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陪都污淖中的八月风荷
神秘人物夜上红岩嘴
夜色朦胧中，一辆挂着“国字10367”牌照的黑色小轿车驶到重庆城郊化龙桥公路边的红岩嘴山脚下。在一片杂草丛生的缓坡上停下来。从司机座位上下来的是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副官袁超俊，这时他在中共党内的身份是南方局交通科负责人——当时所谓交通，主要指秘密情报工作。
袁超俊下车后，向四周警惕地环视了一下，听了听周围的动静，然后才拉开后座的车门——车上下来一个西服笔挺的年轻人，浓眉厚唇，神情刚毅而又机警。他一言不发，跟着袁超俊，沿一条小路爬上山去。
山岩上，红岩嘴的办公楼在夜雾中闪着灯光……
袁超俊带来的这个神秘人物，是抗战时期陪都重庆有名的富商——广大华行总经理卢绪章。但是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他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掌握的秘密经济机构中一个主要单位的负责人。
广大华行原是卢绪章和几位好友30年代初在上海集资创办的，那时只是一个全部资本只有300元钱的小小“皮包公司”，经营一点西药、医疗器械的邮购业务。他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供有志青年共同学习进步书籍、探讨救国真理的场所。
抗战爆发后，业务有了发展，经营中心也由沦陷后的上海转入内地。但卢绪章已在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志不在经商，而是一心想要为救国救民投身革命。他向党组织提出请求后，得到批准去新四军工作。
不料正要起程时，他因做痔疮手术后感染，不得不在医院多呆了些日子，耽误了行期。
而这一来，就大大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原来，这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正奉南方局指示在为建立大后方秘密工作机构选拔干部。刘晓经过审查，选中了卢绪章等人。这样，卢绪章便得到了党组织新的指示：到战时首都重庆去，以“资本家”身份在大后方工商界活动，以原有的广大华行为掩护体，并将其改建为共产党的秘密工作机构。
1940年夏，卢绪章和刘晓分头到达重庆。不久后的一天夜里，刘晓带领卢绪章上红岩嘴去见周恩来。他们先坐人力车到化龙桥，再从红岩嘴后山绕小路进入红岩嘴。
他们进入办公楼时，周恩来已在等着了。卢绪章是第一次看到周恩来，心里有点紧张，但周恩来微笑着和他握握手，就开门见山地说：
“卢绪章同志，从今天开始，你们办的‘广大华行’由红岩嘴单线领导。‘广大华行’内的党员由你单线领导……”
接着，面容清瘦，目光炯炯的周恩来给卢绪章详细讲解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形势。鉴于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密谋再次掀起反共高潮，政治局势日益险恶，大后方的中共党组织必须彻底改变以往那种公开的工作方式，转入“地下”隐蔽起来，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共产党员要注意个人身份的社会化、职业化、合法化，在社会上广交朋友，包括国民党方面的朋友。
周恩来还叮嘱卢绪章，今后不但不许同重庆的中共地下组织发生横的关系，还要做到不与左派人物往来，不再发展组织，即使在自己妻子面前也不许暴露身份。要充分利用各方面关系作掩护，使广大华行能够长期存在下去，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这次谈话一直持续到附近传来雄鸡报晓声。
周恩来把刘晓和卢绪章送到办公楼门口，迎着凌晨的凉风，他用力握着卢绪章的手，语调低沉而意味深长地说：
