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因素与途径

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或制约因素涉及方方面面，除了市场机制、外经贸体制、政策因素外，还有外部国际环境、内部经济形势变化、人力资源、科技、文化以及企业结构与发展水平等因素。学者们对于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因素、途径与策略看法不一，侧重不同，提出了多种多样的思路。下面从影响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四方面因素和途径展开文献述评。

一 市场化机制改革及树立和要素优化升级

市场化改革会优化劳动力、资源、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配置，调整产业、所有权、地理空间等分配的结构，保持要素动态转型，提高要素价格和回报率，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率，增强产品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特别地，市场化机制的树立能提高要素的自由流动性，增强投资动力和吸引力以及投资信心，扩大投资规模，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发育水平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都可能导致各国所具有的要素禀赋不能够形成有效的经济力量。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成为外贸发展方式战略转变的基石。[11]中国加入WTO前后，进行了长期的市场化体制机制改革，市场机制的日益强化推动了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形成，促进了对外贸易持续迅速增长。这种外贸规模增长的传统发展方式主要基于劳动力等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中国提出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因素的新学说，必将推动要素配置进一步自由化，促进外贸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变。

李嘉图（David Ricardo，1817）作为古典经济学代表人物，曾提出完全市场竞争条件下劳动力要素的国际比较成本优势学说，它深刻影响后世的国际贸易理论体系，它是以市场机制形成和发挥作用为前提的。[12]赫克歇尔（Hecksher，1919）和俄林（Ohlin，1933）所提出的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理论继承发展了李嘉图学说。[13]里昂剔夫（Leontief，1953）对要素禀赋理论在美国外贸中的应用和解释产生怀疑，提出对要素禀赋理论的完全市场竞争、劳动与资本两种要素、劳动要素同质的前提假设进行修正，在传统贸易理论模型中加入国际科技差异以及劳动力技能和教育、培训促进劳动力要素转变形成人力资本要素差异等因素。[14]范爱军等（2009）把劳动与资本作为基本要素禀赋，它们的变动会引起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把教育与科技看作内生比较优势，它们的转变会促进外贸增长方式转变。[15]

知识教育、培训和生产实践的“干中学”经验积累可以形成人力资本（Uzawa，1965；Lucas，1988；Romer，1987，1990）。[16]尽管新要素需要包含进来一起决定比较优势，但是传统要素在决定贸易结构上依然重要，要素禀赋差异没有随时间而消失，劳动技能禀赋专业化水平提高了，那些“新”要素仍不是驱动贸易流动的新动力（Gourdon，2009）。[17]近年来，格罗斯曼（Grossman，2013）研究了把异质劳动力引入国际贸易模型的理论文献，展现人才分布如何成为比较优势的来源，贸易开放如何影响工资分配等。他还引入劳动市场摩擦来研究贸易对结构性失业和工人与企业间不匹配的影响。[18]人力资本完全不同于劳动力要素，从劳动力到人力资本的要素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这种转变必将促进外贸优势和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从而影响要素价格或回报水平。

科技及管理要素是另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比非熟练劳动力更具有出口竞争力，是改变国际贸易增长方式的重要因素。研发密集型产品贸易比其他产品贸易增长更快。波斯纳（M.V.Posner，1961）和费侬（Raymond Vernon，1966）提出了技术差距、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强调技术要素在国际贸易模型中发挥新的优势。[19]苏特（Soete，1987）发现在单个产业水平上，技术最密集产业技术表现和出口表现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与其他国家特定资源变量相比，技术表现是最重要的贸易解释变量，其弹性随产业技术密度而递增。[20]通过产业结构变化的适应、模仿和利用成本优势，技术扩散给经济技术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提供增加国际市场份额的机会，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收入和成本较高而创新活动水平较低的国家是国际贸易竞争的失败者（Fagerberg，1987）。[21]

当前中国传统依赖要素禀赋规模扩张的外贸发展方式引起了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激烈摩擦与不和谐的贸易关系，中国必须转换到依赖要素质量提升形成比较优势的新外贸发展方式上来。特别是技术创新促进技术升级要能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这些促进要素优化升级的途径都会有助于外贸发展方式转变，避免成为国际贸易竞争的失败者。高虎城（2005）认为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关键在于鼓励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22]邵望予（2006）提出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激励自主创新，转变外贸增长方式。[23]刘伟、黄桂田（2006）认为改变外贸增长方式首先要提高创新能力，应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24]李薇（2008）把增强自主创新，培育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产品，作为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途径。[25]张少杰（2009）提出基于自主创新机制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26]同样，胡江辉（2009）提出出口行业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机制来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增加研发投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在保持外贸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加速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重视质量、效益和结构优化的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变。[27]全毅（2007）还提出，实施标准化战略是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根本途径。[28]汪素芹、周健（2012）认为，技术创新是影响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最主要因素，技术创新变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外贸发展方式转变水平最大将提高1.91个单位；R&D投入强度对外贸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出现的波动性解释程度最大，达到56.33%，远大于其他因素的解释程度，因此转变中国外贸发展方式必须加快技术创新步伐，尤其要加大R&D投入。[29]

