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
2月28日 《人民日报》发表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称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毛泽东曾经3次审阅修改，因此此文可视为当时中共中央对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总结。
3月12日 《文学研究》第1期出版。
这期刊物封面换了，目录增添了外文，并且又一次刊登了编委会的名单。虽然这期“编后记”没有说明，但对照1957年第1期刊登的编委会名单，还是能发现这个名单的“奥秘”，即编委名单中删除了刘永济、陈涌、林如稷、陆侃如、冯雪峰、程千帆、黄药眠、钟敬文等8人。这应该是反“右派”斗争的结果，但刊物没有一一刊出清除出编委会者的名单，算是较为宽容，较有人情味。其中陈涌同志是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现代文学组组长、鲁迅研究专家，反“右派”运动中被戴上“右派”帽子。
该一期首篇是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是1957年度展开讨论的一种延续。郑先生是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他的论文放在首位，自然可以理解。接着三篇全是对文艺界的所谓“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思想”进行批判的文章，它们是冯至的《论艾青的诗》，刘绶松的《关于左联时期的两次文艺论争——批判冯雪峰的反党活动和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以群的《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兼评何直、周勃及陈涌等人的修正主义论点》。批判者都是当时的名家，文章的调门高，火力猛。
古典文学研究与外国文学研究仍然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季镇淮的《韩愈的基本思想及其矛盾》、陈中凡的《元好问及其丧乱诗》、王津达的《汉乐府诗相和歌即汉清商说》以及罗大冈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及其时代》、王佐良的《论旭恩·奥凯西》、缪灵珠的《高尔基的文学观点和方法》，都是厚实之作。
“学术动态”栏目刊登了黎颖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关于方针任务问题的辩论》。文章说，从去年（1957）12月10日到27日，文学研究所围绕着所的方针任务展开了一场辩论，前后历时17天，大小辩论会开了许多次，在辩论过程中形成了“系统派”“当前派”“并重派”三部分人。“系统派”强调系统研究，主张文学研究所应该多做“百年大计”等长远性的学术研究，以便提高研究水平；“当前派”从当前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实际出发，强调文学研究必须注意和研究当前文艺运动、文艺思想上的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并重派”认为，系统研究和解决当前问题，长远的学术要求和当前的实际需要，应该并重，不应规定何者为主。何其芳在最后一次会上，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和分歧之点，作了重要发言。他着重谈了关于对当前的实际需要的理解问题以及当前实际需要、长远学术要求和系统研究三者的关系问题，关于当前实际需要和长远学术“要求”是否可以并重的问题。最后，何其芳同志提出了在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十年内全所性的七项任务：（1）研究我国当前文艺运动中的问题，经常发表评论，并定期整理出一些资料；（2）研究并编写出一部包括新的研究成果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多卷本的中国文学史；（3）编选出一些中国文学的选集和有关文学史的参考资料；（4）外国文学方面，研究各主要国家的文学，并将研究成果按照时代编出一些论文集，作为将来编写外国文学史的准备；（5）编订汉译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每部作品都冠以帮助一般读者理解和欣赏的序文；（6）研究文艺理论，并编写出一部较为通俗、结合中国实际的文艺学；（7）编订汉译外国文艺理论名著丛书。在这七项任务中，又提出以（1）（2）两项为全所的重点[3]。
3月22日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在这个基础上写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4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由此，全国文艺界开展了学习新民歌和新诗发展道路的讨论，关于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的讨论。
6月25日 《文学研究》第2期出版。
1958年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诞辰70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他作为世界文化名人来纪念。这期的《文学研究》即发表了三篇此方面的论文，即郑振铎的《论关汉卿的杂剧》、杨晦的《论关汉卿》、王季思的《关汉卿杂剧的人物塑造》。
这一期增添了两个栏目：一是笔谈，二是通信。笔谈的三部作品是《林海雪原》《苦菜花》《红日》，都是描写战争的，参加笔谈的多数是文学研究所的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组的研究人员。