“卢绪章同志，工作环境险恶，你这个‘资本家’可一定要当得像呀！你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与各方面打交道，交朋友，一定要记住同流而不合污呀！”
“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卢绪章从此把这两句话铭记到了心头。
周恩来原是打算将卢绪章等领导的广大华行作为秘密交通情报机关和南方局的第三线机关，一旦国共关系恶化，南方局的第一、二线机关都遭到破坏后，就要靠第三线发挥作用。后来政治形势缓和了，经济形势却更加紧张起来，国民党当局停发了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军饷，南方局不但要为前方将士和大后方中共组织筹集经费，还得帮助一些干部家属和部分民主人士解决生活困难，资助一些群众团体等等。当时物价又不断上涨，开支日益增加。因此，南方局又决定将广大华行作为秘密经济机关。
在这种情况下，卢绪章等共产党人肩头的担子更重了。他们这时做生意，就不再仅仅是为了掩护身份，而且成了为抗日大业和中共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筹集经费。这自然也就需要他们在经营活动中倾注更多的心血。
每隔一段时间，周恩来就要叫袁超俊亲自开车去把卢绪章秘密接到红岩嘴来，给卢绪章看文件，讲形势，谈工作，交代各种方针、政策和策略。常常是谈至深夜，又叫袁超俊开车送卢绪章下山。
周恩来理解他的痛苦
在周恩来的精心指导下，在卢绪章等共产党人的辛勤努力下，广大华行的业务不断扩大，不仅在昆明、成都、贵阳、西安、桂林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还把生意做出了国界，先后在苏联、美国开展起国际贸易。到1942年，广大华行的资金已增加到法币20万元，到1944年，资金已达美金30万元。
卢绪章在社会上的地位也不断上升，他通过各种关系，取得了国民党特别党员、第二十五集团军少将参议等头衔，成了陪都商界著名的“大款”，与四川、云南、上海等方面的资本家建立了业务关系，甚至还得到国民党CC系特务头子陈果夫的青睐，被聘为陈果夫组建的特效药研究所理事。
广大华行的其他共产党员也同各地国民党的党、政、军、特人物建立起了关系，在抗战后期被派到美国去开展国际贸易的广大华行另一位共产党员舒自清，就是利用蒋介石的妻弟、侍从秘书、侍从室机要组组长兼军委会机要组组长毛庆祥的关系，以毛庆祥的“生产促进会”的名义去美国的。
作这样的“资本家”，是进行另一种形式的斗争，同样有着战场斗争的艰辛与残酷，同样需要付出牺牲的代价。
卢绪章多年后对他们这种生活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说了这样一段话：
“表面上，我是住洋房、坐汽车、开宴会、穿西服的大老板，应酬各方，轻松自在，但内心的压力和苦恼是少为人知的。我们既要防国民党鹰犬的跟踪，又要受不明真相的自己人的冷嘲热讽。但一想到这一切都是按照周副主席的指示做的，是为了配合八路军对敌斗争的，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对敌斗争，个人的安危与一点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
没有人会想到，为了贯彻周恩来的“不再发展组织，即使在自己妻子面前也不暴露身份”的指示，这些经济干部承受了多大的心理负担，付出了多大的感情代价。卢绪章永远不能忘记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我在红岩嘴呆了一夜，清晨才回家。妻子发火了，查问这一夜在外做什么。我只能像往常一样胡编一套，想搪塞过去。不料她说：‘你不用骗我，你的几个朋友家我都找遍了，根本就没你的人影！’说着就掉下了眼泪。看到她那样难过，我虽然很心疼，却什么也不能讲，只有无可奈何地叹气，一股委屈情绪袭上心头。但一想到周副主席的指示，心里马上又觉得热乎乎的，没有一点委屈了。”
