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 珠海、澳门与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
珠海澳门早期历史文化的特点
肖一亭[1]
16世纪中叶以来，珠江西岸形成了一条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殊通道，即学术界所指的“珠澳中西文化走廊”。“这里不仅成为中西方两种文明开启对话与沟通的桥梁，更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启蒙和社会革新的重要发源地，对推动中国近代文明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2]如果我们将视线前移，观察澳门开埠之前的珠海与澳门经济社会与文化关系，就会发现，这里也曾经是一片热土。珠澳先民共同参与了中国早期海洋文明的创造与传播，参与了早期海上通道的开通，见证了宋末元初最为惨烈的海上大战，珠海澳门地区的居民几千年来就有着难以割断的血肉联系。探讨和揭示珠海、澳门早期历史文化的特点十分必要。
一 珠海澳门早期历史探索
澳门珠海的历史到底有多长？这个问题在古代的文献中找不到答案，近年的书籍中又有不同的提法。最早提到珠海历史有五六千年的，是1991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在这本文集中，发表了李子文执笔的“淇澳岛后沙湾遗址发掘”考古报告。李先生提出后沙湾遗址所作热释光年代测定数据偏晚了。[3]根据地层学、类型学的初步研究，他“暂将后沙湾第一期遗存的年代范围推定在距今6000～5000年之间”。[4]后来的许多考古发掘与研究已经表明，在当时的条件下得出这个结论，是十分恰当的，可惜一直未引起人们重视。提出珠海有四五千年历史的，是1995年出版的《珠海市文物志》（广东人民出版社）。在该书的概述中说：“据考古发现，珠海最早有人类活动的时间可上溯到四五千年前。”文中还重点提到了后沙湾、草堂湾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和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用热释光对后沙湾遗址出土的彩陶进行测试的年代数据等。2007年珠海出版社出版的《珠海市文物志》（修订本）还是沿用上述提法，未作修改，很是遗憾。
1999年，珠海一些学者的研究论文中已采用珠海历史6000年的提法。在《澳门、珠海史前文化探索》[5]一文中，肖一亭提出：“早在距今6000年前，在环珠江口地区的一部分海岛、海湾沙丘上已经有一些相对稳定的先民，他们依靠海洋、征服海洋，创造和积累了丰富的海洋生活的经验。”“珠海、澳门目前发现最早的古文化遗址为距今6000年左右，但这并不意味着此前这一地区就没有人类活动。”2004年由珠海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版权局）邀请省内知名专家编写的《珠海历史文化资源评估报告》和2005年珠海市博物馆“珠海历史文化大型图片展览——历史的足迹”中也都采用了珠海历史6000年的提法，当时主要依据对考古资料的类型学地层学研究，同时也由于周边的香港、深圳、澳门等地都提当地历史6000年。[6]近年来，深圳咸头岭遗址的大面积考古发掘与深入研究使深圳历史被推到距今7000年。[7]研究者以此为基础对珠江三角洲地区相关遗址进行了系统分期，排出了明确的年代序列，在这个序列中，珠海后沙湾一期属于咸头岭第一期Ⅲ段和第二期Ⅳ段之间，年代在距今6400～6200年之间。这一排序得到学界的认可，珠海历史6000年也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8]
1999年，香港中文大学邓聪教授在《历史研究》一文中指出：“澳门考古工作起步甚晚，但考古资料显示，距今6000多年前起，澳门就一直有人类在活动和繁衍。澳门黑沙出土的彩陶盘时期的文化遗存，其来源与环珠江口以至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9]
