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变身大亨

叛乱之后，英国政府在金伯利建立了一个新政府，决心确保格里夸兰及其动荡的矿业社区局势稳定，不再带来更多的麻烦，也不再浪费钱财。新上任的总督是欧文·兰尼恩（OwenLanyon）上校，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皮肤黝黑、严格执行纪律的爱尔兰人，毫不掩饰自己对蛮荒生活的厌恶和对当地政要的不耐烦。为了解决土地争端，英国政府以10万英镑的价格购买了沃鲁齐格特农场，其中包括金伯利矿、戴比尔斯矿和金伯利镇，英国政府变成了实至名归的“业主”。

金伯利很快就形成了一种更加稳重的风气。妓院被关闭，黑人妓女被驱逐，她们曾使金伯利的星期六夜晚成为传奇。现在，这个镇上拥有许多礼拜堂、犹太会堂、学校、戒酒会和公共图书馆。街道上会定期洒水，以防止尘土飞扬。在大街上，克雷文俱乐部里设有阅览室、棋牌室和台球室，这为富裕的挖掘者们提供了一个便利的聚会场所。附近的综艺剧院提供了环境优雅的娱乐。1874年11月剧院开业时，《钻石新闻》报道说：“它看上去非常整洁舒适。墙壁都是用漂亮的图画来装饰的。舞台是以最新的样式搭建起来的，这样每个人都能看到演员们的全貌。舞台两侧各有一面七英尺高的华丽镜子，上面挂着的幕布还是红色的锦缎。”

1875年，一个名为贝尔格莱维亚（Belgravia）的市郊住宅区落成，吸引了“商界名流，风雅人士”。他们建造了许多砖房，充满着维多利亚时代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所应有的装饰和舒适感。1876年，金伯利开设了一家电报局，电报线直连开普敦。1877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金伯利已经是南部非洲第二大城市，人口为1．35万。如果把杜托伊茨潘和布尔特方丹也算进去，钻石矿场有8000到1．8万名白人和约1万名非白人。

为了消解导致黑旗起义的不满情绪，英国皇家专员威廉·克罗斯曼（WilliamCrossman）上校受命调查采矿业的运作和财政状况。克罗斯曼在1876年得出结论，他认为限制采矿许可证者可持有的许可证数量的制度已不再可行，这一制度旨在保护个体挖掘者的利益，防止矿业公司获得控制权。他认为，钻石开采的未来属于资本家和公司。他建议，不应对采矿许可证的持有数量加以限制。兰尼恩对此表示同意。他心心念念的事，也是最重要的事，是确保格里夸兰的财政不再亏空且拥有清偿能力。

一批新型的矿业企业家出现了。有些企业家是原来那些挖掘者里的佼佼者，有些企业家是金伯利的商人，靠进口设备和供给品发了财，最活跃的群体是收购钻石的商人。这些人都严重依赖国际联系。1876年钻石价格的暴跌使许多小采矿场的工作陷于停顿，给了资本雄厚之人以可乘之机，让他们得以用低廉的价格收购采矿许可证。在四年的时间里，金伯利矿的采矿许可证持有者人数减少了一半。

在1877年的头四个月里，巴黎的钻石商人朱尔斯·波吉斯（JulesPorges）花了9万英镑买下了一批廉价的采矿许可证，这使他拥有了金伯利矿10%的权益。后来，波吉斯又与两名金伯利的商人展开合作，其中一人名叫萨米·马克斯（SammyMarks），另一人则是波吉斯的姐夫艾萨克·刘易斯（IsaacLewis），后者把他们的小生意变成了一家大型矿业公司。1880年，他们合并了采矿场，成立了一个股份公司，取名“好望角钻石矿山法国公司”（Compaginie FrancaisedesMinesdesDiamantsduCapduBonEspérance），也被称为法国公司。该公司控制了四分之一的金伯利矿，是钻石领域迄今为止最大的采矿作业机构。