抗战胜利后，广大华行总行准备迁往上海。卢绪章兴冲冲地前去红岩嘴向周恩来汇报工作。他作好了充分的考虑，谈完工作安排后，就激动地提出他多年来积压在心底的愿望：去延安。
但是周恩来听了以后，却向他宣布了组织的决定，要他与广大华行同去上海，继续当红色“资本家”。
卢绪章一听，顾不得是当着周恩来这样的领导人的面，眼泪唰地一下子涌出来了。他像孩子向亲人诉苦那样情绪冲动地说：
“周副主席，当‘资本家’真比要我的命还难受呀！我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救国，入党后，我更渴望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战士，但这些年我却成天和那些双手沾满我们同志鲜血的特务周旋，碰杯送礼，我心里受不了呀！老朋友骂我，妻子不理解我，我满腹委屈向谁说呀？‘资本家’的日子我真过够了！”
周恩来见他这样激动，没有批评他，默默地给他倒了一杯茶，然后抱起双臂，在屋里踱来踱去，思索着。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站到他面前，语调亲切，充满感情地说：
“卢绪章同志，你的痛苦我完全理解。你迫切希望去延安的心情，我能体会。我也听说过你过去的上海朋友曾当面骂你财迷心窍，与豺狼为伍。你也许还不知道，我这里还收到过一些民主人士的告状信，说你丧失了良心和正义感，只知道赚钱发财……你是一个耿直、嫉恶如仇的人，却要长期和那些人周旋，被朋友误解指责，内心怎能不痛苦呢？”
卢绪章想不到周恩来竟如此了解他的痛苦，如此体谅他的心情，他渐渐平静下来，擦干了眼泪。周恩来又和蔼地说：
“但是，别忘记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曾向党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现在党的工作需要我们受点委屈就办不到了吗？你到前方去放几炮，也就是消灭几个眼前的敌人嘛。你若留在后方，却可以做许多重要工作呀！再说，如果现在换人，即使那人能够经营好广大华行，但是他能那么快就取得你那些上层关系，像陈果夫这样的人的信任吗？反之，你到解放区去的消息一旦透露出去，那对整个广大华行的党组织的危害就不堪设想了……这些，你都考虑过吗？”
没有一句板着面孔的批评，周恩来就用这种同志间探讨式的、询问式的温和的开导，说服卢绪章打消了坚决不再当“资本家”的念头，又振作起精神回到了他从内心里感到厌恶的那个特殊岗位上。
在污泥浊水中保持洁白
从广大华行的发展壮大和卢绪章等经济干部的成长中，不仅可以看出周恩来的卓越领导才能，而且还体现出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那八月风荷般的高洁品格。周恩来对他们嘱咐的“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也正是他自己和广大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统治区恪守的行为准则。
当时的陪都重庆，执政的国民党上层腐败成风，丑闻不断，把大后方搞得一片乌烟瘴气。在群众中流传着这样几句辛辣的民谣：
前方吃紧，
后方紧吃。
前方有啥吃啥，
后方吃啥有啥。
前方一身流血，
后方满口流油。
有两则同时代人的日记颇能说明问题：
1941年9月9日 贪污大的无人敢过问，小的做了替死鬼。……交通部存在香港车辆材料，不设法内运，而欲售卖与人，现英国欲征用此项材料，交通部无法可施。如此贪污误事，居然久居要津，无人过问，岂不怪哉。
1943年2月17日 ……陪客吃饭，席间谈及关于中国经济方面的问题，有许多大官囤积居奇，有许多军需用品，公家还得向×大老爷（××的兄）、×夫人处购买……西安面粉平价每袋180元，但买不到面粉，黑市面粉则每袋380元，还有涨到400元之趋势，据说也是当地最高权者操纵所致。湖南老百姓则有拥护薛长官打倒薛主席（作者注：薛长官、薛主席均指薛岳，时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湖南省政府主席）之谣，意即湖北大捷有功又因图私利致使湘粮价高涨，人民生活困苦……
