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记事书时考
一
《春秋》记事采用周正，也就是以夏历的十一月（建子之月）为岁首，这是没有问题的。《春秋》在改了岁首的同时，也改了月名，也就是说，原来夏历的十一月，在《春秋》里被称为“正月”，夏历的十二月，被称为二月，依此类推，《春秋》中的四月、七月、十月，实际上分别是夏历的二月、五月、八月。此种现象，昔人称之为“改月”。现代学者一般是承认周人在灭商以后，确曾“改正朔”（即采用周正）并“改月”的，这在《春秋》以外别的先秦文献中也可以找到证据。例如《孟子·离娄下》之“岁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民未病涉也”，历来解经者，均以为此“十一月”“十二月”乃是周正。这是因为孟子此语是针对着子产用自己的“乘舆”济人渡河说的，他的意思是说与其这样施以小恩小惠，不如为民众修桥，“徒杠”“舆梁”都是指桥梁。而这里的“十一月”“十二月”都应是周正，也就是夏历的九月、十月；倘是夏正的十一月、十二月，天气寒冷，河面已经上冻结冰，修桥的必要性反而显得不那么迫切了。又《孟子·梁惠王上》云：“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案此“七八月”亦当是周正，因为周正七八月，乃夏历的五六月，正是禾苗要雨的时节；若是夏历的七八月，则庄稼已接近成熟，不应再说“则苗槁”了。《左传》昭公十七年梓慎曰：“火出，于夏为三月，于商为四月，于周为五月。”这是说大火星的出现，在夏正的三月、商正的四月、周正的五月。这话出自春秋时人之口，应该算是周人曾改月的强有力的证据。但周人的改月并不彻底，也许只限于官方，在民间以及某些诸侯国可能并未实行。例如《豳风·七月》来源于周人的民歌，其中有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自来说《诗》者多认为这里的“七月”“九月”是用夏正，而“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等等则是说“周正”的一月、二月、三月、四月。可见在民间依然行用夏正，或者说在民间夏正与周正并行不悖。又如晋国一直行用夏正，与鲁国等的遵用周正不同，这更是人们所熟知的史实。
《春秋》是鲁国之史，史官在记录史事时采用周正并改月，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实《春秋》在记载时间方面最大的特点，并不在于“改月”，而是在于书“时”（季节）。《春秋》在所记月份之前，往往冠以季节之名，如春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等等。但这里所谓春正月，按夏历当是十一月，春二月当是夏历之十二月，正值冬季，《春秋》却称之为“春”；夏四月、夏五月，按夏历当是二月、三月，正值春季，《春秋》却称之为“夏”。同理，本是盛夏的五月、仲秋的八月，《春秋》却分别称之为“秋七月”“冬十月”。很明显，这已不仅仅是“改月”了，连季节也改了，昔人称之为“改时”。那么，“改时”是出自谁人之手呢？旧时的学者，一般都相信周人曾经“改时”，例如孔颖达说：“月改则春移。”就是说，随着月名的改变，四季也跟着变。清代学者也有人这样主张。(1)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春秋》当中的春夏秋冬，应该就是当时史官的实录。但事实究竟是怎样的呢？鲁国的历代史官，在记录史事的时候，果真就已经“改时”了吗？这很值得怀疑。因为“时”与“月”毕竟不一样。月名纯粹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叫什么似乎关系不是很大，同样是建子之月，你叫它十一月也好，叫它正月也好，或者如殷正叫它十二月也好，都无关紧要。“时”就不同了。“时”是季节，一年分成四季，是自然形成的，建寅、建卯、建辰这三个月构成春季，建巳、建午、建未这三个月构成夏季，建申、建酉、建戌这三个月构成秋季，建亥、建子、建丑这三个月构成冬季，这是固定不变的。而夏历正好是一、二、三月为春季，四、五、六月为夏季，七、八、九月为秋季，十、十一、十二月为冬季，所以古人说“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如果季节名（即“时”）随着月名的改变而改变，就会失去了季节划分的意义。在农耕为主的古代社会，这是很难想象的。因此，说当年鲁国的史官在记录史事的时候就已“改时”，难免令人生疑。
如果考察一下西周及春秋时的其他文献记载，就会发现，那时人们所说的春夏秋冬，完全是本来意义上的春夏秋冬（或者说是夏历的春夏秋冬），丝毫没有“改时”的迹象。《诗经·周颂·臣工》云：