另一位举足轻重的企业家是约瑟夫·B．罗宾逊（JosephB．Robinson），他是一个冷酷、脾气暴躁的老板，以坏脾气、卑鄙和勾引别人的妻子与女儿而臭名昭著。他是1820年那一代移民的儿子，在移居科尔斯伯格之前，他是瓦尔河的第一批挖掘者之一。当英国人控制了格里夸兰时，他已经成为金伯利的头面人物。他拥有当时全城唯一的砖砌住宅，还为索西总督提供马车，使这位总督在1873年能够威风八面地进入该镇。为了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他还买下了一份报纸—— 《独立报》（Independent）。他个子高挑，有着一双锐利的蓝眼睛，以其酸溜溜的故作高深的表情和戴白色头盔的习惯而闻名。作为一个独立经营者，罗宾逊很成功，他在几家矿业企业中都有股份，但他的主要营生是标准钻石矿业公司，该公司控制了金伯利矿的大部分地区。

最引人注目的新企业家是巴尼·巴纳托（BarneyBarnato），他是一个犹太人，出生在伦敦东区。在金伯利，他是个鼎鼎有名的人物，这更多是因为他常常在音乐厅当场献艺，而不是因为在商业上禀赋过人。巴纳托是大卫·哈里斯的表弟，后者曾在金伯利的一家酒吧里玩轮盘赢了1400英镑。1873年，巴纳托带着一盒劣质雪茄来到钻石矿场，希望能在那里闯出一番名堂。

在饭馆里第一次与他见面之后，路易斯·科恩写道：“他是个体格健壮的年轻人。他那张满是晦气的脸上都是尘土，戴着一副眼镜，有着你能想象到的最丑的鼻子，但那双灰蓝色的大眼睛十分好看，隔着眼镜的玻璃片能闪出光彩来。”

然而，巴纳托发现，靠着挖钻石或者收购钻石很难闯出什么名堂。他最终以演员的身份谋生，在皇家剧院出演了各种角色，皇家剧院是一座单层的波纹铁建筑物，建筑物的一侧围着围栏。

由于生活困窘，他搬进了一个肮脏的酒店里的一个后间，那是他哥哥哈利拥有的一个臭名昭著的非法钻石商聚会地点。1876年，他们冒着血本无归的风险，倾其所有，多方筹借，才买下了金伯利的四个采矿许可证。尽管一开始充满风险，但巴纳托兄弟的采矿事业逐渐繁荣，虽然他们的财富来路不明，让人难免生疑。到1878年，他们的矿场收益大约为每周1800英镑。到了1880年，他们已成为钻石贸易界的头面人物，还在伦敦设有办事处。

在这个群雄逐鹿的战场上，塞西尔·罗德斯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竞争者。他与合伙人鲁德一起买下了戴比尔斯矿场一个叫作百特沟的地方。戴比尔斯被认为是较贫乏的矿山之一，那里的采矿许可证比金伯利便宜得多。1877年，金伯利的采矿许可证官方总价超过100万英镑，而戴比尔斯的价值仅为20万英镑，杜托伊茨潘的价值为7．6万英镑，布尔特方丹的价值是3万英镑。尽管如此，但戴比尔斯矿脉的深度仅为金伯利的四分之一，开采成本更低，岩壁崩落的可能性也更小。

此外，罗德斯的个人声誉在矿业界也处于低谷。由于对抽水项目处置不当，他的声誉受到了严重损害。除了在杜托伊茨潘的合同之外，罗德斯还在1874年底赢得了在两个月内清除金伯利矿井积水的竞标，他被要求在随后的两个月内完成抽水并保持矿井干燥。抽水是件危险的差事，水泵经常出故障，供蒸汽机使用的木材供应不足，引进新设备的工作不断推迟。有一次，在罗德斯匆匆离去之后，一个锅炉突然爆炸，因为他走之前忘记添水了。到1875年5月，戴比尔斯的部分矿区仍然被水淹没，这让采矿者们感到十分不满。但是，由于承诺从英国订购新泵，罗德斯又获得了一份新的合同，一旦水泵到达，金伯利就开始抽水。