两则日记，前一则作者是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情报组）组长、国民党特务头子唐纵，后一则作者是共产党的第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处长伍云甫。
两个政治观点尖锐对立的同时代人，都在日记中记下了国民党上层的腐败丑闻，岂不是发人深省的吗？
伍云甫在日记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受雇从延安为他们开车到重庆来的司机，在红岩嘴工作一阵后，因为不愿跟着共产党人吃苦受穷，终于不听劝告，一天清晨扔下十八集团军臂章不辞而别了。
红岩嘴的共产党人有多穷？据伍云甫日记记载，汽车班的司机，每人每月津贴先是100元，后增加到150元，而驾驶从上清寺到城郊的马车，马车夫每天私人可挣得180元，除去伙食费和马料费，也可净得120元——也就是说，红岩嘴的汽车司机一月的津贴费仅相当于马车夫一天的收入！
仅此一例，即可想见红岩嘴的共产党人过着何等清苦的生活。
然而在这同时，国民党上层集团却在恣意挥霍国家钱财。唐纵在1942年7月30日的日记中就记下了蒋介石慷国家之慨，为国民党高级官员们发放巨额“灰色收入”的秘闻。蒋介石侍从室负责财政的一处一组组长、陈立夫之侄陈希曾悄悄告诉唐纵：“过年过节委座均有赏赐，主任一万二万不等，组长三千五千不等”……
这就难怪，为什么那时来到重庆的外国人，不论是外交官还是外国记者，也不论他是自由主义者还是基督教徒，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对共产党人产生了好感。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说的一段话很能代表当时外国人的一个共同感受：
“至今为止，共产党和国民党相形之下是光芒四射的，在国民党是腐化的地方，它保持洁白。在国民党是愚昧的地方，它是英明的。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地方，它给人民带来了救济……”
国民党官僚们把中国的战时首都变成了一个污泥浊水的大染缸。执政党的党风直接影响到社会风气。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在1940年回国访问时，就曾慨叹重庆民风的奢靡，如妇女烫发、涂脂种种，超过了新加坡，哪有一点战时景象！
共产党人就是在这样污浊的环境里“保持洁白”的。
周恩来就是他们中的典范。
那时国民政府实行战时工资制，周恩来在政府内是以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职务领取工资。其他副部长和厅长都是按中将级各支月薪180元（银元），因周恩来是“特邀”的中共代表，在“国民革命军”中的资历也高于其他副部长和厅长，故作特殊对待，按上将待遇支月薪240元。
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邱南章回忆说：周恩来“每月薪水几百元，加上写文章的稿费，收入很可观。但每月我们替他领了薪水以后，他总是嘱咐我们要勤俭节约，日常用品能不买的就不买，能买次的就不买好的。每月薪水只用去很少一点，剩下的他都让我们算作党费上交了。”
邱南章还记得这样一件令他难忘的事：在重庆时，周恩来有一条藏青色毕叽裤子，已经穿了多年，磨得发光了，但因为只有这一条裤子上没有打补丁，就成了周恩来出席会议和会客时的“礼服”下装。后来裤脚被磨得发毛、破损了，人们都建议周恩来另买一条新的——当时买一条裤子只需十来块钱。但周恩来执意不肯。有人说：
“国民党的官员们都穿的高级毛料，你每天和他们打交道，穿得太破旧也说不过去吧？”
“我们是共产党、八路军，怎么能和他们比呢？”周恩来严肃地说，“他们的钱是剥削劳动人民的，我们是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怎么可以增加人民的负担呢？要比，和解放区的同志们比。他们穿着粗布衣裳在前线流血流汗，我们这里的条件好多了，穿得干干净净就行了。”
