感很强，装上腿后的感觉就是：“哎呀，可给我一条腿了！难受点就难受点吧，这腿是白给我的啊。”所以磨破了、磨疼了也不吱声，要是我们态度不好，他就更害怕了。所以我们每次培训都要反反复复强调操作规范，强调服务理念。技术培训是一方面，人文关怀与服务理念也是很重要的。要认识到为残疾人服务并不是对他们的一种“施舍”，残疾人永远是我们的上帝，是衣食父母。我们是在把李先生的善心，把党和政府的关怀，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传递给残疾人。残疾人的命运改变了，他们就会发自内心地感谢李先生，感谢党和国家，感谢社会。我到各地假肢装配站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景：残疾人抓住我的手，流着眼泪跟我吐露真情。有的残疾人用大山里浓重的口音跟我说话，虽然我有一大半听不懂，但是我从他的表情、手势和语速也能体会他要表达的意思，能了解他内心的感受。人只要接受了理念，就会转化成一种自觉的行动。所以每次给下面的工作人员培训时我都要讲这种理念，我常说：“我们要设身处地地为残疾人着想，把自己当作残疾人，当作受助方，体会一下那种畏惧心理。要打破他们的恐惧心态，要跟他们做朋友。”对于一线的工作者，李先生总说：“我好羡慕你们啊，你们可以直接地为他们去服务。”所以我也常说，同事们，残疾人是我们的服务对象，也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们的事业。

记者：从项目的整个执行过程来看，与残疾人直接接触的一线上有没有过出现过“施舍”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严重违背李先生“人没有贵贱之分”的理念的。

傅熔：我觉得，这么多年，每一次给大家宣传理念，比如说，假肢培训的开班仪式也好，或者是说聋儿教师的开班、结业典礼也好，包括给领导的讲话，在这方面都有很严格的要求。但是说到180个假肢装配站，我们肯定也不会天天看着人家是怎样一个工作状态，至少是我在那里时，比如说我到站里去了，或者是我参加开班，或者是我跟同事们接触过程当中，我没有发现。说到中央的来检查了，或者是项目办的来了，或是我们陪同李嘉诚基金会的人下去一起走访的时候，他选的人员都是比较好的，他选的请我们去看的那些点都是比较好的，但我相信，好的和差的只有设备和技术水平的差别，不会有态度上的差别。总的来说，在我的工作当中，在我接触的这些同事们中，我没有发现那种情况。但是作为我们来说，我总觉得，万事你不能一一亲口告诉他应该怎么做，看着他怎么做，但是在对工作的要求上，我把这种理念跟大家分享，告诉同事们应该这样去工作，应该用这样的态度或者说工作状态来对待残疾人。我们接触的工作人员，包括假肢技师，对待残疾人都非常好，每个人都知道这不但是对工作负责，也是对李先生负责，对项目负责。

记者：理念的建立需要一个过程，也需要一定的条件。你觉得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有哪些有利因素？

傅熔：我觉得这个项目的有利条件有三个。第一，得益于中国残联领导的支持与认同，为项目的开展和执行提供了保障。从刘小成理事长，到后来的郭建模理事长，再到王新宪书记、汤小泉理事长，各界领导都特别认同和支持我们提出的在项目管理上要与国际接轨的观点。换句话说，要用国际项目来带动管理水平。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人流的平均速度是5，你现在要赶路，你现在要往前冲，你的速度可能是8，你就要触及别人的一些利益，挤到别人了就说声“对不起，我得先走”等。但是现在还没有规范，必须把规范建立起来。第二，得益于我们这个所谓的名目是国际合作项目。现在国内的管理水准比较低，但是加上“国际”两个字就不一样了，国人在这方面的认同感就很强。我们自己也是这样，一说“国际合作”就想，千万别给咱中国人丢脸。所以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各项目组，对用国际惯例来管理项目这种观点都是比较认同的。我们只不过是先走一步的人，将来中国肯定都要这样子，不可能总停留原地。要想提高工作节奏，你想多干事，你现在去香港你也有认同，香港的所有滚梯的速度比国内要快，人走路的速度比国内要快，你不走快的话就靠右。它已经建立起这个规矩，形成真正的绿色通道。国内早晚也会慢慢建立的，只不过我们先走了一步。第三点，得益于我们这个非常好的团队。没有在一旁说风凉话的，主流是好的。即使不是一呼百应，起码有一呼“八应”、“九应”的声音，或者说有这么一种状态，有这么一种趋势。

