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辉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距今约1万年前后，气温明显上升，冰川大规模消退，全球进入温暖湿润的冰后期。在经历了更新世多次寒冷气候之后，甘肃气候普遍变得温暖湿润，甘肃先民的生存环境大为优化，先民们抓住这个契机，在人类文化演进史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磨制石器代替打制石器，陶器出现了，开始有了农耕和畜牧业，陇原先民跨入新石器时代。特别是距今8000年至3000年这5000年期间，是甘肃大地气候最为适宜的时期，趁着温暖湿润的气候，陇原先民创造出灿烂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晚期的文化遗址，分布在甘肃东部、中部和西部，说明甘肃史前居民的社会生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1.大地湾文化
大地湾位于秦安县东北方约45公里处的五营乡邵家店村东的河边阶地及与之相连的缓坡山地上，遗址坐落在渭水二级支流清水河的南岸，处于清水河与闫家沟溪水交汇处的二阶、三阶台地。遗址发现于1958年，在1978年至1984年期间先后6次发掘，1995年的补充发掘，前后持续了8年之久，是甘肃考古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收获最丰的田野工作项目，揭开了距今约7800年～4800年持续3000年辉煌文化遗存，被称为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大地湾文化包含五个文化层，蕴含着约3000年的文化信息。大地湾一期文化，碳测年代为距今约7800～7000年，主要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大地湾一期为代表，约为距今7300年以前；第二阶段以天水师赵村为代表，约为距今7300年～7000年之间。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居民主要在河岸台地上建立村落，告别了岩栖穴居的历史，建造深半地穴式房屋，为圆锥形攒尖顶茅草屋，面积约6～7平方米，房屋内没有灶坑。石器以打制为主，略加磨砺，未见穿孔器，石铲、石刀等用于农业生产，农业和畜牧业初具规模，粮食以稷（糜子）为主。学会制陶，用陶器储藏食物和水，蒸煮食物。有陶纺轮，初步掌握纺织技术，用骨锥、骨针来缝纫、制作衣服，还学会用骨珠、陶环等饰物打扮自己。陶器上简单的彩绘纹饰，体现着他们的艺术审美追求。居民死亡后，以双手交叉胸前姿态葬于氏族公共墓地，以日常用品随葬，没有贫富差别。那时，人们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同属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的还有武山西旱坪遗址和天水西山坪遗址，在陇南西汉水流域和永宁河流域，均有大地湾一期遗存。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发现改写了中国和甘肃史前史，解决了我国彩陶的起源问题。
大地湾二期文化，即仰韶文化早期，碳测年代为距今约6500～6000年。大地湾三期，及仰韶文化中期，相当于陕晋豫交界区的庙底沟文化，又体现出一定的地方特点，碳测年代约为距今约5900～5500年。大地湾二、三期前后绵延1000年，大致处于新石器时代中期。聚落从河谷地带扩展到塬边、梁峁高地和山脚下。聚落周围有壕沟环绕，居住区、制陶区和窖址在聚落的中心，墓葬区在西边。人们的居住更加干燥、宽敞，房屋建筑地穴变浅，地面建筑增多，面积一般为20多平方米，房间中部有灶坑。所有房屋的门都朝向氏族首领所在的中心位置，体现着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期的向心力。农作物主要是耐旱而成熟期短的黍和稷。石器切锯和穿孔技术的应用已非常普遍，装有手柄的复合工具更是石器发展史上的一次革新，大量骨簇的出现说明渔猎技术的提高。农、牧、渔、猎水平的提高，食物的充足，使得更多的人力能够专门从事制陶。陶器的制作工艺和器形更显得炉火纯青，彩陶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纹饰越来越华美。有圆点纹、斜线纹、回旋勾连纹、三角纹、网格纹、弧边三角纹等几何纹，也有鱼纹、蛙纹、鸟纹、猪面纹、花瓣纹、豆荚纹等动植物纹饰，线条流畅，图案繁复华丽。氏族公共墓地在聚落的西边，墓向也以西、西北及西南的偏多，可见，在先民的信仰世界和灵魂深处，西面具有特别的含义。氏族血缘纽带紧密，有母子合葬和成年同性的合葬，氏族中的男子死后会经第二次埋葬，迁入自己本来的氏族。妇女厚葬的习俗，说明她们处在主尊之位。大地湾二、三期的文化分布，在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渭河、泾河流域，南至西汉水流域均有发现；泾河、渭河中上游的平凉、庆阳、天水等地区是其中心地区，大体趋势是由陇东及东南部向洮河及青海东部扩延。
大地湾四期文化，即仰韶文化晚期，碳测年代为距今约5500～4900年，是甘肃史前文化最为辉煌的阶段，人口剧增，聚落规模空前扩大，出现了雄踞一方的中心遗址。在50万平方米的范围内，以部落宫殿式建筑为中心，周围密集的氏族居住区形成众星捧月的格局。先民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渔猎比例骤然下降，农业突飞猛进。彩陶逐渐衰落，数量骤减，但图案更加繁复。大地湾四期文化遗址的分布，如庆阳南佐、平凉侯家台、礼县高寺头、武都大李家坪、甘谷灰地儿、天水师赵村、西山坪等，在泾河、渭河中上游及西汉水流域，密度大过史前任何时期。大地湾五期文化即为常山下层文化，参照镇原常山遗址的碳测年代，大约距今4900～4800年，这是仰韶文化向齐家文化过渡性质的遗存。
大地湾文化的五个文化层，跨越3000年的历史，五个文化层存在连续性，基本由大地湾一期发展而来。甘肃东部是中华远古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是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地区。