但是裤子太破也不行——毕竟是“礼服”呀！周恩来就想了个办法，叫工作人员把发毛的破边卷进里边去缝上。邱南章感慨地说：
“记得，那条裤子的裤脚破了三次，缝了三次，裤子越缩越短，周副主席却毫不在意，照常穿着它迎宾会客。”
周恩来培养出来的“财神爷”
周恩来多交党费的事在大后方共产党人中广为流传，于是引出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位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员陈乃昌，那时在国民政府最高金融机构有合法社会职业。收入较高。他也总是每月都要多交党费。先是交给李克农、叶剑英，当他改为直属周恩来单线领导后，就交给周恩来。
周恩来在第一次收取他的党费时，发现他交得较多，便详细询问了他的社会职业岗位收入、家庭生活以及家乡父母生活负担，然后说：
“你还有必要的工作应酬，每月就交党费一元吧。”
但是陈乃昌不同意。他恳切地向周恩来解释道：
“只从物质上说，我现在职业岗位的收入比在政治部三厅时还多。在过去我交纳党费也不是象征性的。我比南方局同志们的生活是够富裕了。我们南方局的同志每个月只有几块零用钱呀！”
说到这里，他又调皮地笑着说，“周副主席，你不是把收入全都上交了吗？”
周恩来被陈乃昌这样“将了军”，只好笑了笑，收下了他多交的党费。
当时的南方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叶剑英，还与陈乃昌有过这样一段有趣的对话。
那一次，叶剑英给陈乃昌20元公款，要他去招待几位华侨青年。他拒绝收钱，表示自己收入高，有钱招待。两人争执不下，只好来个折衷，陈乃昌拿了10元钱去，自己另补贴了几块钱，招待几位华侨青年吃了顿饭。在向叶剑英汇报时，叶剑英拿着他交上的那十几块钱的餐馆票据，感慨地说：
“在北洋军阀时代的旧军队，连以上的军需官只要任职三年的，抓起来就枪毙，也决不会冤枉他。”
“为什么？”陈乃昌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贪污呀！那些人经手军需三年，必定贪污不少，死罪应得！”
正是在周恩来等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的表率作用影响下，“出污泥而不染”成了大后方共产党人的一种共同作风。
当时国外华侨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很多捐款是美元现钞，使用起来不方便。周恩来就交给卢绪章，由他们通过合法身份在交易所卖出美元，换成法币支票，再通过在中央银行的关系把支票换成法币现钞。那时动辄几万美元，换成法币是成包成箱地堆在卢绪章家里。卢绪章对这些巨款视若无睹，一文也不乱动。
是因为他自己的钱多得花不完而不屑于动用那些钱吗？不。这位“腰缠万贯”的“大款”，尽管平时西服革履，派头十足。但谁也不会料到，他穿在里面的衬衣竟是打着补丁的，因而不能拿到洗染店去洗，也不能交给佣人洗，而只能让妻子悄悄给他洗……
他不仅自己不乱动这些钱，还不让亲属打这些钱的主意。他唯恐孩子们因他这个“资本家”掩护身份的影响而变成真正的资本家少爷，便把他们送到离家较远、条件较差的寄宿学校去住读。他甚至还曾打算把长子送去延安，到艰苦的革命环境里去接受革命教育，只因苦于不好向妻子说明去向，才未能如愿。当孩子们抱怨学校伙食差，向他提出转学到离家近的学校走读好回家吃饭一类要求时，他就严肃地对孩子们说：
“爸爸现在的一切都不是你们的。我死了，这些财产不会给你们留下一个子儿！你们只有好好学本事，保证长大后能自食其力。你们学习好，只要可能，我一定供养你们上大学。你们的路，要自己走。”
不仅如此，在1944年，当广大华行资金达到30万美元时，卢绪章还向南方局组织部长刘少文郑重提出，他和广大华行的另外几个共产党员一致决定，将他们的股金全部上交给党组织作为党费——而他们这几个共产党员都是在创办广大华行时或创办初期就集资入股的，他们的股金这时已是一个令不少人眼红的大数。刘少文请示了周恩来后，只同意将他们的股金划出30%作为党费。
