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气派 时代精神
——对当前中国美术的思考
1978年，我国进入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这30年中，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谱写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诗篇，打开了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新局面。就美术创作与理论研究而言，也进入到了空前活跃的新阶段。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看到，在这一时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由西方大国所操纵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与之伴行的全球文化一体化，从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文化层面，都为我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自改革开放之初起，西方各种文化思潮浩浩荡荡，直入国门。在美术界，全盘西化的思潮甚嚣尘上，特别是旨在“消解崇高”“反审美”的所谓的“当代艺术”，正在加强对于传媒、出版、展览、教学、市场、学术论坛等方面的渗透。面对这种情况，已引起了国人的严肃关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热潮。正像有人说的：19世纪是中国人民饱受外辱的世纪，20世纪是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世纪，21世纪是中国人民民族复兴的世纪。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对当前美术创作以及理论研究有着如下的思索。
一、美术要“美”
纵观中外美术史，几千年来，绘画、雕刻等造型艺术，之所以被称之为“美术”，就是因为其外在形式是“美”的，由外在的艺术形式所表现的思想内容，也是美的。
仅中国美学而论，孔子《论语·八佾》云：“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韶”，指音乐。音乐应是美与善的统一。这是孔子对包括美术在内的一切艺术门类社会价值的基本要求。“美”是艺术的范畴，“善”属道德的范畴。许慎《说文·四上》指出，“美与善同义”，二者是可互通互涵的。艺术与道德，构成了中华文明两大重要的精神支柱。
《孔子家语·观周》说：“孔子观乎明堂，睹四门墉，见尧舜之容，桀纣之象。”慨然道曰，“兴废之戒也！”在孔子看来，周代明堂壁画之美，是通过“善”来表现的。孔子《论语·述而》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就是说，艺术作品只有符合一定社会政治理想的“道”，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伦理道德的“德”和“仁”，才是美的。“美”与“善”的和谐统一，开辟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来为社会、为人生而艺术的优良传统。
到了魏晋、唐宋之际，这一理论得到了长足发展。建安曹植《画赞序》写道：“观画者，见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见三季暴主，莫不悲惋……是知存乎鉴戒者图画也。”南齐谢赫《古画品录》开宗明义地指出：“图绘者，莫不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陈姚最《续画品录》也云：“夫丹青妙极，未易言尽。虽质沿古意，而文变今情，立万象于胸怀，传千祀于毫翰。故九楼之上，备表仙灵；四门之墉，广图贤圣。云阁兴拜伏之感，掖庭致聘远之别。”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继之曰：“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宋《宣和画谱》也称：商周时“将以识魑魅，知神奸，则刻之于钟鼎；将以明礼乐，著法度，则揭之于旗常。而绘事之所尚，其由始也”。又说，“画之作”“善足以观其时，恶足以戒其后，岂徒为五色之章，也取玩于世也哉！”如上述论著，都把美术作为“公器”，在重视审美作用的同时，强调认识作用、教育作用。
从审美角度看，魏晋之时，也是我国思想文化得到飞跃发展的时期。宗炳认为，山水画的社会作用不仅使“仁者乐”，还要“万趣融于神思”，给人以“畅神”的审美感受。（《画山水序》）王微《叙画》主张，山水画要使人“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在描绘客观景物时，强调主观情感的抒发。面对山水画“手挥五弦，令众山皆响”这种天人合一、情景交融意境的表达，构成了中国传统美学特有的精神特征。谢赫的“气韵生动”说，乃是我国绘画领域最早出现的现实主义的美学原则。
到了19世纪中叶，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为推翻封建帝制，抵御外辱，建设新中国，各界志士仁人前仆后继，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纷纷向西方学习救国救民的真理——其中，也包括美育教育。康有为、蔡元培、陈独秀，主张在美术创作中学习西方写实主义，就是要在当时救亡图存的社会变革中，以美术作品唤醒民众，激励民众奋进，充分发挥民族美术为社会、为人生而艺术的教育作用。近百年来——包括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内，我国美术事业的发展，主要反映在全国人民为推翻三座大山、建设新中国、实现现代化，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有许多美术作品，熔铸了“美”与“善”和谐统一的崇高之美，构成了中国美术发展的主线。