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王厘尔成，来咨来茹。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于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
按这首诗据现代学者的研究，应当是周王“到耤田里观麦，举行典礼时，乐工们所唱的歌”。(2)从诗的内容看，是在麦子抽穗的时候（于皇来牟，将受厥明），祈祷上帝以求丰年（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并动员农人，让他们整顿好农具，准备收割（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因此，这里的“维莫（“莫”字通“暮”）之春”，显然应该是夏历之三月。倘若是周正的三月，则为夏历的正月，距离麦收之时尚远，恐怕不会提及麦子的抽穗以及准备收割等事。然而古人对此诗却有另外的讲法。《毛诗序》以为“《臣工》，诸侯助祭，遣于庙也”。郑玄笺云：“《月令》：‘孟春，天子亲载耒耜，措之于参保介之御间。’莫，晚也。周之季春，于夏为孟春，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郑玄认为诗中的“暮春”实际上是周之“季春”（夏历正月），也就是夏历的“孟春”，所据显然只是《月令》；但《月令》所说是天子于正月亲耕耤田之事，与《臣工》所说观麦并不是一回事。况且《月令》所述是否古人的真实情形，在今日学者看来本来就是很有疑问的。故我们从《臣工》诗的内容分析，只能得出诗中的“莫春”是夏历暮春，也即夏历三月的结论。(3)
《诗经·唐风》有一首《葛生》，是一位妻子悼念亡夫的诗，其中有两章云：“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这里的“夏之日”“冬之夜”，正如毛传所说，“言长也”，郑笺云：“思者于昼夜之长时尤甚，故极之以尽情。”按传笺所说极是。这两章表达妻子对亡夫日夜思念之情，并道出了百年之后与夫同穴的愿望。“夏之日”“冬之夜”云云，说出了季节的特点，而夏日最长者则在夏至（一般在夏历的五月），冬夜最长者则在冬至（一般在夏历的十一月），诗人既以日永夜长为说，则所说的“夏之日”“冬之夜”，绝不可能排除夏至与冬至。然而若按周正，则夏至在七月，已入周正的秋季；冬至在正月，正是周正的春季。这样看来，诗人所说的夏，一定是夏历的夏，不会是周正的夏，因为周正的夏包括夏历的二、三、四月，很难体现夏日之永；而诗人所说的冬，一定是夏历的冬，不会是周正的冬，因为周正的冬包括夏历的八、九、十月，也很难体现冬夜之长。
《小雅·四月》云：
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秋日凄凄，百卉具腓。……冬日烈烈，飘风发发。
对这前面两句，郑玄的解释是：“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可见郑玄之意，是以这里的“四月”“六月”为夏历之月，“维夏”的“夏”自然也就是夏历之“时”了。朱熹也是这样看的，明确地说：“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数之，建巳、建未之月也。”故这首诗的作者实际上是用夏正，并未“改月”，自然也就更谈不到“改时”，诗中的“夏”“秋”“冬”也就都是夏历的时，因此朱熹概括此诗的大意说：“夏则暑，秋则病，冬则烈，言祸乱日进，无时而息也。”应该说这样的讲解大致是不错的。
《尚书·金縢》云：“秋，大熟，未获。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这里的“秋”，也应当是夏历之秋。因为倘是周历的秋，则是周历的七、八、九月，即使是最晚的九月，也不过是夏历的七月，恐怕是不能说“大熟，未获”的。这也可以证明《金縢》的作者并未改时。
《左传》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大史曰：‘在此月也。……当夏四月，是谓孟夏。’”按此是春秋晚期事，左氏记事用周正，所书“夏六月”，实为夏正的四月，鲁国的大史明确地说这个月是“孟夏”，表明鲁国的史官虽用周正改月，却仍然使用夏历的“时”，称周正的六月为“孟夏”。
战国以前的文献，谈及春夏秋冬的并不少，但大多都很难判断其所言春夏秋冬是“夏时”还是“周时”。以上所举诸例，都是可以证明那时并没有所谓“改时”之事的；而能够证明存在“改时”之事的，则一例也没有。《逸周书·周月解》云：“惟一月既南至，昏，昴、毕见，日短极，基践长，微阳动于黄泉，阴降惨于万物，是月斗柄建子。”这一篇是解说“周正”的，故称“一月既南至”，意思是说冬至在此月，并明确地说这个月斗柄建子，这是周人确曾改月的又一个证据。但下文接着说：