但是到了1949年上海解放时，这些共产党人仍然将股金全部上交了。
只是为了补贴家庭开支，上级党组织才给他们分别留了5000或10000港元。公司以40万美元向非中共党员的员工发还了股金。然而，卢绪章唯独没有发给他的妻子，让他那不是共产党员的妻子也“享受”了一次共产党员的“特殊待遇”。
——当年一位女员工将这笔退款存进上海银行，到“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抄家抄出她这张存折，上边逐年加上利息，已有28万元人民币。至于留在香港的员工，后来则都已是百万富翁了。
可是，卢绪章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时被造反派抄家，抄出来的存折上竟只有400元存款！
南方局直接领导下的另一个经济机关恒源字号，“老板”肖本仁（后名肖林），原是著名大型民营企业民主实业公司的物产部工作人员，经济效益好，个人收入有保障。但为了给南方局建立自己的经济机关，他毅然放弃了这个社会职业，“跳槽”出来，独自闯入风波险恶的商海，不辞劳苦地边干边学做起生意来。
周恩来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指导。最初打算派肖林到缅甸仰光去做生意时，周恩来就曾精细地关照他，到国外，要提高警惕，防止受骗上当。在国外遇到同乡人，谈话要恰当，不卑不亢，从容自如，但也不能冷淡，使人觉得不好接近。要掌握好分寸。还要注意保密……
恒源字号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后来与人合资办起了重庆大生公司，以后又发展成了上海华益公司和香港华润公司。上海解放后，这两大公司的负责人肖林奉命结束地下经济工作，将两大公司上交，合计向党组织上交黄金十多万两，财产折价一千多万美元。而他自己，只留下了区区3块银元以作纪念（后来赠给了重庆市博物馆）。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认为他肯定是发了不少横财的“大老虎”，抄家多次，想要找到“巨款”，结果大失所望。
在周恩来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中共经济干部，普遍是这样把舍己为公、无私奉献视为理所当然的事，而决不假公济私。有的还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南方局领导下有一个秘密经济机关工作人员，名叫何九龄，十多岁时就因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而在成都被国民党反动派关进了监狱，后又转押于重庆反省院。五年阴暗、潮湿的牢狱生活，使他年纪轻轻就患上了严重的支气管哮喘病，不能劳累，一旦发病，就喘不过气来，甚至会全身痉挛成一团，痛苦不堪。抗战开始，国共合作后，他才被释放出狱。
不久，何九龄受命从事地下经济工作，改名何忠发，做起了生意。他长年奔走于重庆、宜宾和湖北宜昌三斗坪等地。经常忍受着病痛的折磨，默默地为南方局筹集经费。当南方局迁走，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不久也撤离后，他转由中共川东临时工委领导，继续从事秘密经济工作。
一次，思想上已经开始腐化变质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知道何忠发是川东临委的“财神爷”，向他伸手借钱，想要拿去做投机生意发财，何忠发坚持原则说：
“组织上有钱，不能借给你私人。我个人又无钱可借。”
刘国定怀恨在心，向川东临委“举报”何忠发有经济问题。临委书记王璞调查后，发现是刘国定贪图享受，诬陷同志，对其进行了严肃批评。
1948年4月，刘国定被捕叛变，致使重庆及四川中共地下组织遭受大破坏。大逮捕开始后，何忠发正在重庆德士古煤油公司担任出纳主任（这是他的公开掩护职业）。他得到警报，赶紧转移到了广安县暂避风头。