“通信”栏目发表的是几个青年研究人员对李健吾先生的《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一文的意见：“首先要指出的是超历史超阶级的观点”、“其次要指出的是作者在本文中所表现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其三，作者的治学态度是不够严肃的”、“最后”是指责作者的文风是“脱离人民大众的资产阶级作风”。[4]信里同时表示希望李健吾先生不客气地指出他们意见中的不当之处。因而这一期“编后记”里特意指出：“我们在工作中有这么一个体会：在文学研究领域内，大家还不习惯于辩论，不大习惯批评和反批评，在学术问题上有不同意见不大肯说，或者又不敢尖锐地说，缺少一种敢想、敢说、敢大胆发表自己意见的革命精神。”“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我们希望学术界打破这种沉闷的空气，出现一种新的气象，新的精神”。
其他的主要论文还有唐弢的《论阿Q的典型性格——批判冯雪峰反现实主义，反阶级论的文艺观点》、王淑明的《论郭沫若的历史剧》和林庚的《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青年研究人员蒋和森发表了长篇论文《曹雪芹的〈红楼梦〉》。书评一栏里，发表了钱锺书对钱仲联的《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一书的评论。这篇书评的特色在于作者能坦诚相见，进行认真严肃的探讨，短短一篇文章中，竟有28个注。
这一期的“动态”一栏也许更为引人注目。第一条是《中国文学教学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揭发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厚古薄今问题。文章说：“自双反运动开展以来，北京大学中文系‘厚古薄今’的倾向被揭露出来，它的严重性是耸人听闻的。有个教研室制订了一个培养研究生的条例，其中罗列了大批书目，并规定在几年内念完，可说是严格极了，然而没有只字提到马列主义，道道地地是‘白色条例’；一位文艺理论教授给研究生开的参考书目中，竟然出现了《圣经》；至于教授们在讲课中的‘崇古非今’，以欣赏的颂扬的态度对待古典文学中的封建糟粕，则更为普遍了。几千几万张大字报惊心动魄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社会主义大学的中文系究竟要给国家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
第二条揭发的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学与厚古薄今现象”。文章认为形成严重的厚古薄今现象的原因是：（1）复古主义思想；（2）资产阶级的治学方法。重视材料、重视考证，把这些当作首要的东西。轻视理论分析，甚至认为这是空论；（3）脱离实际，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4）厚古薄今与厚今薄古是两条路线斗争问题。
第三条揭发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学教学中的错误倾向”。其主要表现：一是缺乏正确的历史观点和阶级观点；二是艺术标准放在第一位；三是散布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四是脱离实际的繁琐考证。
10月25日 《文学研究》第3期出版。
这一期几乎是大批判专号，首篇第一次刊登了《文学研究》编辑部的《致读者》，说明这是改版后的第一期。封面改换，原来是古色古香的藏青色，现在变成黄棕色，凸显出“文学研究”四个大红字。《致读者》首先检讨了《文学研究》创刊时确定的“方针和任务”的缺点，这主要指：“关于中外古典文学的研究文章发表得过多，这些文章有许多又不是用新的观点来写的；而研究现代文学和结合当前斗争的文章就发表得较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广大的读者群众的需要。”“就是由于以上的方针和执行中的缺点，我们刊物上就出现了红旗、灰旗、白旗杂然并存，缺乏战斗性的情况”。《致读者》还透露，不少读者对《文学研究》第3期（1957年）特别不满意，“这固然是由于当时全国学术界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组稿很困难，我们不得不把过去积存的一些关于我国古典文学的稿子都一起发表，以免脱期”。《致读者》进一步表态：“今天看来，这样处理是不妥当的。我们应该宁肯脱期，或甚至停刊一期，也不应临时凑一些稿子，勉强按期出版。”[5]
《致读者》还检查了刊物存在的“厚古薄今”的倾向，表示要加强刊物的战斗性和群众性，在文学研究工作中“拔白旗、插红旗”，坚决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这一期的一系列论文确实贯彻了“拔白旗、插红旗”“厚今薄古”的方针，基本是一本“革命大批判”专辑。其中有三篇文章是批判王瑶先生的，具体篇名是：《王瑶先生是怎样否认党的领导的》《王瑶先生的伪科学》和《论巴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兼驳扬风、王瑶对巴金创作的评论》。文艺理论方面，亦有三篇批判文章，即蔡仪的《批判陈涌关于文学艺术特征的右派论调》、伊凡的《陈涌在题材问题上对鲁迅的歪曲》和姚文元的《驳秦兆阳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理论》。姚文元的文章第一次在《文学研究》上亮相。
郑振铎作为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和著名的文学史家，在“拔白旗、插红旗”的批判运动中，自然首当其冲。文学所内展开了对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批判。这一期刊发了所内6位青年研究人员集体写作的《评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文中指出这本文学史的“根本问题在于著者是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学观点来撰写文学史，以‘俗文学’的观点、即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社会学在文学观点上的反映来提倡和肯定民间文学”，“更其严重的是，《插图本文学史》中还相当明显地表现了胡适派的实用主义的文学观点”[6]。
