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陕北家族的形成[1]

陕北，特指陕西的延安和榆林地区。它是相对于陕西的陕南和关中而言的，因它地处陕西北部，故称陕北。该地东隔黄河与晋西相望，西以子午岭为界与甘肃、宁夏相邻，北与内蒙古相接，南与关中的铜川相连，其涵盖范围包括了榆林和延安的25个县区。[2]（如图1-1）图中黑线以北部分为陕北。该地处于黄土高原的中心，内部梁、峁、沟、塬分布广泛，自然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极为脆弱。历史上，秦皇汉武在此修长城、逐匈奴；宋金元明时，这里也是军事要冲、边防重地，并成了民族大融合的中心。下面笔者将对陕北地区家族组织的形成过程作以阐述。

图1-1 陕北地理位置标注

一 人口规模的形成

远古时期，陕北地区气候湿润，水丰林茂，从横山县境出土的“河套人”头盖骨及双耳盆、石刀等来看，在旧石器时代，这一地区就已经有了人类的活动。该地在商周时为鬼方、猃狁所居，春秋战国时又为西戎、北狄等游牧民族的主要活动区域。到了秦汉，陕北则成了北方强大的游牧民族与中原农业民族的必争之地。其主要原因在于，陕北北部与鄂尔多斯高原及河套地区相连，南部与关中相接。若北方游牧民族得此地，便可将其作为跳板，直入中原腹地；若中原王朝得此地，便可构筑军事防御工程来阻止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在这一阶段，各个时期的统治者先后数次有组织地向该地迁入人口。秦时，蒙恬北逐匈奴，在匈奴逐出的地方设置郡县，将一些内地的人口迁徙至此进行屯垦。两汉时，政府又举行了多次的移民活动，或为定居，或为屯垦，最多的一次在汉武帝时，共迁徙人口达72万人次。这些迁入的人口大多是因灾荒、战争或者政府设置新郡等从全国各地迁来的普通百姓和罪犯。

魏晋南北朝时期，该地逐渐远离了汉族中央王朝的控制，匈奴、鲜卑、氐、羌等族在此征战不息，北方各族人民也因此大规模频繁地迁入和迁出。迄今为止，从陕北人的姓氏和地名中依然可以发现昔日少数民族活动过的痕迹。隋唐以来，该地既为中原王朝与突厥争夺的战场，又为安置战俘和内迁的突厥人的主要场所。唐末五代之时，强大的吐蕃迫使党项族沿黄河大量迁至陕北，这为陕北的人口增进了新的民族成分。后来，党项族强大，建立西夏王朝，统治了陕北高原的北部。之后，宋与夏、辽、金、元在此不断的冲突与战争，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多个北方少数民族与农耕民族错综杂处，不断融合。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陕北地区至今仍然保存了一些脱胎于少数民族的姓氏和家族，他们在长期的混战与融合中，分布于陕北的许多县区。[3]如洛川县境内的屈、党、折、井诸姓族源多为羌族。[4]

明清为陕北人口的大增长时期。明朝建立之后，为了保证明王朝的安全，政府在陕北建立了漫长的军事防线，并且以屯军戍边、迁民实边为目的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据史料记载，明代这一地区军事化的管理形成了以军户为主体的户口结构形式。据《延绥揽胜》中称，“延绥居天下九边之一，地方蒙套防御要冲，故其地土著居民皆自晋、豫、鲁、燕等地防屯抽调而来。今之沿边各县田赋百户诸名，均系当年统兵军官人员”。可以说，在明代，军户转民户，构成了当地人口的主要成分。至清代康熙年间，政府规定“滋生人口，永不加赋”，加之推行沿边开放的政策，这些都大大吸引了内地民众的开发热情，大批无地或者少地的汉族农民迁移至此，这才使得这一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今天陕北流传下来的一些县志和族谱中仍然可以找到确切的证据和线索。可以说，人口规模的形成，为陕北家族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最为基本的条件。