凡四时成岁，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气以著时应。春三月中气：雨水、春分、谷雨；夏三月中气：小满、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气：处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气：小雪、冬至、大寒。闰无中气，斗指两辰之间。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汤，用师于夏，除民之灾，顺天革命，改正朔，变服殊号，一文一质，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为正，易民之视。若天时大变，亦一代之事。
按《逸周书》的这一篇《周月解》，成书不会很早，当是战国时的作品。有的学者根据《左传》昭公十七年梓慎所说“夏数得天”的话，就说《周月解》作于昭公十七年（前525年）以前(4)，此说不一定靠得住。因为《周月解》成于《左传》之后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实际上最大的可能是春秋时本有“夏数得天”这样的说法，故而《左传》中的梓慎与《周月解》会有相似的议论。从春夏秋冬四季的划分以及每季三个中气的分配来看，《周月解》的作者是并不认为周人曾改用“周时”的。但清人朱右曾根据“以建丑之月为正，易民之视。若天时大变，亦一代之事”这两句话，就断定殷人曾改时，他说：“以季冬为孟春，故天时大变，此改正亦改时之明证也。”此说大谬不然。因为原文并没有说“以季冬为孟春”，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提到殷人改时；所谓“天时大变”云者，是说商人代夏之后，以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为正月，原来“正月”是与天时的“孟春”对应着的，改正朔之后，“正月”与“季冬”对应了，其他月份所对应的四季之孟、仲、季，于是跟着全变，这就好像是“天时大变”了。《周月解》在谈到周人所用历法时说：“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易械，以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巡狩祭享，犹自夏焉。”这就更明确地指出了周人灭商以后确曾改正朔，但在有些场合，例如“授民时”（颁布民间通行的历法）、安排“祭享”“巡狩”等事时，仍然是用夏正的。至于改用“周时”，从《周月解》里是一点也看不出来的。
《管子》书中有关“四时”的议论很多，《四时》上篇云：“唯圣人知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不知五谷之故，国家乃露。”“春嬴育，夏长养，秋聚收，冬闭藏，大寒乃极，国家乃昌，四方乃服，此谓岁德。”其下篇云：“以冬至日始，数四十六日，冬尽而春始。……以冬至日始，数九十二日，谓之春至。……以春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谓之夏至，而麦熟。……以夏日至始，数四十六日，夏尽而秋始，而黍熟。……以夏至日始，数九十二日，谓之秋至，秋至而禾熟。……以秋日至始，数四十六日，秋尽而冬始。……以秋日至始，数九十二日而冬至。”按从这里对四季的划分以及四季与农事的关系来看，显然是就“夏历”而言，丝毫没有改用“周时”的痕迹。或以为“周代官行周正，而言农事者皆以夏正为准”(5)，但从当时人把四时说成是“国之基”来看，即使是“官行周正”，恐怕也仅限于改月名，“夏时”是并不曾改为“周时”的。
《礼记·月令》分述一年中十二个月的天象、物候及统治者的一些应对措施，其特点是不用数字的月名，而是直接标举每个月在“季”中的位置，例如孟春之月、仲春之月、孟夏之月、季冬之月等等，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作者所用是夏正的“时”。例如在谈到“孟春之月”时说：“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齐。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还反，赏公卿诸侯大夫于朝。”这个月即使按周正应被称为“三月”，但在周人的眼里显然是所谓“孟春”，也就是说，从天子到官员，都是把此月看作是“春”之始月的。因此，周人改正朔之后，并不曾将建子之月改称为“春”，应当是没有问题的。
二
那么对《春秋》中所见的“春正月”“夏四月”等等又当如何解释呢？
