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公”的学习和生活

陕北公学于1937年9月创办于延安。1938年夏，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的旬邑县看花宫又办起了陕北公学分校。这里与延安相距二三百里地。陕公是实施抗战教育的学校，它用革命理论武装青年，使他们能在前、后方负责宣传、组织、武装民众的工作，成为党领导人民抗日的革命干部。学校的负责人是罗迈（即李维汉）和成仿吾同志。它的规模和影响仅次于抗大，是延安时期我党领导的有名的学校之一。

进了陕公，我们被编入35队（1—34队是在延安办的）。35队是些年纪较大的青年，我当时30岁，可还有比我大的。人们说35队是“老气横秋”队，这主要是从年龄上说的。

延安时期的学校，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学校。它是一所革命的学校，是一座革命的熔炉，担负着培养和造就革命干部的任务；而且是在革命的炮火声中创立的，办学的条件极其艰苦。陕公正是这样。在人们意识中，学校所应该有的教室、桌子、凳子、教具等，这里全都没有。唯一有的是几本教材。上课怎么办呢？一个老百姓的打谷场成了我们的“露天教室”。没有凳子，大家席地而坐；没有桌子，两个膝盖代替。夏天上课，炎炎烈日无遮无拦地晒到我们身上，一个个都是汗流浃背的；冬天下雪，扫过之后仍坐下来上课。冰天雪地里，手脚常常冻麻木了。有个女同志很会想办法，给我们缝了个布垫子，里面塞上其他东西，这就好坐多了。陕北雨水不多，但一下雨，我们就只得停课。学员们住的是旧窑洞，里面仅一个炕和一个窗子，空气不对流。我们7人一组，住一个窑洞睡一个炕，密密地一个挨着一个，活像罐头里的沙丁鱼。谁翻一次身，其余几个就都得跟着起“连锁反应”。晚上，则一个组共一盏小油灯，或自习，或开会讨论。

陕公的生活、学习条件这么艰苦，对于我们这些从海外回来的青年来说，困难就显得更大了。拿吃的来说，当地吃的是小米、馒头，过去我们吃惯了大米饭，就很不习惯。肉和鱼难以见到，连小菜有时也得用野菜代替。拿气候来说，我们从小生长在南方，出国谋生时又生活在南洋，那里地处赤道线，“长年都是夏，一雨便成秋”，气候终年暖和。而陕北地处亚寒带，冬天又长又冷。隆冬时节，到处白雪皑皑，严寒刺骨，我们很难适应。学校给每人发了一套棉衣，北方同志穿上它就觉得暖和了，我们却不够，常常被冻得发抖。

陕公的教师都是优秀的革命同志，授课认真负责，辅导耐心细致。何干之同志给我的印象最深。他是讲中国革命问题的，上课备受学员们的欢迎。夏季天气炎热，我们在窑洞里受不住了，便出去散步纳凉。这时已是深夜，路过何干之同志的住处，却看见他还在油灯下备课，挥汗如雨。他对学员们热情、爱护、关怀。找他谈问题，他总是平等相待，循循善诱，使人倍感亲切。新中国成立后，何干之同志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中国革命史有名的教授，可惜在十年动乱中被迫害死了。

陕公的教育方针是：理论联系实际。陕公的学员来自五湖四海，阶级出身、社会经历不同，各人的思想基础、觉悟程度也不相同。学校为了改造学员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一些不良习惯，把马列主义的教育作为中心，把转变学员的思想作为当时学校的中心工作，使学员们的思想进步很快。学校要求我们通过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一方面联系抗战实际，另一方面联系个人思想实际。并采用种种办法，培养学员的优良作风，比如集体主义，组织性、纪律性，刻苦精神与群众观点等。这种严格要求学员进行艰苦磨炼的教育，在我们头脑里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长期地在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中产生着影响和作用。

陕公的课程少而精，设有：中国革命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军事课等。军事教材，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军事课除军事理论学习外，还进行各种军事训练，如队列训练、军事演习、夜间急行军等。学习上尽管困难重重，但我们听课、训练仍是非常认真、全神贯注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来陕公学习的学员有高昂的抗战热情，另一方面更由于党对学员们的教育，陕公正确的教学方针，再加上讲课的内容是当时中国最迫切的现实问题、学员们所渴望知道的革命道理。

在陕公的生活是艰苦的，学习是紧张的。但是，就是在那种环境里，你却听不到叹息、埋怨声，看不到愁眉苦脸的面容。整个陕公，到处是生龙活虎的身影，欢乐愉快的歌声。这一切都使人强烈地感觉到：广大学员身上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宝贵的革命热情，一种可贵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学员们自觉地以苦为乐，以苦为荣。艰苦生活是锻炼，疾病折磨在当时也是考验。1938年底，我不幸得了肺结核病，住了隔离室，情绪上曾一度受到影响。后来很快想通了：共产党员不怕牺牲生命，还怕结核病吗？！因而有了愉快乐观的精神，仍然坚持和大家一样上课出操。后来到了延安，在中央医院检查时，已经完全好了。

我们这批从海外回来的青年，有的过去生活在有万贯家财的家庭中，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但是，在陕公学习，我们能够和国内的青年一道，住窑洞，吃小米，过着艰苦的生活，坚持学习下来，并逐步成为坚强的抗日战士。这是为什么呢？我想：高昂的爱国热情固然是一种动力，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在学校受到了党的教育，学员们逐渐树立了一个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献身的思想。我们在笔记本的扉页，工工整整抄录了毛主席1937年10月为纪念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的题词，作为我们行动的指南。毛主席在题词中写道：“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当时陕公就是严格按照这种精神教育我们、要求我们的。广大学员也自觉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认真、刻苦地改造自己的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世界观。因而我们脑子里也就很少去考虑什么生活享受，个人、家庭的幸福，而是一心想着怎样早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幸福的生活。正由于有这么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什么样的困难也就不在话下了。

进入陕公学习后，我在各方面都用党的战士的标准要求自己。两个月后，我加入了党组织。在党旗下宣誓时，我心里无比激动，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为人类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当时学校的党组织生活是秘密进行的，我们开党小组会，还要跑出很远的地方，找个没人住的旧窑洞。在党的教育下，我的思想有了很大的提高，世界观发生了根本变化。我懂得了，真正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代表着中华民族希望的是中国共产党。要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就只有永远跟着共产党干革命。这也给我以后为党工作打下了一个良好的思想基础。

1938年底，陕公普通班结业，大部分学员上了前方，小部分留下来进入高级班继续学习，我也是其中之一。高级班一直办到1939年7月，就这样，我整整在陕公学习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