记者：可以想象到你们工作的艰难，目标明确精神才会坚韧。

傅熔：一个月不行两个月，一年不行两年，一次协调会不行两次。我们这么多次协调会每一次都要强调管理，每一次都要提升水平。怎么加强管理，怎么提升水平啊？就这么叫唤出来的，我感觉自己都成了“话痨”了，原来我没这么多话的。我现在走到哪儿讲到哪儿，走到哪儿要求到哪儿。我告诉你这个理事长，你要怎么讲我们这个项目，我先给你写一张纸条；你给我提要求，我替你讲。包括在工作会议上我也会写一张纸条给汤理事长，要她讲我的长江新里程计划，不外乎这么几点：加强管理、提高层次、与国际接轨、品牌。

跟中国残联其他部门有没有接触？有接触，我要定期跟人家沟通一下，我把我周围的这个团队打造好，可能我们是油，你们是水，慢慢地要交融在一起，总有一天我们都要到这个水准。这么多年了，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跟同事们讲，我们不是大象，大象是国家的栋梁，他们可以抬圆木往前走，干很多大事；我们是“小蚂蚁”，但是小蚂蚁也可以干一些事情，我们“蚂蚁”也有力量大的“蚂蚁”，我们要搬那个“大豆”而不是“小米粒”。我总觉得，一个人可以改造少数几个人，然后他们自然地就会去改造他们的同事，影响向周围一波一波地播撒开去，就好像一个细胞的分裂过程似的。

记者：李嘉诚基金会资助的所有项目都是采用种子资金加政府匹配的方式，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傅熔：原来设计这个项目的时候有两种观念，一个是你拿多少钱我干多少事儿，这个为什么叫作“种子钱”呢？实际上从李先生本人也说，一个李嘉诚能够顾到多少人啊？只有政府发动起来，全社会发动起来了，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的残疾人问题。基于这个考虑，他说“我捐出一点点作为种子”。我们怎样用他的这个钱达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推动社会也去做这个事，确实是个难题。实际上刚开始做的时候是挺艰难的，要争取政府的投入，那个时候政府哪有顾及残疾人的钱？工作的人还发不出工资呢，怎么去做？在做的过程当中，当工作做出成效了，残疾人受益了，政府也就得益了。要是残疾人比较多，到政府门前静坐啦，游行啦，不管怎么说，你给他装不起腿，也得给他米给他油吧，他吃完了以后又来了，因为解决不了他的根本问题，救一时不能救一世。满街趴着那种乞讨的，对政府形象也有影响啊！所以解决了一些残疾人的问题以后，政府也发现上访、乞讨等现象越来越少了，就会关注这个事情。

基金会捐助的主要目的还是以这个种子钱来带动政府带动社会都来关注弱势群体。如果单纯从补助、救助或者公益的角度来讲，实际上是政府责任，你不可能要求一个慈善家应该做到什么程度。如果李先生出于功利目的的话，他可以不做这个，珠三角地区我给你包了，我一个亿足以解决，或者是比较贫困的地区如四川，包地区、包省、包县，可以给你们全部都做，做完了撤资。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对社会对政府的带动作用、项目的意义就不大了。

