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第一章 港口

坦奇先生到外边去想给自己弄一罐乙醚，他走到了墨西哥炎炎的赤日下和白热的尘沙中。几只兀鹰用鄙视的眼神从屋顶上冷漠地看着他：他还没有成为一具腐尸。坦奇先生心中隐隐地感到一阵厌恶，他用几乎开裂的手指甲从路面上抠出一块土块，有气无力地向那些兀鹰抛去。一只兀鹰扑扇着翅膀飞走了。它从小镇上飞过去，飞过一个小广场，一座曾经当过总统和将军的某位历史人物的半身雕像，又飞过两个卖矿泉水的货摊，一直向河口和大海飞去。它在那里是找不到什么东西的，鲨鱼在那一区域也在寻找腐烂的尸体。坦奇先生继续往前走，越过小广场。

一个带枪的人靠墙坐在一小片阴凉里，他向这人道了句“Buenos días” 。但这里并不是英国，那人并没有回答他的问候，反而毫不友善地瞪着坦奇先生，仿佛他这辈子从未同这个外国人打过交道，仿佛他嘴里镶嵌的两颗金牙同坦奇先生毫不相关。坦奇先生汗流浃背地从他身旁走过去，之后他又走过已改成财政局的一座教堂，一直向码头走去。路已经走了一半，他突然忘记自己为什么要到街上来——是要买一杯矿泉水吗？在这个禁酒的国家，人们只能喝矿泉水——要么就是喝啤酒，但是啤酒由政府专卖，一年中除了几个特殊节日，啤酒的售价是极其昂贵的。坦奇先生感到一阵反胃——他不可能为买矿泉水上街。当然了，他是出来寻找罐装乙醚的……航船早已靠岸了。他在午饭后躺在床上休息的时候就听见了从船上传来的欢快的哨音。坦奇先生又走过一家理发店和两家牙科诊所，从仓库和海关之间的出口走到河岸。

河的两岸是种植园，河水沉滞地流向大海。奥布雷贡将军号靠在码头上，缆绳紧系，码头工人正在往岸上卸啤酒。摞在码头上的啤酒已经有一百箱了。坦奇先生站在海关办事处的阴凉里，他在想：我到这里来干什么呢？暑热弄得他晕头晕脑，他的记忆差不多完全丧失了。他把一肚子闷气化作一口浓痰，“呸”的一声往空中一啐。这以后他在一只木箱上坐下，等待着。他无事可做，五点钟以前是不会有人来找他的。

小火轮奥布雷贡将军号船身大约三十码长，甲板上残存着几英尺破旧的护栏和一只救生艇。一条烂绳索上悬着一个铃铛，船头摆着一盏油灯。如果运气好，不碰上从北方刮过来的强风暴的话，说不定它还经得起大西洋风浪两三年的吹打。但一旦被卷入这样一场风暴，它也就寿终正寝了。好在这也无大关系，因为船上的乘客在购买船票时不管愿意或不愿意都上了保险。夹杂在一群爪子被绳索系住的火鸡中间的是六七名旅客，他们现在正倚着护栏向港口眺望，遥望岸上的一座仓库和一条空旷的街道。街上一家理发店和两家牙科诊所正受着烈日炙烤。

坦奇先生听见背后不远的地方装着左轮手枪的皮袋咯吱地响了一下，便回过头来。一名海关官员正恼怒地看着他，这个人说了一句什么，坦奇先生没有听清楚。“对不起，你说什么？”他问。

“我的牙。”海关官员含混不清地说。

“啊，”坦奇先生说，“是的，你的牙。”这个人嘴里一颗牙齿也没有，全叫坦奇先生拔光了，所以他说话时发音不清。坦奇先生又一阵反胃——他的身体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毛病——是虫子还是痢疾？“你的假牙就快做好了。今天晚上。”他信口胡乱许愿说。今天晚上肯定是做不好的，但人们只能这样活着，不管什么事能往后推就往后推。海关官员满意了，说不定到时候他忘记来了。再说，即使他没忘记来，又能怎样？治牙的钱他已经预先付了。对于坦奇先生来说，这就是他全部的世界：炎热，遗忘，事情一天天往后推，如果可能先付现款——为什么要收人家钱想起来后再说。他凝视着迟缓流淌的河水。河口处，一条鲨鱼在水下游弋，背鳍冒出水面，像是潜水艇上的潜望镜。多少年来，已经有好几艘船在这一带搁浅，船身成了河流的护河堤，沉船的烟囱斜出水面，倒好像大炮的炮筒正向香蕉林和沼泽地另一方向的某一遥远目标瞄准。