我以为《春秋》中这类的记载不会是出于史官之笔。我们先来看一看古人记录时间的习惯。“春夏秋冬”四季的观念，至少在西周时期就已经有了，但西周时恐怕还没有把“时”（季节）与“月”连书的习惯。今所见《尚书》中，有一些记时（时间）的文字，例如“时甲子昧爽”（《牧誓》）、“惟三月哉生魄”（《康诰》）、“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若翼日乙卯”、“越七日甲子”（《召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诰》）、“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多士》）、“惟五月丁亥”（《多方》）、“惟四月哉生魄”（《顾命》）等等，绝不见“时”（季节）与“月”连书者。《逸周书》中有十几篇记载了某事发生的时间，也没有“时”“月”连书的。尽管《逸周书》的时代很成问题，其中有很多成书于战国的文字，但由于那都是模仿西周文体所作的，故还是可以从中看出一些西周的记事习惯。最能够说明问题的，就是西周金文。迄今所发现的西周金文中，有大量的记载时间的铭辞，例如：“唯元年六月既望甲戌”（《师虎簋》）、“唯十月甲子，王在宗周……八月初吉庚申至，告于成周。月既望丁丑，王在成周大室”（《静方鼎》）、“唯王七年十又三月既生霸甲寅”（《牧簋》）、“唯九年正月既死霸庚辰”（《九年卫鼎》）等等。这些是随手举出的几例，西周金文大致都如此，所记不外乎四项时间元素：年、月、月相、日。金文记时，有的只记录了其中的一项、二项或三项，也有六十余件铜器，这四项时间元素俱全(6)，但绝无一件“时”（季节）与“月”连书者。春秋时期的铜器也是这样。
把“时”与“月”连书，很可能是战国时人的习惯。《逸周书·作雒解》云：“元年夏六月，葬武于毕。”这是一个“时”与“月”连书的例子。但《作雒解》文字浅近，时代必不会很早，且篇中有“制郊甸方六百里，国西土为方千里，分以百县，县有四郡，郡有□鄙”等语，从国下有郡，郡下有鄙等等说法来看，当是春秋末到战国时的文字。清儒郝懿行说：“周无郡，据此是晚周先秦书无疑。”(7)这个判断是基本正确的。战国时的铜器有越王钟：“唯正月孟春吉日丁亥”；陈璋方壶：“孟冬戊辰”；商鞅量：“冬十二月乙酉”，都是比较晚的铜器。还有一件栾书缶，铭文记时部分很奇怪，“正月季春元日己丑”，过去一般认为是春秋中晚期晋国栾书作器，但从器形和文字看很像楚国器，近年已有人撰文指出，此器的时代约为战国中期。(8)
前人也早就注意过《春秋》中的“时”“月”连书问题。顾炎武在《日知录》“春秋时月并书”条中说：
《春秋》时月并书，于古未之见。考之《尚书》……言时则不言月；……言月则不言时。其他钟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独并举时月者，以其为编年之史，有时有月有日，多是义例所存，不容于阙一也。
按上引顾氏之说中，我省略掉的部分是顾氏所举《尚书》诸篇的文例，其中有引伪古文的地方，未可完全据为典要，但他所说之“时月并书于古未见”，无疑是正确的。对于《春秋》之何以“独并举时月”，顾氏的解释是此“为编年之史”。但编年之史就一定要“时”与“月”连书吗？在先秦古书中，与《春秋》文体最为接近的，当属《竹书纪年》。此书无疑也是编年之史。据亲眼见过《竹书纪年》的杜预说，“其著书文意，大似《春秋经》，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9)今所见《今本竹书纪年》，有大量的“时”与“月”连书的记录；然而在较为可信的古本中，则不见有这样的记载。这就又给了我们一个提示，“时”与“月”的连书，并非是编年史的必要条件。而且顾氏所说“有时有月有日，多是义例所存”，更是混淆了经与史的区别。《春秋》作为“经”，记时、记月确可能有许多义例；然而其前身之作为“史”，就未必有多少“义例”存乎其间了。因此，我们在谈论作为史册的《春秋》的时候，恐怕主要的还是要着眼于那个时期的记事习惯。应该说，“时”“月”连书这样的记事习惯，可能是春秋战国之间才逐渐形成的。
三
《春秋》一书，所记事件的时间上限为公元前722年，属于东周的早期，下限则为公元前481年。在这二百四十二年的记事当中，“时”与“月”连书几乎是一条铁律，而且所用的“时”明显为“周时”。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确知“时”与“月”连书的现象其实出现得很晚，应当说是战国时某些人的习惯，因此，今所见《春秋》中的“时”“月”连书，不会是当时史官的原始记录，只能是后来整理者的要表达某种理念的有意的安排。
