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春风送暖入人心
1942年秋的一天，一个生病的小伙子被送下红岩嘴，住进了附近一家医院。
病人是才调到南方局宣传部不久的张黎群，他原在成都、重庆、贵州等地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因被国民党特务列上了“黑名单”并几次遭到搜捕，南方局便将他撤到了红岩嘴山上来。
张黎群这年24岁，本来身体很健壮。从危险紧张的地下工作环境中一下子来到红岩嘴这片全是自己人的天地后，身心全放松了，大概神经系统不能适应这突然的变化，他就生了一场不吃不喝、昏昏沉睡的怪病。
住进医院后的一天早上，当张黎群从昏睡里醒来时，一下看到病床前站着周恩来和董必武，医生在向他们说着什么。他感到胸中一股热流上涌，泪水忍不住滚出了眼眶。
周恩来见他醒来了，走过来亲切地安慰他说：
“你的脸色正常，过几天就是健康青年了。”
“感到好了些，想上山就回来吧。”董必武也充满慈爱地说。
这间病房里有十来张病床。周恩来和董必武走后，其他病员就议论起来了。
“你们看清楚没有？那是共产党的领袖周恩来！”一个小伙子兴奋地高声说。
“那个年长者是董必武，共产党的著名人物，国民参政员。”另一个人说。
一时间，全病房的病员都望着张黎群，有人好奇地问他：
“你也是八路军的大官吧？”
“大官？”张黎群忍不住笑了，“顶多有连长那么大，我还是年轻娃娃啊！”
病房里顿时一片赞叹声：
“看人家共产党对下属多么关心！一个年轻人住院，最大的人物都来看望了！”
“八路军官兵一致，你爱我，我爱你，和和气气……”
“我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看见全世界都知名的人物看望一位年轻的部下！”
整个上午，病房里都在议论这件事……
在陪都时期，周恩来赢得人们普遍尊敬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这类充满人情味的小事。无论局势有多严峻，工作有多繁忙，他都时时不忘对同志和朋友的真诚关心。
意外的唁慰与意外的寿宴
周恩来对人的关心，常常细致到了令当事人都吃惊的程度。
1942年7月中旬的一天，戏剧工作者潘孑农往重庆城内天官府街郭沫若家走去。在一条被日本飞机轰炸后堆满瓦砾的小路上，迎面碰到了周恩来。
周恩来平时给潘孑农的印象是仪表十分整洁的。潘孑农还记得，在武汉失守，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移驻重庆后举行的招待文化界宴会上，周恩来到场较迟，他穿着洁净的旧军装，打着绑腿，走进会场后，径直走到主持会议的陈诚面前，立正敬礼说：“报告部长，我迟到了！”在场者无不为之肃然动容。
可是今天周恩来却一反常态，身穿蓝布长衫，臂缠黑纱，满脸蓄须未剃。潘孑农有些愕然，按照平常习惯叫着周恩来的绰号问道：
“胡公，您这是……”
“我父亲去世了！”周恩来轻轻握着潘孑农的手，语调沉重地说。
潘孑农表示唁慰后，周恩来匆匆告辞离去。刚走了两步，他忽然回转身来，叫住潘孑农，充满感情地盯着他的眼睛说：
“你的母亲不也去世了吗？彼此！彼此！”
潘孑农顿时愣住了。
他的母亲是半年前在沦陷区上海病故的，当时他无法去奔丧，只得在报上登了个启事，讣告在后方的亲友周知。他万没想到像周恩来这样日理万机的政治领袖，竟会注意到了那则小小的启事，并记住了他这个小人物的丧亲之痛！
当潘孑农走到郭沫若家中时，脸上还留着感动的泪痕。郭沫若诧异地问他为什么哭，他讲了刚才的事，郭沫若感慨地说：
“恩来这个人啊！”
与潘孑农所遇之事同样感人的，有这样一场寿宴。
1942年12月下旬，冬至刚过，陪都重庆一个进步科学家组织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几位科学家，接到周恩来、董必武的联名邀请，请他们于12月25日到化龙桥虎头岩《新华日报》报馆共进午餐。
届时，几位科学家到了那里，看到餐桌上摆着寿桃和酒菜，十分诧异。周恩来含笑对他们说：
“今天是梁老六十寿辰，我们为他老人家祝寿！”
他所说的梁老，是指应邀赴宴者中的中央大学教授、林学家梁希。梁希生于1883年，即清光绪九年的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1942年的12月25日又是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算起来正是梁希的59岁生日。按照民间习俗，满十的生日要“男做九女做十”，即男性要将逢九的生日当成满十的大寿来“做”（庆贺）。因此，周恩来要说这天是为梁希贺六十寿辰。
周恩来说完，端起酒杯，走到梁希面前，诚恳地说：