坦奇先生想：一罐乙醚，我真差点儿忘了。他的下嘴唇耷拉下来，心情愁闷，开始数那些堆放在码头上的蒙特祖玛牌啤酒究竟有多少瓶。一共140箱，每箱12瓶。所以要再乘以12——他的嘴里又积了一口痰——12乘4是48。他用英语自言自语地说：“我的上帝，这可真是漂亮。”1200， 1680瓶。他把嘴里的痰吐出去，望着站在奥布雷贡将军号船头的一个少女。这个女子纤细优美的身材隐隐使他产生了兴趣。这里的女人一般说来都非常肥胖，眼睛是棕色的，另外还毫无例外地人人镶着一颗金牙。像这样一个清新稚嫩的女孩可真是……1680瓶，每瓶一比索。

一个人用英语低声问：“你说什么？”

坦奇先生一下子转过身来。“你是英国人？”他吃惊地问，可是当他看到面前这张枯瘦的圆脸和脸上三天没有刮过的蓬乱胡须时，他又把问话改为：“你会说英语？”

是的，那个人回答，他会说一点英语。他身体僵直地站在阴凉的地方。这是一个身材瘦小的人，穿着一件寒酸的黑色西服，拿着一个小公文包。他胳臂底下夹着一本小说，书中一页色彩粗俗的爱情场面插图正好露出一角来。这个人说：“对不起，我还以为你是在对我说话呢。”这人生着一对金鱼眼睛，给人的印象是他正处于一种不很稳定的欢快情绪中，好像刚刚独自庆贺了自己的生日。

坦奇先生清了清喉咙里的痰，问道：“我说什么了？”他一点也想不起来刚才说了什么。

“你说我的上帝，这可真是漂亮。”

“我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抬头望了望毫无怜悯之情的天空。

一只兀鹰几乎一动不动地悬挂在上面；它是个观察者。“什么？噢，我想也许我是说那个女孩。这里不容易看见这样漂亮的女人。一年到头只见过一两个。”

“那孩子年纪太小了。”

“噢，我没什么意思，”坦奇先生厌倦地说，“只是看看而已。我单身一人在这里住了十五年了。”

“在这一个地方？”

“在这一带。”

两个人都没再说什么。时间一点一点地过去，海关房子的阴影又向河岸那边移动了几寸。兀鹰也稍微移动了一下位置，像是一座老钟的黑色指针。

“你是乘这艘船来的？”坦奇先生问。

“不是。”

“想坐它走？”

这个小个子最初想回避这个问题，可是后来觉得总得作个解释，就回答说：“我只是来看看。我想这艘船快开了吧？”

“是开往韦拉克鲁斯 的，”坦奇先生说，“过几个钟头就开。”

“沿途不再靠岸了？”

“靠哪个岸？”坦奇先生反问，“你是怎么到这个地方来的？”

陌生人含含混混地说：“我乘一条独木舟。”

“你有个庄园，是吗？”

“没有。”

“能够同人用英语交谈真不错，”坦奇先生说，“你是在美国学的英文吧？”

那个人只简单地说了声“是”，他的话实在不多。

坦奇先生说：“嗐，要是能让我现在到美国去，叫我拿出什么来我都干。”他说话的声音虽然不高，但语意却很迫切，“喂，我问你：你的皮包里会不会碰巧装着点什么喝的？你们那里有些人——我过去也认识几个——总带着点什么酒当药喝。”

“我只有药。”那个人说。

“你是个医生？”

那个人的目光从充满血丝的眼角里狡黠地瞟了坦奇先生一眼。“你也许该叫我——走江湖的医生吧。”

“到处卖特效药？济世救人，也给自己谋一条生路。”坦奇先生说。

“你是准备乘这艘船吗？”

“我不是。我到码头上来是想……啊，算了，这件事告不告诉你没什么关系。”坦奇先生用手捂着肚子，说，“你有什么药没有？有没有治——真是见鬼，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有什么毛病。都是这个鬼地方害的。你是治不了我的病的。谁也治不了。”

“你想回家去？”

