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

2月14日 《文学评论》第1期出版。

该期首篇是唐弢的《关于题材》。1961年4月《文艺报》曾经发表《题材问题》专论，当时是周扬、林默涵为反对“题材决定”论，提倡题材多样化，用一切办法广开文路。两年来围绕着这个问题有不少争论，此文可以说是对这一问题的一个总结，认为题材是艺术创作上一个具体问题，它是受到“双百”方针的鼓舞而提出来的，因而它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而不是为了限制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题材应该多样化，同时题材又是需要选择的，文章的论述比较辩证。

赵天（毛星）的《从〈出山〉的评论谈起》，针对小说的某些描写，特别是一些推崇小说的评论，文章认为我们在塑造和评价时代英雄形象时，要能区分新、旧道德，要正确对待群众。此文随即引起争论，地方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与之商榷。

古代文学研究方面，余冠英的《关于改“诗”问题》和郭预衡的《〈文心雕龙〉评论作家的几个特点》，都是功底扎实的学术文章，没有丝毫虚浮之气。

李希凡的《历史剧问题再商榷》，是回答朱寨文章的。《文学评论》第2期又发表了朱寨的《再谈关于历史剧问题的争论》，是对李希凡的回应，争论的焦点仍是：什么是历史剧？历史剧是否只允许描写真人真事？如何理解“没有虚构就没有艺术”？

外国文学研究方面，罗大冈的《罗曼·罗兰在创作〈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期的思想情况》，通过对罗曼·罗兰的回忆录、书简集和日记等资料的综合分析，清理了这位法国作家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的主要思想活动。杨周翰的《欧洲文学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认为欧洲文学史研究工作存在着范围、分期、发展线索和评价问题。

这一期还新辟了“学术通信”专栏，发表了汪之明、余冠英的《隋代文学是北朝文学的尾声，还是唐代文学的先驱？》。开辟这一专栏，是为了更方便、更自由地讨论学术问题。

这一期又一次刊登编委会名单，增补唐弢为常务编委，并担任副主编。其余编委名单未变。

4月14日 《文学评论》第2期出版。

为纪念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诞生95周年，该期发表了叶水夫的《纪念高尔基》和李辉凡的《“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高尔基早期革命浪漫主义作品试论》，都是赞颂高尔基的革命精神的，特别是颂扬他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刘绶松的《论茅盾的〈蚀〉和〈虹〉》，是这期现代文学研究方面唯一的文章。因为《茅盾文集》10卷本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为学界系统研究提供了方便。

李健吾的《戏剧的特征》，运用古今中外的资料，依据他一贯的批评风格，从事例中、从鉴赏中阐述他对戏剧艺术特征的理解。

胡念贻的《略述一九六二年的古典文学研究和整理工作》，是对这一年古典文学研究和整理工作的综述。作者在阅读了这一年发表的大量论文和专著的基础上，分门别类地按问题进行评述，提出自己的看法。应该说，这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工作。

胡从经的《我国革命儿童文学发展述略（一九二一——一九三七）》，对1921年到1937年间革命儿童文学的发展现状进行了勾勒，提供了今后进一步研究的资料。

“书评”栏里发表了黄载君对《李清照集》[47]的评论、穆维对秦牧的《艺海拾贝》的评论。书评作者能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好处说好，坏处说坏，既热情地肯定优点，同时也毫不虚饰地提出缺点，从思想上、艺术上，一直到知识上、编排上，都能一一指出，实在难能可贵。

6月14日 《文学评论》第3期出版。

这一期关于当代文学的评论占据了重要位置。年初，柯庆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的精神，向上海文艺工作者提出了“写十三年”的要求。4月份，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邵荃麟则提出“要写四十年（指‘五四’以来）”“写一百零九年”“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张春桥则在会上列举了“写十三年”的十大好处。当代文学方面这一期有3篇文章。陈默的《在舞台和银幕上反映当代火热斗争》，对电影《李双双》、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和扬剧《夺印》如何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创造同时代人的形象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反映时代是文学艺术的历史使命。严家炎的《关于梁生宝形象》可以说是他的《谈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形象》的续篇。关于梁三老汉形象塑造的文章发表后，《上海文学》1963年1月号发表一篇题为《英雄人物的力量》的文章，认为严文“为了强调梁三老汉这一人物形象的创造意义，而贬低英雄人物梁生宝”，同时又有数十篇文章推崇梁生宝这一形象，认为这一形象已经成为异常“高大”“丰满”的典型，甚至可以与现代文学史上一些最成功的艺术形象（如阿Q）相媲美。严家炎认为：“梁生宝在作品中处于思想最先进的地位，但思想上最先进并不等于艺术上最成功；人物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并不能决定形象本身的艺术价值。”[48]文章最后把梁生宝形象的塑造归纳为“三多三不足”：写理念活动多，性格刻画不足（政治上成熟的程度更有点离开人物的实际条件）；外围烘托多，放在冲突中表现不足；抒情议论多，客观描绘不足。文章既显示了作者艺术上的真知灼见，也表现了过人的胆识，为当代评论树立了楷模。井岩盾的《评〈冬日草〉和〈平明小札〉》，对刘白羽近年来发表的两组散文进行了评论，对它们的特色和不足都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

