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

2月14日 《文学评论》第1期出版。

该期篇首是曹道衡、王水照的《学习毛主席诗词》。新版《毛主席诗词》刚刚出版，这是一篇欢呼、学习的文章。

当代文学评论方面，只有路坎的《谈话剧〈李双双〉》。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有于维洛的《论〈伤逝〉》和范伯群、曾华鹏的《论冰心的创作》。

古代文学研究方面，刘大杰的《黄庭坚的诗论》和林庚的《略谈唐诗的语言》，都是比较坚实的学术文章。

该期刊物只有92页，刊物的篇幅与初创时期比起来，越来越少了。

4月14日 《文学评论》第2期出版。

4月23日是莎士比亚诞生400周年，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作家，该期发表了王佐良的《英国诗剧与莎士比亚》和杨周翰的《谈莎士比亚的诗》。

刘世德、邓绍基的《清代公案小说的思想倾向》，以《施公案》《彭公案》和《三侠五义》为例，兼论“清官”和“侠义”的实质。当时戏剧界曾发生过一场对传统剧目中的公案戏的争论，同时也牵涉到了有关的几部清代公案小说。文章回顾了清代以前的公案作品的历史发展，论述了清代公案小说的内容特点：一是宣扬忠君的封建道德；二是提倡奴才思想；三是鼓吹投降变节行为。

蔡葵的《周炳形象及其它》，论述关于《三家巷》和《苦斗》的评价问题。论者认为作品塑造的主人公周炳“只是一个带有不少弱点的小资产阶级的人物，而不是一个值得歌颂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作者对这一形象的塑造“模糊了阶级的界线和阶级之间的矛盾”，有些“类乎旧小说对才子佳人的描写”。[55]

从这一期起，《文学评论》将原来的“读者·作者·编者”和“学术通信”合并为“通信”栏。这是作者、读者和编者自由交换意见和自由发表意见的一块园地，凡属与文学有关的问题和意见都可以在这里发表。该期发表了读者陈鼐与作者何其芳《关于曹雪芹的民主主义思想问题》的通信，双方自由探讨问题，交流体会，体现了一种可贵的民主、平等的学术争鸣气氛。

“动态”栏里刊登了朝耘的综述文章《对〈关于梁生宝形象〉一文的意见》。严家炎的那篇文章发表后，《创业史》作者柳青首先在《延安》（1963年8月号）上发表了《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的文章，对严文提出异议，并希望大家讨论。随后，全国各地的一些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围绕着关于“理念活动”和性格刻画问题，关于矛盾冲突问题，关于“抒情议论”等问题与严家炎商榷。

6月14日 《文学评论》第3期出版。

该期“编后记”中说：“近两年来，我们的戏剧事业有了巨大的新的发展，反映我国社会主义新的生活斗争和新的风尚的现代剧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为什么这些现代剧会取得这样高的成就呢？这里有许多创作的新经验，值得我们从事戏剧批评和戏剧理论研究工作者认真地、深入地进行总结和研究”。[56]为此，这一期发表了曹禺的《话剧的新丰收》和李健吾的《社会主义的话剧》两篇文章。

柳青的《创业史》（第1部）出版以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作者塑造的主人公梁生宝这一形象成为许多人评论的中心内容之一。《文学评论》1963年发表了严家炎的文章《关于梁生宝形象》以后，引起了一系列讨论，这一期继续发表吴中杰、高云的《谈梁生宝形象的创造》和张钟的《梁生宝形象的性格内容与艺术表现》。两文作者都不同意严家炎文章的一些观点，坚持认为梁生宝是一个成功的英雄人物形象。

杨绛的《堂吉诃德和〈堂吉诃德〉》，探讨了堂吉诃德这一典型形象的意义，以及这一典型形象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读者心目中的不同诠释。

王元骧的《对阿Q典型研究中一些问题的看法》，认为阿Q典型的讨论虽然已有40多年的历史，但在今天仍有它的现实意义。因为从近几年讨论的情况来看，问题已经大大超越了阿Q典型本身；关系到对于典型理论以及典型研究方法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关于阿Q到底是什么典型，文章认为：“阿Q乃是由于愚昧、麻木和严重的奴性思想，以致在反动统治之下，成了毫无价值的牺牲的旧中国的劳苦大众的典型。”[57]