但是，自改革开放起，不停涌入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当代艺术”，却打出了另一面旗帜。正如国内一本期刊最近登出的一篇文章所写的那样：当代艺术“是对传统形态美术的否定和终结”，它“排除了艺术创作以及通过艺术形象显示的美感”“进一步颠覆了以往艺术创作的神圣与崇高”。其实这并不奇怪。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根本没有什么本国的艺术根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军事霸权、经济霸权、高科技等霸权，为实现文化霸权，进而独霸全世界，设立专门机构，筹集大量资金，以“当代艺术”为武器，把“反审美”“消解崇高”，作为向别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主要手段。
所谓“当代艺术”，是怎样对“传统形态美术”进行“具有革命性”的“颠覆”的呢？“当代艺术”主张“生活即艺术”，以“政治波普”“偶发艺术”“装置”“概念”等反艺术的做法，反对欧洲古典艺术，消解美术的社会功能。可美国对于本国的造型艺术，并不“反审美”，不“消解崇高”。到今天，也没有以放大了的杜尚的《泉》——小便池，取代“自由女神”铜像；也没有以抽象主义手法，在拉什莫尔高山上雕刻美国总统群像。美国“概念艺术”家约瑟夫·科苏斯说：“我们以出口我们的地方主义……由于各民族文化纷纷退让给我们地盘，它们最终失去了对自己生活有意义的机制的控制，由此变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附于我们。”（何清《艺术的阴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引自该书卷首题词）这种如意算盘，或许在许多国家已经奏效；可面对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民族，就没那么容易。主张“美”与“善”和谐统一的中国文化精神，造就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蓬勃创造力。美术要美，美术要表现崇高，这将是本世纪中国美术最根本的价值标准和永恒的主题。
二、弘扬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如果没有高昂、振奋的民族精神，一盘散沙，她就没有立锥之地，将会迅速消亡下去。在当今国际社会，除了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实力较量外，主要的就是思想文化领域里的竞争。这种竞争，关系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盛衰荣辱和生死存亡。
中华民族在数千年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自强不息、中和为贵、美善相融、团结统一、勤劳勇敢的伟大的民族精神。这种伟大的民族精神，其思想精髓和价值取向，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又为伟大的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
中国传统绘画，是中华民族亘古以来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一种形式。之所以延绵至今，仍然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就是因为它已经深深植根于伟大的民族精神之中。因而，当西方当代艺术举着“反审美”“消解崇高”的旗子大摇大摆闯进国门的时候，直面撞击的就是传统中国画。这股风在我国美术界引起阵阵骚动。比如：1986年有人说中国画走到了“穷途末路”；2000年又有人说“传统中国画死了”。可是到如今，经过二十多年，中国画既没有走到“末路”，也没有“死”。于是今年又有人大喊：“中国画之墙非倒不可。”这里我不禁要问，这些同胞到底怎么了，别人要刨你家的祖坟，你也跟着动手？
答案他们已经做出了，这就是：认为“民族性、民族特色会阻碍艺术的现代化”，应该“另起炉灶”，“从西方现代艺术中汲取绘画意识和形式方法”创作出具有西方“现代观念”“当代意识”的“全新的绘画形式”，以便使中国画“面向未来”“走向世界”。
世界文明，是由各地域所特有的多元的民族文化构成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它是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文化之林的。倘若我们非得推倒“中国画之墙”“从西方现代艺术中汲取绘画意识和形式方法”，藉此“走向世界”，那么我们不真的得了民族软骨病吗？在文化上不也真的成了其他国家的附庸了吗？
在今后的美术创作中，如何表现民族气派？我想最根本的，就是弘扬民族精神。
一方面，要更加重视、梳理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近百年来，有许多人把中国五千多年的文化，看作是已经“过时”的尘封的历史。这些年出现了“国学”热，上述情况才逐渐有所改观。主张“美”与“善”的和谐统一，为社会、为人生而艺术，这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根本宗旨。宗白华先生曾经提到过的、在《周易》中所讲的“刚健、笃实、辉光”这一命题，可看作是中华民族最为完备的美学原则。若以此为标准，我们可从“汉唐雄风”“魏晋风骨”等历代遗产中，吸收到丰富的营养。