该期还有两篇正面赞颂新时代的论文，一是贾芝的《大跃进时代的新民歌》，二是力扬的《生气蓬勃的工人诗歌创作》。有批判，有歌颂，显示刊物旗帜鲜明。此外还发表了一篇署名“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三年级一班‘红旗’学习小组”的《资产阶级专家到底有多少货色？》。文章声称：“资产阶级专家的纸老虎，已经被事实彻底地戳穿了！迷信‘专家’的人们，应该是清醒的时候了！”这篇文章转载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内部刊物《东风》第2期，看来大字报也上学术刊物了。
“学术动态”栏里，刊登了《北大、复旦、南开、武大中文系的学术思想批判与教学改革的情况》一文。文中提到：“最近两三个月来，我国各个大学的中文系，有着两件令人兴奋的事。这就是大批新的教学大纲，新的讲义产生了，大量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论文产生了。”文章认为，“在短短的时间里，能取得这样好的成绩，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学术思想战线上的胜利”。[7]
《文学研究》又一次刊登编委会名单。与这年第1期上刊登的名单相比，此次编委会委员增加了刘芝明、邵荃麟、何家槐、林默涵、唐棣华、张光年、叶以群。其中，唐棣华是新调来的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其他几位都是经受过反右派斗争考验的革命文艺家。古典文学专家刘文典的名字从编委会名单中消失。
这一期《文学研究》版权页上记的是10月25日出版，实际上到读者手里已是11月初了。写于11月2日的“编后记”中说明延期的原因，一是印刷的关系，二是临时增编悼念郑振铎先生的专辑。10月17日，郑先生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去阿富汗王国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途中，所乘飞机在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失事，郑振铎、蔡树藩等16位同志遇难。为了表示对老所长和《文学研究》编委的追悼和哀念，特地赶编了一个专辑，附在这一期发行，专辑的内容包括：郑振铎遗作《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序》、吴晓铃的《郑振铎先生传略》、何其芳的《悼念郑振铎先生》、〔苏联〕艾德林的《忆郑振铎同志》、王伯祥的《悼念铎兄》、余冠英的《悼念郑振铎先生》、〔波兰〕亚奈士·赫迈莱夫斯基博士的《悼念郑振铎教授》和吴晓铃整理的《郑振铎先生撰著编译目录初稿》。
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比较奇怪的现象：同一期刊物的正刊上，在批判郑振铎先生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而在附加的“专辑”里，又在深切怀念郑振铎先生。
该期刊登的“稿约”较之前也有很大的改动，主要突出了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兹简录于下：
《文学研究》发表下列稿件：
（1）对当前文学作品、当前创作问题的评论；
（2）对当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修正主义及其他错误的文艺思想的批评；
（3）对当前重要文艺理论的研究和讨论；
（4）对我国和外国文学史上重要作家、重要作品和重要问题的研究；
（5）对我国各族的民间文学的研究和评论；
（6）对国内新出版的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和理论批评方面著作的书评；
（7）关于我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重要作品、重要问题的资料和考证，特别是有关现代文学的重要资料；
（8）讨论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方面的问题的通信。
10月1日 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知识》创刊。“创刊的话”中说：这个刊物的任务，“最主要的是帮助大家阅读”。另一任务是“评论群众创作”。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作品，提高欣赏水平和创作水平，刊物还要作“介绍基本知识的工作”。
12月25日 《文学研究》第4期出版。
“评论”栏目里，刊登了3组批判文章。第1组有陈燊的《评李健吾先生的〈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杨耀民的《批判杨绛先生的〈菲尔丁在小说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胡念贻的《孙楷第先生的考证工作》和朱寨的《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批判》。这一组文章，除了最后1篇外，其他3篇都是文学研究所的青年研究人员写的，曾在所里的学术批判会上讨论过。这期的“编后记”特别提出：“对于这些文章，很希望大家特别是被批判者提出不同的意见，以进行讨论。学术问题是需要反复讨论的，真理是愈辩愈明。”
第2组批判文章是有关巴金研究的，有李希凡的《谈〈雾、雨、电〉的思想和人物》，主要批判巴金小说所宣扬的思想——无政府主义思想和虚无主义思想；而刘国盈、廖仲安的《用什么尺度来衡量巴金过去的创作》一文，则是对《文学研究》1958年第3期发表的《论巴金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同学与青年教师集体写作）的商榷意见。文章围绕着“巴金创作的真实性问题”，对青年学生和教师从真实性的角度否定巴金的论文提出质疑，认为该篇论文“还不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尺度来衡量巴金，这里有一定的教条主义倾向”。这种实事求是的学术探索态度，在大批判成风的时代氛围下，是难能可贵的。
第3组批判文章是针对外国的“修正主义”的。罗荪的《“把凯撒的还给凯撒”——评南斯拉夫维德马尔的〈日记片断〉》，批判南斯拉夫作家协会主席维德马尔1956年发表的论文《日记片断》，认为该作者“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朱虹的《从法斯特的小说看法斯特的本来面目》，把美国共产党员作家法斯特作为“叛徒”加以揭露和批判。
