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立美术论集(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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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的时代品格
——三论挺直民族脊梁

新中国美术走过了60年,取得了辉煌成就。本文的任务,则想着眼于向前看,对当下中国美术的时代品格,谈些自己的看法。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30年中,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正遭遇到苏联解体——由双边对峙,转变为单边霸权。西方强国为进一步掠夺世界资源,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更好地支配世界经济活动,强力推行“经济全球化”。所谓“经济全球化”,从字面理解,是指世界各国为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消除一切壁垒,以实现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生产一体化,构成一种新型的国际经济发展模式。但实际上,西方大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凭借雄厚的经济与科技实力,用跨国垄断代替平等竞争,进而获得高额利润,掠夺和控制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命脉。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他们又以经济、军事“硬实力”做后盾,掀起了“世界文化一体化”的浪潮,向第三世界强力推行自己的价值标准、伦理准则,实行文化殖民主义,文化霸权主义,以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在精神上成为西方的附庸。

在这30年,无可讳言,中国的民族文化,也受到巨大冲击。西方的消费文化、大众传播文化、娱乐文化,席卷着全国每一个角落。西方文化理念,正在影响着许多人的生活方式、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同时也导致了某些文艺作品的平庸化、享乐化和商品化。就美术而论,由西方所操控、旨在颠覆中华民族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反审美”“反崇高”的“当代艺术”,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教育、出版、创作、市场等许多领域,而至今仍然没有引起有关方面足够的警惕。有的同胞认为,“世界文化一体化”对第三世界本土文化的瓦解,是势不可挡、不可逆转的;第三世界为保护本国文化所进行的抗争,只是百蛰之虫秋后的悲鸣——即“挽救这一式微过程的悲壮的一幕而已”。然而,我并不同意上述看法。这是因为:

其一,国家经济“硬实力”,影响着、决定着文化“软实力”。近年来,西方爆发了金融危机,为自身经济发展带来重大打击,深刻暴露了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严重弊端。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正在稳步提升,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越来越占有相当的地位。西方既然不能完全控制中国经济“硬实力”,也就不能完全取代中国文化“软实力”——更何况我国人民早已认清了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盛衰荣辱的大问题。

其二,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延绵至今,从来没有中断,具有恒久的统一性、稳定性和包容性。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巴比伦、埃及、印度的文明,早已中断和消亡,唯有中华文明一脉相承。造成中华文明香火旺盛的原因,除地理的,气候的,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人民不断融合、自秦以来建立中央集权制、统一全国文字外,还有一条,这就是孔子儒学对华夏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刻影响。

我在《永远开放的中国美术——再论挺直民族脊梁》(《文艺报》2004年12月2日)一文中曾经写道:“以孔子儒家经典为准则的伦理道德观、价值观以及由此而确定的从地方到中央各级文官考试制度,为自汉到清各个时期政治稳定、政治统一、国家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是在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时期,也没有以自己的游牧文化取代汉文化,而把游牧文化融入汉文化,以汉文化治理整个国家。”“进入二十一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虽使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构成统一、稳定的中华文化的基本要素,从整体上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因而,中华民族在近百年经过许多磨难、正在走向强国之路的时候,其民族文化却会被西方文化吞噬,这是不可能的。

其三,违背世界文化发展规律,各民族文化具有多元性。中华民族文化,从古至今,始终是一个代代相传、不断发扬光大的精神宝库。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全都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作者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人民安危的热切关怀,讴歌真善美,鞭挞假丑恶,并为这种庄严而浓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赋予了鲜明的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适应了广大民众的审美需求。各大洲、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构成了世界文化的丰富性。各民族只有遵循自己的生活道路发展本民族文化,才能使世界文化更加繁荣。

民族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如果西方经济强国打着“世界文化一体化”的旗号,以西方文化在神州大地取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就等于以西方的价值观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使我国在精神领域沦为西方的殖民地。而这正是与自信、自强、自立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水火不容,也是与世界文化的多元性相悖。