《春秋》在记录事件所发生的时间方面，有很强的规范性。一般都是先记某公某年，以下则按月记录史事。月之上有“时”（季节），但并不是每个月之上都有，每季三个月，只在头一个月前书“时”，例如在正月之前书“春”，四月之前书“夏”，七月之前书“秋”，十月之前书“冬”。遇有整个一季无事可记，也要空书此季的头一个月，并在此月之前标以季节之名。这就是杜预所说的“国史之记，必书年以集此公之事，书首时以成此年之岁，故《春秋》有空时而无事者”。(10)例如隐公六年，经于春、夏、冬三季都有事可记，惟独秋季无事，但《春秋》也书“秋七月”三字。也有时季节名并不挂在季首那个月之前，那是因为季首之月恰无事，而这一季的后两个月有事，于是就有书“春二月（或三月）”、“夏五月（或六月）”、“秋八月（或九月）”、“冬十有一月（或十有二月）”之类的情况出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只有少数几个年头四季是不全的，例如桓公四年与七年阙“秋”、“冬”（时与月俱阙），定公十四年无“冬”，杜预认为是“史阙文”；昭公十年无“冬”字（此年有十二月事），杜预也认为是“史之阙文”。对这“史阙文”到底应该怎样理解？是说史官漏书呢，还是后来的传写者丢掉了？杜预之意似乎是前者，但我以为毋宁看作是传写者之脱漏。从记事的角度来说，《春秋》是一部不完备的史册，史官的漏书是很多的，例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鲁国国都可见的日食应在六十次以上，可《春秋》所记的仅及其半，其他漏记的事项还有很多，杨伯峻先生在《春秋左传注》之前言中论之颇详。须知在这二百多年中，不知有多少史官参与了记事，这些人史才各异，记载的精粗有别，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故许多次日食的漏记及其他事项的漏记应是正常的现象。然而唯独书“时”谨严如此，二百四十二年中仅有个别的三四年四季记载不全（而这种不全还可能是传写者的脱漏），这从另一个侧面告诉我们，《春秋》这些与“月”连书的“春”“夏”“秋”“冬”，本不出于当日史官之手，而是春秋战国间整理者所为，正是因为他们的整理，使得《春秋》在“书时”这一点上存在着很严格的规则。而仅有的三四年的四季不全，实为后来传写者的脱漏使然。
最后还得说一说《左传》。《左传》里面有大量的“时”“月”连书之例，但却不能作为支持春秋早期就已有“时”“月”连书之习的证据。因为《左传》是解经的著作，它的行文往往要考虑到与《春秋》的配合。我曾经指出过，《左传》的材料来源，是战国中期存在于世的各国的各类史料，左氏从他所能接触到的材料来源中，摘取现成的片断，连缀成文，因此《左传》是“编”出来的，而不是“作”出来的。(11)但这并不等于说，左氏对史料原文没有做任何改动。《左传》里有些“时”“月”连书的地方，其为出自左氏的改动至为明显。例如僖公五年：“八月甲午，晋侯围上阳，问于卜偃曰：‘吾其济乎？’对曰：‘克之。’公曰：‘何时？’对曰：‘童谣云：丙之晨，龙尾伏辰，均服振振……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鹑火中，必是时也。’冬十二月丙子，晋灭虢。”按这里的八月甲午及卜偃所说的“九月十月之交”用的都是夏正，看来在晋国的原始材料中就是这样记载的；而“冬十二月丙子”则用的是周正，这显然是左氏为了与《春秋》配合，而对原始材料中的记时文字做了改动的结果。《左传》是以解经为目的编纂而成的，它对《春秋》的配合，在记载时、月等时间因素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明显。我曾细检《左传》全书，发现左氏“书时”与《春秋》有着完全一样的规则，即在每一年里，不管记载了多少件事情（这些事情有可能来自多种材料），每一季的季节之名（即“时”）都只出现一次，而且都在那一季所记的头一件事项之前。这说明《左传》中的书“时”是左氏加工的结果，而不是史料中原有的。如果把《左传》与《国语》做一比较，更能坚定我的这一猜测。《国语》全书中记“时”之处并不少见，但绝无一例“时”与“月”连书者。而《左传》中的“时”“月”连书则甚为普遍，只是这种连书是完全遵守着《春秋经》中的规则，一季之中倘三个月都有事，季节之名（即“时”）一定会出现在头一个月之前；不管所记的事情多么曲折复杂，也不管记事的文字有多长的篇幅，在一年之中，某个“时”只要出现了一次，一般便不会有第二次出现。在这里说“一般”，是因为还有例外。例如，《春秋》桓公五年经云：“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大雩。”这实际上是两条经文，《左传》解前一条云：“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接着详记了