澳门考古可以追溯到1972年7月15～16日间，当时香港考古学会一些业余考古爱好者在路环进行地表的调查工作，分别在竹湾、黑沙、路环村及九澳湾等五个地点发现了史前及唐宋遗物。1973年，香港考古学会在黑沙遗址进行试掘调查。1977年及1985年，香港考古学会在黑沙先后组织两次调查发掘工作。1995年1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与澳门大学中文系在澳门基金会的支持下，在澳门路环黑沙遗址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两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在距今约4000年前文化层中确认了一处红烧土与砾石构筑遗址，共伴出土的还有一些制作水晶玉石饰物的相关工具和胚。[10]2006年底，香港中文大学应邀对澳门黑沙再次进行考古发掘。2007年澳门艺术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珠海、香港、广州中山大学的学者们与澳门同行在路环岛进行考古调查，在今威斯汀酒店前的坡地（小地名为阿婆央）、黑沙公园外的一个货场（小地名为大王庙）及路环村前地发现史前遗址，并进行了小型考古试掘。在阿婆央遗址发现较多的建房时留下的柱子洞，有一定规律，当为干栏式建筑的遗存。大王庙在褐红色沙土地层发现少量彩陶。在路环村前地，虽然只发掘了一条探沟，但在彩陶层下发现没有文化遗物的纯沙层，其下还有更早的一种薄胎绳纹灰陶片，从地层上看，要早于彩陶层，这为珠江口西岸找到更早的人类活动历史提供了可考的线索。
珠海的考古调查工作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正式的考古发掘始于1980年，考古工作者首次对珠海拱北西瓜铺、老虎沟遗址进行试掘，此后又对淇澳岛后沙湾遗址、东澳湾遗址、三灶岛草堂湾遗址、香洲棱角咀遗址、平沙棠下环遗址、高栏岛宝镜湾遗址、淇澳岛小沙澳湾遗址等进行了考古试掘或正式挖掘，发掘出十分丰富的古人类活动的遗迹遗物，填补了珠海澳门几千年历史的空白。
珠海、澳门一带，在距今6000～50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沙丘遗址中，发现了当时人们使用的彩陶圈足盘、白陶豆和夹砂绳纹陶罐等生活用品。有代表性的文化遗物遗迹主要有珠海淇澳岛后沙湾第一期、平沙棠下环遗址第一期、三灶草堂湾等遗存；澳门的黑沙遗址下层、路环村前地底层中也有发现。这一时期广东部分地区的一些氏族、部落正经历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当时妇女在生产、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氏族、部落的首领主要由妇女担任，妇女处于受尊敬的地位。婚姻生活中，对偶婚和对偶家庭流行。[11]
大约距今5000年以前，珠江流域的一些氏族部落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当时生产力水平提高了，男女在生产中所处的社会地位发生变化，男子成为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当产品有了剩余，私有观念也逐渐发展，把财产留给自己的亲生子女成为相当多男子的要求，于是对偶婚逐渐为一夫一妻制所替代，妻随夫居，世系按父方计算，男子成为家庭主人，形成父系家长制家庭、父系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新石器时代晚期珠海地区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了一个高峰。渔业生产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高水平，人口大幅增长，居民的定居地点星罗棋布。人们开始有了精神活动，一批祭祀活动遗迹出现，石刻岩画体现了当时的活动，斜刃形石钺、平首圭、水晶玦等礼器为先民所制作与使用。新石器时代晚期，陶器的制作技术有所提高。陶器依陶质分夹砂陶与泥质陶两种，其中夹砂陶的器类较多，有釜、杯、器盖、豆、盆、圈足盘、罐、钵、圈足碗、器座、鼎、炉箅、条形器和支脚等；泥质陶的器类较少，仅见豆、圈足盘、罐几种。这一时期反映了前段的先进性与后段的滞后性不平衡的特点。珠海澳门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要延续到距今3500年前，这时中原地区已经进入夏代甚至商朝早期。
二 珠海澳门先秦时期的文化特点