其四,改革开放,使得中华民族走上民族振兴之途,其本质,乃是民族文化的复兴。民族文化的复兴,实质上则是儒学的复兴。在欧洲,从公元14世纪到16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文化思想领域,进入到了反对神权、赞美人的力量、主张个性解放的文艺复兴时期。在这一思潮推动下,欧洲自然科学高速发展,加快了工业化进程以及对海外贸易的扩张。一般地讲,直到19世纪,欧洲的经济始终呈现上升的趋势。而在同一时期,中国因为政治的腐败与经济的滞后,在国力上,往昔的天朝大国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因而,导致了清政府的内乱外患,直至灭亡。这时我国有许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文化是落后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先进的文化,只有打倒“孔家店”,请进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使中国从衰亡走向富强。这种偏激的观点,当时带有革命性、进步性,可后来发展到否定一切民族传统文化,这就走到了反面。

改革开放30年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要使祖国繁荣富强,就必须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力。增强民族自信力,则要弘扬民族文化;忽视民族文化,必然丧失精神家园,使得亿万民众舍祖忘本,离心离德。因而21世纪,随着国家经济振兴,定要复兴民族文化。

当前的中国正站在历史的转折点。我们的美术创作及理论研究,应该面向世界,面对现实,具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时代品格。

一、弘扬民族精神

有人说,我们必须砸掉民族传统,纳入西方评判体制,美术创作及理论研究,才能跟上时代。我认为,这种说法谬误。民族传统,孕育着民族精神。所谓民族精神,则指维护中华民族尊严和独立的民族文化特征。民族精神,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盛衰荣辱的精神支柱。这个精神支柱,即民族自信力。缺乏民族精神,失掉民族自信力,必定走向衰亡;民族自信力高昂,方可克服艰难险阻,从危难走向胜利。因而,民族精神不仅是每个民族兴亡的晴雨表,也是赖以生存的原动力。

美术作品如同其他文艺作品一样,它既能点燃民族精神之火,也能使民族精神消沉暗淡。从我国历史来看,凡国运正处于上升时期,文艺作品所反映的民族精神,总是气吞四海、郁勃雄强,表现出悲壮坚毅的爱国主义情怀;国势濒危之际,则显奢靡、颓唐。比如汉、唐美术,全都凸显了华夏民族“刚健中正”的气象之美;清代中、后期,迷漫繁复阴柔之风,可谓国势衰亡之象征。

因而,我们今天的美术为了民族的振兴,理应焕发中华民族气势沉雄的民族气概,而不能纳入西方对外文化殖民的体制,跟着鼓吹什么“反审美”“反崇高”的所谓的“当代艺术”。振兴民族美术,应该成为所有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美术家,一切创作活动和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终结点。

美术创作要彰显民族形式。我在多篇论文中全都提到过,在《易经》中所讲的“刚健、笃实、辉光”“刚健中正”,则是我们民族精神、民族形式的主要特征。当然,这只是我的学习心得,希望大家共同关心,一起讨论。21世纪,我们有责任在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中,唱响中华民族美学的主旋律。

二、以科学的态度,处理好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关系

有人说,“中国画之墙非倒不可”。何谓“中国画之墙”?中国画从古至今发展过程以及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也。当然,“中国画之墙”会倒的,什么墙都会倒。地球会毁灭,可不是发生在现在。说“中国画之墙非倒不可”,表明此论作者对中国画存在疑惑。今天的中国画,是历史的中国绘画的发展,我们建设今天的新美术,就不能割断历史。

宗白华先生讲过:“中国的艺术与美学理论也自有它伟大独立的精神意义。所以中国的画学对将来的世界美学自有它特殊重要的贡献。”(《意境》,第8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我很同意上述看法。

西方美学,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通过对音乐的研究,奠定了西方美学科学的理性精神,以数率、秩序表现宇宙的和谐。虽然从苏格拉底起,不断有人提出文艺创作要做到美与善的结合,但对于形式美的探讨,一直是西方美学十分关注的内容。特别是主要生活于18世纪的康德,他在《判断力的批判》一书中,通过对审美判断力的分析,得出结论说:“美是不涉及概念而普遍地使人愉快的”“在绘画、雕刻和一切造型艺术里……通过它的形式来使人愉快,所以只有它才是审美趣味的最基本的根源”“美是一个对象的符合目的性的形式,但感觉到这形式美时并不凭对于某一目的的表现”“凡是不凭概念而被认为必然产生愉快的对象就是美的”﹙转引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第17-21页﹚。他的这些观点,为推动近百年西方现代美术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指导意义。