李嘉诚基金会盼望的就是做完了这个项目之后政府能够接管过来，或者能够引起国家的关注，把它列入一个长远的规划。长江新里程计划新的周期也要这样做。即使会做重点省，比如说把你的存量全部给解决了，也会要求政府出台政策和机制，考虑新发的怎么办。我不能像扫雪一样，雪不停，扫了一茬又一茬，永远扫不完了，那就永远做下去。基金会不可能永远这样做下去，它还要开展其他业务。就是说，解决了你的存量问题后新增的怎么办，你得出台政策，比如说，农村的温饱线以下贫困缺肢者的义肢装配要纳入农村保障体系，城市的贫困缺肢者的义肢装配要纳入保险或救助体系等，这种政策你总得有一些。出台政策比解决多少例的作用要更加长远。

记者：在项目执行过程中，基层执行人员感到最艰难的事情是什么？

傅熔：有很多啊！这个不能一语而蔽之。开拓工作是很难的，比如说服领导，说服政府，然后才会有经费的保障，很困难。我们下边的装配站非常困难。举一个特别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山西的一个装配站，知道了一个缺肢者在某个地方，开车去找他，结果到了一条河边，发洪水了，桥全断了，他只能把车停在那儿，然后坐船或者锳过去，然后找到那个残疾人；下山回来没车怎么办？是我们那个站长把他背下来的，背了七八个小时的路。下了山，租了条船，渡过河，才回到站里。从出发去找一个缺肢者到带回站里，十天半个月的也有。

基层装配站即使有车也都非常陈旧，常抛锚。我到一个站会说：“你还有什么事儿我能够帮上忙的？”他会说：“别的真的也帮不上，但是傅主任，能不能给我们，哪怕是我们去筹一些钱，或者去向政府游说一下，我们站里再出一点，你给我们解决一部车？”因为这个是最迫切的。多数缺肢的残疾人自己不能到装配站，就像病人到医院看病一样。我也不能像医生坐堂那样，你来挂我的号，我再给你看病，我没有义务到你家去，或是像一个郎中一样走街串巷。但是我们装配站的工作对象往往生活在深山沟里，在偏远地区，甘肃是这样，内蒙古也是这样，能把残疾人送上来的只能是一少部分。我们进行筛查，触角出去了，基层工作做得比较好的就把病员组织上来，这是一少部分。还有一部分工作是基层工作者要出去做的，为什么叫“筛查”呢，就是要出去找他，找到了或者拉回装配站，或者拉着设备上门服务，都需要车啊！

好在我们的基层工作人员甘于奉献，迎难而上已成了工作常态。

记者：经过李嘉诚基金会资助项目这几个周期的合作，你觉得要调动社会、单位、个人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支持，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傅熔：内地的慈善事业是近些年才兴起的。改革开放以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在李先生这种助无助者的理念的感召下，很多人都要做些善事。在未来的五年中，在我们这一周期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无论是从国家的政策、社会保障上，还是从公众的观念上，慈善意识肯定会有所增强，这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必然，慈善心和公益心要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

那么，怎么让一个慈善项目做到管理上能够跟进，能够跟国际水平接轨，能够让委托我们的捐助者放心呢？又怎样让社会放心，让公众放心，让弱势群体真正受益呢？我觉得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特别重大的课题和特别严峻的考验或挑战。

实际上，开始这个项目的时候，公益事业多是民政部门过年过节送温暖那种形式，宋庆龄基金会也做一点，残联也做一点，社会上没有普及慈善理念。所以上一周期项目设计的时候，里面就没有这个要求，只有每年实施之后有一个评估。原来的评估也还是中国残联的审计室去做，所谓的审计室也就是计财部的那几个人。随着社会进步和项目发展，怎样取信于公众、取信于社会，中国残联的诚信度在哪里，都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在财政部的38个部委里面介绍了我们的项目管理经验，包括项目管理模式、经费管理模式，被财政部采纳为国家彩金项目的管理模式，可以说已经是墙里开花墙外香了。我们自我感觉不错，基金会也觉得我们不错，称我们的项目为品牌项目，在李嘉诚基金会网站的教育和医疗板块上，我们这个项目一直都在No.1的位置。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由于项目周期比较长，而且是一个普惠的项目，项目层次也比较低，项目实施之初在管理上并没有要求一定要第三方审计或评估，只要求中国残联的财务来监督审计，没有第三方评估。虽然说是很清爽的几笔账，但是要让跟我们没有任何瓜葛没有任何干系的在社会上有资质的审计师事务所来做财务审计，让跟我们两家都没有瓜葛的有资质的第三方项目评估单位来评估项目，这样做的效果就会不一样。所以开联席会时我们就主动提出要进行第三方审计和第三方评估，香港方面也非常赞成。然后就逐步开始实施，评估报告、审计报告一方面通过我们自己的网站向社会公布，另一方面报给李嘉诚基金会由他们加入到他们的年报中对外公布。我们请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做的项目评估，报告在他们的学术刊物上刊登出来，等于说是向全社会公布了，向全世界发表了。