二 生产环节因素与途径

影响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生产环节因素包括生产分工细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产业技术进步、产业政策与外商直接投资政策改善等。生产分工因素包括国际产业分工、产品内生产分工（产品差异化）、生产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以及全球生产网络形成。产品差异化表现为产品品种、质量档次方面的差异。生产分工专业化可以带来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效果，不同行业、不同市场状况下可能产生规模递增、递减或常数的多种可能回报效果。国际生产环节的差异化是形成不完全竞争的主要因素，此外贸易环节因素（品牌策略）和国家贸易政策等也会导致不完全市场竞争。厂商构造不完全市场竞争结构就是为了规避市场过度竞争，转变外贸发展方式，谋求更高的投资回报率，提高经济效益。总之，通过生产专业化、产品差异化、生产技术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产品质量，是增强产品国际竞争优势，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

（一）国际产业分工和产业结构调整因素

国际产业间贸易仍是重要的贸易方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政策、外商直接投资政策调整都会引起各国外贸发展方式的变化，因为产业分工和产业结构调整主要取决于投资结构调整。例如，中国应摆脱以制造业为主的贸易方式，积极挖掘新产业的经济增长引擎，如服务业、文化产业、研发设计业等。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出口目标市场结构，可以避免过度市场竞争，满足有效市场需求，提高竞争优势和贸易效益。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引起贸易方式改变的文献很多。例如，裴长洪、林江（2006）把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作为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一个重要机制或途径。[30]最近，纪布·邱（Ghibu tiu，2013）探索了正在发生的结构转型对国际贸易的塑造，甄别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和发展中国家进入世界经济的动态扩张，发现增加的垂直专业化与整合和通过跨国公司生产网络兴起的全球制造业引发国际贸易方式的显著变化，这种新的动态改变了国际贸易的范围和地理分布，改变了贸易增长的来源和全球贸易的国别排名，这些引起了贸易商品和服务种类的剧烈变化。[31]

巴斯涛和卡布瑞尔（Bastos and Cabral，2007）利用1980～2000年20个OECD国家数据的研究显示，与这些国家以前的专业化相反，产业间贸易方式变化经常是贸易扩张的主导形式，观察到的贸易方式变化可由初期人力资本禀赋、具体产业劳动生产力和劳动成本变化解释，贸易自由化引致具有规模递增回报产业的较大OECD经济体增加以前的专业化。[32]Cheng（2012）利用2000～2006年企业贸易和生产数据研究产品目的地组合和中国出口企业动态，并在四种企业和两种贸易方式中进行充分对比，发现所有权结构和贸易方式确实与中国出口企业的产品组合选择和出口目的地有关，外资企业出口和加工贸易使产品更加专业化，出口目的地更加特定，外资企业更加可能保持在一个特定的全球供应链内。[33]

（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产品差异化因素

国际生产分工在产业、产品层面上不断展现出持续的深化趋势，体现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产品差异化的调整，引发国际贸易发展方式一轮接一轮的升级换代。兰卡斯特（Lancaster，1980）建立基于商品特征设计所形成的产品水平差异化的垄断竞争国际贸易模型，与斯潘赛（Spence，1976）基于商品品种所形成的产品水平差异化的垄断竞争国际贸易模型是产品水平差异化贸易模型的典型代表。[34]产品分解就是垂直一体化生产过程里部件生产或组装的跨境分布，是正在深化结构变化的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产品分解贸易增长速度已经快于制造业总的世界贸易。东亚在这种新型国际专业化上的依赖程度成比例地大于北美和欧洲，结果是国际产品分解已经使东亚增长动态日益依赖区外贸易，增强对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制定。[35]法韦（Falvey，1981）假设各国资本品不同质，产品质量是资本密度的递增方程，认识到由资本差异所决定的产品质量垂直差异化贸易方式。[36]石川（Ishikawa，1992）建立了一个具有一个初级要素、一个中间品和两个最终产品的贸易模型，中间品生产引入规模递增回报以便分析平均成本定价和垄断两种假设下中间品市场结构的贸易回报和贸易方式，发现自由贸易不必产生经济回报，可以获得专业化或者多种均衡，垄断会比平均成本定价更加首选。[37]