大地湾文化创造了多项考古之最。主要有：
我国最早的彩陶
大地湾一期文化文化遗存中出土成千上万如酥皮点心般破碎的陶片，完整陶器极少，经研究人员努力缀合复原，文化特征隐约可见。大地湾一期文化层的器物，器形简单，常见有圜底钵、圈足碗、三足钵、筒形罐、小口壶等，主要为夹细砂灰褐陶和夹细砂红褐陶，一般使用内模敷泥法。陶片质地松脆，色泽不均，由于火候低，陶胎多未烧透，体现了原始的制陶技术。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地湾一期的圜底钵、三足钵等器物上，经常见到口沿内外绘有一周紫红色的彩带，沿内较窄，沿外较宽，经鉴定，颜料成分是三氧化二铁，这条彩带是烧制前绘制的，不易脱落，还发现个别陶器内壁有白彩图案。大地湾彩陶图案简单，色彩不甚醒目，显示了彩陶初始阶段的水平。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址普遍发现彩陶，约占全部陶器的1/3强，可见甘肃彩陶问世之初，就已显得不同凡响。在黄河流域发现的距今约7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文化早期遗存，除了甘肃大地湾文化，还有河北的磁山文化、河南的裴李岗文化、山东的北辛文化，只有大地湾一期文化的遗址中发现彩陶。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彩陶，是我国最早的彩陶。
图1 大地湾三足钵
大地湾一期文化彩陶解决了困扰学术界多年的彩陶起源问题，确立了甘肃大地湾为中国彩陶之祖的地位。之前学术界认为，彩陶起源于中原而向西传播至甘肃。从大地湾彩陶来看，这种看法正好相反。彩陶最早起源于甘肃大地湾一期文化，然后向东传播、发展、影响，才有了中原仰韶文化的彩陶。大地湾一期文化彩陶，不仅解决了学术界长期存在的错误认识，也让人们重新审视甘肃在华夏文明中的源头地位，重新认识甘肃的文化地位。大地湾文化告诉人们，在华夏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甘肃举足轻重，在新石器时代早期，陇原大地就已经走在时代的前列。
神秘的彩绘符号：原始文字的雏形
在大地湾一期文化的二十多件钵形器和部分陶片的内壁上发现有十余种不同纹样的彩绘符号，有的类似植物的纹样，有的是以直线或曲线并列或相交构成的彩绘纹样，它们应是一种记事符号。大地湾二期文化的彩陶钵口沿外部的黑色宽带纹上发现了十余种刻画符号，每一种符号均可单独使用，这些符号与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发现的刻画符号非常相似，其中部分刻画符号是对一期彩绘符号的承袭。它们大多刻画在彩陶钵口外沿黑色宽带纹上，少数刻在陶钵底部或其他部位，大都是在烧制前刻画在陶坯上的。这些符号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还被继续使用着，说明大地湾文化连续使用这些符号达二、三千年之久，是有约定俗成意义的原始表意符号，是原始文字的雏形。大地湾文化中的彩绘符号和刻画符号，说明大地湾先民具有极高的才智，秦安、天水一带视为伏羲故里，不是没有缘由。这些文字萌芽时期的刻画符号，说明陇上先民在中国文字的发明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
图2 大地湾刻有符号的宽带纹钵
我国最早的旱作农业标本
在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中的一个圆形直壁窖穴的底部，发现了一些已经碳化的稷和油菜籽种子颗粒，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时代最早的此类农作物的标本，为探索中国远古时代农业起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此前我国黄河流域出土的农作物标本多为粟，但都是距今7000年以内的，大地湾的发现将北方农业标本出现的时间上推了1000年，也说明大地湾一期文化的先民主要的粮食品种可能是稷，而后才逐渐推广了粟。“社稷”一词用“稷”代表五谷，体现农业的重要性，实至名归。
我国最早的大型中心建筑和最早的“混凝土”地面
大地湾文化发现我国最早的宫殿式建筑。在大地湾四期文化遗存中的房屋建筑，其建筑规模、修造技术，被认为代表了仰韶文化建筑的最高成就，是大地湾文化繁荣期的体现，也是我国最早的宫殿式建筑，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大地湾发掘240座各文化层的类型多样、变化复杂的房屋遗址，展示了大地湾居民从地穴起步，经半地穴式圆锥形攒尖顶式茅草房，到地面建筑的整个历程。在众多房址中，最为壮观的是盘踞遗址中心部位的、属于大地湾四期的F901原始殿堂式建筑。F901建筑是迄今所知我国新石器时代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房屋建筑，已初步具备中国古典建筑前堂后室、两侧厢房的传统格局，与史籍所载的“夏后氏世室”形制类似。F901总占地面积420平方米，不计附属建筑占地面积290平方米，仅主室面积大130平方米。结构复杂而合理，室内有2个顶梁大柱、16个附壁柱、1个角柱，室外有6个外柱，屋顶由顶梁柱、附壁柱及室外柱承载，墙壁主要起隔断和封闭的作用，主室柱、梁、椽互相连接，这也是我国延续数千年的木架为骨干、土木混合结构的建筑特点。布局规整有序，平衡对称。以正门和灶台的连接延长线为建筑中轴线，左右两边所有构件如大柱、附壁柱、门都是对称的，这种以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布局，是大地湾居民在建筑学上的一大发明创造。
还有一个引人关注的地方，室内地面平整、坚硬、光洁，外观极像现代混凝土水泥地面。经抗压强度试验，它们相当于现代100号矾土水泥砂浆地面的强度。表层下是15～20厘米厚的砂、石、土的混合垫层，中含大量人工烧制而成的轻骨料，系用当时随处可见的料姜石烧煅而成。居住面下铺垫这种材料，既能抗压，又可防潮保温，这是大地湾史前居民在建筑领域的一项了不起的发明，被誉为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