“家？”坦奇先生说，“我的家就在这儿。你在墨西哥城没有看见比索的汇率吗？四比索兑换一美元。噢，主啊，Ora pro nobis 。”

“你是天主教徒？”

“不是，我不是。我只是随口说出这样一句话。我不相信这种事。这里的天气实在太热了。”

“我想我必须找个地方歇一会儿。”

“到我那儿去吧，”坦奇先生说，“我那儿还有一张额外的吊床。船还要过几个小时才开——如果你想看看它是怎么起航的。”

陌生人说：“我本来想见一个人。这人叫洛佩兹。”

“噢，这人几个星期前就叫他们枪毙了。”坦奇先生说。

“死了？”

“你知道这里的情况。是你的朋友？”

“不是，不是，”那人连忙否认，“只不过是一个朋友的朋友。”

“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坦奇先生说。他又咳了一口痰，啐到耀眼的阳光里，“他们说这个人帮助过……啊，一些不法分子……帮他们逃出去。他的姑娘现在跟警察局长同居了。”

“他的姑娘？你是说他的女儿？”

“他没有结过婚。我是说跟他一起生活过的女朋友。”坦奇先生看到陌生人脸色突变，不禁吃了一惊。他又接着说：“我想你该明白这儿的情况。”坦奇先生又向奥布雷贡将军号望过去，“她是个漂亮姑娘。当然了，再过两年她也就和别的女人没什么不同了，变成一个一身肥肉的蠢婆娘。噢，主啊。我真想喝口酒。Ora pro nobis。”

“我带了一点白兰地。”陌生人说。

坦奇先生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在哪儿？”

那个干瘦的人的手向裤子后袋那边伸去——他想指给坦奇先生看的可能也就是导致他这种莫名其妙的神经质的根源。坦奇先生连忙攥住他的手腕。“小心点儿，”他说，“别在这儿往外拿。”他望了一眼铺在脚下的一片阴影：一个哨兵正坐在一只空木箱上打盹，身旁放着一支来复枪。“到我住的地方去吧。”坦奇先生说。

“我到这儿来，”那个瘦小的人不太情愿地说，“是想看看轮船起航。”

“轮船起航还有好几个钟头呢。”坦奇先生再一次劝他放心。

“好几个钟头？你拿得准吗？在太阳底下坐着可太热了。”

“你还是跟我回家吧。”

“家”这个词只是用来指四面有墙环绕着的一个人可以在里面睡觉的地方。坦奇先生从来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家。他俩走过那个阳光炙烤着的小广场。已经谢世的将军的铜像在湿气里生满绿锈；棕榈树下面摆着几个卖汽水的摊子。家像是一张风景明信片，同另外一些明信片摞在一起。只要把这摞明信片一翻，就把它翻到了英国诺丁汉市，一个在郊区的出生地，一段发生在绍森德的插曲 。坦奇先生的父亲也是一名牙科医生。坦奇最早的记忆就是从一个废纸篓里找到了一副制作假牙的模子，一个简陋的没有牙齿的口腔黏土模型。这东西像是在多塞特郡 发掘出来的尼安德特人或是其他古猿人的骨化石。这副假牙模子成了他心爱的玩具。大人想用建筑积木转移他的兴趣。可是不成，命运已经注定了。在一个人的孩提时代，总有那么一个短暂时刻：大门敞开，前途随之踏进了门槛。湿热的港口城镇和兀鹰本来都是扔在废纸篓里的东西，可是他却偏偏把它们都捡了出来。真应该感谢上苍，我们在孩提时代看不到那些恐怖的和堕落的场景；它们那时候就在我们四周，在橱柜里，在书架上……它们是无处不在的。

这里没有铺路。下雨的时候，这个村落（实际上这个地方称不上村落）就成为一片泥塘。现在由于干旱，地面又像石头一样坚硬。这两个人一言不发地走过了理发店和牙科诊所。房顶上的兀鹰这时看起来都已吃饱喝足，像家禽一样安顺。它们正在灰蒙蒙的宽大翅膀底下捉拿寄生虫。坦奇先生说了一句“到了”，就在一幢小木头屋子前站住。这幢房子是单层的，在这条狭窄的小街里，比其他房屋略大一点。房子的阳台上悬着一张吊床。这条窄街再过去二百米便是一块沼泽。坦奇先生有些不安地说：“你想不想看看我的诊所？我不是吹牛，在这个地方我是最好的牙科医生。拿牙科诊所来说，我开的这家很不错。”坦奇先生因为骄傲话音有些颤抖，好像是一株植根不深的植物在簌簌摇动。