这一期还辟出“新书新作品评介”专栏，用简短的文字，推荐了四部新的作品。

6月27日 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的草稿上，作了关于文学艺术的新的批示：“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8月14日 《文学评论》第4期出版。

该期篇首是路坎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的重大成就》，表示对在北京举行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赞扬和祝贺。“编后记”还特别强调，这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是我国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一件大事。它的重大胜利和成就，必将影响和推动文学艺术各个方面的进一步革命化”[58]。但是编者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不久就要降临中国大地的“文化大革命”竟是那样的骇人听闻。

黎之的《描写英雄人物的报告文学》提出“我们生活在英雄辈出的时代”，“我们文艺花苑中反映英雄和英雄事迹的报告文学非常繁荣”[59]，因而要及时地总结报告文学创作的经验。

严家炎的《梁生宝形象和新英雄人物创造问题》，是回应一些批评者对他的责难的，并对新英雄人物的创造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缪俊杰、卢祖品、周修强的《关于周炳形象的评价问题》，是与蔡葵商榷的。文章认为，蔡文“对作品的成败得失缺乏全面的估价，对周炳性格缺乏全面的分析；过分夸大了作品的消极和周炳性格中的消极部分，把次要的当做主要的，得出了难以令人信服的结论”[60]。

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发展》，比较全面地对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喜剧和悲剧进行了评析，并对莎士比亚思想上的矛盾和创作方法进行了探讨。

周琪的《评〈红楼梦〉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认为俞平伯文章中的许多观点和研究方法都是不正确的，同时为了探索俞平伯文章中某些错误观点方法的源头，又不得不提及他那本被批判过的《红楼梦研究》，认为俞平伯的错误在于“没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分析评价这部伟大的著作”[61]。

这一期还发表了力扬的遗作《论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对杜甫继承和发展我国古典现实主义诗歌的传统进行了认真的探索。

该期增辟“随笔”一栏，目的是为了便于许多作者对当前文学现状及时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期发表了于萌的《对典型问题讨论的一点感想》和何映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需要联系现实斗争》。

8月 彭韵倩、杨志杰、范之麟先后调入《文学评论》编辑部。

8月 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需要批判，使修正主义公布于众。”

10月14日 《文学评论》第5期出版。

该期首篇是张羽、李辉凡的《“写中间人物”的资产阶级文学主张必须批判》，文章指出：“一九六二年下半年，《文艺报》、《火花》、《河北文学》和《文学评论》等杂志相继发表了沐阳、沈思、侯墨、康濯等同志写的一批鼓吹‘写中间人物’的文章。”作者认为，“这阵风”是中国作家协会1962年8月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煽起来的，“邵荃麟同志是‘写中间人物’的主要倡导者。从一九六○年起，他就一直在处心积虑地鼓吹‘写中间人物’”，“我们同邵荃麟等同志的分歧是文艺路线的根本分歧，是关系到我们的文艺以什么来教育人民，按照什么人的面貌来改造世界的问题”。[62]

陆一帆的《〈三家巷〉和〈苦斗〉的错误思想倾向》，认为欧阳山的这两部小说从思想感情到立场观点都存在着严重的错误，首先是作品通过周炳的形象宣扬和歌颂了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其次是用亲戚关系和超阶级的爱来散布阶级调和的思想。

赵雨萌的《人性论思想不容辩护》，副标题为“同《北国江南》的一些辩护者们辩论”，认为电影《北国江南》是一株毒草，它“在描写阶级斗争的幌子下，抹煞我国农村当前的阶级斗争，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63]

潘旭澜的《谈李凖的小说》，充分肯定了李凖在反映农村的斗争生活，特别是在塑造新人形象方面的成就。

冯沅君的《怎样看待〈一捧雪〉》认为，首先要把李玉的原作与地方戏的改编本（包括京剧、莆仙戏等）分别对待；其次，《一捧雪》是精华糟粕俱有的，而改编本去其精华，取其糟粕，宣扬封建的奴隶道德；第三，评论作品，尤其是大型的小说、戏剧，固然应从大处着眼，看它的主要情节，但对其中的穿插细节也不应轻易放过；第四，杂剧、传奇这些古典戏曲大都出于封建文人之手，所以其中糟粕多于精华；第五，地方戏虽来自民间，但由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封建时代的作家即令生活于群众中的也难说都是一尘不染。因此，对地方戏传统剧目的分析批判同样必须细致而严格。

