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海外到延安

我是1928年从广东老家迫于生计去南洋的。南洋，风光秀丽，物产丰富，是资本主义化的殖民地、殖民主义者的天堂。刚去的头几年，我举目无亲，饱受了颠沛流离、忍气吞声之苦。后来，好不容易混到一个小学教员的职业，找了个栖身之处，聊以度日。

在国内曾听过不少人说：南洋是个黄金世界。但我所见到的，是少数资本家过着穷奢极欲、腐朽糜烂、挥金如土的生活；而广大的劳动人民则在饥寒交迫中挣扎，遭受着剥削和压迫。剥削制度所产生的种种弊病，这里应有尽有。目睹这个腐朽没落的社会，我反复思考着：难道这就是自己所向往的社会？这样的一种生活难道是值得留恋的么？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抗日救亡的浪潮席卷全国。海外华侨爱国热血沸腾，民族义愤填膺，纷纷捐款募药，用各种形式支援祖国抗战。远离国土的华侨，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在祖国大地上高举抗日的大旗，领导全国人民为拯救危难的中华民族和日寇浴血奋战，心中充满了敬仰之情。我们待不下去了，几个青年人在一起商量：华侨都是黄帝子孙，亡国是全体中国人的奇耻大辱。我们不能在南洋苟且偷生，为了抗日救国，我们要回国去！到延安跟共产党打鬼子去！

说要回国容易，真要回国却不那么简单了。延安是个什么样的情况？找谁联系？一大笔漂洋过海的路费怎样筹集？还有家庭的阻力，等等。但是，纵然困难再多，也无法阻止和动摇我们抗日救国、奔向延安的钢铁般的决心。有位同志更是急不可待，独自一人率先去了延安。不久，他就将了解到的情况写信回来告诉了我们。这样，大家心里有了底，到延安去的心更切了。我们找到马来亚抗敌后援会，开了到香港的介绍信。还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筹集了回国的路费。在我们几人中，我是有妻室儿女的人，要远离家人，投身革命，说不定这一去就是永别了，因此阻力更要大一些。然而，在我反复向他们晓以大义，阐明民族兴亡，匹夫有责；成了亡国奴，个人、家庭也就无幸福可言的道理以后，亲人的思想终于通了。就这样，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一行五人终于登上了由南洋开往香港的客轮，起程回国了。

到了香港，找到由廖承志同志负责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连贯同志接待了我们，并给我们开了去武汉和西安的介绍信。在武汉，我们首先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领导工作的叶剑英同志接见了我们。他对我们说：“你们是华侨中的先进分子，到了延安要好好干革命。”我们这些海外游子，好不容易找到了党，现在又听到叶剑英同志鼓励的话，更感到特别亲切，浑身是劲。

我们离开武汉到达西安。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同志的热情接待，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们详细介绍了延安抗大、陕北公学、鲁艺等学校的情况，并安排我们去“陕公”学习。当他们知道我们是从海外归来的华侨青年时，更是多方给予照顾。第二天清早，便让我们乘汽车从西安出发。一路上，我们还不断看到有许多青年步行去陕公。下午3点多，汽车停在一个村子前。司机告诉我们，这就是陕北公学。放眼望去，却只见到几间旧平房，而且据说还是区队部。这与我们想象中的陕北公学相差甚远。不过，共产党这种因陋就简、艰苦奋斗的办学作风，却给我们每一个青年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目的地到了！想到我们从远隔千山万水的南洋，终于来到了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身边，就要投身火热的革命斗争，新的战斗生活就要开始了，只觉得心里热乎乎的，充满了无比幸福与自豪的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