（一）独特的沙丘遗址曾是早期人类的聚落
距今一万年前后，最后一次冰期结束，海平面逐渐上升，海水浸没了大片土地。到距今六七千年前，海平面在现今的高度上保持相对稳定，这时，珠海澳门等地也已经从早先的丘陵地带成了今天所见的岛屿。当时，在南海北岸及其岛屿上形成了众多的海湾。海湾的避风条件和海湾附近丰富的鱼类资源、植物资源，给人类提供了足以维持生息、繁衍的食品，海湾沙丘附近平缓的浅海便于人们入海捕捞，一些海湾沙丘附近有足够的淡水资源能维持其生存的需要。这时，一些海湾沙丘或沙堤上开始有人类活动，并形成具有特点的史前时期沙丘遗址。这类遗址主要分布于现今珠江三角洲前缘、海滨或海岛的海湾地带，珠海、澳门、香港、深圳、中山等地共有数以百计的沙丘遗址，在海南岛的陵水，广西的防城港和粤西的新会、粤东的海丰、南澳县等地沿海也发现部分沙丘遗址。沙丘遗址主要有两种大的重要的类型，一种是沙堤—泻湖型沙丘遗址，另一种是山前坡地型沙丘遗址。两种类型的沙丘遗址都是在海湾中形成的，也统称为海湾沙丘遗址。[12]
从距今6000多年前一直到距今3000年前这3000多年的时间当中，珠海澳门的先民大都选择海湾沙丘作为他们的聚落地点，在海湾沙丘及其就近的坡地上生存、繁衍、劳动、生息，创造珠海澳门的史前文化。迄今在珠海已找到这类遗址79处，澳门发现6处。先民们在海湾沙丘上经历了新石器时代中期、新石器时代晚期，甚至一直生活到青铜器时代。在沙丘遗址中发现了先民们的居住房屋、手工作坊、烧灶、石器制造场等大量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沙丘遗址反映的海洋文化是一种与中原农耕文化、北方地区游牧文化不同的古文化类型，具有鲜明的特点。
环珠江口地区史前时期先民大都生存在海湾沙丘上，而这一时期处于珠江三角洲中段的居民也因为大量采集介壳类生物作为食物而在居住地形成贝丘，贝丘上保存有古人类生活的遗迹遗物，形成现在所见的贝丘遗址。其实，在珠海等地海湾沙丘上生活的先民们也食用蚝、蚶、蚬等介壳类生物，只是较少将蚝整个带回驻地，他们多是在海边就近取肉，壳或被水冲走，或埋入沙中，因而较少在住地留下蚝壳。
（二）发达的海洋捕捞业堪称南海之最
用渔网在海边捕鱼，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捕鱼网在中原地区发现较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已经发明，主要用于江河或小溪。在珠海澳门等南海沿岸使用的时间当在距今5000年前，大量使用为距今4000年前后。在澳门路环岛黑沙遗址、阿婆央遗址及珠海高栏岛宝镜湾遗址、平沙棠下环遗址、荷苞岛锁匙湾遗址等众多遗址中发现大量当时先民使用的渔网部件——网坠。当时珠海澳门等地先民使用的渔网一般比内陆地区的要大一些，渔网的主体用植物织成，网衣的上部有浮子纲，这是一种用于系浮子的绳，浮子用木头或竹子制成，下有沉子纲，即系网坠、沉石的绳子，其上系有石网坠，间隔着绑上一些较网坠更大的沉石，这样，渔网就可以在水中形成一堵较长的网墙。
几千年后，当时用植物编成的渔网难以保存下来，但是作为渔网的部件网坠则在这里大量发现。珠海发现的网坠普遍都个体较大，型制也较多。先民们大都利用天然河砾石作为网坠的主要材料。亚腰形石网坠是最为常见的型制，其制作是利用扁平椭圆河卵石，打出对称的两个缺口，以便于系绳。由于河卵石不完全规整，为了系绳时找到平衡点，先民们还发明了有一个缺口、三个缺口、四个缺口、磨一周凹槽等多种类型的网坠。在宝镜湾等一些遗址中，还发现利用石块（不只是河卵石）作整体加工而成的石网坠。网坠作为渔网的部件，它的发现说明当时渔网的存在，这是一种优良的捕鱼手段，虽然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仰韶文化时期，网坠在中原地区捕鱼网中就已经较为普遍，但是，南海沿岸渔网坠相对较大，数量较多。从珠海宝镜湾遗址出土石网坠的统计研究中我们知道：在1096件常规网坠中，重量在51～330克之间的中型网坠，数量达1022件，占总数的93%；在中型网坠中，又以重量70～250克之间的网坠居多，有861件，占中型网坠的84%。重量在25～50克之间的小型网坠有12件，占总数的1.08%；重量在331～500克之间的大型网坠有62件，占总数的5.6%。在考古发掘中，还发现24个网坠一堆或38个网坠一堆的情况，可能反映当时一个渔网上的网坠数量，有24个的，也有38个的。