与此同时，戴比尔斯的矿业委员会聘请了一名35岁的毛里求斯工程师胡陶（E．Huteau）来监督矿场的抽水作业。1875年底雨季开始时，胡陶不仅成功地使矿井保持干燥，而且将运营成本控制在罗德斯每月400英镑的合同价格之下，几乎将罗德斯淘汰出局。然而，12月26日，胡陶的抽水作业突然失败，矿井再次被淹。经过检查，人们发现一台发动机遭到了破坏。随后谣言四起，据说有一名男子曾向胡陶行贿300英镑，让他破坏抽水设备。那些矿井被淹的挖掘者们怒不可遏，坚持要求胡陶揪出罪犯。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皇家专员克罗斯曼上校被委派去调查挖掘者们的不满情绪。他于1876年1月5日在金伯利大厅召开了一次会议，却被迅速地卷入了愤怒的浪潮之中。克罗斯曼派人把胡陶叫来，胡陶在宣誓后承认确实有人贿赂他，但他拒绝说出罪犯的名字。在法律诉讼的威胁之下，胡陶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他把名字写在一张纸上，交给皇家专员。克罗斯曼看了一眼纸条，然后立刻喊道：“让塞西尔·罗德斯先生来见我！”因为找不到罗德斯——他在杜托伊茨潘——事情被耽搁了。

两天后，罗德斯告诉克罗斯曼，这件事“纯属捏造”，并且宣称，他一定会诉诸法律，请首席检察官西德尼·希普德（Sidney Shippard）出面，起诉胡陶作伪证，这阻止了克罗斯曼继续进行调查，并且使得公众对罗德斯的种种非议就此偃旗息鼓。希普德是一名受过教育的律师，毕业于牛津大学，是罗德斯朋友圈中的一员。虽然六天后举行了初步听讯，但是希普德在随后的听讯中宣布他将不进行起诉。在没有给出任何解释的情况下，罗德斯就摆脱了这门官司。他也没有试图在日后为自己洗刷罪名。

1876年3月，罗德斯离开金伯利前往牛津。“我的人格在钻石矿场受到重创，”他在牛津写道，“而我仍想保留一些残渣。”

1877年，英国小说家、旅行作家安东尼·特罗勒普（Anthony Trollope）访问了金伯利市，他对那里产出的财富印象深刻，但他也抱怨那里气候炎热、尘土飞扬、蚊虫乱飞、食物粗劣、生活条件恶劣、物价高昂，而景观却荒凉贫瘠。“人们被发家致富的欲望吸引着来到某地，但这里是如此的令人厌恶，以至于多少财富都不能弥补这种居住环境所带来的痛苦。”

他写道，金伯利最著名的场所是集市广场，当地居民引以为傲，但他们吹嘘的不过是一栋高于一层的建筑物。“这栋楼是该镇唯一的宏伟之处。这里没有人行道。巷道上尘土飞扬，坑坑洼洼。在这个镇的中间有一个市场，它绝对称不上排场体面，四周都是波纹铁皮搭建的商店，商人们平庸乏味，毫不起眼。我实在无法想象有什么地方能比金伯利更丑陋。”

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住在一看就很简陋的波纹铁皮房子里，住在这里一点也不舒适。运输费用的高昂，使许多建材贵得令人望而却步。特罗勒普继续说：

很难想象这样一座城市能够存在，在这座城市里，每一块木板都要用牛从500英里外拖过来；但在金伯利，情况就是这样。这里也无法制作经得起风雨的砖，因为砖需要烧制，没有燃料就不能进行烧制。在金伯利，燃料是如此昂贵的奢侈品，以至于人们甚至不舍得把水烧开。天花板几乎很少甚至没有板条和灰泥。而帆布天花板并不能保持长时间的干净，甚至不能保持紧绷，最终上面总是不可避免地落满了尘埃，把它压得陷下去。木质地板对于舒适和清洁是绝对必要的，但在金伯利，把一个中等大小的房间铺上木地板需要40英镑。因此，即使是那些靠钻石发了大财的人也住在不舒适的房子里，并不把这里当作久居之地，时刻准备着在今年、明年或后年打包离开这里。但是如果他们的钻石生意做不下去，他们就会继续留在这里直到生意有起色；如果生意做得好，他们也会出于“对黄金的饥渴”而留在这里。当3万英镑如此容易地赚到手时，为什么不赚到6万英镑？而当赚到6万英镑时，为什么不赚10万英镑？那么，为什么把大把的钱花到这种牢狱里呢？在这种鬼地方，人们一天都不想多待——在这里待了一年又一年，还不是为了赚更多的钱吗？为什么要在这里享受生活呢，这悲惨的生活，很快就会到头，既然有一种无限美好的生活在远处招手，为什么要费神去改变现状呢？