这样一处规模宏大、工程浩繁、建造精密的建筑群，加上室内出土的陶器器形大，造型奇特，完全不同于日用器，说明这处建筑不是一般日常生活居所，应该是举行群体活动的公共场所，主要用于集会、祭祀或举行某种仪式，前部的轩、堂是办事、聚合、举行典礼的地方，后室及左右厢房应该是部落首领的起居处，粗具“前朝后寝”的功能，奠定了中国宫殿制度的基本格局。这座宫殿式建筑，以宏大的规模、复杂的布局、考究的地面、青石作础、整体木架的结构，成为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建筑之最。
我国最早的人物地画
大地湾四期文化一处房址居住面中心偏后部出土了一幅用炭黑绘成的地画，长1.2米，宽1.1米，图案上层似乎为一男一女，左臂都向上弯至头部，右臂下垂，手持棒状器物，两腿交叉，脚尖向上翘，作行走状；下层以黑粗线绘两个并排置于长方形中的动物形象，头皆向左，头上有两个耸向后方的角状物，臀上部有翘起的尾状物。关于这幅地画的含义，学者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说反映了祖先崇拜，有人认为是生殖崇拜，有人说描绘的是狩猎的场面，有人认为画的是施法驱邪的巫术仪式。总之，大家都认为这幅地画不是出于审美和装饰，而是出于宗教的创作。地画周围的地面皆有践踏日久的污迹，而地画处比较洁净，显然是特意保护的。这幅地画比同期陶器上的纹饰简单粗犷，却要比陶器纹饰大的多，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人物画像。画中的人物合乎比例，造型简单，显得温厚敦朴。这幅地画是原始社会目前仅见的一幅独立绘画作品，也是最早的建筑绘画作品。
大地湾文化对研究陇东地区的考古编年和序列有里程碑的意义，揭开了陇东泾河、渭河流域作为仰韶文化源头的真相，展现出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从陇东的泾渭流域逐渐向东边的关中、晋南、豫西发展、传播的历史事实。甘肃泾、渭流域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过程中“泵”的意义和作用，也不容置疑。
图3 大地湾人物地画
2.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马家窑遗址是1923年～1924年由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生发现并挖掘的，为了与河南、陕西的仰韶文化相区别，安特生称之为甘肃仰韶文化。1944年～1945年夏鼐在甘肃进行考古，认为这支文化与仰韶文化不同，他在1961年出版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中，正式用马家窑文化这个名称。马家窑文化年代约为距今5000年～4000年，分布在黄河及其支流泾河、渭河、洮河、大夏河、湟水以及长江水系的西汉水、白龙江、岷江流域的地区，一般分为马家窑、半山、马厂三个类型，这三个类型之间是承袭和递接关系，正好代表了马家窑文化早、中、晚三个阶段。
马家窑类型因首次发现于临洮马家窑而得名，距今约5000年～4700年。主要分布于甘肃中南部和青海东北部、宁夏南部地区，在甘肃东部的泾河、渭河上游与西汉水、白龙江流域都有遗存。主要有东乡林家遗址、兰州曹家嘴遗址、兰州王保保城遗址、康乐边家林遗址等。
半山类型因首次发现于甘肃广河县半山而得名。距今约4600年～4300年，分布在陇山以西的渭水上游、兰州附近的黄河沿岸到青海贵德盆地及黄河支流的湟水、大夏河、洮河、庄浪河、祖厉河流域、河西走廊的永昌、武威、古浪、景泰等地区，范围基本与马家窑类型相同，但已逐渐西移。重要遗址有兰州市七里河区西果园青岗岔村、兰州七里河区花寨子、广河县地巴坪、景泰县张家台、兰州红古区土谷台等遗址。
马厂类型因最早发现于青海民和县马厂塬而得名。距今约4300年～4000年，分布范围与半山类型大致相同，只是更为向西，到达河西走廊的西端玉门一带。
马家窑文化是在大地湾文化强烈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地域色彩明显的文化。大地湾文化崛起以后，影响力不断东进，在与当地文化及东方文化交融后产生西安半坡、河南仰韶、庙底沟等文化，形成一个仰韶文化圈，仰韶文化反过来又影响、反哺大地湾文化的发展，大地湾二、三、四期文化既是大地湾一期的发展，同时也是与东边仰韶文化互相影响、共同进步的结果。当大地湾四期文化，即仰韶文化晚期渐渐衰落的时候，马家窑文化却一枝独秀，呈崛起之势，发展成甘肃又一支辉煌的地方文化。马家窑文化是在大地湾、仰韶文化的影响下，融合长江中游大溪文化的某些因素，又吸收本地的特色发展起来的，也与当时的气候环境密不可分。
在马家窑文化的一千年间，黄河上游地区气候温暖，降雨量在500～600毫米。在黄河阶地、湟水地区、庄浪河谷地、葫芦河谷地、洮河、大夏河谷地及渭河上游谷地，避风向阳，土地平坦，水热条件好，适宜定居生活。马家窑文化的崛起，与大地湾一期文化一样，都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马家窑文化聚落一般选择在靠近水源的河岸阶地，规模大小不一。他们住在或浅半地穴式或平地起建的房屋中，早期房屋多是较小的圆形，后期多为方形、长方形、吕字形等。室内中部有火塘，屋外附近多有储物的窖穴，聚落中有集中的制陶窖址，陶窖比大地湾文化时期的进步，火塘和窖室分开，烧窖温度提高，陶器的质量和数量都大幅度提高，制陶业非常繁荣，说明当时有许多人专门从事制陶业，也说明当时的农业、畜牧业水平比较发达，才能支持如此繁荣的制陶业。
马家窑居民的生产工具以石器为主，骨器次之，也有少量的陶、蚌、角、铜等制成的工具。石制工具特别发达，石铲、石斧等磨制得很精细。马家窑居民把大量的时间和心思用来磨制工艺水平很高的刀、斧、锛、凿、镰等，他们的农业比较发达，农业是经济的主要支柱。马家窑文化的居民过着稳定的定居生活，他们种植粟、黍、麻等，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稷是他们的主要粮食，东乡林家遗址中发现一个袋状窖穴，穴内堆积大量已炭化的稷粒和秸秆，有的穗子捆成小把，整齐堆放在一起。黍是他们种植的仅次于稷的农作物，有些遗址中发现了黍和黍秸。马家窑文化的农作物产量大幅提高，陶器器形中逐渐增多的瓮、罐、瓶等，大多是用来储藏食物的。他们有时用粮食随葬，如青海柳湾的马家窑遗址墓葬中，用装满粟的陶瓮随葬，少则一个，多则四个，可见当时农业的发达，粮食产量的充裕。除了种植稷、黍、粟、麻外，马家窑文化居民还养殖猪、狗、牛、羊、鸡等。采集和渔猎没有大地湾文化那么重要，但也时而为之，他们用石簇、骨簇、石弹丸、陶弹丸等猎取鹿、野猪、羚羊、田鼠等，补充肉食、蛋白质营养。
