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优化开发区人口分布特征

国家优化开发区综合实力较强，经济规模较大，能支撑并带动全国经济发展；城市规模结构健全，有条件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城市群；区际联系紧密，区域一体化基础较好。该区域是吸纳和承接人口转移的重点区域，具有人口密度高、素质高，流动人口规模大，空间范围较广等特征，是省际人口迁移的主要集聚地。

一 人口密度高，劳动年龄人口区域差异大

人口从经济欠发达的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优化开发区转移呈加速的增长趋势。自1978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来，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开始呈现显性状态。随着户籍政策逐步宽松，城市化进程加速，流动人口开始大幅增长，且大部分流入了优化开发区的城市化地区。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和北京是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入地，这5个地区流动人口吸纳量占流动人口总量的60%以上。“六普”数据显示，三大城市群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18.11%，与“五普”相比提高了2.86%。珠三角仍是人口占比增长最快的区域，10年提高了1.21个百分点，京津冀增幅最低仅为0.64%。按照国家级优化开发区的数据进行测算，优化开发区国土面积为34.5万平方公里，人口总量达到2.07亿人，人口平均密度为600人/平方公里。这一比例明显高于重点开发区的392人/平方公里、限制开发区的64人/平方公里、禁止开发区的18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平均密度。国家级优化开发区当地人口的经济密度也较高，三大经济区用15%的人口创造了38%的经济总量，人口经济密度远高于其他类型的区域。人口集中指数[1]达到了4.2，明显高于其他类型的区域。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区域内部年龄结构差异大。0～14岁少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7.95%，15～49岁青壮年占30.27%，50～64岁中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43.77%，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8.01%。其中，长三角老龄化状况比较严重，珠三角青壮年比重较大，环渤海少年比重大，教育需求量大。[2]

二 区域内部之间人口数量和素质差距较大

三大区域间城市群内部差距较大，如北京占京津冀城市群人口比例的23.41%，河北8市占61.15%。广州占珠三角城市群人口比例的22.63%，其他七市占58.91%。如何协调城市群内部人口的布局，减少首位城市人口发展压力，至关重要。[3]

三大优化开发区的人口素质较高，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25年，相差无几。其中，长三角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为8.14年，珠三角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为8.78年，环渤海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为8.16年。三大区域中，大部分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在7.01～8年，部分中心城市人均受教育年限在8.01～9年，也有少数边远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在6.01～7年。总的来看，优化开发区内部人口素质差异不大。[4]此外，流动人口年龄平均为28岁，超过一半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是“80后”。

三 人口流迁逐步由核心城区向外围地区转移，仍是省际迁移人口的主要聚集地

人口再分布加快了人口向外围地区转移的步伐，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的人口流动开始由改革开放之初的向核心区聚集转向向外围地区扩散，人口在外围地区的集聚速度要快于核心区，但绝对数上核心区明显高于外围区。其他都市连绵带的人口趋中心化趋势依然明显，人口数量和增长率均大幅提高。优化开发区经济发达，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更高的劳动报酬，流动人口能够克服更长的迁移距离，成为流动人口省际迁移的主体。根据“六普”数据测算，2010年全国省际迁移人口为5499.39万人。人口迁出分布多元，但仍然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针对土地资源匮乏、环境承载压力加大、发展空间受限等问题，广东省率先实施改革，在2008年出台了《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以减少珠三角人口数量，改善发展环境，推动产业升级。通过推动广州、深圳、珠海、东莞等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梯度转移，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扩大广东欠发达地区的城市规模，推动本区域农村人口向城镇和非农业产业转移，同时，吸纳外来人口向这些地区转移，改变人口的空间流向。2007～2010年，广东省共投入425亿元财政资金至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建起了产业转移工业园，形成产业集聚。3年间7000亿元资金涌入，35个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累计创造产值逾5000亿元，税收逾240亿元，相当于再造一座中等城市，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如河源的7个产业转移园就吸纳本土劳动力10.7万人，仅西可通信就录用了6500多名当地员工，人口非农业化步伐明显加快。2010年珠江三角洲区域9个市人口占全省常住人口的53.8%，东翼4个市占16.2%，西翼3个市占14.6%，山区5个市占15.4%。

人口迁入重心开始向北移动，长三角都市圈人口不断增加。据王桂新研究，省际迁入人口分布的集中趋势主要表现在长三角，其增长规模均在270万人以上，浙江更达到了565万人。广东增幅仅为237万人。2005～201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入分布中心向北移动，由珠三角转入长三角。

四 大城市病突出

1.优化开发区人口过密形成“城市病”

流动人口的流向和流入过分集中在优化开发区的城市化地区，致使这些区域只能超负荷运转，“城市病”日益突出。北京和上海流动人口都超过了400万人，占到常住人口总数的1/4以上，深圳、东莞都超过了500万人，占到常住人口的3/4以上。人口过度集中使得公共服务显得日益短缺，交通拥堵、住房拥挤、水资源缺乏、环境污染严重，城市容量严重超负荷。2010年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数据显示，深圳实际人口密度已经达到了17150人/平方公里，成为全球第5。城市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严重倒挂”，由此产生了教育、卫生、社会治安等诸多“城市病”。深圳经过30多年的建设，经济发展创造了让国人引以为豪的“深圳速度”，但深圳要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发展明显受到土地空间限制、能源和水资源短缺、人口膨胀压力、环境承载力等“四大难以为继”的瓶颈性制约。近年来老问题不仅没有缓解，反而不断恶化。

2.流动人口社会问题较为突出

优化开发区的流动人口承担着“危、脏、累”等当地居民不愿干的工作，但仍然享受不到同等的教育、医疗、失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就业的平等权利。尽管近几年政府加强了对外来人口问题的重视程度，但外来人口生存条件差、权益保障缺失、社会融入性差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如工资拖欠时有发生。

3.优化开发区流动人口素质制约了产业的优化升级

优化开发区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聚集了相当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含量并不很高；优化开发区加快自主创新、提升国际竞争力、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定位，这对人口素质和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集聚的人口素质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发展和劳动人口结构性短缺的需要，大量劳动人口无法实现顺利就业。当流动人口就业受阻，流向将发生转移，流量也受到限制。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是典型的结构性短缺，正是由于外来人口素质难以适应经济转型的要求，加之社会融入困难他们只能选择在家乡留守。加之，随着产业转移，一些传统的人口迁出区的就业机会增多，此消彼长，流动人口增速有可能下降。

当然，由于人口迁移的惯性作用，已经在优化开发区就业较长时间的流动人口不太容易离开，可能成为这些地区发展的“包袱”。2009年珠三角初中文化程度及以下的人口占74.1%，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5.9%。每10万人拥有各种受教育程度人数中，广州、深圳、珠海高素质人才最多，均在7500人以上，其他地区高层次、高素质流动人口明显偏低，而在外来流动人口中高素质人才比例则更低，这一方面为他们融入城市增加了难度，另一方面也难以适应珠三角率先实现现代化、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5]

由于省级优化开发区与国家重点开发区基本重合，其人口分布特征较为典型。东部地区省级优化开发区依托国家级优化开发区，人口分布密度较高，人口综合素质较高，是承载外来人口迁入的重要区域。中西部地区省级优化开发区，核心区域人口分布密度高，是本地流动人口迁入的主要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