这样做，一方面是要与国际接轨，按照国际惯例进行规范操作；更重要的是，只有当执行机构在社会上有更大的诚信和更大的公信力时，才会有更多的仁人志士投身到社会慈善事业中来。比如我们一直在加强财务管理和档案管理，不仅因为这个项目有要求，还因为我们要打响“中国残联”这个金字招牌，就必须特别规范，按照游戏规则来办事，这样社会上其他组织或个人才会愿意跟我们做项目。我们不能像以往那样，对捐助人说：“别管啦，你把钱给我吧，我就给你干事儿！”这样不行。我们现在就要制定规范对具体做法进行监管，今后无论是李嘉诚基金会还是其他的国际组织，都会愿意跟我们合作。诚信度不是自己夸出来的，要取信于社会，取信于公众，让捐助者享有知情权，就必须规范，必须公开。比如捐助人出了多少钱，做了多少条腿，受益人在哪里，数据库在哪里，如何联系到受益人，等等，都要公开。我们现在也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的网站就有受益人这个部分。例如李嘉诚基金会资助项目受惠的残疾人可能有十万例，但带动的社会捐助就可能有二十万例，你只要点击网站进行搜索就能找到自己想资助的受益人，比如说依次选择“性别、孩子、学龄段”，马上就会有名单出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使运作透明化。

爱心传递需要顺畅的通道。如果执行机构没有公信力，就会影响社会的爱心传递。所以慈善事业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也是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建设爱心传递的“绿色通道”。

记者：建立通畅的爱心传递通道是全社会的共同愿望，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实现。作为社会上的普通公民来说，能做的应该还是很多的。对此，你有什么希望？

傅熔：我觉得慈善心、公益心是每个人心中固有的“善根”，应该呼吁全社会共同来关注弱势群体，把公益心变为行动。让残疾人融入主流社会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我们通过自己的工作，作为一个桥梁也好一条纽带也好，把政府的关怀传达下去，把社会的资源整合起来，来为更多的人服务。实际上社会是一个大家庭，这里面有需要帮助的人群，可能大哥情况比较好而小弟不太好，如何从整体上推进这个大家庭的进步是政府要思考的问题，也是社会的一个责任。我们只是一条纽带，用自己的力量来把这些资源整合起来，为更多的人服务，也盼望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我们盼望建成一个跟国际接轨的平台，盼望社会也好政府也好，能够利用我们这个平台从总体上来推动社会公益事业的进步。当然不一定非得是什么“长江新里程计划”。过节时我收到朋友给我的短信，说“盼望你的长江怎么怎么样，黄河怎么怎么样”，重要的是大家都把自己的爱心变成一种行动，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今夜无眠

汤理、程理：

今夜无眠，

换来的是

将香港所要材料统统报上（十几万字），

履行了我们的承诺，

也递交了一份沉甸甸的答卷。

问心无愧了！

今早我们回家休息，

提前祝你们新年快乐！

在黎明的曙光里，

让我们敲响希望的钟，

祈望明年好运吧！

傅熔敬上

2006.12.31.03∶30∶00

——傅熔发给汤小泉理事长、程凯副理事长的手机短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