中国学者认为产业转型升级、产品差异化因素对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影响同样深刻。姚铃（2010）认为要坚持以质取胜，使产品的国家标准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进一步加强对产品生产和出口环节的质量监管，注重技术创新、品牌创立和管理。[38]彭金荣、胡燕霞（2011）提出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途径之一是在继续稳定和拓展外需方面，发展自主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的产品，增加产品附加值和创新优势，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引导加工贸易延长产业链，从成本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变。[39]黄建忠、张明志（2011）提出通过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和附加值，加大自主品牌产品的出口力度，调整和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推动外向型产业由劳动密集型逐步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同时实现劳动密集型产业内部产品升级以及产品内部的价值链的升级，促进后危机时期福建外经贸转型发展。[40]

中国学者还认为产业转型升级体现在环保、循环、低碳和可持续发展上。王玉婧（2010）在深入分析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快速扩张引起主要出口行业的工业“三废”排放指标和主要出口口岸及地区的污染指标上升对资源和环境产生的负面影响基础上，指出在当前资源环境约束下，外贸发展方式应该从环境输出走向环境修复，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生产经营，激励环境技术创新，实施战略性的环境措施和贸易措施，实现环境、贸易、可持续发展的三赢。[41]洪必纲、朱建华（2010）提出转变对外贸易增长方式走低碳发展道路，有利于突破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和环境的瓶颈性约束，有利于推动我国产业升级和企业技术创新。[42]

（三）产业技术进步、技术差距动态因素

产业技术变迁及其引起的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了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世界经济中一些国家在低端技术产业上保持主导地位，其他一些国家在高技术产业上具有竞争力。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或新崛起国家专业化于低端技术产业，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技术缺口较大，发展中国家各个产业均等工资率使低端技术产业具有比较优势。20世纪90年代中国迅速增加信息通信产品的市场份额，现在已经位列世界出口的前三名，从仅仅做进口料件组装升级到制造高科技中间品，进口依赖逐步减少，通过加工贸易有关的技术学习使某些可贸易部门发生了产业升级。起初由加工贸易主导的专业化模式可能支持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一定程度上进入高科技领域的低端环节促进了国家在更先进的技术密集生产中的赶超。[43]蔡尼（Zaghini，2005）研究了新欧盟成员贸易专业化方式演变，新欧盟成员显示了动态贸易方式，他们在转型之初仍落后的领域，特别是某些高技术产品领域里，所取得的比较优势相对较快；在那些世界需求扩张速度最快的20世纪90年代产品项目里发生了许多专业化改进。[44]

弗莱姆和赫尔普曼（Flam and Helpman，1987）假设先进国家生产顶尖质量产品，其他国家生产低质量产品，建立一个两国不同生产技术水平的垂直差异化产品贸易模型，如果南方国家技术进步快于北方国家，生产和贸易方式将发生逆转。[45]在多个产业贸易模型中，强调跨国技术异质和差异化产品生产商的垄断竞争之间相互作用作为贸易模式的决定因素，产业内贸易的出现严重依赖于技术指标安排的塑造。[46]斯泰惹和乌尔兹（Stehrer and Woerz，2009）认为，把自己定位于高技术产业谱系低端比定位于低技术产业高端更有利于长期发展，专业化于中等高度技术活动低端的国家也能获得高技术产业高端的更快生产力提升，相反，早期专业化于中等低技术活动产生正面溢出，主要是在低技术领域，不利于增加高技术产业活动。[47]杨继军、范从来（2012）发现，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途径正由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向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转换，贸易品技术含量不断提升，出口商品结构较好地“响应”了包括劳动力要素在内的资源禀赋的蝶化。[48]

斯泰惹和乌尔兹（Stehrer and Woerz，2003）把产业技术发展和贸易整合的动态划分为连续收敛法、爬梯子法、跳跃法三种追赶过程，分析技术收敛、比较优势动态和贸易方式之间的联系。[49]相对出口业绩直接与相对生产力、技术和资本密度增进相关，技术变量是总出口业绩的合理预测参数，改进一个国家生产力表现的努力是非常可能改进这个国家贸易业绩的。[50]糟屋和冈田（Kasuya and Okada，2007）建立了一个部门贸易方式依赖于所有部门共同技术和每个部门特定技术两者的模型，共同技术水平的变化通过其影响跨期优化行为影响部门贸易方式，部门特定技术水平变化通过影响比较优势影响部门贸易方式，共同技术水平的意外增加恶化了部门贸易平衡，共同技术水平的预期增加改善了部门贸易平衡；给定其他国家部门技术水平，一个部门特定技术水平相对于其他部门的增加通过其运行的比较优势促进了部门贸易平衡。[51]这些文献论证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技术缺口的缩减或收敛动态，体现出贸易发展方式的转变。