他把客人带进屋子，随手把门锁上。他们穿过一间餐厅，餐厅里有两把摇椅摆在一张没有铺桌布的餐桌两旁，另外还有一盏油灯、几份美国出版的旧报纸和一个橱柜。他说：“等我把酒杯拿出来。但是我想先叫你看看——因为你是个受过教育的人……”这位牙医的手术室窗外是个小院，几只火鸡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摇晃着它们并不怎么华丽的羽翼。一台用脚踏动的牙钻机、一把蒙着刺目的红绒面的手术椅、一个玻璃橱，胡乱摆在橱柜里的手术器械蒙着灰尘。一只瓷缸里放着一把镊子，一盏灯罩玻璃已经破裂的酒精灯被挤到角落里。橱柜里几乎每一层都放着纱布卷。

“很好。”陌生人评论说。

“还不错，是不是？”坦奇先生说，“在这样一个小镇，你想象不出这里的种种难处。”他恼怒地说下去，“这台牙钻是日本产的。我刚买了一个月，就已经磨损了。可是我又买不起美国货。”

陌生人说：“你这扇窗户挺漂亮。”

窗户上安着一块带图案的彩色玻璃：圣母正从纱窗后面看着院子里的火鸡。坦奇先生说：“这块玻璃是我在他们打劫教堂财物的时候弄来的。牙科诊所要是不安上一块花玻璃似乎不怎么对劲，不够文明。在我的家乡——我说的是英国——他们总是挂着‘笑容骑士’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么就是一朵都铎王朝玫瑰。但在这个地方，你是没有选择余地的。”

他又打开一扇门说：“这是我的工作室。”这间屋子首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张挂着蚊帐的床。坦奇先生说：“我的房间不够用。”一张木工台子上一头放着水罐、脸盆和肥皂盒，另一头摆着一支吹火筒、一盘沙子、火钳和一个小火炉。“我只能在沙盘里浇注牙模，”坦奇先生说，“在这个地方有什么办法呢？”他拿起一个下牙床模子说，“不是回回都做得严丝合缝。当然了，来镶牙的总是抱怨。”他又把那个模子放下，朝着木工台子上另外一件东西点了点头。那是一根看上去像肠子似的管子，安着两个小橡皮球。“模子一浇出来就有裂纹，”他说，“我第一次试验用这个新方法——金斯利浇灌法。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反正一个人得跟上时代。”他的下嘴唇又耷拉下来，脸上出现一副迷惘的表情。屋子里炎热难当。他站在那里，一副茫然失措的样子，像是站在一个岩穴里，周围尽是些化石和他一无所知的某一历史时期的器皿。陌生人说：“咱们坐一会儿好不好？”

坦奇先生好像没有听懂他在说什么似的看着他。

“咱们可以把白兰地打开。”

“啊，是的。白兰地。”

坦奇先生从木工台子下面的一个小柜子里取出两只玻璃杯，揩掉上面的细沙。他们回到前面的餐厅，在摇椅上坐下来。坦奇先生把酒斟到杯子里。

“兑一点水吗？”陌生人问。

“这里的水可不能轻易喝，”坦奇先生说，“我这个部位可深受其害。”他把手放在肚子上，深吸了一口气，“你的气色也不太好。”他的目光在陌生人脸上多停留了一会儿，“你的牙也不好。”一颗犬齿已经掉了，两颗门牙不仅长满黄色牙垢，而且有些糟朽。他说：“你可得好好注意自己的牙齿。”

“注意有什么用？”陌生人说。他小心翼翼地捧着杯里的一小口白兰地，倒好像他在庇护着一只自己并不太信任的小动物似的。这个陌生人憔悴潦倒，样子像一个地位卑微的小人物，受尽各种疾病或者焦虑折磨。他坐在摇椅上，屁股只沾着一点边，一只小小的公文包平放在膝头上。他不急于把杯里的白兰地喝掉，看来既喜爱饮酒又感到内疚。