“中国需要科学家，新中国更需要科学家。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新中国总要到来，到那时就大有用武之地了！”
梁希意想不到会得到这样的礼遇，激动地说：
“我无室无家，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庭，真使我温暖忘年！”
在场的其他科学家也都十分感动，他们都没想到共产党人会记住一个穷教授的生日，并专门安排了寿宴。
他们都不知道，周恩来是在怎样的紧张忙碌中安排这顿寿宴的——这些日子里，周恩来正致力于争取国共关系好转的艰苦工作。就在宴请科学家们的前一天，周恩来还与延安派来的代表林彪一起在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进行谈判：关于中共合法地位、十八集团军（包括新四军）的扩编、边区改行政区的人员安排与地境划分……
梁希当晚回家后，激动得夜不成寐，起身作了三首七律诗，两首送给周恩来，一首送到了《新华日报》。
遗憾的是，当时为了保护梁希免遭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没有将这些诗发表出来。以后历经变乱，原诗已无从查找。
不过，梁希的名字后来还是在《新华日报》上出现了。
那是在1945年初。1月24日，周恩来从延安飞抵重庆，代表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谈判，要求立即废除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为推动国共谈判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以郭沫若为首的文化名人发起了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呼吁反对内战，反对投降，反对一党独裁及特务活动，要求成立有中共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新华日报》于2月23日在显著地位发表了这份文件。陪都文教科技界知名人士共312人在文件上签了名。
梁希就是签名者之一。
国民党顽固派十分恼怒，千方百计想要进行破坏。国民党CC系特务头子陈立夫和朱家骅，二人在抗战期间先后是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时，还曾礼聘梁希到校任农学院院长。此时二人却不以上级主管领导身份，而“屈尊”以晚辈的身份，亲笔致函梁希，要他声明那文件上的签名系别人代签，不能代表他的观点。
梁希却不为所动，在复信中坚定地说：
“名系亲手所签，并非有人代笔，备承关注，甚表谢意。”
陈立夫不甘心，又派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登门拜访，以威胁口气要梁希登报声明否认签名。
这自然又被梁希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一边是使梁希感到“温暖忘年”的真诚关心，一边是妄图强奸民意的笑里藏刀的“关注”。这一正一反的对比，不是很能说明一些问题吗？
几对年轻夫妻的故事
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工作人员，得到周恩来的关心自然更多一些。从南方局和办事处工作人员中的几对夫妻身上，即可看到周恩来对人的关心是何等细致、周到、体贴入微。
南方局机要科长童小鹏，个子小，年龄也不大，被人戏称“小朋友”。但他却是参加过反围剿和长征的“老红军”。抗战爆发后，他一直在西安、南京、武汉、桂林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组织上一声令下，说走就走。直到在重庆红岩嘴才算安定下来。由于长期奔走革命，他的个人婚姻问题耽搁下来了。到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的中共代表林伯渠，就曾为他写过调侃的诗句“年届廿五尚无妻”。
因为工作需要，童小鹏曾几次到延安通过中央组织部选调机要人员。他只想到红岩嘴机要工作的艰苦，因此每次总是选调的男同志。南方局领导博古见了，曾对他开玩笑说：
“你为什么不给自己物色一个好对象，怎么总是调来些‘焦赞’‘孟良’哟！”
周恩来注意到了这件事，在1940年7月底到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时，亲自关照中央组织部，选调了刚从延安中国女子大学调到中央办公厅机要科学习译电技术的学员紫非，到南方局机要科工作。