林家遗址的大麻，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一大重要发现。大麻籽可榨油，纤维可捻线、搓绳，可纺织粗麻布，也许还会制作麻鞋。大量石质、陶制纺轮、骨针，说明纺织业是重要的手工业，麻纤维是当时的主要纺织原料。在有些马家窑遗址的墓葬里，死者衣物上的纺织痕迹印在紧靠在旁边的陶器上，纹理清晰，线条均匀，反映了当时的纺织水平。
墓葬体现着当时的经济、信仰、风俗等，马家窑文化的墓葬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马家窑居民有公共墓地，多在聚落居住地附近，墓葬排列不甚规整，形制多为方形或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半山类型墓葬中出现了石棺、木棺，马厂类型墓葬中有木棺和垫板。与仰韶文化圈墓葬大部分西向不同，马家窑墓葬的墓向有北、西北、东、东南多种形式。马家窑墓葬中有火葬墓，葬具和死者同时被焚烧，说明有些地方已经流行火葬能帮助灵魂升天的观念。早期的墓葬中存在同性合葬、多人合葬和母子合葬的情况，晚期才出现成年男女合葬的情况，说明马家窑文化经历了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到晚期马厂类型时，一夫一妻的对偶家庭比较普遍，父系氏族社会基本确立。
除了上述基本的文化特征外，马家窑文化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璀璨的彩陶艺术和“中华第一刀”。
华夏彩陶之冠
马家窑的彩陶空前发达，在我国的彩陶文化中，马家窑文化彩陶比例约占中国史前出土彩陶总量的90%左右。马家窑彩陶的发达得益于社会分工专业化。马家窑遗址中都发现窑场、陶窖、颜料及研磨颜料的石板和调色陶碟等。马家窑文化的居民开始使用慢轮修坯，用转轮绘制纹饰。彩绘花纹早期以纯黑为主，中期使用纯黑彩和黑、红二彩相间，晚期多以黑、红二彩并用。娴熟的绘画技巧应该出自专门的制陶工匠师。
马家窑彩陶是在大地湾彩陶影响下发展起来的，继承了大地湾文化后期纹饰爽朗的传统，特别那些卷缘盆、彩陶碗与大地湾庙底沟类型有明显的相承关系，蛙纹、鸟纹等与大地湾的半坡、庙底沟类型一脉相承。但马家窑彩陶无论在造型还是纹饰，都高于以前任何时期的彩陶，图案个性鲜明，制作精美，纹饰绚丽典雅，工艺登峰造极，将中国彩陶文化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
图4 马家窑旋纹双耳尖底瓶
图5 半山类型旋纹、锯齿纹壶
图6 马厂类型四大圆圈纹罐
在河两岸长大的马家窑人，曾经满怀热爱，仔细观察着他们周围的一切，粼粼波光的水面，一道道涟漪，一个个漩涡，让他们流连忘返；水下摇曳的水草，轻快畅游的鱼儿、青蛙，头上飞过的鸟儿，一切都是那样美，那样的动人，他们用彩笔描绘出看到的这一切，于是，马家窑彩陶上出现漩涡纹、水波纹、弧边三角纹、锯齿纹、网格纹、垂弧纹、弦纹、平行线纹、贝形纹、叶纹、鸟纹、蛙纹、同心圆纹、舞蹈纹、葫芦形纹、菱格纹、神人纹……常常多种纹样组合，以二方连续图案展开。他们用漩涡纹、水波纹表现黄河、洮河的奔腾不息、涡深流急、波涛汹涌的气势，用蛙纹表达对生育繁衍、多子多福的美好祈愿。著名的舞蹈纹，一排舞者手牵手，载歌载舞，可能在庆丰收，也可能在娱神，或者举行什么特别的仪式，让我们看到马家窑人的“踏歌”，他们喜欢在舞蹈中释放自己、燃烧自己。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许多造型优美、制作精致的陶制乐器，如陶鼓、陶铃、陶埙等，体现他们对音乐舞蹈的热爱。马家窑彩陶的工艺师把虚实、繁简、统一与变化、协调与对比、交错与重叠等手法运用得炉火纯青，表达着他们共同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他们创造的艺术之美，让后人流连、惊叹。马家窑工艺师创造的美是动态的美，富有生命力的美，充满着张力，又含蓄富有意味，显示出中华民族审美传统的一些重要特点。
马家窑彩陶图案内彩特别发达，多以漩涡纹和水波纹装饰在壁内，有些器物通体彩绘，图案与器物造型完美结合。马家窑彩陶早期出现白彩勾勒的方法，是在彩陶烧制完成后再绘制上去的，绘有白彩的马家窑文化彩陶既是彩陶，又是彩绘陶。马家窑类型多水波纹、漩涡纹，那是居住在河流两岸的先民观察水流的记录。那时，人们席地而坐，陶器也多置于地上，人们通常看到器物的上半部分，所以，马家窑彩陶的纹饰多绘制在器物的上腹、肩部或器内。说明这些美轮美奂的彩陶都是他们的生活用品，图案纹饰与生活息息相关，美化了人们的生活，体现了先民对美和精致生活的追求，彩陶是他们挥洒艺术才华的主要天地。“在距今约5000年～4000年间，中国各地的彩陶渐趋衰落，马家窑文化彩陶却独放异彩，在甘青地区形成了中国彩陶的鼎盛阶段，其艺术水平之高，文化成就之大，使其他彩陶文化难以比肩。”[1]
这些彩陶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先民们高超精湛的制陶水平和娴熟完美的绘画技巧，更让我们领略了黄河上游远古人自由、欢快、浪漫的精神情态。呈现给我们的是一幅幅灵动活泼、绚丽多姿、变化无穷、独具东方诗韵的精美画面。
我国第一件青铜器——中华第一刀
我国最早的青铜器物，发现于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遗址的房址内。这是一把青铜短刀，刀长12.5厘米，宽2.4厘米，呈扁体长条形，表面平整，薄厚均匀，柄部短而刃部长，刀背与柄背连为一体，有明显的弧度，刀体近柄部宽，刀尖圆钝微上翘，刃部平直微凹。刀体系用两块陶范闭合浇铸而成，为增加锋利度，刃部经轻微冷锻或戗磨。经测定为锡青铜，含锡量为6%～10%，达到标准青铜器的合金比例。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5000年左右。这件器物形制简陋，式样朴拙，满荷锈蚀，却是迄今我国发现的第一件青铜器，被称为“中华第一刀”[2]。
图7 马家窑林家遗址青铜刀