“快喝掉吧。”坦奇先生劝他（反正这不是坦奇先生自己的），“喝点酒对你身体有好处。”这人身穿一件黑色衣服，瘦削的肩膀，叫他联想到一口黑棺木，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再看看他那一口糟朽的牙齿，死亡好像已经进到里面去了。坦奇先生又给自己斟了一杯酒。他说：“待在这地方真叫人感到寂寞。能跟人讲讲英语，哪怕是个陌生人，也叫我心里舒服。我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看一张我孩子的照片。”说着，他从一本笔记本里拿出一张发黄的相片，递了过去。相片上，两个小孩正在一个后花园里抢一只喷壶的把手。“当然了，”他说，“这张相片还是十六年前照的呢。”

“现在他们都长大成人了。”

“一个已经死了。”

“那也是死在一个相信基督教的国家里。”那个人用抚慰的语气说。他喝了一口酒，对着坦奇先生傻呵呵地笑了笑。

“我想是的。”坦奇先生有些吃惊地说。他把嗓子里的痰吐掉，接着说：“当然了，对我来说，这倒也没多大关系。”他沉默下来，思想远远地飘到别的地方去了。他的下唇又耷拉下来，脸色变得灰灰的，一片茫然，直到肚子一阵疼痛他才又回到现实中来。他又喝了一口白兰地，开口说：“让我想想。刚才咱们说什么啦？啊，说我的两个孩子……是的，我的孩子。真有意思，有的事情就是忘不了。你知道，关于那把喷壶我记得比我的孩子还清楚。我是花了三英镑十一便士三法寻买的，一只绿色的喷壶。我甚至还能带你找到那家卖喷壶的商店。可是关于我的两个孩子，”他的目光停在酒杯上面沉思起往事来，“除了他们总是哭哭闹闹以外，我能记得的事实在不多了。”

“你还有他们的消息吗？”

“唉，在我到这里以前就不再给家里写信了。写信有什么用？我又寄不回钱去。我的老婆要是已经改嫁，我是一点也不会吃惊的。这倒合了她母亲的心愿——那个老巫婆。她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我。”

陌生人用低沉的声音说：“太可怕了。”

坦奇先生又一次有些惊奇地看了他的伙伴一眼。这人坐在他对面好像一个黑色的问号；他在椅子上一直没有坐稳，仿佛随时准备要站起来告辞。当然了，他也可能继续留在这里。他的灰白胡茬儿已经有三天没刮，样子很不体面。他非常软弱，你可以命令他做任何事。他说：“我是说这个世界太可怕了。竟发生了这些事。”

“把你的酒喝完吧。”

那人又抿了一口，喝酒对他而言好像是在放纵自己。他说：“你还记得这里从前的样子吗？在红衫党 到这里来以前？”

“我想我还记得。”

“那时候这里多幸福。”

“那时候幸福吗？我没有注意。”

“至少当时他们是有天主的。”

“牙齿的情况什么时候都一样。”坦奇先生说。他又从陌生人的酒瓶里给自己斟了一杯。“这里一直是个叫人讨厌的地方。闷得叫人喘不过气来。老天啊，老家的人也许会认为这里充满浪漫气氛。我当时想：我在这里待五年，以后就再换个地方。到处都找得到活儿干，什么人都镶金牙。可是后来比索贬值了。现在我别想挪窝了。有一天我还是要走的。”他说，“我该退休了。回家乡去。像个绅士那样活下去。这些——”他指了指这间什么摆设也没有的简陋的居室，“这些我都不会再记得了。嗐，不会再等多久了。我是个乐观主义者。”坦奇先生说。

陌生人突然问道：“它到韦拉克鲁斯需要多长时间？”

“谁到韦拉克鲁斯？”

“那艘小火轮？”

坦奇先生郁闷不乐地说：“四十个小时就到那地方了。驿站马车旅馆。挺不错的旅馆。还有不少跳舞的地方。那个城市很热闹。”

“听你这么一说，那地方好像并不远，”陌生人说，“得买张票，买票要多少钱？”

“那你得问洛佩兹，”坦奇先生说，“他是轮船公司的代理人。”

“可是洛佩兹……”

“啊，对了，我忘记了。他们把他枪毙了。”

有人在外面敲门。陌生人把膝上的皮包悄悄放到椅子下面。坦奇先生极其小心地走到窗户前头。“还是得小心着点，”他说，“任何一个有点名气的牙医都免不了有仇敌。”

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外面乞求：“一个朋友。”坦奇先生把门打开，户外的阳光立刻像一根炽热的火棒探射进来。