二 农耕经济的建立

陕北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在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过程中，该地农业与牧业反复地变迁，人口多次地繁荣与凋零。先秦时期，这里森林茂密，水草丰美，土地肥沃，这一生态环境决定了人们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到了秦汉，受“屯垦”和“移民实边”政策的影响，该地出现了初期的农业经济，呈现出了农牧交错的景观。数量较多的陕北汉画像石就展示了牛耕、收割、放牧和饲马等情形。然而，此时陕北土地垦殖的面积是有所扩大，但其仅限于川道平原，畜牧业仍然处于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正如汉代人虞诩在《复议三郡疏》中所称的，今榆林、定边一带“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羊群塞道”。

到了隋初，受经济传统的影响，陕北仍然保持了游牧生活的余风。[5]但随着国家政治的统一和历代统治者对农耕经济的鼓励，畜牧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小。唐时，突厥、鲜卑、党项等族在这一地区活动极为频繁，为了保卫边防，唐王朝则通过鼓励垦荒、免征赋税等为当地农业的发展营造条件，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大批关中农民逃荒至此，农田垦辟的规模更加扩大，这是陕北历史上一次较大幅度的农业开发。到了宋夏对峙之时，北宋数量庞大的军队驻扎边境，其后勤补给须从内地千里传送，由于陕北交通不便，使得粮食的运输极为困难，北宋政府出于解决军需的目的，广置堡寨，以屯田、营田生产粮食为主。而西夏所管辖的陕北地区，自然环境则比较优越，无定河以东的绥德、米脂等地就曾为西夏的粮食生产基地。尽管畜牧业在西夏占有重要的社会经济地位，但是，农业生产也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明王朝建立之后，由于继续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与侵扰，所以，统治者们都比较重视北部边疆的戍守与开发，他们所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屯田。虽然明代的屯田仍然采取的是粗放式的经营方式，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使得畜牧业的范围得到了进一步的缩小。经过数百年地开垦，这里的许多牧场变为了良田，原来过着半农半牧生活的居民也过上了以农为主的生活。在这一时期，只有长城沿线的土地垦殖随着民族关系与国家政策的调整而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或者农区退缩，或者牧区退缩，但总的趋势是农区的不断向北扩展。到了清末之时，畜牧业所占的比重再次降低。黄河及其支流无定河是陕北地区最大的河流。民国时期，沿黄河的各县包括府谷、神木、吴堡、清涧、延川等地的农业都极为发达，而无定河所流经的米脂和绥德则成了陕北黄土高原农业的精耕细作区。可以说，农耕经济的建立大大加速了陕北地区的开发进程，它不仅造成了农业文化与游牧文化在经济结构上的差异，而且，还为陕北民众接受传统宗法伦理规范的熏陶与浸染提供了物质条件。

三 儒家礼治的推行

在历史上，陕北地区移民很多，因为缺乏足够的文献资料，今天已经很难得知当时村落聚合的状况，但从现有的地方史料与族谱记载发现，他们中的一些进入了土著的村庄，一些则新建立了自己的村庄，在该地，我们今天就能发现大量一姓村与主姓村的存在。在历史上，该地民众正是以聚族而居的形式生活于千峁万沟的一个个封闭的社会圈子之中。因为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天灾不断，单凭个人的劳力很难生存，这样，血缘上的亲近与依赖以及生产生活上的便利就成了他们选择聚族而居的主要原因。然而，笔者认为，家族作为明清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它的建立不仅需要血缘亲族的同居共爨，更重要的是需要一种文化上的整合。陕北历史上处于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结合处，闭塞的自然环境与落后的经济水平使得这一地区的民众鲜知礼义，正统教化的功能极为薄弱，这样，儒家礼治的推行就显得极为重要。