（四）利用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因素

邵望予（2006）、钟山（2010）、姚铃（2010）、张燕生（2010）认为要提高利用外资质量，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转变外贸增长方式。[52][53][54]徐强（2005）提出以“走出去”促进我国外贸增长方式转变。[55]宋光辉、肖万（2006）认为，把外贸与跨国经营结合起来，鼓励广东企业积极“走出去”实施跨国经营，参与国际市场的全面竞争，以此带动外贸增长，寻找广东外贸增长方式的思路。[56]张燕生（2011）也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57]

三 外贸环节因素与途径

外贸产业资本与劳动力要素素质提升、外贸产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效果、外贸产业技术能力与组织化水平、外贸结构调整、外贸管理体制、外贸制度与外贸战略、外贸政策措施、外贸融资等外贸服务支持体系、外贸（口岸、港口、海运、海关现代化）相关基础设施等因素都会影响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及转变效果，影响贸易条件改善和外贸利益，影响外贸竞争力和非价格竞争优势，从而影响外贸质量效益的提升。

（一）外贸制度与外贸战略、外贸管理体制、外贸政策措施因素

贸易开放和贸易保护一直是西方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两种对立贸易制度。重商主义思潮一直体现在后世经济学家思想之中，在实践中表现为形形色色的保护关税政策、超保护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非关税壁垒措施等。外贸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的重要手段，它会促进生产专业化和提高生产力。德丝等人（Dessy，Mbiekop，Pallage，2010）以一个动态均衡模型展示，贸易开放实际上能引发农业社会结构转型，引致对人力资本累积的高度依赖，为经济带来必要的生产力进步。[58]李普森（Lipson，1982）认为，制度可被作为解释的结果和影响国际交易的干预体制来分析，现代贸易的关税削减、新非关税法规的发展以及重要习惯、规则和制度的坚持等表明：制度保持的逻辑不同于制度开创，制度较强的产业里制度刺激同类产品的双向产业内贸易，制度较弱的产业里新的非关税壁垒减少，贸易也增长。[59]

中国改革和完善外贸管理体制是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重要方面。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自觉地推动外贸发展方式转型，通过外贸管理方式改革、开放外商投资，推动科技兴贸，集聚新的综合竞争优势。外贸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外贸管理体制转型和政策转型，促进外贸开放和生产力发展。李雨时（1996）把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影响因素主要归结为体制和生产经营两个方面，认为一方面直接的行政干预在进出口贸易管理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地方政府大量沿用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管理外贸；另一方面生产领域的劳动生产率低下。[60]刘新民（2006）主张采取推进体制改革实现外贸发展方式转变。范爱军等（2009）把贸易制度与战略看作增长方式转变的前提与保障。朱庆华等（2011）在其著作中分析了制约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五个方面因素：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创新动力不足、外贸管理体制、国际分工地位的制约、贸易保护主义。[61]季开胜（2011）认为当前加快外贸发展方式转变有五个制约因素：外贸体制，政策，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效益低下、服务贸易处于比较劣势地位，服务贸易逆差逐年扩大。[62]他们都意识到外贸制度、体制和政策创新在外贸发展方式转变中的重要地位。

（二）外贸结构调整因素

外贸结构调整是影响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因素和途径。国内学者对此认识比较类似和接近。多数学者主张采取优化进出口结构，支持具有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控制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调整进口结构，积极扩大进口，提高进口质量，增加能源、原材料以及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努力促进贸易平衡；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实现外贸增长方式转变（刘新民，2006；裴长洪、林江，2006；陈文玲，2007；钟山，2010；姚铃，2010）。[63][64][65][66]钟山（2010）和张国庆（2011）均提出了要不断优化外贸的商品结构、市场结构、主体结构和方式结构。[67]李未无（2010）对我国外贸结构调整效果的实证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2005年以来中国对日本出口增长源自旧产品种类的贡献在不断减少，而来自新产品种类的贡献在加速增长，外贸调控政策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从细分部门看，外贸调控政策对机电类等高技术部门出口产品转型升级具有明显效果，对于动物类等初级产品效果较差，对于劳动密集型、资源型和耗能型产品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影响力度不够大，政策作用随时间衰减较快。[68]