当时童小鹏已经26岁，在那时候要算是“大龄未婚青年”了。但是周恩来并未给他和紫非“说媒”，也没有以组织名义给紫非做什么工作，搞变相的“包办婚姻”，只是让他们在一起工作中去自然接触，发展关系。
紫非和童小鹏经过近三年的朝夕相处，并肩战斗，增进了了解，产生了爱情，决定结为终身伴侣。他们俩于1943年元旦订婚，“三八妇女节”前夕结婚，成了红岩嘴中又一对革命夫妻。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邓颖超在祝贺讲话中希望他俩和其他已婚夫妻都要实行“八互”，即互敬、互爱、互信、互学、互勉、互帮、互谅、互慰。周恩来也勉励新人结婚后要把夫妻关系搞好，把革命工作搞好。他还对在场的青年们打趣道：
“没有结婚的同志，不要胡思乱想。只要条件成熟，对革命工作有利，一个一个都要解决的！”
他的话引得青年们哄堂大笑……
然而，到了结婚年龄的青年哪有不“胡思乱想”的呢？当时红岩嘴未婚青年较多，周恩来为了引导他们正确对待爱情婚姻问题，还特地把小伙子们找来，召开过一次“恋爱座谈会”。
他以“过来人”的身份，给小伙子们谈起了他和邓颖超的恋爱。
他说，说实话，在与小超相爱以前，我已经有了一个女朋友，人很漂亮。也同情革命，但她不是革命的战士。而我是决定要献身革命的，我就觉得，作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我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的伴侣，要能经得起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而小超就不同了，她有理想，有抱负，革命意志坚定，我们志同道合，这样逐步建立了感情，就走到一起来了。
周恩来针对青年人的思想特点，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个人隐私”，以这个令青年们惊讶不已的秘密来对他们进行启发。他还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都到了结婚年龄，该找对象了。但是要注意，不要光看表面，要多了解人品。多考虑，要慎重。首先要从思想上衡量，她能不能作你的妻子。要相互了解，也要考验一段时间。起码也得半年一载，从好朋友发展到夫妻。”
他的这些话，对红岩嘴的青年们起到了很好的勉励和引导作用。
红岩嘴的年轻人中，结婚最晚的一对，是南方局交通科长袁超俊和妻子钟可玉。钟可玉原是印度尼西亚华侨。为投身抗战，她千里迢迢回到祖国，1940年到延安考取鲁迅艺术学院。一年多后，她患了心脏病，因延安条件差，组织上决定让她回印尼去，一边治病，一边做统战工作。于是她化名阿叶，以叶剑英侄女的身份，随叶剑英带领的一批同志一起到重庆。
谁知他们还在途中，就传来了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钟可玉回不去印尼了，只得在重庆留下来。经过旅途奔波，她身体更差了，周恩来得知后，想到夏衍在远郊北碚的温泉处租有房子，环境不错，这时夏衍还在香港，房子空着，便安排钟可玉住到那里去休养。那里条件好，钟可玉很快就康复了。
以后，钟可玉在红岩嘴工作，与袁超俊相识并有了感情。袁超俊回忆说：
“我与可玉相爱是秘密的，但是周副主席看出来了，处处给予关心照顾。”
1943年6月，袁超俊奉命随周恩来回延安。动身前，细心周到的周恩来特地把袁超俊找来，对他说：
“阿叶身体不好，你走了，又不能照顾她，把她送到桂林吧。”
钟可玉被安排到桂林一个地下工作据点去，那里生活条件较好，对她身体有利。临行前，周恩来对她详细交代了去后的注意事项，还给了她一个万一发生意外时速去贵阳的联络地址。
不久，桂林被日军占领，贵阳也很危急。在延安的周恩来把袁超俊找来，嘱咐他说：
“兵荒马乱的，阿叶一个女同志东奔西跑不容易，你给刘少文去封信，让少文通知阿叶回重庆。在咱们办事处安全。”
袁超俊听了，只感到一股暖流从心底升起。
经南方局组织部长刘少文安排，钟可玉在地下交通人员帮助下又回到了重庆。
得知钟可玉已到重庆后，袁超俊去请示周恩来：可不可以把钟可玉调到延安来？
周恩来冲他笑了笑，点头答应了。不久，袁超俊和钟可玉就在延安结了婚。
另有一对由南方局领导，在香港从事港澳及海外华侨统战工作的夫妻，李少石与廖梦醒，在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撤到了澳门。