绅士阶层是清末民初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层。中国幅员辽阔，各地的具体情况差异较大，封建政权与地方官僚体制的管理很难有效地深入民间，加之官员任命的回避制与更换制，地方官要与民众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则是极为困难的。绅士阶层则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们的社会空间处于官民之间，在陕北地方教化系统的建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他们倡导儒家的伦理规范，强调孝悌之道与德行修养，平息民众生活中的矛盾与争斗，重视农田稼穑之事，劝导人们不要胡作非为，他们的行为与做法在一定程度上端正了地方的教化。在历史上，陕北长期处于边防地区，民众皆有北方刚劲之气，陕北绅士们则以振兴文教为己任，大力地渗透和普及儒家的礼仪规范，这对当地社会风气的改造作用极大。其次，绅士阶层还积极参与地方学务。该地经济基础向来薄弱，一般家庭很难有闲钱供其子弟读书识字。明清时期，陕北地区办有许多义学和书院，绅士们的捐款则是其主要的经费来源。像榆林的榆阳书院、雕山书院、荣和书院，延安的龙溪书院、梦云书院等都为该地教育与儒家文化的散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6]最后，绅士阶层热心地方公务。陕北自然环境较为脆弱，大多在丰年也很难自给，如果遇到灾害，那就是雪上加霜。陕北绅士则身体力行，一面设厂施粥，一面向外呼吁，他们成了救灾募捐的主要组织者与提供者。尽管受财力与交通条件等的制约，施粥所能救助的灾民数量极为有限，然而，绅士们的善行义举的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灾情，也大大彰显了儒家仁义礼智的道德准则。[7]可以说，陕北家族的形成与地方绅士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们在国家礼仪向地方社会的渗透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刘志伟所认为的：“宗族的建立是一系列仪式性和制度性建设的结果。”[8]

正是随着陕北人口规模的壮大，农耕经济的建立以及地方教化系统的规范，到了清代的康乾时期，陕北的家族才大致具备了祠堂、族谱、族田等家族的象征物。尽管该地的家族象征物设置较为简陋，然而，据文献记载与笔者调查，其在民众的生活中依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总体上讲，陕北家族表现出了东部、中南部家族势力强，西北弱的特征。

首先，人口的分布状况影响到了陕北家族的区域发展特征。陕北各地自然环境差异较大，东部、中南部自然环境优越，人口发展较为迅速。西北部自然条件恶劣，人口发展较为缓慢。自然环境的优越与否与人口的发展又互为因果，相互制约。东部、中南部自然环境优越，人们获取食物的途径较多，养育后代、传宗接代就显得相对容易；而西北部自然环境较为恶劣，人们获取食物的途径较少，后代的繁衍就会相对困难。正是因为陕北东部、中南部人口稠密，才使得人们有了足够的力量来改造周围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这则为家族的发展壮大奠定了人口基础；而西北部人口稀少，没有相当规模的人口作为后盾，家族的发展就无从谈起。

其次，民众的生产方式也影响到了陕北家族的区域发展特征。陕北地域广阔，各地之间的地形地貌差异很大。作用于不同土地利用之上的社会生产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习俗。处于长城沿线的定边、靖边等地或为山区，或为毛乌素沙地的组成部分。畜牧业在这一地区的土地利用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就分布地域来讲，有自东而西逐渐扩展的趋势。加之这一地区原属口外，受蒙、回等北方少数民族游牧生活方式的熏染较大，他们性格豪放，喜欢迁徙，不像以农业为生的民族那样聚族而居，也不太重视对祖先坟墓的保留，这些无疑会削弱家族整合的力量。而处于东部、中南部的神木、府谷、延长、宜川、米脂、绥德、延川、清涧、洛川等县或为黄土梁和黄土峁，或地势平坦，生产力较为发达，是陕北重要的农业生产基地。它们在文化习俗上较多地受到了关中、山西儒家文化的影响，相对来说，这一地区的家族观念较为浓厚。[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