从网坠的长度观察，可以发现：长度在6～10厘米之间的网坠有897件，占总数的82%；而长度小于6厘米的网坠只有39件，占总数的3.55%；长度大于10厘米的网坠有160件，占总数的14.5%。从以上数据可知，网坠的长度一般是在6～10厘米之间。这个长度与重量本身就要大于在江河中捕鱼的网坠。
除了常规网坠之外，宝镜湾遗址还出土59件重量大于500克的坠形石器，我们称之为沉石（表1）。[13]沉石也是渔网的部件，与常规型制的网坠的使用方法大体相同，并常与其配合使用，只是其数量相对较少，更不似网坠需要几十个配合使用（现在的捕鱼网所需的网坠数以百计），有时沉石也可以单独使用。沉石在选材上与网坠大体相同，只是重量更重。
表1 珠海宝镜湾遗址出土沉石重量统计表
目前国内还没有哪一个古文化遗址发现如此众多且分类齐全的网渔工具。
除渔业生产外，采集是宝镜湾先民相当重要的经济来源。海边的介壳类海生物、海边和附近山边的根茎类食物、可以捕捉到的飞禽走兽都可能用来补充生命所需营养，而所使用的是凹石器、蚝蛎喙等渔业采集工具。住地附近一些肥沃的土地也开始被先民们作为农业用地有意识地种植一些农作物。这时生产工具中发现镢等一批较大型的翻土工具，同时，大量的砺石、石锛、石斧也较多出土，特别是石锛，数量达147件，可用于加工淀粉类食物的工具石磨盘和石球也有使用。
（三）先秦时期南海之滨的“知礼”部族
距今五六千年前后，这一地区的居民开始使用彩陶与白陶作为祭祀活动的用品。在距今4500年前后，环珠江口西岸的澳门、珠海海边和岛屿上的居民热衷于制作玉石礼器和装饰品。制作玉石礼器的专业作坊在澳门黑沙、珠海高栏岛宝镜湾、平沙棠下环遗址中被发现。这些地点发现包括制作玦的玉石材质原料、坯、半成品、成品、废品、附产品、工具砺石等大量反映制玉的物品。研究发现，当时的制作过程中采用了较高技术含量的切割技术、钻孔技术和抛光技术。制品包括玉环、玉玦、玉璜、石圭和石钺等。其中最大量的是玉石玦。玦是一种环形的器物，与“环”不同的是，玦在“环”上开出一个缺口，这个缺口使玦穿入耳垂成为可能。佩戴时先将缺口朝上套入耳垂，穿过耳垂上事先开好的穿孔，再旋转玦，使玦的缺口朝下，这样就佩戴好了。在香港东湾仔北遗址的考古发掘过程中，人们已经发现玦在人头骨的两侧近耳处出土，说明在先秦时期，玦确实是一种实用的耳饰，先民们的审美意识让他们在耳朵上下了不少工夫。珠海本身不是一个出产玉石的地区，这里的玉石器事实上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玉器，而只能是美石；从石质看，主要有脉石英、石英岩、板岩、页岩、玉髓、水晶、蛇纹石、高岭石、粉砂岩、玛瑙、泥灰岩、角岩、凝灰岩、花岗岩泥岩、片岩、透闪石等石材，这些石料在南海北岸较为常见。
平首圭和石钺在宝镜湾遗址中发现，是作为礼器使用的。圭，本来也是一种斧，原始社会晚期开始成为一种礼器，在周代是一种主要的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中说：“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青圭礼东方……”，“以玉作六瑞，王执镇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在珠海宝镜湾遗址中出土的一件圭，制作相当光滑精美，为青灰色板岩制造，通体磨光，长条形，部面呈长方形，一端有穿孔，为单面钻，孔径一面大一面小。圭通长28厘米，宽4.3～4.7厘米，厚1厘米，孔径1～1.2厘米，由于石质不硬，只能作为礼器用（图1）。
图1 石圭——礼器（珠海宝镜湾出土）长28厘米，宽4.7厘米，厚1厘米
石钺，在广东石峡文化中有较多发现，在珠海宝镜湾遗址、香港涌浪遗址中都有发现。石钺原本是一种大斧，从原始农具中演化而来。商周时期作为一种青铜兵器，并多用于仪仗、装饰和军权的象征。宝镜湾遗址中发现两件石钺，可以明显看出都是没有实际用途的礼仪用品。器形非常薄，最大厚度只有0.35厘米，其中一件（编号T11③B）长19厘米，宽7.4厘米，表面非常光滑，肯定经过抛光处理，三面锋刃，刃部锋利，为透闪石质，头上钻了一个穿孔，是单面钻而成，一面大一面小，孔径0.65～0.85厘米（图2）。穿孔应当是石钺用于装柄固定的。香港涌浪遗址出土的石钺与珠海宝镜湾遗址出土的石钺，形制做法都基本相似，只是尺寸上稍有差异。珠海宝镜湾遗址与香港涌浪遗址出土的石钺与粤北石峡文化中出土的石钺在形制、做法与石质上都有相同之处。
图2 石钺——礼器（珠海宝镜湾出土）长19厘米，宽7.4厘米，厚0.35厘米