以群的《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正面阐述了毛泽东所提倡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理论，认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大跃进的非常时代需要这样的文学，勇敢的体现共产主义风格的劳动人民需要这样的文学”[8]。在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下，单纯的“现实的再现”或是“现实之客观的表现”的文学，已不能跟上时代形势的要求了。
《新苗》编辑部的文章《农民作家刘勇和他的创作》，是《文学研究》创刊以来较为难得的正面赞扬当代作家的文章，实际上也是对“大跃进”歌谣运动的肯定。文章引用了一首新民歌，认为它“体现着劳动人民的气魄与风格、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9]，这首短歌是：
红旗飘在山顶上，
我们开荒在山冈，
赶走七个圆月亮，
赶走七个红太阳，
四张眼皮合拢来，
一身疲倦累得慌，
心里想起毛主席，
一锄挖土大半方。
在“讨论”栏中，发表了中山大学中文系四年级乙班黄昌前的《对王季思先生的〈苏轼试论〉的几点意见》和王季思先生的《关于〈苏轼试论〉的几个问题》。前者认为王季思的《苏轼试论》是“一篇很有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表现了作者在研究古典文学中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主观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后者则检查了自己的“《苏轼试论》以及《宋元文学史》的讲稿里的其他部分，虽然也有个别可取的论点，但总的说来，表现了相当严重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和文艺观点”。一篇是批评文章，一篇是检查文章，同时又有一些观点的进一步阐明，除了一些贴标签式的政治帽子外，语气基本上还是说理的。
“通讯”栏目（“通信”在该期改为“通讯”）中发表了曹道衡的《对〈宋代诗人短论十篇〉的意见》，认为钱锺书“学术思想中形式主义似乎颇为严重”，钱锺书对作家的那种琐碎的论述法，“其危害性还不仅仅限制于对读者没有帮助，更重要的是抹煞了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违反了列宁的两种文化的原理”[10]。
“书评”栏目也贯彻了“拔白旗、插红旗”的编辑方针，发表了谷代的书评，赞扬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认为“这部文学史的出版，是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一面红旗”，“无疑的是标志着党对科学文化事业的领导的胜利，是从共产主义精神出发的集体协作的研究方法的胜利”。文章认为，该“文学史”的优点是充分地贯彻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原则和毛泽东主席关于整理民族遗产必须注意区分精华和糟粕的指示，是编著者们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去论述古典文学的历史。书评作者最后总结为一句话：“总的说来，这部文学史的成就是空前的，它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史上必然要占有重要地位。”书评作者似乎有些预感似的，最后发出警告：“至于有一些资产阶级教授和观潮派要想抓住这部文学史的某些不足之处来加以非难，肯定是会碰壁和落空的。”[11]
这一期的“编后记”还对下一年的选题提出了设想。1959年将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和五四运动40周年，“我们在大搞钢铁，大搞人民公社，大搞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的伟大胜利的基础上来迎接这新的一年”“因此要求全国的作者从各个方面来总结我国这伟大的10年来社会主义文学的经验，特别是工农兵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文章。同时也十分欢迎五四以来重要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文章，鲁迅研究更是当前特别紧要的任务，希望更多的同志就这一专题进行研究”。
在该期第77页的空白处，还刊登了一则《文学研究》编辑部和《文学知识》编辑部的《降低稿酬标准启事》：“我们热烈响应上海、北京报刊、出版社降低稿酬标准的倡议。为了逐步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报酬上的悬殊差别，适应作家和广大群众共产主义觉悟大提高的新形势，我们决定自10月份起将稿酬标准降低一半。”
[1] 何其芳：“编后记”，《文学研究》1957年第1期（创刊号）。
[2] “编后记”，《文学研究》1957年第3期。
[3] 黎颖：《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关于方针任务问题的辩论》，《文学研究》1958年第1期。
[4] 杨耀民、陈燊、董衡巽：《对〈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的意见》，《文学研究》1958年第2期。
[5] 《致读者》，《文学研究》1958年第3期。
[6] 曹道衡、徐凌云、陈燊等：《评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文学研究》1958年第3期。
[7] 《文学研究》记者：《北大、复旦、南开、武大中文系的学术思想批判与教学改革的情况》，《文学研究》1958年第3期。
[8] 以群：《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文学研究》1958年第4期。
[9] 《新苗》编辑部：《农民作家刘勇和他的创作》，《文学研究》1958年第4期。
[10] 曹道衡：《对〈宋代诗人短论十篇〉的意见》，《文学研究》1958年第4期。
[11] 谷代：《评北大中文系文学专门化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文学研究》195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