他发现周围的乡村同样沉闷，所有的木材都被砍伐了。“我不认为在小镇方圆5英里范围内能找得到一棵树。干旱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使景观变成了一片褐色。当我站在那里时，我怀疑20英里之内都找不到一片草……所有的东西都是棕色的，干燥的灰尘覆盖着丑陋贫瘠的地面，仿佛从来不曾被绿色祝福过一样。”

特罗勒普被带到克里普德里夫特，也就是巴克利（Barkly），因为它以开普总督的名字被重新命名了。当他在瓦尔河上“野餐”时，他看到了岸边一个孤独的勘探者正在艰难地谋生：

当我们划船沿河而下时，我们看到河滩上有一个白人带着两个卡菲尔在干活。河滩上支着一个小帐篷，在帐篷底下，这个白人正在一张摇摇欲坠的选矿桌子上翻拣石头和砾石。他是一个仍然坚持在“河”里淘矿的挖掘者，一个正在碰运气的法国人。几天前也就是上周一，我们听说他发现了一块13克拉的白色钻石，没有一点瑕疵。这也许足以使他坚持下去，几乎可以使他在一个月里心满意足。如果他错过了那块石头，他可能会在一个星期后离开这个地方。现在，他一天又一天地干下去，却再也找不到新的钻石了。我想象不出世上还有比这更沉闷的工作了——几乎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沮丧的了，不停地翻找一块奇怪的小石头，这块石头可能每周出现一次，也可能永远不会出现。

然而，尽管特罗勒普不喜欢钻石矿场，他对于促进钻石业发展的热情还是远远超过传教士或慈善家，他说，因为这给黑人带来了“文明”。“由简单的慈善事业或宗教所进行的文明教化工作极其缓慢。人们总想说，宗教什么都没有做，慈善活动也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但是，对金钱的热爱很快就会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特罗勒普说，虽然宗教教育从来没有让大量黑人接受欧洲的生活方式，但他相信欧洲人的习惯会带来宗教。“当我俯视金伯利矿场时，看到三四千名矿工在干活，我觉得我看到的是三四千名潜在的基督徒。”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特罗勒普说，他把金伯利看作是“地球上最有趣的地方之一”。

罗德斯于1876年回到牛津时，仍然怀有成为一名大律师的野心。22岁的时候，他已经很富有了，身家约4万英镑，但他相信一个专业资格会带给他更高的地位，并让他的事业更上一层楼。1876年，他从奥里尔学院写信给鲁德：“冷静地回顾了过去的一年之后，我发现，由于我不够专业，我们损失了3000英镑。我曾经有三次感到灰心泄气，因为我担心稍有不慎就会全盘皆输，我没有什么可依靠的，除非有一技之长能够傍身。”

他特别提到他在杜托伊茨潘和戴比尔斯失去的机会。他说：“如果我没有崩溃，这些失败都不会发生。如果我花两年的时间来从事一项职业的话，你会发现我是一个最完美的投机者。我现在有点过于谨慎了。”

从1876年至1878年，罗德斯在牛津度过了7个学期，在这期间，他几乎没有给人留下什么印象。奥里尔学院的院长，后来成为罗德斯的朋友和顾问的阿瑟·格雷·巴特勒（ArthurGrayButler），称罗德斯在牛津大学的学业生涯“平淡无奇”，并回忆说：“他属于像他一样的一群人，他们不关心学校的好坏，不会为它费心，但是品位很高雅，他们一起吃饭一起生活，总是以极大的兴趣和素养去讨论人生和政治中发生的事件。”