因损失惨重的地下党组织急需经费，何忠发又不顾个人安危，冒险于7月里到重庆公司取款，同时还运送一批货物到重庆出售。而重庆尚处于大逮捕高潮中，他不幸落入敌手。
何忠发被捕后，丧心病狂的刘国定指认他是共产党的“财神爷”，还硬咬定他手里有金条若干，逼他交出。何忠发受尽酷刑，坚不吐实，最后在重庆解放前夕与江姐等一起壮烈牺牲于歌乐山电台岚垭……
楼上楼下的两党对比
在战时首都重庆，共产党与国民党正是在腐败与廉洁上形成了最直观、最鲜明的对比。当时有这样一个生动的事例。
《新华日报》刚搬到重庆时，在郊外化龙桥向一个酒精厂老板租了他一幢房子楼下的房间作营业部办公地点，报社总经理熊瑾玎同一些工作人员住在这里。这幢房子楼上的房间，被另一个集团军租去作驻重庆办事处，住着处长虞某（国民党人）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酒精厂老板夫人、女实业家周宗琼后来回忆说：
“两党人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姓虞的成天带着老婆吃喝玩乐，不务正业，还借办事处之名搞走私买卖。其他工作人员经常是划拳饮酒，打麻将闹到深夜。共产党人就大不相同。他们总是天刚麻麻亮就起床，在整理好内务，打扫好清洁，吃了早饭后，便开始了一天的紧张工作。熊老夫妇与报社人员同吃同住，因房子很挤，连一个固定的床铺也没有。有的同志更是以板凳、箱柜当床铺。条件虽然艰苦，但他们工作努力，热情很高，生活严肃，令我十分钦佩。”
周宗琼和她的丈夫任宗德，就是在这样的现实对比下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共产党人身上，坚决站到了共产党人一边，并为周恩来在陪都开展统战工作尽力给予了积极的帮助。
《新华日报》总经理熊瑾玎，是长期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的干部。自大革命失败后，他就在中共中央秘书处担任会计科长，以商号老板身份为掩护，从事中共中央秘密财务工作，是中共党内公认的“红管家”。在陪都时期，上至周恩来，下至《新华日报》社的小报童，都亲切称呼他“熊老板”。他为《新华日报》采购纸张器材、筹建纸厂、扩大广告业务，广辟财源……为提高报社的经济效益和职工生活待遇，真是作到了呕心沥血的地步。他的夫人朱端绶这时是《新华日报》会计科长。他对她严格要求说：
“凡属数目大一点的开支，都要经我批准、签字才能生效，否则不要给予报销。你们的账目一定要随时做好，每月送给南方局和恩来同志审查，每年要向延安送一次报表。”
周恩来曾多次表扬《新华日报》账目清楚、细致、准确。
像熊瑾玎这样的“老板”，财权在握，多年来经手的钱款真可谓不计其数，但他却常年穿件半旧长衫四处奔忙。他对自己在经济需求上的苛刻，甚至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他们夫妇俩有一个到重庆后才出生的小女儿桑渝，由于他们都忙于紧张的工作，无暇进行细心照料，在一个冬夜，小桑渝突然发起了高烧。
熊瑾玎夫妇俩赶紧抱着孩子，跑到附近一家医院去。医生检查后，开口要10元大洋才能接诊。熊瑾玎夫妇俩顿时面露难色……
按理说，一个总经理，一个会计科长，10元大洋无论如何也是拿得出的。每天经他们手的公款岂止这个数目！在熊瑾玎那个从不离手的布口袋里，也许就有足够的钱款。但是在他们看来，那是公款，个人是无权随便动用的。这种“公私分明”已成了他们的一种“本能”。
就这样，他们抱着孩子离开了那家医院，想另找收费便宜一点的医院。不幸的是，由于耽误了时间，可爱的小桑渝夭折了……
也许今天的人们会对此感到难以理解。但是，请想一想，如果不是有着成千上万这样的共产党人自觉地严格约束自己，为一个神圣的革命目标作出无私的奉献，中国共产党能够在1949年取代腐败的国民党而成为执政党，揭开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么？
有霉味的汤面
皖南事变后不久的一天，重庆城里的消防队紧急出动，消防车一路敲响着警钟，向城郊化龙桥方向疾驰而去。