廖梦醒是大革命时期被反动派暗杀的国民党左派元老廖仲恺之女，本来在香港参加宋庆龄主持的国际援华机构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香港沦陷前前夕，宋庆龄乘坐启德机场关闭前的最后一班飞机撤回了重庆。在重庆安顿下来后，宋庆龄准备恢复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但原在这个机构工作的一些外国朋友都还没来，极缺人手，周恩来知道后，便决定将廖梦醒调来协助宋庆龄。
廖梦醒带着孩子到重庆来了。她在保卫中国同盟担任了财务部主任。李少石仍留在澳门从事地下工作。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当时因战争阻隔，澳门与重庆之间不能通信。而李少石办事又公私分明，作风严谨，用廖梦醒的话来说，是“严谨得近乎拘束”，他经常与南方局有电报联系，但却从不在电报中谈及私事。因而廖梦醒到重庆两年多了，一点也不知道他的情况，心中不免又担忧，又气恼。
因为有特务监视，廖梦醒并不经常到曾家岩50号去。去一次也是匆匆忙忙，很少有机会同周恩来闲谈。一次，周恩来无意中向廖梦醒问起：
“老李近来怎样？”
廖梦醒苦笑着说：
“我们到重庆后，既无音讯，又无消息。”
周恩来眉头一皱，责备道：
“老李这个人也太古板了。他经常有报告经电台发来，他怎么会连一字家书都不附来呢？”
不久，周恩来就把李少石调到重庆来了。但因廖梦醒在宋庆龄处工作，没有公开中共党员身份，周恩来特地询问她：
“老李还得住办事处，你有没有意见？”
深感温暖的廖梦醒当然没有意见。她知道，这已是周恩来对他们夫妻极大的照顾了。
心细如发领导大营救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日军突然袭击，进展迅速，在香港的大批文化人和民主人士骤然被困于敌占区内，处境十分危急。
一向对同志和朋友关怀备至的周恩来，此时更是寝不安席，食不甘味。因为许多在香港的文化人和民主人士，都是在这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为保护他们的安全，抗议国民党的政治迫害，而亲自安排组织转移去的。
于是，为了这些在港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的安全，周恩来又一次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卓越才干，成功领导了将他们安全撤回内地的“香港大营救”行动。
这次大营救行动，历时近二百天。其间，周恩来与在香港和广东的廖承志、张文彬、刘少文等“前线指挥员”有许多电报往来。这些电报，充分体现出了周恩来对同志和朋友细致入微的关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消息刚刚传来，周恩来就从重庆给在香港的南方局委员、港澳工委书记廖承志和中共中央派驻香港的情报与统战工作负责人潘汉年、南方局情报工作负责人刘少文发去急电，电报中指出，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已成死港，应将在港朋友先接至澳门转广州湾，或先赴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
电报还对撤退工作作了十分详尽、具体的安排：政治活动人物可留桂林，文化界的可先到桂林，《新华日报》出去的人可来重庆，戏剧界朋友可由夏衍组织一旅行团，赴西南各地，暂不来重庆。极少数的朋友可去马来亚，少部分能留港者尽量留，但必须符合秘密条件，宁缺毋留，必须估计到日军占领香港后能存在。
周恩来还着重指出，孙、廖两夫人（指宋庆龄、何香凝）及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应派人帮助他们离港。
同时，周恩来还指示，港中存款全部提出，一切疏散及帮助朋友的费用，均由我们分别负责开支。
次日，周恩来又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并中央书记处，再次对撤退在港朋友和党的工作人员作具体布置。同时，还分电南方工作委员会、桂林统战委员会，指示他们作好接应和转送工作。以后，周恩来又对撤出人员的去向、工作、家属的安排、交通生活费用的支付、留港人员的工作等等，作了详尽指示。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廖承志、张文彬、刘少文等分别在香港和广东等地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和东江游击队，历经千辛万苦，兵分几路，分批护送总计近千名著名文化人和民主人士及他们的家属，跳出了日本侵略军的海陆封锁线，逃脱了日伪军的搜捕，还战胜了沿途的土匪袭击、顽固派军警和特务的查缉等困难，平安撤回了大后方。