中国美学发轫于大约与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同时期的孔子儒家学派,这些先贤从音乐中体悟到“文质彬彬”,主张美与善的统一。而后儒学与道、释相融,建构了中华民族美学体系。其精要,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

在这种艺术理念指导下,中国画学主张“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认为美术的本质,乃是宇宙生命的律动与艺术家人格力量的融合。按照自然法则不断运行的苍冥浩渺的宇宙透过时空,幻化为无边的虚灵与静寂。因而,与“自然同契”的艺术家在作品中,也应以“深情冷眼,求其幽意所在”。

所以,艺术家不在意机械地描摹客观物象——虽然有时画得很写实,但不以此做为终极目标,而是用抽象的笔墨,灵动的节奏,“以大观小”透视之法,“似”与“不似”之间的意象之美,于画面中开创出一种丰实空灵而又静穆幽远的空间境界。所以说,中国画在世界美学宝库中,可称得上是一种最心灵化、最自由的艺术。我们面对这笔伟大的遗产,应该采取立足弘扬、古为今用、去粗取菁、谱写新篇的态度。

借鉴西方美术,要做理性分析。中国画注重境界的表达,而西画强调人物的心理刻画。徐悲鸿等人引入了西方美术的素描、色彩、解剖、透视等技法,彻底改造了清末颓靡不振的人物画,使许多画种,呈现了时代的风采。另一方面,西方美术擅于把相关的科学技术成果,转用于对艺术形式的探讨,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要以最为开放的胸怀,吸收西方美术一切有益的东西为我所用,以发展自己民族的新美术。再者,产生于19世纪末的西方现代派,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后,在某些作品中大多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精神危机与异化,散布着一种无意识、非理性的情绪。目前,西方大国打着“世界文化一体化”的旗号,正在我国广泛传播的“反审美”“反崇高”的“当代艺术”,乃是西方列强企图搞乱我们的价值观,取消艺术家社会良知,以金钱腐蚀灵魂的文化殖民主义。这不得不使我们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

三、为人民而创作

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只有在作品中关注人民的命运,讴歌人民大众创造历史的丰功伟绩、崇高理想和美好情操,才能吹响时代的号角,焕发民族精神。为此,艺术家必须深入生活,熟悉生活,感悟生活,了解人民所思所想,进而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来。

但是近些年来,我们有些美术家在创作及理论研究中,一直存在着脱离人民的倾向。比如:

其一,自鲁迅倡导革命现代版画以来,无论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和平建设时期,众多的中国版画深刻地反映了人民创造历史的磅礴的伟力,在美术史上,留下了座座丰碑。可现在版画界却有人冒出来,硬把当代版画分成了“学院版画”和“社会版画”。吹捧“学院版画”,贬低“社会版画”。何谓“学院版画”?据说是有“学术性”“实验性”的“纯版画”,是当前中国版画的“主流”。这里所说的“学术性”,指的是版画技巧,而不是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统一。在他们看来,作品反映的思想内容,毫无意义。而“实验性”,讲的是“突破”,除探索艺术形式外,还要突破民族美术的价值观。在他们眼中的“社会版画”,指的是广大民众看得懂、所乐见的版画。他们认为,这种能够记录时代风云、表现历史进程、为人民而创作的艺术,已经过时,不值一哂。

其二,有些人把走马观花,当做深入生活。所到之处,浮光掠影,用照相机拍些照片回来,照着画了事。因而作品像照片。虽然画得很细,但在作品中却反映不出作者的创作激情,缺乏艺术感染力。既说不上“外师造化”,更谈不上“中得心源”。

其三,某些艺术家在商品大潮中心无所安,追逐物欲,丧失了大美与崇高的创作追求,在浮躁的道路上愈走愈远。其例繁多,不再赘述。

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在建国60周年之际,我们的美术家应该站在复兴民族文化新的起点上,精心打造中国美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时代品格,以激励广大民众在新的征程,开创更加光辉灿烂的美好的未来。

(写于2009年7月30日。发表于同年8月24日《人民网》。收入《中国美术家协会建国60周年美术理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