该遗址还出土一些炼铜碎渣，表明这件青铜刀是由铜锡共生矿石冶炼而成，其接近标准的铜、锡比例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试验性，说明他们还没有掌握铜、锡的比例和调剂，处于青铜器的萌芽时期。但这件青铜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马家窑文化的居民已经开始了冶金实践，虽未登堂入室，却领先中国其他地区而进入青铜文化殿堂之门，拉开铜石并用的序幕。刀的原始形状，其实就是旧石器时代切割肉类、划裂兽皮的锋利石片，新石器的石刀磨制得更加精巧。马家窑文化流行一种骨柄石叶刀，这是一种骨、石相配制成的复合工具。林家遗址所出的这件青铜刀，就是仿照这种骨柄石叶刀的外形制成的，刀柄宽而刃部平直，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很普遍的最简单、最原始的刀形。林家遗址的这把青铜刀用来切割肉类，属于食具。尽管青铜铸造技术显得原始、粗朴，但足以说明中国的青铜文化是马家窑先民通过长期的探索、试验而创造出来的，并非来自异域文明。
无独有偶，在永登县蒋家坪马厂类型遗址中，再次出土了青铜刀，形制较东乡林家所出有所改进，刃部加长且弧度增大，刀背与刃部的弧度相应，前锋窄，刀柄直，比林家遗址的刀更加灵巧而实用，显示了马家窑青铜制作的持续和发展。这两把青铜刀表明：甘肃是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地，是青铜工艺的故乡。中国青铜文化古老的根须最先深扎在陇原大地的黄土层中。
同时代中国其他地区个别遗址中零星发现小黄铜片或铜渣的时候，马家窑先民已经赫然铸造出锡铜比例近乎完美的两把青铜刀，哪怕如学界所言为偶然炼成，但这偶然出现在甘肃的马家窑先民手中，联系到甘肃从大地湾到马家窑文化在史前文化的领先地位，这种偶然之中似乎蕴含着某些必然。
彩陶包含很重要的物理学和化学方面的知识经验，青铜器的冶炼和合金比例更需要相关的科技知识。甘肃先民在彩陶和青铜器方面为推进人类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3.齐家文化
当中原进入夏朝的时候，甘肃正处于齐家文化时期。
齐家文化因最早发现于甘肃广河县齐家坪而得名。1924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甘肃洮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的。最初安特生错误地置其于马家窑、半山文化之前，直到1945年5月，夏鼐在阳洼湾遗址发掘时，发现其中一墓葬填土中有仰韶文化陶片，才解决了齐家文化的年代。齐家文化是马家窑文化之后，兴起于甘青地区的一支早期青铜文化，距今约4300～3700年，仅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与夏王朝几乎相始终。齐家文化的分布地域与马家窑文化大致重合，东西跨度更大，东起渭河流域及泾河上游，西至河西走廊东部及青海东部，南及白龙江流域，北至内蒙古西南部及宁夏南部。其中心区域是甘肃中西部和青海东部。甘肃境内发掘的主要遗址有永靖大何庄、秦魏家、张家嘴，武威黄娘娘台，广河齐家坪、阳洼湾，岷县杏林，秦安寺嘴坪，天水师赵村、庄浪南坪刘堡坪等。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结束后，齐家文化是华夏大地上足以同中原龙山文化形成对峙的强大文化力量。
齐家文化分布广泛，横跨甘、宁、青三省区，东西约800多公里的跨度，包括东、中、西三个地区。东区包括甘肃东部的泾渭和西汉水流域，中区包括甘肃中部的黄河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流域，西区包括青海东部的黄河及其支流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东部遗存的时代早于西部遗存。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展现不同的面貌。齐家文化是从东边往西边发展的，从渭河流域往西发展，经洮河、大夏河，再往黄河上游及其支流庄浪河、湟水流域方向发展。
齐家文化内涵复杂，既有陇东镇原县常山下层文化的因素，还有西安客省庄文化的成分，又与马家窑文化存在某种承袭关系，陶器中的管状流盉和鬶，以及双大耳罐、高领折肩双耳罐、侈口罐等明显受东方龙山文化的影响，而引人瞩目的红陶鸟形器，则和同时期的西亚古文化同类器十分相似。三袋足的陶鬲透露出北方游牧民族喜用皮囊的风俗。齐家文化汇聚了多种文化因素，体现以东方文明为主，吸收西方文化因素的特征，是农业文化与草原文化的结合。是中西文化交流、互相影响的文化典范。
齐家文化居民同马家窑文化居民一样，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齐家文化的聚落遗址一般都选择在便于人们生活的河流两岸的台地上。聚落内有房址、窖穴、陶窖、墓葬。房屋大多是方形和长方形半地穴式建筑，面积6平方米左右，大的也不超过10平方米。房屋的地面和墙壁的近底部，都抹了一层用石灰、料姜石粉末和沙子混合成的白灰面，平整光洁，坚固美观，又保暖防潮。房屋中间有一个圆形或葫芦形灶址，门道多向南。他们住着黄河流域最普遍的住房形式，房屋附近多有储存粮食和杂物的窖穴，有锅形、袋形和桶形。齐家文化的主要农作物是粟，永靖大何庄遗址出土的陶罐中发现了许多炭化的粟粒。齐家文化的先民饲养家畜以猪为主，还有羊、牛、狗、鸡，也有少量的马和驴。在武威皇娘娘台和永靖大何庄、秦魏家三处遗址发现猪的下颌骨800多件，养猪是齐家先民经济生活的重要内容，猪的多少也是他们财富的标志。同时，采集和渔猎继续存在，众多石簇和骨簇的出土，说明狩猎业也占一定的成分。青铜冶炼技术开始推广，齐家文化先民进入铜石并用的时代。
齐家文化先民的生产工具仍以磨制石器为主，还有少量的骨器、角器、玉器、青铜器。石器主要有镰、锛、铲、刀、斧、簇、刮削器、磨盘、磨棒等，器形规整，通体磨光，有的是装柄的复合工具。骨器制作颇显创意，用动物下颌骨或肩胛骨制成的铲子和锄，刃宽锋利。齐家坪遗址出土的三齿骨叉，精巧光滑，都是效率颇高的工具。收割谷物用的石刀、石镰多磨光穿孔。他们穿着麻布衣服，大何庄一件陶罐上还保存有清晰的麻织布纹。临洮冯家坪遗址出土的一件红陶二联罐，腹部刻有六条蚕纹，有些遗址也存在细密纺织物的痕迹，也许齐家文化居民已经有了纺丝技术。
图8 齐家文化复道三角纹圜底双耳罐
图9 齐家文化双钩太阳纹带流罐