2006年11月，在黑沙遗址中发掘出一个玉石窖藏，所藏玉料数量惊人，在探方3A中发现的3号灰坑，集中出土大量石英、水晶材料和饰物制品，数量多达78件。有关专家称：这种位于玉石作坊内的窖藏遗址，在环珠江口以及中国内地都极为罕见。同一文化层中，出土大量石英、水晶材料和饰物半成品，多达100多件；还有作为工具的石锤、琢磨器砾石等。在制造玉器的过程中，先民们使用了一种叫环砥石的旋转机械——辘轳承轴器，中部呈圆柱形，一端端磨细如陀螺。历年来在黑沙发掘出土石英环、玦等玉器残件数以百计，有如此大量集中的玉石器出土，不可能仅仅是生产自用的礼器，这可能是一个史前时代的玉石作坊。
岩画实际上也是一种礼制的反映。珠海岩画在高栏岛宝镜湾和平沙连湾两地发现。宝镜湾共发现五处七幅，分别为天才石、宝镜石、大坪石、藏宝洞、太阳石等岩画。有学者认为[14]，珠海这批岩画都是原始、古朴、神秘的石刻岩画，从风格特点和技法上大致能够分成三种：第一种为直观写真的图象画，以大坪石岩画为代表，用原始的雕刻手法，直观地记录海边欢庆大船归来的场景；第二种为表意象形图画，以天才石和宝镜石岩画为代表，雕刻技法虽然古朴、简单，但已经有所进步，使用石锤、石凿、石斧、石锛敲凿刻画而成，粗细不均，掌握不准，弯直不当；第三种为神秘抽象的图案画，以藏宝洞东、西壁岩画为代表（图3）。
图3 宝镜湾藏宝洞东壁岩画
宝镜湾东壁岩画最为重要，为南中国地区目前发现石刻岩画中保存最完好、内容最丰富的一幅早期岩画。画长5米、高2.9米，岩画中人物和船的形状最为突出，对水的表现很丰富。刻出的人物性别特征较为明显。从岩画的右上角到左下角，依次凿刻有三艘海船，船下和船侧凿有海波纹。作为渔民重要生产工具的海船是这一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岩画中的人物采用了两种表现手法，一种是剪影式的没骨法，有的人物身体（上半身）就像是一个倒三角形，这与5000多年前的秦安大地湾地画人物的表现手法一致，只是制作方法有异，大地湾地画是绘出来的，而宝镜湾岩画是敲琢出来的；采用剪影式的没骨法凿刻的人物，主要集中在藏宝洞东壁岩画的左上部和中部。第二种人物表现手法是凿出人物的轮廓线，用这种方法凿刻出的人物一般个体比较明显，其站立者大都拖着一条或长或短的尾。不管这条尾是否男根，都是一种写实的风格，并具有早期岩画的风格。在岩画的右侧有一个“戴牛角面具”之人，手臂弯曲，手掌向上微举，双脚分立，裆部一条尾巴（男根？）作舞蹈状，在此人的右侧有一位戴头饰半躺状的女人，胸前挂着一件装饰品，两眼直视他。在这组画中，人物的动感非常强，表现出了男女交媾前那种愉悦的心情和企盼的神态。人类对自身的生存与繁衍从来就十分重视，当人类的智力发展到足以认识自身的生育能力对人类繁衍生存的作用时，崇拜生殖祈求多产的信仰和仪式便出现了。宝镜湾岩画中的这些内容表明了当时先民对生殖的重视。在宝镜湾岩画中，多处人物都是以舞蹈的形式出现，大都是举着手作舞蹈状，足跨开或作剪状。中国古代历史上，巫、舞、武都含有舞蹈的意思。在原始社会晚期，舞蹈往往用于巫术。当时掌握和精通舞蹈等艺术的人，主要还是这些与原始宗教有关的巫师。在宝镜湾藏宝洞东壁岩画中，有相当的内容是人们围绕着船舞蹈的，其中明显有先民们祈求航海平安和喜获丰收的意思。著名岩画研究专家陈兆复教授研究认为：“珠海宝镜湾虽然发现得晚，但从规模的宏大、内容的丰富和艺术的完整性来说，不仅是东南沿海岩画之最，在全国的岩画中也是非常突出的。”[15]
在珠海除了高栏岛宝镜湾岩画之外，还有一处连湾山葫芦石岩画，位于珠海金湾区平沙镇连湾山北坡的葫芦坑，此地因一处高出土面约25米的岩石上刻有葫芦形图案而得名。
澳门岩画实际上曾有两处，其中一处在今澳门威斯汀酒店附近，可惜已遭破坏。1982年，在澳门寇娄岛发现一处棋盘岩刻，其图形和香港石壁等地的石刻相似（图4）。1985年，专业人员肯定澳门岩刻上的小圆穴是人工所为，小圆穴直径10厘米，深约5厘米，整个图像很模糊，看起来像器皿，也可能是带着桅杆的船只。
图4 澳门岩画
（四）珠澳先民拉开广东早期青铜器时代的序幕
广东早期青铜文化的资料发现很早[16]，但是早期的青铜器可确认的数量却不多，目前还没有可确认的属于商时期的青铜器。珠海发现了一批铸造铜器的模具——铸铜石范，被认为是广东最早的青铜文化证据。在粤港地区已经有近20个地点发现铸铜石范，其中香港9处，珠海6处，中山1处，惠阳1处，揭西1处。珠海在平沙棠下环遗址发现1件制斧、1件制斤石范，斗门干务缯船埔遗址发现1件制斧（一说是凿）石范，淇澳岛亚婆湾遗址采集到3件制斧石范、1件制钺石范，淇澳岛南芒湾、南屏白沙坑两地各发现1件制钺石范，东澳岛南沙湾遗址发现1件制斧石范。这些石范均为石质，多为砂岩，有的因石质不好，经铜液灼烧，而后又长时间埋在土中，有一定程度风化。石范都是磨制而成，背面呈弧形，范面平整，内为铸器的形状。器形种类除珠海发现的斧、钺、铲凿三种外，在其他地方还发现钩、铃、镞等的石范。