另一个方面，中华民族面对外来文化，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和涵摄力，因而要保持坚定的开放性。广泛用于雕刻、绘画、工艺美术领域的唐草纹样，本源出自希腊，是从公元前4世纪东周末年，由罗马、大宛传过来的。佛教美术是从公元1世纪汉明帝时，从天竺传过来的。关于色彩、透视、解剖等学科，是从近代由欧洲传过来的。境外美术一传入我国，其适合我用的优长之处即会被吸收，成为民族美术的一部分。一代代，就是这样积淀着丰厚的文化传统。这一丰厚的文化传统，对于一切不良文化的入侵，都有着强大的抗体。从根本上说，我们应该确有这种自信。因而，既然开着窗子，就不怕苍蝇飞进来，只要即时消毒就是了。
当然，中国画作为民族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它既是宝贵的财富，又有惰性的一面。比如：陈陈相因，千画一面，缺乏独创性，内容苍白，胡涂乱抹，都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三、彰显时代风采
为把我国早日建成伟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切有着社会责任感的美术家，都自然会积极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以自己有血有肉的作品，歌颂人民大众，昭示光明前程，深刻地反映时代精神。优秀的文艺作品，它是历史长河中的灯塔，民族精神的化身。它会点燃广大民众胸中正义之火，向着未来奔突前进。因而，美术家只有站在时代的潮头，洞察时代的本质，倾听群众的心声，才能在风云激荡的现实生活中，创作出为广大民众称道的作品来。
今年5月12日，四川省汶川等地发生了强烈大地震。从当天起，在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全国广大军民采用各种方式，全力开展了抢险救灾工作。这一伟大壮举，空前显示了包括海外侨胞在内的中华儿女，于民族危难之际，无比团结、众志成城的爱国主义精神。众多美术家关心祖国命运，关心人民安危，除捐钱、捐画外，还投入到直接表现全国人民在抗震救灾中所展现的精神风貌的创作中。危难兴邦，全国人民在这场地震中，谱写了一曲曲崇高的时代赞歌。这是一笔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从这笔精神财富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希望。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汶川地震发生的第二天，艾轩、杨飞云、王沂东、何多苓等26位写实画派的油画家，怀着对国家、对人民的赤子之情，纷纷从全国各地自发地赶来北京，支起行军床，开始以集体合作的方式，夜以继日地创作了《热血五月·2008》。在这件巨幅作品中，他们用饱含激情的画笔，深刻地描绘了万众一心、奋力救灾的悲壮情景，以此表达对受难同胞的无比关爱之情。这件作品，于5月26日完成并展出，翌日在“共同渡过·中国当代艺术界赈灾义拍”中被拍卖，所得三千三百余万元善款，由中华慈善总会捐献给地震灾区。这件事情，于美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在如何表现时代精神问题上，留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我想主要是：
（一）作为美术家，除具备很高的艺术水准外，对国家、对人民，要有无限的爱戴之情，要有崇高的思想品格，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只有这样，所创作的作品才会具有很高的思想境界，能给人们的心灵深处送去光明，具有强大的社会感染力；才能成为历史的坐标，时代的晴雨表，人民的精神食粮。在现阶段的美术界，“一切向钱看”、沉溺象牙塔的心态，一直蔓延着；追逐西方“当代艺术”的思潮，从未停止。但是这场地震震动了美术界，也使我们重新认识了美术界。有这么多油画家在国难当头之际能够自发联合起来，在极短时间内废寝忘食地创作出如此悲壮的作品，这在事先是很难想象的。“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我要对这些油画家表示由衷的敬意。
（二）在过去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中，我们的文艺家被称之为“时代的鼓手”。当前是和平建设时期，不妨称为“时代的歌手”。两种称谓没有本质差别，只不过是环境不同，叫法不同而已。作为“时代的歌手”的美术家，其根本的任务，就是要以自己的作品讴歌时代，讴歌人民，讴歌大自然，讴歌一切真、善、美。随着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美术家就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把自己的艺术理想融于时代的洪流，表达人民的意愿，适应于广大民众的新的审美要求。
（三）时代呼唤经典巨作，美术创作要体现创新精神。所谓“创新”，就是作品在艺术表现上具有唯一性，不可重复性，独创性。就是在作品中表现崭新的思想内容时，展现新的美学秩序。这种独创性只有在闪烁着时代精神时，才具有无限的生命力。一部中外美术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风格演变史。因而创新与继承，总是密不可分的。美术的继承性，是美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否定传统，创新就无从谈起。生产力的发展，改变着社会生产方式和人们的思维定势，为美术的创新开拓着新的天地。而艺术的创新，又为广大民众的精神生活提供新的营养，增强新的活力。民族文化传统，直接影响着本民族的气质和理想。因而，繁荣美术创作，就必须把具有时代精神的思想内容与民族形式结合起来，打造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美术要美，民族气派，时代精神，这就是21世纪中国美术的新起点。
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