齐家文化也拥有一支专业化的制陶工匠队伍，从事规模化的陶器制作，制陶业也比较发达，烧陶的温度较高，且掌握了轮制修整技术，陶器种类繁多，造型和纹饰体现出鲜明、独特的特色。大部分是素陶，很少见到彩陶，彩绘以黑色、红色为主，纹饰有绳纹、菱形网纹、方格网纹、宽带纹、蝶形纹和各种三角纹等，多装饰在器物的口、颈、肩、上腹部等。以平底器为主，其次为三足器和圈足器。生活所用的小型器物较多。齐家文化的居民常用的陶器有罐、盆、碗、豆、鬲、盉、斝等，双大耳罐和侈口双耳罐是齐家文化陶器的代表。各期陶器的演变规律是器形从粗矮向瘦长发展，单耳罐领部由矮到高，耳由小环形发展到宽边弧形，耳上端由口沿平齐发展到低于口沿。齐家文化先民喜欢用黏土捏塑人头造型和各种动物形象，如鸟、羊、狗等，生动传神。还有极少的鼓形响铃，铃内装小石球，摇动时叮当作响，甚是有趣。总体来说，齐家文化的彩陶与马家窑彩陶不能同日而语，彩陶数量大幅减少，陶器也不再精细，图案花纹也不再那么繁缛丰富，彩陶在齐家文化走向衰落，齐家文化的先民不再把创作的热情倾注于陶器，彩陶渐渐成为远去的记忆，人们把目光转向玉器和铜器。
齐家文化的墓地多是成片或成排的部落公共墓地，以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为主，也有圆形墓和凸字形土洞墓。葬具有木棺、独木棺和垫板等，葬式有单人葬和合葬。单人葬有仰身直肢葬、俯身葬、二次葬、屈肢葬、侧身葬和瓮棺葬等，合葬有成年男女合葬，成人与儿童合葬。墓葬大多数朝向西北或西。秦魏家成年男女合葬墓中，男性皆仰身直肢，女性侧身屈肢，面向男性。黄娘娘台墓葬有一男二女成人合葬，男性仰身直肢居中，女性屈肢位列于男性左右侧，女性应该是殉葬者。齐家先民普遍的婚姻形式是一夫一妻制，少数地位高的聚落首领过着一夫多妻的生活。在单人墓中，男性的随葬品明显多于女性，说明齐家文化处于男子占统治地位的父系社会，女性表现出对男性的依附、屈从的姿态。随葬品除陶、石、骨器外，还有卜骨、玉器和铜器。墓葬规格的差别和随葬品的悬殊，反映着齐家文化人们的贫富分化。如武威皇娘娘台墓地中，有些墓的随葬玉器多达83件，而大多数墓中没有随葬玉器。齐家文化中的社会财富已开始向少数人集中，他们是部落或氏族首领、祭司、巫师一类人物，是齐家文化中的贵族。贫富分化是私有制发展的结果，也是王权产生的基础。
在主持祭祀等部落典礼活动中，齐家文化的贵族获得统治权力和威严，当时的宗教已经制度化、规范化。聚落遗址中出土的“石圆圈”，就是他们专门的祭祀场所，皆用天然的扁平砾石筑成，直径4米左右，附近出土牛、羊骨骼和卜骨。齐家文化的先民喜欢用占卜来指导他们的生活，武威皇娘娘台和秦魏家等遗址中发现70余块卜骨，大部分是羊的肩胛骨，有些是牛和鹿的肩胛骨，不钻不凿，只有灼痕。
齐家文化中最引人注意的是玉器和青铜器。
齐家文化的玉器
齐家文化出土了大量的玉器，玉石材料品种丰富多样，琢磨工艺粗犷大气，令人叹为观止。齐家文化的玉器为甘肃史前文化末期最辉煌耀眼的成就之一，继北方的红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之后，齐家文化创造了中国史前玉文化的又一高峰。齐家文化的玉文化更多体现出与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甚至是良渚玉文化之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使得齐家文化更加复杂而耐人寻味。
齐家文化对玉器的需求量极大，目前已出土玉器约达3000多件，器类多样，有玉制的斧、锛、凿、钺、刀、环、佩、镯、璧、琮、璜、联璧璜等，璧和琮等礼器形体较大，器形丰富，纹饰简洁粗犷，大多平素无纹。在玉器的选材上，得天独厚，就地取材，多为当地的透闪石或祁连玉，礼器如璧、琮、圭、璋、璜、戚，多晶莹纯美，而工具类玉器的材质较次。齐家文化玉器的加工技术高超，厚度不足3毫米的圭、璋、刀表面平整。在齐家文化的玉器中，玉璧出土最多，是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一些大型的、制作精良的玉璧，还有那些大型的多璜联璧，都是礼仪祭祀用器。齐家文化早期遗址师赵村出土的璧、琮、联璜璧，标志着璧琮组配礼制的成熟。1984在静宁县治平乡后柳沟村的齐家文化遗址，发现一个埋有三璧四琮的坑，坑上盖有石板，这应该是个祭祀赍埋坑。还有一些刀斧类的器物，器体轻薄，刃部完整，显然不是实用的工具或武器，应该是一种仪卫器，是权势的象征，专门用于某些庄严仪式以增威仪。玉器是齐家文化贵族最喜欢的装饰品和随葬品，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齐家文化的玉器，以独特的形态凝聚着齐家文化先民对天地、祖先、神灵的虔敬，凝聚着他们对现实世界的热爱。齐家文化大量的礼仪玉器，说明仅仅以新石器时代晚期来定位齐家文化显得笼统、低调，从种种迹象看，齐家文化的社会结构要比我们目前所知高级得多。
齐家文化开西北地区玉文化风气之先，其文化影响深远，周代的用玉传统和赋予玉礼器的种种神秘理念，基本是对齐家玉文化的传承。齐家玉文化对中国古代传统礼制的影响，后来居上而超过了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
中国石器时代的玉文化，最著名的是东北的红山文化和南方的良渚文化，甘肃的大地湾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都少见玉器，而齐家文化却成为又一个著名的玉文化中心。齐家的玉文化从何而来，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问题。齐家文化的多璜联璧的器形只出现于晋南的陶寺文化和陕西的龙山文化中，齐家文化的玉器传统与陶寺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有关，齐家文化的玉文化，可能是南方的良渚文化经由中原的陶寺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传播到西北地区来的。齐家文化与陶寺文化在玉器形制、传统方面的密切关系，说明齐家文化与尧舜禹及夏王朝之间存在着特殊关系，有待我们进一步探求。
齐家文化的铜器
齐家文化与夏王朝基本同时，齐家文化遗存中普遍存在铜器，红铜与青铜并存，出土青铜的遗址多于出土红铜的遗址。红铜冶炼与制作已趋于成熟。青铜多为砷青铜和铅青铜，不再依赖铜锡共生矿冶炼青铜，对合金已有初步的知识。齐家文化的砷青铜说明我国早期的铜合金规律，和世界其他地区是一样的，都是先有砷青铜，然后才有锡青铜。齐家文化的青铜冶铸水平仍处于早期阶段。[3]齐家文化早期以红铜为主，晚期多为青铜，整个齐家文化的冶铜业经历了从红铜发展为青铜的历程。