一个小孩站在门口，他到这里来是要请医生。小孩戴着一顶大帽子，长着一双傻乎乎的棕色眼睛。在他身后，两匹骡子正在火辣辣的坚硬土地上顿着蹄子，喷着响鼻。坦奇先生说他不是医生，他是看牙的。转过身来，他看见他那位陌生的来客正蜷缩在摇椅上盯着这边看，样子像是在祈祷。小孩说镇上新来了一个医生。那位老医生正发高烧，出不了门。他母亲生病了。

坦奇先生隐隐约约想起一件事。他像突然发现了什么似的喊道：“你不就是个医生吗？”

“不是，我不是。我还要赶船。”

“我记得你说过……”

“我改变主意了。”

“啊，没关系。船反正要过好几个小时才开呢，”坦奇先生说，“这里的船起航从不准时。”他问那个孩子家离这里多远。小孩说有二十几里远。

“太远了，”坦奇先生说，“你走吧。去找别的什么人吧。”他转过头来对陌生的客人说，“消息传得真够快的，谁都知道你到镇上来了。”

“我去大概也没什么用。”陌生人焦急地说。他的语气很谦卑，似乎在征求坦奇先生的意见。

“你走吧。”坦奇先生对那孩子说。可是小孩却站在那里不动。他站在炙热的阳光下，带着无限的耐心朝屋子里头望着。他说他母亲快死了。他的棕色眼睛里并未流露出多少感情：他面对的是无法更改的现实。你出生了。你的父母离开人世。后来你也老了，你也同样要死掉。

“要是你母亲快死了，”坦奇先生说，“请大夫去看也没什么用了。”

但是陌生人却站起身来，好像不很情愿地被召唤去参加一次他无法逃避的庆典。他悲哀地说：“好像总是要发生一点儿事。像这次一样。”

“你想要赶上这班船可就困难了。”

“我赶不上了，”他说，“这是已经注定的事了。”他感到有一些恼怒，很不舒服。“把我的白兰地给我。”他喝了一大口，眼睛盯着那个神色漠然的孩子，盯着炎热的街道。兀鹰在空中翱翔，像是几点丑恶的黑斑。

“可是要是那个女的都快死了……”坦奇先生说。

“我知道这些人的。她不会死的，就像我一时也死不了一样。”

“你去也没什么用。”

孩子只是望着这两个人，好像医生愿意不愿意去他一点也不在乎。这两个人用一种他听不懂的外国话争论，对他来说非常抽象，他一点也不关心。他只是站在那里等着医生跟他回家去。

“你什么也不知道，”陌生人气冲冲地说，“不管什么人都这么对我说——‘你没什么用了’。”他喝下去的白兰地这时候已影响了他的神经；他的语调越来越气愤。“我可以听到全世界的人都这么说。”

“反正还有下一班轮船呢，”坦奇先生让步说，“两个星期以后，也许三个星期。如果运气好，你能够离开这地方。你在这里没有资产。”他想到自己的财产：日本制造的牙钻、手术椅、酒精灯、钳子和熔化金块的小炉子。这些东西在这个国家是一笔赌注。

“Vamos.” 那人对孩子说。他又转过身来对坦奇先生说，他感谢坦奇先生让他到屋子里休息，不受太阳晒。他那种为维持体面的做作对坦奇先生来说并不陌生；到他这里来治牙的人害怕疼痛却都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往手术椅上一坐，他们同样是为了不失体面。也许这位陌生人并不喜欢骑骡子走长路。陌生人用这里的老式套话向坦奇先生告别：“我会为你祈祷的。”

“你能到我这儿来，我很高兴。”坦奇先生回答说。那人骑上骡子，孩子在前面带路。在炎炎的烈日下，他们向那块沼泽地走去，离开海滨向内地走去。这个人今天早上正是从那里来的；他到这里来想看看奥布雷贡将军号小火轮。现在他又走回去了。因为喝了白兰地，他骑在鞍子上身体有些摇晃。他已经走到这条街的尽头，远远望去，像是一个潦倒失意的卑微的小人物。

