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海拔四千二百米高处度过了七个春节

在与徐敬民接触的几年间，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质朴的农家子弟的形象。我还记得第一次与他见面时的情形。

2010年的春天，我曾陪同马树声到天峻办事处，第二天有个活动要参加。

那一次，晚宴就是徐敬民张罗的，当时徐敬民已经是木里矿的办公室主任兼工会主席了。晚宴上，算是第一次结识了徐敬民。也是这个第一次，让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他，因为晚宴结束，他被马树声叫到一旁狠狠地熊了一顿。

熊他是因为喝酒的事。给客人碰杯的时候，徐敬民有个习惯，高高地拎着酒杯，用酒杯的底端去碰客人的杯沿。这实在是个忌讳，但这个生活中的细节平时被徐敬民给忽略了。马树声批评他道：“这样做一个办公室主任不合格。”

之后再与徐敬民一起吃饭时，发现他已把这个动作给改掉了。

2013年11月，我陪河南大学文学院的刘恪教授去木里矿给职工做讲座。晚饭过后，在徐敬民办公室，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我隐约地记得，那一天是晴天，夕阳无比的灿烂。

在与徐敬民的交谈中得知，他是义海第三个走进木里山的人。那时的木里山，可以说还处在原始状态。徐敬民还是个文学爱好者，我读过他写的一篇散文《木里纪事》，文笔与他的人一样质朴，却又不乏田野间的那股清新之气，如果他去从事写作，说不准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散文作家。

有了这层因素在里边，对初上木里山的那段日子，徐敬民的感悟是独特而细腻的。

“那是一段炼狱般的生活。然而，一个人一生能感悟一下这样的生活，也未必就是坏事。”徐敬民这样说。他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刚上木里山那些日子里的感受。头整天都是蒙蒙的，走起路来脚下发飘，稍微干点体力活就喘不上气来。这是缺氧所致，木里山上的含氧量相当于平原的百分之六十八。

徐敬民是作为先遣人员到木里矿的，他之前，已经来了三个人。大家都是一个人顶几个人用，徐敬民白天要背着探测仪器来回翻几十里的山路，晚上回来把被雪水冻肿的脚放进被窝里慢慢地暖热，趁这个机会，燃上蜡烛，可以读点书。对他来说，这是最享受的时刻了。

因为人手少，他们难得下一次山。 2003年，徐敬民六个月没出过木里山，山中无信号，与外界断绝了一切信息往来，等到12月相关部门来矿上检查工作，聊天时才知道伊拉克发生了战争，而且萨达姆被捉。那时的木里矿就是这样闭塞，因此有人戏称这里是“没有围墙的监狱” 。徐敬民笑着说：“寂寞的时候，即使来个小偷，都会把他当朋友对待。”

在木里山，徐敬民发现一个现象，这里到处充溢着矛盾。譬如，木里山的天气，一进入冬季，就不再下雪了，或者说很少下雪了，只刮干燥的大风。木里山上的雪，大都集中在了夏天，一片云朵飘过来，一场雪就会接踵而至。上学的时候，读《窦娥冤》六月飘雪的故事，总认为夏天下雪是不可能的事，来到木里山后，才知道，这个世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就说这夏天下雪的事，在河南就绝无可能，然而在木里山，却成了常事。

再譬如，木里山这个名字，藏语中原为“火山”的意思，而这里的气温却常年在零下二十度左右，冬天可低至零下三十六七度。对于木里山上的冷，徐敬民是真切地领教过，“没有到过木里山的人，凭想象根本想象不出来”。

毫无疑问，木里山的这种环境，对来自河南的义海人来说，身体所遭受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前文提到的徐敬民的心脏移位、脾肺增大的问题，绝非个例。

与身体的磨炼相比，精神的磨炼更是考量着人的意志。那时的木里山上，人少，寂寞而孤独，没有电，没有电视，没有广播，晚上的娱乐节目就是喷瞎话，喷到无话可喷的时候，几个人就一起默默地听窗外的风吼与狼嚎，或者看夜空的流星划过，思念家乡的亲人。

说到思念亲人，徐敬民陷入了回忆，脸上开始露出痛苦的神情。2003年前后，木里矿连一部固定电话都没有，手机没有信号，成了道具和摆设。后来，矿上装了一部卫星电话方便职工和家人的联系，但通话代价较高，每分钟话费达到九块六毛钱。为了节省话费，矿上规定每人每月只有两分钟的通话时间，后来增至五分钟。

“三五分钟的时间，啥话都说不成。”徐敬民笑笑。

如果倒退到当年的那个场景中，估计徐敬民就不一定笑得出来了。

大家思念家乡，思念亲人，因此，每年春节来临，要放假了，每个人都归心似箭，都争先恐后地想往河南老家赶。但矿上的人不能全都走光，得留有人值班。徐敬民是办公室主任，安排值班的事自然落在他的头上，排值班表时，大家都私下里与他打招呼，请他高抬贵手。徐敬民能理解大家想与家人团聚的心情，因为他此刻的心情与大家是相同的。

徐敬民心软，尽量地照顾大家。可照顾来照顾去，总是忘记了自己，最后，春节留下值班的人员当中，都少不了他。从2003年起，到2013年的十年间，十个春节，徐敬民在木里山上度过了七个。说起这件事，徐敬民觉得最对不起的是妻子和父母。

徐敬民的妻子曾给他算过一笔账，到木里矿的前六年间，他回家休假的总天数是一百八十天。这一百八十天里的每一天，他的妻子都一笔一画地标注在了日历上。他的孩子都上小学五年级了，他们相聚的时间总共不超过一百五十天。徐敬民的母亲七十多岁了，患有腰椎疾病，不能自己起床。这些事情，他不在家，全靠妻子一个人撑着。

但是，每次给父母、妻子通电话，他们总是说：“放心，干好工作，家里没事。”

因此，交谈结束的时候，徐敬民对我说，义海的发展，也包含了许许多多义海矿工家属的真情付出，我们同样也不能忘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