当第一批脱险的文化人经东江游击区转移到惠州后，南委书记方方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在重庆的周恩来等发去电报，转告了廖承志从曲江（韶关）来电报告的情况：“小廖、文彬与茅盾、夏衍、邹韬奋等一百五十多大小文化人，已安全脱险，抵达东江曾、王部，现正准备分途赶送各地中。”“文彬问上海情况如何，大批文化人能否到该处。”“对这批文化人有何指示。”
周恩来得报后，一面致电中共中央：请转告华东地下党负责人刘晓，“准备疏散一批文化人经江浙去沪转苏北”，务将“此路沿途交通情况速查告”。一面回电方方：“关于招待柳亚子、邹韬奋等事情，即移交小廖指定专人负责……”
1942年春，大批文化人和民主人士都已经先后逃离敌占区，进入国民党统治区。但这时他们仍然面临被顽固派军警特务查缉的危险，有的如邹韬奋、柳亚子等遭到国民党当局追捕的“要犯”，甚至有生命危险。3月17日，周恩来从重庆给南委正副书记方方、张文彬发去电报，对一些文化人和民主人士的去向作了具体指示。
他提出，因未得到上海复电，去沪路线及上海情形不明，因此去上海的人数应减少到最低限度，在未得复电前仍暂在游击区候电，或在梅县暂住。桂林已派人去接济，可以找夏衍，如夏衍已离开，可以找廖沫沙（可经田汉找他）帮助。除已送两万元至桂林作救济费外，拟再汇五万元去，南委亦汇五万元去。
他还分别具体指示：邹韬奋夫人及子女可暂住桂林，我们每月送津贴。他本人去苏北转华北。张友渔、韩幽桐也望去苏北。胡绳、吴全衡及于伶夫妇，如果上海站得住，可先去沪转苏北。章泯要他去桂，因为有些演员要他领导。延安也望他去。戈宝权要他回新华日报。沈志远则由桂转渝，他在文化委员会的职务尚保留。刘清扬最好到韶关或桂林找廖夫人同来渝，不过到华北以走苏北较多可能入……
香港大营救是一场大战役。周恩来自始至终对每一个环节、每一个步骤都作了认真的计划和详尽的指示。这几份电报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内容，但是就从这几份电报中即可看出，周恩来不仅对全局性的大的行动方案作了部署，而且对一些很琐细的小事情，如家属的生活安排、哪条路线好走、何人到何处更好等等都想到了。
如果不是对每一个被营救者有着全面深入的了解，如果不是对他们有着体贴入微的真挚感情，显然很难会作这样周密细致的考虑。
在这些电报的字里行间，倾注着大营救指挥者周恩来的多少心血！
1942年4月9日，脱险后的夏衍从桂林乘飞机飞抵重庆。当晚，在导演孙师毅的家里，周恩来赶来同夏衍会见了。
周恩来一见到夏衍，就激动地和他紧紧拥抱，坐下后，周恩来充满感情地说：
“长沙一别，我两次到桂林，你到香港筹款去了。一转眼四年过去了……”
夏衍在桂林时，就已让先行回重庆的金山给周恩来带了一封简要汇报的信，这时，他准备再系统地报告香港沦陷前后的情况。才开了个头，周恩来就了然在胸地说：
“总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除了金山带来的信以外，前几天还收到了张文彬的电报。这次大营救，是一次很大的成功！”
沉吟片刻，周恩来显出忧虑的神色道：
“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韬奋和柳亚子的安全。韬奋不能回重庆，决定去新四军，可是这条路要经过上饶、上海，很不保险。而亚子先生是一个目标很大，又是一个性格很倔强的人，怕关系搞不好。”
夏衍见周恩来忧心忡忡的样子，便宽慰地说：
“我听第一批经过东江到桂林的人说，曾生、林平下了命令，要不惜一切牺牲保护他们的安全。估计目前已经脱离危险期了。”
夏衍尽可能简要地汇报了香港撤退前后中共组织的布置。并告诉周恩来，除了萧红病逝，南社诗人林庚白在港战的混乱中中流弹去世外，所有和中共有联系的人都已经安全脱险。
周恩来听罢，这才放心地舒展开眉头笑了。
在1946年4月，周恩来即将率中共代表团离开重庆移驻南京的时候，在南京出版的《消息半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最近到南京来的周恩来》的文章，其中讲到记者在陪都时期的一次见闻：
“记得有一次一个国民党内的民主派要员正在公共汽车站上候车时，看到晚报上说，周恩来已到渝，拍拍同行的肩说：‘春天来到重庆了。’”
这里所说的“春天”，含义自然是很丰富的。不过，无庸置疑的是，周恩来对同志和朋友的理解、尊重、爱护，和那种充满人情味的无微不至的关心，正是使人们想到他就会联想到春天的主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