甘肃出土铜器的遗址有武威皇娘娘台，永靖大何庄、秦魏家，广河齐家坪等，铜器器形丰富，齐家文化的先民首先用青铜制作生活工具，如刀、锥、矛、匕、凿、钻、空首斧等，还有镜、镯、钏、臂筒、指环、耳环、钗等饰品。制作方式有锻制也有铸制，也已掌握了合范技术。铜骨复合工具如骨柄铜刀、骨柄铜锥等明显是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骨石复合工具在铜器时代的发展。
铜镜是齐家文化青铜器的代表，也是目前所知我国时代最早的铜镜。齐家文化的先民首先以铜为鉴，端正衣冠，认识自己。他们喜欢随身佩戴，常常把铜镜系挂在衣带上，所以，齐家文化的铜镜背后有纽。1975年出土于广河县齐家坪的一座墓葬中的一面铜镜，圆形，直径6厘米，厚0.3厘米，镜面有光泽，背面无纹饰，中心有拱形环纽。这面铜镜为锡铜合金，形制虽小，制作简单，但比1934年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铜镜还要早2000年，可谓“华夏第一镜”。后来出土于临夏的一面重环星纹镜，直径14.6厘米，背纽完整，图案清晰，是两个同心纹饰圈，用填平行斜线的三角与空白三角相间，构成双重星纹图案，线条细密规整。李学勤先生认为齐家文化“在那里形成了中国铜镜的早期传统，然后扩展到国内各地”。[4]西亚、埃及、希腊、罗马的铜镜，一开始是有柄无纽，而且是柄和镜铸为一体的，齐家文化的铜镜明显形成与其不同的形制，齐家文化有背纽的铜镜，应该出自我们祖先的发明。
齐家文化的青铜短刀，明显比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进步。出土于甘肃康乐苏集乡塔关村齐家文化遗址的青铜环首短刀，首部圆环，可供穿系随身佩带，柄直而窄，便于手持，刀刃呈弧状曲线，刀头略上翘，整体线条优美、轻巧，很适宜切割肉食。齐家文化的环首短刀基本上属于食具，但它首创的环首在刀具由食具向武器演变的过程中仍得到了保留和发展。
在齐家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中，东来和西来的文化要素互相碰撞、融合，形成新的文化面貌。齐家文化带着中原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的因素，首先在陇东泾渭流域、西汉水流域扎根，在当地大地湾晚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逐渐向西推进，在推进的过程中又与甘肃中部、西部的文化相互影响，又受到气候环境的制约，其早、中、晚又呈东、中、西不同区域的面貌。齐家文化更晚时代，更向西部推移，越来越接近草原游牧的文化特征。学界认为齐家文化实为早羌文化，齐家文化在不断西移、不断与当地的融合中，逐渐分化出古羌民族及其文化。
齐家文化前期，气候比较温暖湿润，文化繁荣，充满活力，距今4000年前后，气候开始变得干冷，除了河谷低地，以前的农业区已经不适合从事农业，齐家文化的农业经济系统逐渐解体，畜牧业逐渐占据主要地位，大型聚落消失，代之以小而分散的居址。齐家文化是甘肃史前文化中最后的辉煌。
4.商周时代甘肃的青铜文化
随着盛极一时的齐家文化在本土的衰落，继之而起的四坝、辛店、寺洼、卡约、沙井等文化，都是以畜牧业为主体的经济模式，是规模较小、地域性很强的青铜文化，没有形成像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那样的融合各种文化的强大文化类型。
四坝文化
四坝文化得名于山丹县四坝滩遗址，位于山丹县城南约5公里处的石沟河东岸。年代约为距今3900年～3400年，相当于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东起山丹，西至安西以及新疆哈密盆地，北涉黑河上游，南及疏勒河中上游。主要遗址有玉门火烧沟遗址、酒泉干骨崖遗址、民乐东灰山遗址等。四坝文化主要承传了马厂文化的衣钵，又与齐家文化晚期长期共存，东西为邻，齐家文化也在四坝文化中留下深深的烙印。四坝文化是含有彩陶的青铜文化。
四坝文化居民过着半农半牧的生活，但因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的不同，东西地区差别很明显，东边偏重农业，兼营畜牧、狩猎和采集，西区侧重畜牧业，兼顾农业。他们从西亚引进了小麦，东灰山遗址采集到完整饱满的小麦颗粒，这是我国最早的小麦标本。羊在他们的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四坝遗址中羊骨大量出现，也经常用羊的形象装饰器物。墓葬情况也复杂，仰身直肢葬外，还流行乱骨葬和多人合葬。乱骨葬的目的是让死者骨骼暴露分解，以便让灵魂再次复活。从墓葬来看，四坝文化居民的信仰也是多元的。
四坝文化居民使用打制或磨制的石器，陶器质地粗糙，多为夹砂红陶，有一些彩陶，素面陶更多。早期使用的双肩耳彩陶小罐和稍后使用的双大耳罐，明显受马家窑马厂类型和齐家文化的影响。但彩陶中的鹰形壶、三立犬盖方鼎、羊头把手方杯、人形罐等，具有浓重的草原牧猎文化的色彩。陶器上独特的手纹，与古波斯彩陶上的纹饰同类。
四坝文化的一大特点是金属器物的大量使用，数量不多的遗址处处有铜器出土。铜器制作是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的直接继承和发展，青铜多于红铜，大部分铸造而成。铜器基本为小型工具、武器和装饰品，不见容器，总体造型有接近北方草原文化的一面。火烧沟出土的一件四羊铜权杖杖首，是用多范合铸而成，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分铸铜器。权杖是西亚早期文明中神权和政权的标志物，应该经由中亚北部草原而传入河西。四坝文化的青铜短刀，与二里头早期遗存出土的铜刀形制相同，与中原文化存在联系。但四坝文化普遍存在的砷青铜与西亚、南欧及北非的早期制品相同，四坝文化常见的有銎斧，在鄂尔多斯文化和西亚文化中能找到它的源头。四坝文化是夏末商初时期与西亚有着来往和联系的文化，也是大量引进西亚文化的中国文化，是华夏文化与西亚等草原文化交融后形成的文化典型。
寺洼文化
寺洼文化首先于1923年发现于甘肃临洮县的寺洼山，时代约距今3300年～2500年，相当于商代中期至春秋末期。主要分布在兰州以东的甘肃中部、东部和南部，西起洮河中上游地区，东至子午岭西侧，北至甘肃、宁夏交界处，南达西汉水南部。比西边的辛店文化、沙井文化持续的时间更长，与沙井文化基本同时结束。
