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

2月27日 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后经过修改，公开发表于6月19日《人民日报》。

3月12日 《文学研究》（季刊）创刊。

《文学研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卷末刊登了上列编委会的名单，并注明如无变动，不再每期发表。也不标出其中谁为主编、副主编。开编委会时，何其芳称自己为召集人，实际上他行使主编的职责。

创刊时的编辑部负责人为吕林。参加编辑部工作的有屈文泽、王信、冀勤、杨壮伯、章西顺、张立城、陈宝华、徐子余。

创刊号上没有发刊词，只是在何其芳执笔的“编后记”中交代了创办的缘起，是由于受到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从事文学研究工作的人就更为迫切地感到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园地，有一个全国性的集中发表文学研究论文的刊物”。“编后记”着重指出，《文学研究》“除了如一般刊物一样也要组织一些有时间性的文章而外，它将以较大的篇幅来发表全国的文学研究工作者的长期的专门的研究成果。许多文学历史和文学理论上的重大问题，都不是依靠短促的无准备的谈论就能很好地解决的，需要有一些人进行持久而辛勤的研究，并展开更为认真而时间也较长的讨论。我们这个刊物打算尽可能废除一些不利于学术发展的清规戒律。我们将努力遵循党所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尽可能使多种多样的研究文章，多种多样的学术意见，都能够在这上面发表。我们深信，我们的学术水平，我们这个刊物的质量，都只有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广泛发表各种意见和自由竞赛，然后有可能逐渐提高。在任何学术部门，一家独鸣都是只会带来思想停滞和思想僵化的”。[1]

创刊号上发表了12篇论文，全部是编委会成员的文章，计有蔡仪的《论现实主义问题》，陆侃如、冯沅君的《关于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商榷》，何其芳的《〈琵琶记〉的评价问题》，王季思的《〈桃花扇〉校注前言》，夏承焘的《论姜夔词》，钱锺书的《宋代诗人短论（十篇）》，程千帆的《陆游及其创作》，孙楷第的《清商曲小史》，俞平伯的《今传李太白词的真伪问题》，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中“道”的问题》，罗根泽的《论〈庄子〉的思想性》，罗大冈的《孟德斯鸠的〈波斯人的信札〉》。

该期扉页刊登“稿约”，实际上概括了《文学研究》选题的范围。（1）论文：包括对我国和外国古代至现代的作家、作品、文学史上的问题、文艺理论和民间文学的研究，对文学研究论著的评论，对错误的文艺思想和文学研究的错误的观点、方法的批评；（2）有关作家、作品和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和重要材料的考证；（3）有关文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和经过整理的有参考价值的文学资料；（4）对国内外新出版的文学研究、理论批评等方面的著作的简短评价；（5）讨论文学研究方面的问题的通信。

《文学研究》第1期的篇幅184页，印数为51000册。收到的稿件大大超出原来的估计，因此曾考虑改为双月刊，但负责发行的邮局方面感到有困难，因而仍为季刊。由于这是我国文学研究界首次创办的国家级大型学术期刊，又正值党和国家开始实行“双百”方针之际，所以它一出版，即受到了文学界、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

《文学研究》创刊不久，文学研究所领导研究决定从《文学遗产》编辑部调张白山、熊白施，同时又从所内文艺理论组调翻译和研究俄国文学理论的尹锡康到《文学研究》，正式建立按学科门类分组和实行三级审稿制的编辑部。任命张白山为编辑部主任，吕林为副主任兼现当代文学编辑组组长，尹锡康为文艺理论与外国文学编辑组组长，熊白施为古典文学编辑组组长。同时确定所内对《文学研究》的领导，总的由副所长何其芳负责，日常工作由所领导小组副组长毛星负责。

4月27日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6月12日 《文学研究》第2期出版。

这时，《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传达了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精神，吹响了所谓反击“右派”进攻的号角。

由于是季刊的原因，刊物无法跟上飞速发展的形势，因而发排的稿子依然是学术性的文章，其中编委的文章占了绝大部分。首篇是何其芳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15周年而写的《回忆、探索和希望》，文章既充分肯定了《讲话》的伟大意义，同时又批评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指出教条主义的理论批评“是会败坏人的创作情绪的”，认为应该坚决贯彻“双百”方针，放手让作家去创作，领导不要去干涉。

古代文学研究依然是这一期的重头戏，发表了刘绶松的《〈文心雕龙〉初探》、刘永济的《释刘勰的“三准”论》、俞平伯的《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问题》、冯沅君的《王实甫生平的探索》和沈祖棻的《关于清代词论家的比兴说》。俞平伯先生已是接连两期发表文章了，这在《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刚刚过去的年代，是很引人注目的。

这一期还发表了楼棲的《论郭沫若的诗》，这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第一次在《文学研究》上亮相。

9月12日 《文学研究》第3期出版。

首篇是署名“《文学研究》编辑部”的《保卫文学的党性原则》，参加到反击所谓“资产阶级右派”猖獗进攻的战斗中去。看起来这一篇文章也是急就章，是一种不得不做的政治表态。这一期的重点仍是古代文学研究，范存忠的《〈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序》、黄盛璋的《李清照事迹考》、唐圭璋的《柳永事迹新证》、段熙仲的《陶渊明事迹新探》、夏承焘的《姜夔词编年笺校》等，大都是文献考证方面的文章。这期“编后记”进一步对反右斗争表态，认为“这个斗争对于我们文学工作者来说，是一场严重的政治考验，一次深刻的思想教育”[2]。

12月12日 《文学研究》第4期出版。

这一期加大反右斗争的力度，以“《文学研究》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拥护两项伟大的革命宣言》，对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宣言表示拥护，并点名批判，“反党分子和右派分子”冯雪峰和陈涌。另外，还发表了毛星的《论文学艺术的特性》，批判陈涌等关于文学艺术的特性的一些观点；其中提到形象思维问题，后来成为文艺理论中一个有争议的学术命题，“文化大革命”中和新时期都有不同意见的争议。王燎荧的《抗战时期丁玲小说的思想倾向》，批判了丁玲所谓“极端的个人主义，一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

这一期刊物加重了对外国文艺研究的分量。水夫的《暴风雨所诞生的》，论述了十月革命后最初10年间的小说；袁可嘉的《布莱克的诗》，是为纪念英国杰出的诗人布莱克诞生200周年；李健吾的《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是为纪念《包法利夫人》成书百年而作。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王季思的《苏轼试论》较全面地论述了苏轼散文、诗、词的艺术特征和伟大成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面，王瑶的《论巴金的小说》，是到当时为止最为全面地论述巴金小说思想内容和风格特色的长篇论文。

该期的“编后记”对一年来的工作进行了回顾，认为“较为显著的缺点是刊物的计划性差”。为了克服这个缺点，编辑部拟了下一个年度的工作计划要点：“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方面打算以继续批判文艺界的右倾思想为重点，同时也打算发表对‘五四’以来的重要作家和作品的研究论文。古典文学的重点打算放在元、明、清的戏剧小说方面。”并继续讨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和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