平沙棠下环遗址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就是制作铸铜青铜长身斧的石模子，“这件石范是广东省考古工作者通过发掘所获的首件标本，与石范伴生的还有其他遗物——陶器、石器等。无疑，是对广东青铜时代考古的一大贡献。”“该遗址的发掘，极大地丰富了珠江三角洲先秦文化的研究内容。”[17]这件石范由粉红色砂岩制成，通长14.5厘米，最宽5.6厘米，厚2.3厘米（图7）。其中一面磨制平整，另一面呈弧形，两端磨平。顶端有浇注口，为双合范的一半。制出的斧长11.2厘米，刃宽3.7厘米。石范有明显经过浇注使用的灰黑色烧痕。另一件制斤石范与前者大体相同，磨制精细，正面近铲形，刃口处有凸棱，背面有内凹，可惜已残，残长4.3厘米，宽6.2厘米。由于该物出土于商时期地层，被认为是广东最早使用青铜器的直接证据。[18]淇澳岛亚婆湾发现的3件制斧石范为红砂岩制成，均为半范，另一半缺失。器顶有浇注口，范内有黑色浇铸痕迹。从其中较完整的一件可以看出，铸出来的铜斧銎部微凹，器身微束，刃口呈弧形。石范长14.5厘米，宽9.6厘米，厚4.2厘米（图5、图6）。另一件器形稍小，斧部为直銎，可惜只是残件。
图5 铸铜石范——南屏白沙坑铸铜斧石范长9.6厘米，宽4.9厘米，厚2.3厘米
图6 淇澳岛亚婆湾铸铜斧石范长14.5厘米，宽9.6厘米，厚4.2厘米
图7 平沙棠出土铸铜石范——由粉红色砂岩制成，通长14.5厘米，最宽5.6厘米，厚2.3厘米
珠海发现一批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制品，其中金鼎外沙发现铜镞、铜钺，鸡山发现铜环，南屏发现铜短剑（匕首）（图8），拱北关闸发现铜斧。
图8 铜短剑（匕首）——南屏发现，战国武器，长21.8厘米，有把有格，剑身中间有一凹槽
南屏发现的铜短剑被称为一字格剑，这种剑广泛分布于云南、广西及越南，尤其以云南和越南最集中，广东地区较罕见，为环珠江口地区仅存的一字剑，柄身合铸，剑身有脊，圆首扁颈，与云南同类剑相近，属于战国时代，反映珠江三角洲与西南及中南半岛的关系。[19]
拱北西瓜铺发现的这件铜斧，长方銎，近銎口处一周宽带，正锋，圆刃，刃口两端微上翘，属于战国时期（图9）。[20]
图9 铜斧——拱北西瓜铺遗址采集，战国时期，铜质，长9.2厘米，刃宽6.6厘米，长方銎，弯月形刃，两端微上翘
金鼎外沙发现的铜钺，刃作扇形，属于战国时期；这里发现的镞，为双翼，长6.2厘米，器体虽小，仍属宽体型。
由于青铜时代的珠海甚至广东都没有发现采铜炼铜遗址，这里发现的铜器铜料均应来自外地。珠海澳门在广东青铜器时代的早期具有重要的地位，这里发现相当多的商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其中一些遗址被学界称为“当时诸海岛之间的中心聚落”。[21]这里出土和采集到一批反映广东早期青铜器铸造的工具。珠海地区商时期大量古文化遗址发现反映当时人口的繁荣景象，但是，此后这一地区人口逐渐减少，考古资料发现这里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与遗物在逐渐减少。这种情况，一些学者认为与当时的气候条件有关。随着气候的变化，海边的生态一度恶化，先民们慢慢退出他们熟悉的海湾沙丘，另谋生路。
三 珠澳先民参与了早期海上通道的开发
考古表明，先秦时期环珠江口地区居民与东南亚地区已经有了文化的联系。珠海澳门的先民们有意无意之中参与开通了一条从环珠江口至东南亚的海上通道。“从珠江口向西通往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航线，是我国最古老的南海航线，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开通。因而可以说，广东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22]
