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有静气品自高

决定美术作品生命力的是它自身的艺术性，而非尺寸的大小。中外如此，千古一律。法国卢浮宫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尺寸并不大，可在数十万件藏品中，它是三件镇馆珍宝之一。我国古今有许多划时代的杰作，诸如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其规格，仅有约一平尺（38.5cm×29.6cm），但它却代表了唐代绘画的最高水平。今人李可染的《万山红遍》，气势沉雄，也是案头绘画。

美术作品的市场价格，是由当时市场供求关系、运作方式所决定，它并不是反映美术作品艺术价值的恒定的标准。因而，艺术水准的高低，并不与市场价格成正比。

一件作品的艺术价值是不变的，市场价格是可变的。昌隆盛世，美术作品的价格可腾云驾雾；兵荒马乱，则一文不值。郑板桥在《古董》一诗中曾经写道：“末世好古董，甘为人所欺。千金买书画，百金为装池。……方其富贵日，价直千万奇。及其贫贱来，不足换饼糍。……”（《郑板桥集》第61—62页）就是其例。

中国画进入市场，“按尺论价”虽然荒谬，但这也是“国粹”。源起于何时，我没有考证。可郑板桥却留下了他的“润格”表：“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条幅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画竹多于买竹钱，纸高六尺价三千。……”（同上，第184页）齐白石也有“按尺论价”的润格传世。

润格，是随着市场变化而变化的。据业内人士讲，建国初期，齐白石的作品两元五角一平尺；六十年代中期，李可染的《万山红遍》在和平画店标价48元。到了今天，还是这些作品，其价格犹如大鹏展翅，已经扶摇直上九万里。

“按尺论价”是不合理的。因为即使是大艺术家的作品，也有代表作与习作、应酬之作的区别，其艺术价值是不同的，这怎么能平均“按尺论价”？可是话又说回来，价格反映市场供求关系，以整幅作品定价还是以尺论价，只能由当时的市场所决定。

现在之所以对“按尺论价”引起了如此广泛的社会关注，从本质上看，这不在于“按尺论价”本身；而是被市场疯狂炒作的、标出天价的某些“作品”，让人看了不知所云。比如，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其一，审美标准与价值判断。孔夫子在《论语·八佾》论及韶乐时指出，要“尽美矣，又尽善也”。此说已经成为我国在文艺创作中，世代相承的价值判断与审美标准。宗炳《画山水序》继而认为，山水画的社会作用是使“仁者乐”，要给人以“畅神”的美感享受。时下某些鼓噪登天的作品，能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吗？

其二，画品。绘画作品的品格，乃作者灵魂之写照。唐代朱景玄把绘画分成“神”“妙”“能”“逸”四品。宋代黄休复把逸品放在了其他三品的前面。但总的来说，画品只有高雅与粗鄙之分。宋代邓椿《画继》指出：“画者，文之极也。”画品的高低，取决于作者的修养与情操。当前爆炒的一些作品有“品”吗？从中能看得出“真气度”“真意境”“真趣味”吗？

其三，独创性。一部世界美术史，则是一部美术风格演变史。没有风格，即没有生命。不能在美术史上增添新的美学样式，作为画家，没有意义。因而，一味重复别人画得好，与具有独创精神而又画得好，是匠人与艺术家区别之所在。若以此角度观察当今美术市场，结论是可悲的。

美术市场之所以出现如此众多的怪现象，比如画家的作品，按其社会头衔高低多寡论价，按吹捧文章绚烂的程度论价，按媒体宣传的力度论价，按出版的画册列入哪个系列论价，等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一个“钱”字。反过来，只要有了钱，在美术市场上，似乎没有办不到的事。一位画家如果只想钱、钱、钱，他就很难搞好创作。

君子立身，务修其本。画家若要有所成就，必定要具备深厚的学养，丰富的生活体验，过硬的艺术技巧，三者缺一不可。心中有个“静”字，作品才能有个“雅”字。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所说：“‘静’与‘躁’，是艺术家进天堂与下地狱的分水岭。”

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原载《中国收藏》2012年第7期，2012年6月13日中国广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