这一期的“编后记”很长，破了纪录，占了两页，主要用于检讨自己的“错误”：在关于“写中间人物”的问题上，“我们由于对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在我国文艺战线”上的反映缺乏应有的认识，缺乏敏感，平时对当前文艺理论问题、文艺创作问题研究也很差，又加上当时对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大连创作会议的内容和错误不了解，因而发表了康濯那篇称赞写“中间人物”的文章。对于发表严家炎三篇关于《创业史》中梁三老汉、梁生宝形象塑造的文章，“编后记”又再三检查自己严重地脱离现实斗争，对阶级斗争在我国文艺战线上的反映缺少应有的认识，因而在工作中犯了“重大错误”。“编后记”最后说：“最近《文学评论》编辑部按照当前文化大革命的要求，正在检查近几年的错误和缺点，从中吸取教训。我们已经认识到从事学术刊物的编辑工作，如不从政治上思想上努力学习，努力提高，就会不断犯错误，不断发生问题。我们要把这次检查刊物作为一次对我们自己的重大的教育。”[64]

看来，汹涌而来的政治风暴，使得这个学术研究刊物更加难以应付了。

12月14日 《文学评论》第6期出版。

这一期基本上全是批判文章，编辑部正在实践上期“编后记”中的保证，积极地投身到当前的“革命大批判”之中。朱寨的《从对梁三老汉的评价看“写中间人物”主张的实质》，主要是批判邵荃麟和严家炎的观点，认为“提倡‘写中间人物’的人们的艺术观点本来就是资产阶级的，我们与‘写中间人物’主张之间的斗争，又是无产阶级文艺思想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争”[65]。

邓绍基的《〈李慧娘〉——一株毒草》认为孟超这个剧本的主题是“鼓吹在政治上受压抑的人进行反抗和复仇”，因而《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66]。

因为《文学评论》1962年第3期上发表过孟超的《跋〈李慧娘〉》，所以“编后记”中又一次“检讨”：“当初我们审稿的时候，对这篇文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完全没有认识，甚至对作者所说的借李慧娘‘资质美丽之幽魂，以励生人’这种现在看来用意明显的话，也看不出来，这是我们工作上的严重的错误和严重的失职。”[67]

李醒尘的《时代向哪里去？》和季星的《评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和他的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都是批判周谷城的时代精神“汇合论”的，认为周谷城贩卖的是阶级调和论，“他实际上全面而系统地提出了一条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路线针锋相对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68]。

蒋守谦、郑择魁的《〈早春二月〉的辩护者们背离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实际是批判“毒草”电影《早春二月》，认为它“宣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69]。

罗大冈的《“无边的现实主义”还是无耻的“现实主义”？》，是批判法国加罗迪近著《无边的现实主义》的。文章认为阿拉贡提倡“开明的现实主义”和加罗迪的“无边的现实主义”异曲同工，混淆资产阶级文艺和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根本性区别，否定文艺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马克思主义原则，试图建立一套所谓修正主义的美学理论。

葛杰的《关于〈孽海花〉的评价问题》，认为：“我们不能容许有些人再为《孽海花》捧场，把它的极反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说成是革命思想；更不容许借《孽海花》来宣扬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的腐朽堕落的人生观。”[70]

“来稿综述”栏里刊登了《关于〈三家巷〉〈苦斗〉的评价问题》，说明自今年（1964）第2期发表蔡葵的《周炳形象及其它》以后，陆续收到36篇来稿，简要综述如下：（1）周炳是个彻头彻尾的小资产阶级人物；（2）周炳“精神世界的复杂性”与“觉悟提高”；（3）是批判还是歌颂？（4）歪曲了革命历史，歪曲了阶级斗争；（5）资产阶级的美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