姚文元的《关于加强文艺批评的战斗性》，大力宣传柯庆施提出的“写十三年”，强调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文章翻来覆去讲的就是要“坚决与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进行斗争”，火药味很浓，不像是一篇文艺批评。作者似乎也有些觉得这篇文章会让读者不以为然，特别声明：“请不要以为我说的是题外的话，不，这对于评论工作是十分重要的问题。”[49]主编何其芳、副主编毛星对发表这篇东西颇为难，但基于当时的形势，又不得不发。这种犹豫，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成了他们刁难、压制革命派的“罪证”。

王季思的《怎样探索汤显祖的曲意——和侯外庐同志论《牡丹亭》》，是和侯外庐商榷的。侯是历史学家，他在《论汤显祖剧作四种》中，对《牡丹亭》作了新的探索，王季思认为侯外庐“对《牡丹亭》戏曲既缺乏理解，对汤显祖其他诗文又更多误解和附会，这就使他一番探索几乎等于徒劳”[50]。

王正的《从巴金的〈家〉到曹禺的〈家〉》，探讨了曹禺改编话剧成功的秘诀。文章认为对原作理解越深，自由创造的可能性也越大，“它的原则是将丰富的内容概括地集中到冲突中来加以创造性的表现”[51]。

袁可嘉的《略论美英“现代派”诗歌》，介绍了现代派诗歌的发展脉络，然后是完全彻底对之进行批判，认为现代派诗歌的产生和发展表明资产阶级文学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经历了怎样一个毁灭的过程。

“来稿综述”栏刊出了《对〈从〈出山〉的评论谈起〉一文的不同意见》。“读者·作者·编者”栏刊出了读钱谷融的《〈雷雨〉人物谈》后的不同意见。这些都显示了一种讨论、争鸣的气氛。

8月14日 《文学评论》第4期出版。

该期首篇是樊骏、吴子敏的《〈归家〉的思想倾向和艺术倾向》，认为《归家》不论在思想倾向上还是艺术倾向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而且有共同的根源，就是作者离开了生活，没有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自觉不自觉地用陈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充作了新型农民的思想感情”[52]。

古代文学研究方面，有俞平伯的《〈红楼梦〉中关于“十三钗”描写》，是作者为纪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而写的，也是1954年《红楼梦研究》批判以来，俞平伯又一次在《红楼梦》问题上发言。文章由何其芳、毛星审定签发，“文化大革命”中也成了“罪状”，被批判为“资产阶级的疯狂反扑”。

郭绍虞的《关于〈文赋〉的评价》，全文分为“前言”“文学上的两条路线”“文学理论上的两条路线”“由于两条不同路线所引起的斗争”“《文赋》的本质”“风的一支文学理论的局限性”“《文赋》提出形象问题的重要性”等七个部分，是对《文赋》相当全面的一篇学术研究文章。

臧克家的《蒲风的诗》，是为《蒲风诗选》写的序言，热情地赞扬了这位革命诗人的斗争精神。

韦呐的《略述关于典型人物的几个问题》，对几年来关于典型人物的一系列问题的讨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整理，分为：（1）典型人物的定义；（2）典型与阶级性；（3）典型的共性与个性；（4）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同期还刊登了朱虹的《西方关于汉姆雷特典型的一些评论》。

“学术通信”栏里，刊登了读者刘之新与学者李健吾就“巴尔扎克在他的《农民》里，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公正吗？”这一问题进行的讨论。

8月 郑启吟、栾勋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文学评论》编辑部。王俊年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分配到《文学评论》编辑部。

10月14日 《文学评论》第5期出版。

该期首篇是周宇的《关于正面人物的塑造和评价问题》。这一期的“编后记”说明了发表这篇文章的目的：“如何塑造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正面人物，是一个一直为大家所重视也一直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的问题。对有些作品的正面人物的评价，也常常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近年来一些文章在评论《创业史》、《三家巷》、《金沙洲》、《归家》以及短篇《达吉和她的父亲》、《出山》、《沙滩上》等小说时，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争论，有些争论现在还正在进行。我们认为，这是当前文学创作中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有必要做比较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外国文学研究方面，发表了越南邓台梅的《越南人民的爱国大诗人阮庭炤》和朱虹的《论萨克雷的创作》。

现代文学研究方面，发表了卜林扉的《鲁迅小说的人物创作》和张恩和的《对狂人形象的一点认识》。

12月12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的一份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材料上，作了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认为“戏曲、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

12月14日 《文学评论》第6期出版。

该期开辟“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专栏，发表何其芳的《曹雪芹的贡献》，蒋和森的《〈红楼梦〉爱情描写的时代意义及其局限》，刘世德、邓绍基的《〈红楼梦〉的主题》，把这一年的纪念活动推向了高潮。当代文学研究方面，发表了朱寨的《时代革命精神的光辉》，高度评价长篇小说《红岩》。

吴兴华的《〈威尼斯商人〉——冲突和解决》是外国文学研究方面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53]。胡念贻的《读近年来出版的文学古籍和古典文学选本的“前言”、“后记”》，认为这些“前言”和“后记”中“所存在的根本问题，还是在于对古代作家作品缺乏批判或批判不够”[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