坦奇先生走回自己的屋子，随手把门上了锁（总得小心着点）。他一边走一边想：能同一个陌生人谈谈话倒也不错。走进屋子，面对他的是冷清寂寞，一片空虚。但是他对这种寂寞的空虚已经习惯了，就好像习惯于看到镜中自己的面孔一样。他坐在摇椅上来回晃动着，在沉滞的空气里制造一点点气流。陌生人刚才在这里喝酒的时候不小心洒在地板上一些白兰地，这时蚂蚁已排成窄窄的纵队向那里爬去。它们在那块残存着酒渍的地方爬来爬去，之后又以整齐的行列向对面墙壁移去并消失不见。奥布雷贡将军号火轮在远处河口鸣了两声笛，坦奇先生弄不清为什么它要鸣汽笛。

陌生人把他的书落下了。书就扔在椅子底下：一个身着爱德华时代服装的女人蹲伏在地毯上，泪流满面，抱着一个男人擦得锃亮的尖头棕色皮鞋。男人蓄着捻蜡的小胡子，面带鄙夷地挺立在女人身边。这本书的名字是《永恒的女殉道徒》。过了一会儿坦奇先生把书捡起来。他打开一看，不禁大吃一惊——书里面的文字与封面上的完全不一致，里面是拉丁文。他思索了一会儿，后来他就把书合起来，拿到工作室去。你不能把书烧毁，可是如果你拿不准书里写的是什么，不妨把它藏起来。于是坦奇先生就把这本书放在他那只熔化金属的小火炉的炉膛里。这之后他在木工台子旁边呆立了一会儿，下嘴唇又耷拉下来。他突然记起来为什么自己要去码头了：奥布雷贡将军号要从河道上给他带来一罐乙醚。这时，他又听见码头上传来火轮的鸣笛声，他连帽子也没顾得上戴，就跑到外边太阳地里。他本来对那位陌生来客说，轮船绝不会准时在午前就开走，可是你千万不能认为那些人就一次也不按时间表起航。果不其然，当坦奇先生从海关和仓库中间的通道走到河岸的时候，这艘小火轮已经在水流迂缓的河道里开出十几英尺，朝着大海驶去了。坦奇先生在岸边大喊大叫，却一点用也没有。码头上并没有留下装乙醚的罐子。他又大声呼喊了一阵，就不再为这件事操心了。归根结底，这并不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既然他早已听任自己沉沦下去，如今再新增的这一点小小的痛苦，也就不值得注意了。

在奥布雷贡将军号轮船上现在可以感受到阵阵微风了。河两岸是连绵不断的香蕉种植园，一块岸边岬角上立着几根接收无线电电波的天线，港口逐渐被抛在后边。回头望去，你几乎很难相信它曾经存在过。辽阔的大西洋在面前展开，巨大的滚筒状的灰色海浪把船头掀起来，于是在甲板上跛行的火鸡便都向船尾一边滑去。船长站在舱面上一间很小的舱室里，头发上别着一根牙签。陆地仿佛轻轻滚动着向后退去。夜色蓦然降临，天空上低悬起灿烂群星。船首也点起了一盏油灯。坦奇先生在岸边看到的那个女孩子开始轻声唱起歌来，这是一首感伤、忧郁而又自我陶醉的歌。歌里唱的是一朵染上真正爱情鲜血的玫瑰花。当低矮的热带海岸线像是深藏在墓穴中的木乃伊般埋葬在深邃的黑暗里时，海湾的夜空就给人一种无限广袤的自由。我是多么幸福啊，那个唱歌的女孩子对自己说。她并没有想为什么，她只是觉得很幸福。

在遥远内陆的暗夜里，骡子艰辛地跋涉着。白兰地的酒力早已消失，奥布雷贡将军号的汽笛声尖锐地刺进那个被请去看病的人的脑子里。他这时正走在一片沼泽地里；雨季来临的时候，这个地区是根本无法通行的。他知道轮船鸣笛意味着什么：船已经准时起航，而他自己却被抛弃在岸上了。他对走在自己前面的那个小孩和那个生病的女人不禁怨恨起来——他觉得自己实在不配理应担当的使命。他身前身后到处弥漫着潮湿的气味，倒好像自从地球在宇宙中旋转定位，这个地方就从来没有被炽热的火焰烘干似的。它只是不断把这一可怕地界的云雾吸收过来。随着骡子在泥泞里颠簸，他的身子也上下跳动。他开始用带着白兰地酒味的舌头祷告：“让他们快点儿把我抓住吧……把我抓住吧。”他曾经试图逃跑，但他就像一个非洲部落的国王似的，即使大风已经停息，他仍须守望，不能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