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作·炒作及其他

夜读《全唐诗话》，见在白居易死后，唐宣宗以诗吊曰：“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此诗使我想到了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文化名人”？靠什么才能成为“文化名人”？答案就在诗中：“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白居易的作品，在当时能够如此地深入人心，被国内外民众所喜爱，并且历经千余年至今仍然被传诵，就是因为他的作品所产生的伟大的精神力量，已经化作中华民族的血液，流淌在世世代代炎黄子孙的心中。

因而，在文艺界，有了名作，才有“名人”；有了名作，必定产生“名人”——没有名作，谁也炮制不了“名人”。徐悲鸿、齐白石等人虽已谢世几十年，在国内外仍然享有崇高的声望，究其底里，还是在于他们的作品。

但当前的美术界，可不是这样。有许多把锅底“炒”得发红的所谓的“名人”，除了有着一大摞不着边际的吹捧自己的文章，以及真真假假的、数不清的头衔之外，人们再也弄不懂他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代表作品。

齐白石95岁时，写给弟子胡橐的册页中说：“夫画者，本寂寞之道。其人要心境清逸，不慕名利，方可从事於画。”怎样才能达此境界？早在东周《礼记》第四十二篇《大学》中已经写道，为了“明明德”“亲民”“至善”，要“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定”与“静”，是任何人取得重要成就之前提。如果物欲满腹，心境嘈杂，何尝能够创作出尽善、尽美、感人的作品来！

我们有些“美术家”，为顷刻间出名获利，不想像唐僧那样去“取经”，而是采用商家促销法，依靠电视等各种媒体、出版物、与政要合影、虚假拍卖等手段，连番“轰炸”，不断地爆炒自己。更有甚者，有的在城市的交通要冲、繁华地区、地铁站、过街天桥，设置大型、显眼的广告、灯箱，可谓漫天雾霾！

自然，文人“炒作”，自古有之。关键是怎样“炒”，“炒”什么？《独异记》载，唐代陈子昂“初入京，不为人知。有卖胡琴者，价百万，豪贵传视，无辨者。顾左右，以千缗市之。众惊问，答曰：‘余善此乐。’”遂定次日演奏并宴请诸君。届时，子昂砸碎胡琴，取文百轴，“遍赠会者。一日之内，声华溢都。时武攸宜为建安王，辟为书记。”（转引自《全唐诗话》卷一）

陈子昂通过这样的“炒作”，为自己制造了一次立功、立德、立言的机会。之所以他能够达此目的，关键在于作品的底气。他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已成千古绝唱。他是历代公认的唐初文坛承继汉魏风骨、反对六朝颓靡之风的主将。

在时下，似乎巨额资本，决定着艺术市场；艺术市场，决定着作品价格；作品价格，决定着作者的社会知名度以及作品艺术价值的高下。于是有的人通过市场运作，把自己非常平庸的作品，标价数十万、数百万，时时显露于媒体间。似乎借此可以陡然间身价百倍，过起了阿Q瘾；也有的由此盘旋直上，尽览着无限风光。另一方面，有的作品价格，不论艺术性高低，都与作者的各种职衔成正比，这也算是“中国特色”。

此时，使我想起了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八所言：“大抵世之于文章，有挟贵而名者，……有依附先达，假吹嘘之力而名者；有务为大言，树门户而名者；有广引朋辈，互相标榜而名者。……迩来狙狯贾胡，以金帛而买名；浅夫狂竖，至用詈骂谤讪，欲以胁士大夫而取名。”这与当前浮躁的世风何其相似，看来这也称得上是一种另类的“国粹”。

其实，作品的艺术价值，与作品价格，并不是总有着必然的联系。法籍近代画家梵高，生活十分贫困，卖不出什么作品，37岁时，在疯人院自杀。随后，他被载入西方美术史，每件作品全都升值到天价。

从19世纪末起，俄罗斯大收藏家特列契雅科夫，购买了列宾、苏里科夫等“巡回展览会画派”许多画家的代表作品，而后全部捐给了国家。20世纪中叶，美国阿恩海姆在基金会资助下，完成了格式塔心理学的研究，把西方美学中的科学理性精神，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我想，这些个人和社会团体，他们的学识和眼力，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很值得我们借鉴与思考。若到了这样的时期，一直欢腾的躁动者们，或许有可能安定下来，进入到一个休眠期。

名作，不需要“炒作”；“炒作”，也绝对成不了名作。善哉！

写于2013年4月3日夜

（原载2013年4月12日《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