葛之战的全过程；《左传》解后一条经文云：“秋，大雩。书，不时也。……”这里“秋”字出现了两次。又，《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先是详述了“秋七月”晋伯宴享齐侯、郑伯之事，接着在详述宋国国君杀死太子痤之事时，又使用了“秋”这一表示时间状态的字眼。《左传》记载了二百多年的史事，在每年的记事中都要书“时”，而仅仅有这两年的例外，这应当是左氏偶尔的疏忽所致，并不妨碍一年之中每一时只书一次是一种记事的规则。(12)考虑到《左传》是由许多不同来源的材料组合而成的，这种现象更能说明《左传》中的书“时”是作为编者的左氏加工的结果了。
我的考证到这里就基本结束了。现在要问：这个考证有什么意义？我想，这恐怕会牵涉到《春秋》与孔子的关系问题。关于《春秋》与孔子的关系，大致有两种认识。旧时学者几乎是众口一词，都说孔子作《春秋》，或者修《春秋》。自从孟子提出孔子惩于世衰道微而作《春秋》，孔子修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以来，继之有司马迁，把孔子的作《春秋》说得更加具体（“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很多人都对孔子曾经“笔削”《春秋》深信不疑。持另外一种看法的学者人数不多，他们主张《春秋》是鲁史旧文，并不曾经过孔子的笔削。然而现代学者中则有更多的人对孔子作或者修《春秋》抱怀疑的态度，主张孔子没有对《春秋》做过整理加工的工作，而只是拿《春秋》做教材向学生宣讲他的政治主张。我本人也曾倾向于这样一种意见。但通过对“书时”一事的考察，感到还是应该承认《春秋》确曾被人整理加工过，至少书中的“时”应该是后加上去的。那么是谁加上去的呢？恐怕最大的可能就是孔子；退一步讲，即使不是孔子，也应该是孔门的弟子或后学。但要完全落实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证据，目前暂时还无法做到。不管怎么说，《春秋》一书最初作为原始的史册，应该是没有那样严格的记“时”的；而此书作为儒家的经典或者教材来被人钻研讲论的时候，已经是严格地按照规则书“时”了。这里必定有整理者的某种思想和理念存在。这样一个结论，我想大致是不会错的。由此我想起十几年前张政烺先生曾写过一篇论文，说《春秋》之所以有“十二公”，不是偶然的，乃是法“天之大数”。(13)他是从《秦公钟》说起的，他认为对《秦公钟》上的“十又二公不坠在上”，不必看得太实，因为“十二”这个数字在上古十分特别，被人迷信，故孔子在作《春秋》时，确定选鲁国的十二公，也正是有意法象“天之大数”的结果。记得当年读张先生的这篇文章，心中还有些不以为然，但今日再读，则“于我心有戚戚焉”。
（原载《文史》2006年第3辑，总第76辑）
(1) 例如王引之说：“四时之首为春耳。万物孳萌于子（月），纽芽于丑（月），引达于寅（月），故夏之寅月、商之丑月、周之子月，皆谓之春。”（见王念孙《读书杂志·汉书第一》）案此说的根据，无非是《周易》十二消息卦的卦形，子月一阳，丑月二阳，寅月三阳，此为汉人之说，并不足信。
(2) 参见孙作云：《读噫嘻》，载《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180页。
(3) 朱熹不赞成郑玄之说，以为《臣工》乃“戒农官之诗”，“莫春”乃是“斗柄建辰，夏正之三月也”；解“於皇来牟，将受厥明”为“麦亦将熟，则可以受上帝之明赐”。说见《诗集传》卷十九。
(4) 黄怀信：《逸周书源流考辨》，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1页。
(5) 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6) 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19页。
(7) 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565页。
(8) 林清源：《栾书缶的年代、国别与器主》，（台湾）《史语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一分。
(9) （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
(10) 《春秋》桓公四年杜预注。
(11) 赵伯雄：《‹左传›无经之传考》，《文史》1999年第4辑（总第49辑），第28页。
(12) 《左传》桓公五年在记
葛之战与“大雩”之间，还记有“仍叔之子来聘”一事，而此事在《春秋经》里是缀于“夏”之后的。左氏显然是将此事误排在了“
葛之战”之后，又因“仍叔之子来聘”是夏季之事，而在下面的“大雩”云云之前又加了一个“秋”字。
(13) 张政烺：《“十又二公”及其相关问题》，载《国学今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