寺洼文化居民也是农业和畜牧业并存，但畜牧业是其主要的生存手段。陶器粗糙笨重，多是粗砂质的红、褐、灰陶，多为素面。代表性陶器是马鞍形侈口双耳深腹平底罐。墓葬是竖穴土圹葬和火葬并行，火葬后骨灰置陶罐中，此俗为古羌人所流行。有仰身直肢、骨架完整者，也有乱骨一堆或尸骨凌乱者，应该是根据死者生前的身份地位、信仰或死因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葬式。寺洼文化有许多因素与西部地区其他古文化明显不同，从其时代及分布范围考察，寺洼文化可能是商周时代活跃于陇山周围的被称为“西戎”的遗存，曾经是商周王朝西边疆界的巨大威胁。
寺洼文化也是一支青铜文化，青铜器数量不多，只是小件的工具、武器和装饰品。1983年出土于庄浪县水洛乡川口柳家村的一柄铃首短剑，透露出丰富的文化信息。此剑通长24厘米，腊长12.5厘米，茎长8厘米，宽2.5厘米。剑身呈柳叶形，脊棱凸起，茎为长枣核形，镂有四孔。剑首镂空为六格圆铃，中有铜丸。全剑属于一次铸成，造型规整，剑刃平直锋利。剑本不是华夏文化所固有，而是来自鄂尔多斯及欧亚草原，为西北游牧民族最早使用。出土于庄浪寺洼文化遗址的这把柳叶青铜剑，与西周早期的短剑形制接近，说明寺洼文化和先周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交流与影响。平凉、庆阳、庄浪一带的寺洼文化安国类型的陶器，与宝鸡出土的周人早期陶器类似。庄浪县徐家碾寺洼文化墓葬中发现的铜刀、铜戈、铜簇和铜甲泡等，与崇信县先周文化中的同类器物相似。先周文化与寺洼文化存在着深度的融合和影响。
辛店文化
因1924年首先发现于临洮县辛店村而得名，时代距今约3400年～2800年，从商代一直延续到西周晚期。主要分布在洮河、大夏河、湟水中下游及黄河沿岸地区，目前挖掘的重要遗址有临洮县辛店遗址、永靖县张家嘴遗址、白塔乡姬家川遗址、莲花台遗址等。辛店文化早期遗存与齐家文化晚期遗存有明显的继承发展关系。遗址一般在河边的二级台地上。人群房屋遗址明显减少，遗址大多是墓葬和窖穴。辛店文化居民过着定居的生活，农业为主，畜牧业也很重要，家畜以羊为主，还有狗、牛、猪、马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陶质粗糙、疏松，火候较低，以大口双耳罐和高颈腹耳壶最具代表性。彩陶数量较多，以双钩纹、S纹、太阳纹、漩涡纹、三角纹为主，偶尔有犬、羊、鹿、蜥蜴等动物形象，纹饰吸收了不少马家窑马厂类型的文化因素，又散发着草原文化的气息。铸铜业有较大发展，有刀、锥、矛、匕、凿、环等。广河县出土的一件青铜匕，长14.3厘米，宽2.2厘米，匕身平直呈柳叶形，下端为圆弧形，匕首为人面浮雕，双目圆睁，两耳外耸，鼻梁高直，伸到发际，嘴唇厚而微张。此匕形制近似于北方草原文化流行的柳叶形青铜短剑，是早期青铜匕的代表。辛店文化的墓葬葬式有仰身直肢葬、屈肢葬、侧身直肢葬、俯身葬和二次葬，还流行随葬动物的习俗，把牛、羊的某个部分，摆放在人的头部上方。
沙井文化
因1924年首先发现于民勤县的沙井村而得名。距今约3000年～2500年，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末期，早期与辛店文化并存二、三百年，晚期与寺洼文化基本同时结束。沙井文化的中心区域在腾格里沙漠的西部、西南部边缘的武威、金昌、民勤、古浪一带，向东南延伸至永登、兰州附近。最初可能是齐家文化中的一支，后来与草原文化融合，发展成甘肃中西部的一支土著青铜文化。沙井文化是我国最晚的含有彩陶的古文化，随着沙井文化的消失，甘肃的彩陶文化也画上了句号。
沙井文化有聚落城堡，规模不大，房屋均为平地起建，房屋附近有窖穴。墓葬排列密集，一般大墓位于墓地中心，小墓分散四周，葬式多仰身直肢葬，头向东北。居民主要依靠畜牧业，兼营农业、狩猎。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陶质粗糙，器形较小，多单耳罐、筒状杯和双耳圜底罐。彩陶以紫红色绘制图案，纹饰有各种三角纹、菱格纹、网纹、兽纹和鸟纹。其中连续水鸟纹最有特色。
沙井文化的铜器有刀、簇、铃、鹰头形及鹿形、犬形等铜饰，形制多与北方草原文化相似。永登县树坪乡出土的青铜卧犬纹饰件，体现出畜牧民族对犬的喜爱和感情。同地出土的鹰头权杖首，鹰眼圆睁，喙部硕大弯曲，极富力量之感，是难得的青铜器佳作。有学者认为沙井文化可能是月氏、乌孙或匈奴人的早期文化遗存，鹰头权杖首和纹饰中的羊、犬等形象，也支持着这种推断。
总之，齐家文化之后，甘肃氏邦林立，种族复杂，不相统属，此起彼伏，游离于中原商周王朝的势力范围之外，有时甚至是商周王朝的心腹之患。这块曾经是华夏文明起源的热土，成为商周文献中的戎狄之地。他们与中原文化以战争或婚姻的方式发生着联系，进行文化交流。甘肃再也不是华夏文化的中心，却成了东西文化交流的关键和核心地带，中亚、西亚甚至欧洲先进的青铜文化、不同于华夏的生活方式、信仰系统、人生理念正是通过这些文化源源不断输入古代中国，成为华夏文明不断演变、进步的助推力和助燃剂，甘肃从华夏文明的起源地摇身一变成了华夏文明的守卫者，这片狭长而神奇的热土，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先民的后裔，以宽阔的胸怀、强大的包容性，接受着西来文明，被西来文明改变，同时也改变着西来文明。甘肃成了东西文化交流的前沿阵地，无形中也成了中原文化、王朝的守卫者。“守在四夷”，的确如此。这个曾经有着发达的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才能很好地包容、消化西来文化的势力，也才能抵挡异族文化的进攻。与商周王朝前后并存的这些文化，作为华夏文明核心区域的重要屏障，我们一定要了解它们。这些文化在时代上略有先后，各自形成自己的文化源流，具有鲜明的文化个性。
（董芬芬撰稿）
[1] 郎树德、贾建威：《彩陶》，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2] 祝中熹、李永平：《青铜器》，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2页。
[3] 祝中熹、李永平：《青铜器》，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5～6页。
[4] 李学勤：《失落的文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