在外贸结构调整中要努力扩大服务贸易，大力发展国际服务外包（陈文玲，2007；邵望予，2006；李虹，2010；姚铃，2010；黄建忠、张明志，2011；冀东新，2011）；[69][70]特别要大力发展技术贸易，重视引进先进技术，积极促进技术和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强调技术出口在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中的关键途径（李虹，2010；胡景岩，2007；彭金荣、胡燕霞，2011）。[71][72][73]

（三）外贸产业技术能力与组织化水平以及外贸融资等外贸服务支持体系因素

除了外贸管理体制、政策以及外贸结构调整之外，外贸产业要素升级、外贸产业技术能力、外贸产业组织体系发展、外贸产业规模经济、外贸产业融资等服务体系、外贸产业相关基础设施等都会从不同侧面影响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效果。研究如何发展贸易，从而获得更大贸易所得、贸易效益和贸易福利问题，也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

夏先良（2013）分析了中国国际贸易产业组织体系的结构，认识到我国外贸面临着过于依赖外国中间商渠道而缺乏自主贸易渠道和网络的问题，渠道劫持问题严峻，建立了我国自主国际贸易产业组织体系发展的理论基础，实证发现缩小体制和文化距离能促进中间商渠道发展，制造商让步更大利益才能使外国中间商保持渠道忠诚和可持续，建立自主的一体化内部贸易渠道，主张我国需要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构建一个面向全球的自主的国际贸易产业组织体系，特别要构建自主的、一体化的内部贸易渠道和网络体系。[74]

以前实证文献显示，金融约束会减少出口的机会，金融约束是国际贸易方式的重要决定因素。陈卫华（2011）认为，南通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制约因素有外贸企业资金短缺、贸易融资难度大。[75]高克塞（Goksel，2012）建立了一个具有金融约束和非相似偏好的基于新贸易理论的国际贸易模型，研究发现金融约束起贸易障碍作用，最大的贸易是在具有能接触贷款的较健康金融体系国家之间，金融约束能引起单向或者零贸易。[76]

四 改变消费与市场需求结构因素与途径

外贸利益不仅受各国生产、贸易因素影响，而且受国际市场需求和消费结构变化因素的影响。消费需求不仅有特征、品种偏好，而且有需求分层和需求结构差别。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48）提出相互需求理论，认为在两国互惠贸易范围内贸易条件、贸易利益是由两国相互需求对方产品的强度决定的，对对方产品需求强度变化就会引起贸易条件变化，直至双方需求总量相等，贸易达到均衡。[77]阿尔弗里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90）修改穆勒侧重需求对贸易的决定作用的观点，强调供求因素对贸易利益的影响，揭示国际相互需求之间的供求关系。[78]林德（Linder，1961）认为，厂商在按照国内市场需求选择其生产模式并且已经发生固定成本之后，才去开拓国际市场和进行国际贸易，人均收入与需求产品质量直接正相关，国际需求的相似性创造类似但差异化产品的贸易，两国消费需求水平越相似，双边贸易越繁荣。[79]艾腾和克斯考斯基（Eaton and Kierzkowski，1984）分析一个国家同时生产供应同质产品和水平差异化产品两类需求分层产品的贸易模型，发现开放贸易后消费更多品种商品的需求推动产业内贸易，各国短期和长期生产福利效果部分地取决于贸易前后各国所具有的厂商数量。[80]

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许多挑战，国际经济秩序处于新旧更替之际，国际治理体系改革步履维艰，世界市场被分割成壁垒或准入条件各有差异的不同区域板块，全球市场分割和贸易体系分化已成事实。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风险性时刻存在。一些国家为摆脱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国内长期经济低迷的影响，施行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政策和过度量化宽松金融政策扰乱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给世界经济稳定恢复增添不确定因素，影响了消费信心和投资信心恢复，从而影响世界贸易增长动力。我国学者对于世界市场结构、消费需求结构影响外贸发展方式变化具有基本类似的看法。邵望予（2006）、李薇（2008）均提出推进市场多元化，开展双边、多边贸易合作以便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81][82]范爱军等（2009）把市场与需求看作竞争及创新的动力，认为它们是影响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四个方面基本因素之一。钟山（2010）也提出了优化市场结构，巩固传统市场，开拓新兴市场，培育周边市场，实现外贸发展方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