在新石器时代，居于海边的渔民已经会制造和使用渔船，宝镜湾岩画上的海船图案和遗址中大量用于海上捕捞的渔网坠的出土，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古文献上说的“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的情况[23]，已经在这里出现。更为令人惊讶的是，珠海人在4000多年前就已经解决了海上停船的技术难题。宝镜湾遗址中出土一件重达18.5千克的石锚，该石锚由花岗岩质的椭圆形砾石加工而成，长径33厘米，短径27厘米，厚13厘米，沿着短轴外部凿出一周深深的用于系绳的凹槽，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南海地区先秦时期最大的一件石锚（图10）。在珠海平沙棠下环遗址中也出土一件石锚，与宝镜湾遗址所出土石锚相比，形状与制法都大体相似，只是形体稍小而已，年代稍晚些。
图10 石锚
中国在历史上曾是一个航海非常发达的国家，使用石锚是中国早期航海的一大特色，史书中不乏记载，但石锚最初发明于何时，则没有明确的答案。人们在谈论中国早期航海的时候，经常举的例子是1955年在广州先烈路出土的一件陶船，该船的船尾设舵，船头吊着一件石锚。秦汉时期在广州已经能够造载重五六十吨的大船，而且文献记载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中国船队已远航印度洋。要说这么大、能航行这么远的船没有锚，那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这些船上有锚。但需要说明的是，秦汉时期的锚也不是最早的。因为在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中，我们已经在香港、珠海等地找到了距今4000年前的史前时期大石锚。
我国长期以来都把石锚称为碇，碇字也可写成“椗”或“矴”，是船停泊时沉落水中用于稳定船身的石块，因其作用等同于后来的锚，所以也把它称为石锚。现在还有一些渔民习惯把起航称为“起碇”，把停泊称为“下碇”。唐代有一种税叫“下碇税”。宋代《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有关于碇的使用的记载，说矴设在船头，穿以藤绳，用绞车升降。矴石两旁夹以木钩，近山抛泊，放矴钩住水底。碰到风涛紧急时，还要加两个附矴在大矴左右。据此可知，南海近年来出土的石锚在实际使用中还可能有木钩作配件。
珠海和香港出土的古石锚，外形凿成椭圆形，表面加工粗糙，没有钻孔，只是腰部凿出一道用于系藤索的深槽。但是，它的发现，证明距今4000年前左右的南海先民已掌握和使用石锚这一泊船技术，这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航海的船在珠海宝镜湾岩画中可以看到，船的两头上翘，船下有海涛。这是中国考古所见较早的海船图形。
“中国南方地区和东南亚一带的远古居民，从新石器时代起，就建立了较为密切的联系，至少到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代，中国南方发达兴盛的几何形印纹陶就曾经传播到南洋一带，给这些地区的陶器制作工艺以一定的影响。”[24]“居在海滨和海岛行生活的越人，实际上是开发海上航路的先驱，他们的后代很可能是汉代丝绸之路最早的一批开拓者。”[25]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主任邓聪博士认为，黑沙遗址考古的发现对本地区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际学者所热切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三四千年前人类在东南沿海人种和文化的交流与扩散的历史探索。这次黑沙发现了石玦、环的作坊的遗物，同样的文物在越南南部的同奈省、北部海防省，中国珠江三角洲如珠海、深圳、香港以及台湾省等地都有发现过。三四千年前人类沿台湾海峡以至印支半岛南部沿岸，已形成一个具有一定文化关系的网络，澳门黑沙的发现提供了对古代东南沿海海洋文化交流了解的一个重要环节。
珠海澳门先秦时期的玉石玦、印纹陶等礼器和生活用器，双肩石锛、双肩石斧等生产工具及树皮布的制作技术等文化因素，在稍晚的南亚、东南亚地区也有发现，反映出这里不仅是早期文化的原创地，曾经也是文化的输出地。
[1] 肖一亭，珠海市博物馆研究室主任、副研究馆员。
[2] 徐惠萍：《“珠澳中西文化走廊”的价值与启示》，2010年1月3日《南方日报》。