罗德斯很少听讲座和辅导课，因为他似乎很容易分心。一个同学回忆说，罗德斯的背心口袋里有一个小盒子，里面装着许多钻石。“当他勉为其难去听一个对他来说并不有趣的讲座时，他就拿出他的盒子，把钻石展示给他的朋友看。然后盒子被不小心弄翻了，钻石洒落一地。讲师抬头问是什么原因引起了骚乱，有人回答说：‘还不就是罗德斯和他的钻石。’”他经常缺席讲座，这让他陷入了与奥里尔学院的老师们的“巨大冲突”中。

在一群有钱的享乐分子里，罗德斯是一个崭露头角的人物。他既参加狩猎又玩马球，还加入了布灵顿俱乐部，每逢佳节，在夜幕的笼罩下，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们喜欢成群结队地来到大街上，一面挥舞着马鞭，一面发出狩猎般的吼叫声。他另一个最喜欢的消遣是参加赛马。

在法律职业方面，罗德斯也没有付出多大努力。他在伦敦的内殿律师学院（InnerTempleinLondon）付了学费注册，并参加了许多晚宴，但从未在这里寻求任何法律方面的指导。他在1877年写道：“我的法律经验，到现在为止，只有吃大餐和看戏。”

实际上，他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金伯利的事务上，而不是获得律师专业资格。他满怀兴趣地关注着钻石贸易的涨跌起落，与鲁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给他提供建议和鼓励。在1876年的一次钻石价格暴跌中，他写道：“如果糟糕的日子把你弄得一团糟，不要惊慌。它们是暂时的。钻石本身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人喜爱，现在所有时髦的人比起任何珠宝来都更喜欢戴钻石，但是那些受到外国贷款冲击的人，你应该理解，他们卖掉了房子和钻石，把马车和马扔到了城里。”尽管如此，他对购置更多的采矿许可证或财产仍持谨慎态度。“不要在矿场再投入太多了。我们在戴比尔斯有足够多的矿坑，如果钻石生意能维持下去，我们就能在金伯利大赚一笔。如果我们想赚更多的钱，我宁愿借出去，或者将这些钱当作储备金放在国内。”

在1876年和1877年之交的长假期间，罗德斯返回了金伯利，1878年，他再次返回牛津，在牛津大学完成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业前，他只打算在金伯利待6个月。而在金伯利，他很快就投入紧张的采矿活动之中。蒸汽机的使用，使采矿工作得以应对金伯利矿坑不断增加的深度，为矿产业创造了繁荣的条件。1877年，《钻石新闻》报道说：“时至今日，蒸汽机的使用已十分普遍，蒸汽机是当今的热门投资品。”钻石产量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尽管钻石的价格仅为19世纪70年代初的三分之二，但利润却一路飙升。到1879年，金伯利地区私营公司的平均利润率达到30%。利润的激增引发了对采矿许可证的争夺。到1879年，仅仅12家私营公司或合营公司便控制了金伯利四分之三的土地。戴比尔斯矿场的公司也出现了同样的整合过程。

罗德斯、鲁德与其他几个采矿许可证持有者联合起来，建立了辛迪加垄断集团，这是戴比尔斯矿的第二大控股公司，他们的目标是控制整个矿场。1880年4月1日，在法国金伯利矿业公司的引导下，他们成立了一家股份公司，命名为“戴比尔斯矿业公司” （De BeersMiningCompany）。

一天深夜，罗德斯走过德国钻石商人阿尔弗雷德·拜特（Alfred Beit）的办公室时，发现他还在工作，就决定去看看他。

“嗨，”罗德斯说，“你从不休息吗，拜特先生？”

“不经常休息。”拜特回答。

“嗯，那你图个什么？”罗德斯问。

拜特说：“在老到干不动之前，我要统治整个钻石业。”

罗德斯说：“真有趣，我也打算要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