原来，有名的民营报纸《新蜀报》为避日机轰炸而临时迁建于化龙桥的编辑部和印刷厂突然失火。待消防队赶到，土墙草顶的房屋已变成一片废墟——许多年后，人们才知道这是国民党特务放的火，因为当时《新蜀报》支持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忌恨。
此时《新蜀报》处境十分艰难。尽管全体职工艰苦奋斗，加上一些金融界朋友大力支持，但恢复工作在最后阶段仍然因短缺四五千元资金而陷于停顿。总经理周钦岳万般无奈，只得求助于虽然经济并不宽裕，但同《新蜀报》关系一直很好的《新华日报》。他找到《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商量，请他向周恩来反映，看是否能给予支援。周钦岳多年后回忆说：
“不料，次日即由梓年携来现钞若干（装在跑警报的袋里，当时大都人人如此），并允另以高价买我社闲置的平板机一部（《新蜀报》已改用卷筒机），得以解除急困，真是如天之幸！”
对他人如此慷慨解囊的周恩来，自己却节俭到了旁人（甚至是不常与他在一起的共产党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一次，周恩来约地下党员陈乃昌到城里《新华日报》营业部楼上谈话，陈乃昌去时，周恩来还在会客，秘书陈家康让陈乃昌到邻室稍候。
闲谈中，陈家康叹息着告诉他，周恩来已忙了一整天，还顾不上晚餐呢，中午也是将就吃的。
陈乃昌一听，着急了，他知道这里营业部是不供餐的，再不考虑晚餐，饭馆都要打烊了。他忙拿出钱来，让陈家康去买饭。于是，陈家康买回来三碗不冷不热的“雪里蕻”汤面和一些价格十分低廉的柑桔。
周恩来送走客人进来后，陈家康首先对他说明，买的面条和柑桔是“罗光”（陈乃昌党内化名）会的钞。周恩来知道陈乃昌收入较高，便不客气，和陈乃昌边吃边谈起工作来。
陈乃昌端起碗，只见面条上洒了一小堆雪里蕻，隐约有些星星点点的肉末，他拿筷子一拨，便觉一股霉味直冲鼻子。他还在感到难于下咽时，周恩来已是饥不择食地半碗下肚了。一边吃，周恩来还一边饶有兴味地大谈乡村主妇烧雪里蕻的窍门。陈乃昌觉得面里的霉味好难闻，却一点也没有发现周恩来有什么异样的表情……
这既是生活上的克己，又是工作上的忘我。
克己与忘我，是周恩来同一作风的不同侧面。
陈乃昌时常去向周恩来汇报工作，他记忆中有这样一个难忘的情景：
“我不只一次看到，往往是夜深的时分了，周恩来天赋的炯炯有神的双眼在几度黑白翻动。这表明，他是太疲劳了，那是几经少眠少休、不眠不休的日日夜夜啊！但是，当我放缓了语气，他立即警觉起来，好像一切的疲劳顿时消失了，又复是全神贯注，亲切地谈着。有时，我想趁此告辞，让他早点休息，他觉察了我的用意吧，却转了话题，又谈了许久。”
另一个共产党员林琼也有一段类似的回忆。
1942年底，被国民党顽固派关押了两年的林琼从上饶集中营出狱后，按照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辗转来到重庆，向南方局汇报狱中情况。
林琼在曾家岩50号第一次与周恩来见面时，先作了一些简要汇报，准备再具体写成书面报告。周恩来说：
“不忙，你先休息几天，我会安排时间来听你详细汇报的。”
几天后，周恩来安排林琼住到了红岩嘴。此后，周恩来常常抽出中午的时间从曾家岩到红岩来听她汇报。周恩来听汇报不带秘书，而是自己听，一边听，一边问，问得很详细，还自己作笔记。
有几次，林琼发现周恩来在听汇报中显得十分疲倦，完全是勉强支撑着在听。她感到于心不忍，便把这个情况悄悄告诉了南方局组织部负责人钱瑛，并提出是不是由自己把需要汇报的内容写成书面报告，让周恩来好休息。钱瑛叹息说：
“周副主席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是常事，有时连四五个小时的睡眠都保证不了，真是让人担心。但他总说工作要紧，累些没什么。他听你的汇报为什么总安排在中午休息的时间？这也是硬挤出来的时间啊！”
林琼听了这一番话，止不住热泪盈眶……
“出污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血。”
这，就是周恩来和以他为代表的大后方共产党人的人格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