[3] 后沙湾遗址第6层陶片标本热释光年代测定数据为：距今4828±483年。由广州地理研究所中心实验室测定，编号为89040。受标本采集与设备技术的影响，热释光测年数据误差较大，单一测年数据更只能提供参考。考古学上往往根据地层学与器物类型学所得出的相对年代与多个测年数据的绝对年代进行综合考量，得出遗址的参考年代结论。
[4] 李子文：《淇澳岛后沙湾遗址发掘》，载《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5] 肖一亭：《澳门、珠海史前文化探索》，《文物》1999年第11期。
[6] 1995年，香港古物咨询委员会、古物古迹办事处编印的宣传小册子都有同一口号：“香港文物六千年，齐心保护迈向前。”在香港博物馆等地的历史文物展览中也这样写：“香港历史悠久，可远溯至六千年前，而不同的历史时期，亦先后留下不少文物及古迹，成为本港的历史见证。”
[7] 深圳市博物馆：《深圳7000年——深圳出土文物图录》，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8] 朱非素：《从考古发现看先秦时期的珠海社会概况》，《珠海文化遗产图集》，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第3页。
[9] 邓聪：《澳门历史新结构》，《历史研究》（双月刊）1999年第6期。
[10] 邓聪、郑炜明编著《澳门黑沙》，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
[11] 方志钦、蒋祖缘主编《广东通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第56页。
[12] 某些连岛沙堤上也曾发现先民的遗物及活动的遗迹。
[13] 清人沈同芳著述的《渔业历史》和近人张振东、杨金森编著的《中国海洋渔业简史》（北京海洋出版社，1983）等书中，对捕鱼网具都有所介绍。网坠有时被称为沉子，而系网坠的缆绳称为沉子纲。在沉子之间或网的两端，常配有沉石。沉子和沉石的区别是它们的重量不同，沉石更大、更重，使用的数量相对较少，而网坠（沉子）较小、较轻，使用的数量相对更多。沉子和沉石在重量上的区分具有相对性，是就具体的渔网个体而言的。沉子和沉石到底该多重并没有明确的规定。针对宝镜湾遗址出土坠形石器的具体情况，我们从重量上将其区分开来，小于500克的坠形石器归入网坠，大于3800克的坠形石器归入石锚统计。
[14] 徐恒彬、梁振兴等：《高栏岛宝镜湾石刻岩画与古遗址的发现与研究》，载《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
[15] 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古代岩画》，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16] 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在香港与粤东地区都曾发现铸铜石范。
[17] 古运泉、邓宏文：《珠海平沙棠下环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7期。
[18] 李岩：《广东青铜时代早期遗存诸问题浅析——从珠海棠下环出土石范谈起》，《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1995。
[19] 《珠海文物集萃》，第151页。
[20] 邱立诚：《珠海青铜文化初识》，《珠海考古发现与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第278页。
[21] 朱非素：《从考古发现看先秦时期珠海的社会概况》，《珠海文化遗产图集》，珠海：珠海出版社，2008，第4页。
[22] 黄静：《广东宋代外销瓷及其与耀州窑的关系》，《中国耀州窑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
[23] 《易·系辞下》。
[24] 周广明、彭适凡：《试论南方地区印纹陶与环中国海区域关系》，《南方文物》2006年第2期。
[25] 《南海丝绸之路文物图集》，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1991，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