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性语境下对贫困理解的拓展

关于贫困概念，最初人们只是从收入和消费的角度来定义，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到包括健康和教育在内的能力贫困，再到90年代又进一步发展到包括脆弱性、社会排斥等更为宽泛的权利贫困。[1]

学者们最初是从经济层面，即从收入和消费的角度，来定义和阐释贫困的。这最早可追溯至英国经济学家朗特里，他给贫困下的定义是：总收入水平不足以获得仅仅维持身体正常功能所需的最低生活必需品（包括食品、房租和其他项目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阿玛蒂亚·森首次使用权利方法提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贫困理论，在他看来，贫困不能仅仅从单一的物质维度进行定义，而是应该拓展到能力缺失的方面。到90年代后，贫困概念又有了新的进展。罗伯特·坎勃认为，贫困不仅仅是收入和支出水平以及发展能力的低下，而且包括脆弱性、无话语权和无权无势等。就目前来看，贫困不仅仅指收入低下，而且包括能力缺乏、社会排斥、健康状况差、缺乏医疗保健、缺少机会和权利等。

贫困是一种综合的、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因此也是受到多个学科关注的问题，各学科从不同的视角给予了解释。[2]

1.经济学视角：基本需要理论

基本需要理论，即根据消费/收入情况来界定贫困。“收入贫困”是使用最广泛的贫困定义和衡量尺度，它是指个人或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和消费来满足其基本需要，缺乏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来源，其生存标准低于某一底线。生存标准是指用于满足最少单位卡路里的食品需求量、最低数量的消费品，或是个人福利水平或者基本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朗特里在《贫困：城镇生活研究》提出：一个家庭处于贫困状态是因为其所拥有的收入不足以维持其生理功能的最低需要，这种最低需要包括食品、住房、衣着和其他必需品。朗特里估计了一个最低生活支出标准，即贫困线，然后按照这一贫困线估计出贫困人口数量和比例。朗特里对贫困的界定其实也就是绝对贫困的范畴，开启了对绝对贫困的量化研究。[3]

各个国家都沿用了绝对贫困的定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把贫困定义为：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4]美国的雷诺兹把贫困定义为家庭没有足够的收入可以使其有起码的生活水准。[5]因此，绝对贫困是“生存贫困”，即指收入难以维持最低限度生活需要的状况。

1995年，梅尔文·奥利弗、托马斯·夏皮罗、罗伯特·哈夫曼、爱德华·伍尔夫等美国学者在研究中提出了“资产贫困”的概念，认为贫困取决于一个家庭可以控制的“经济资源”和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的基本需要。一个家庭在一定时期内没有充足的资产满足“基本需要”，就被视为资产贫困。收入贫困反映的是家庭当年的经济所得，而不能反映过去的财富积累或存量。财富积累或存量是一个家庭应对风险打击、避免陷入贫困的重要经济资源。如果家庭没有资产或者资产所占的比例较低，其经济状况将处于比较脆弱的状态。

2.社会学视角：社会排斥理论

从经济学视角定义贫困，强调了收入的重要性，但是忽视了个体或家庭所处的社会环境和不利的社会因素。为了更充分地理解贫困，社会学从个人或家庭在社会中处于社会弱势的分析角度，将贫困区分为剥夺和社会排斥。

剥夺主要关注由于资源缺乏而产生的剥夺，它可以帮助认识谁是穷人，以及需要多少收入以消除其被剥夺的状态。

社会排斥概念较早出现在法国，主要指那些没有被传统的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的人。1997年英国首相布莱尔在首相办公室下设“社会排斥局”，将社会排斥定义为“某些人或地区受到的诸如事业缺乏、技能缺乏、收入低下、住房困难、罪案高发的环境、丧失健康以及家庭破裂等交织在一起的综合性问题时所发生的现象”[6]。欧盟认为，社会排斥是指，一些个体因贫困或缺乏基本能力和终生学习机会或者因为歧视，而无法完全参与社会，处于社会边缘的过程。这个过程使这些个体很少获得工作、收入、教育和培训的机会，无法参与社会和共同体网络及其活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社会排斥定义为基本的公民权利和社会权利得不到保障（活动充足的医疗、教育和其他非物质形式的福利），以及在存在这些保障的地方，缺乏获得实现这些权利所必需的政治和法律体制渠道。[7]

尽管社会排斥有不同含义，但这些不同的定义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第一，强调社会排斥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社会排斥可以分为经济排斥（包括劳动力市场排斥、消费市场排斥）、政治排斥、社会关系排斥（或社会孤立）、文化排斥和福利制度排斥。因此“社会排斥”不仅指因为缺少收入和财产而被排斥在基本需求之外，还同广义理解的权利有关。第二，社会排斥是一个积累性的过程，遭受某一维度的社会排斥可能引发另一维度的社会排斥。第三，强调社会排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就是说，社会排斥研究强调是“谁”（推动者和施动者）通过怎样的制度过程将他人排斥出一定的社会领域，重在揭示其中的机制和过程。和贫穷的概念相比较，社会排斥的概念整合了社会和文化制度要素，如教育和医疗照顾，强调了在制度机制下的资源再分配。[8]

3.发展学视角：能力贫困理论

阿玛蒂亚·森认为：“要理解普遍存在的贫困，频繁出现的饥饿或饥荒，我们不仅要关注所有权模式和交换权利，还要关注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因素。这就要求我们认真思考生产方式，经济等级结构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9]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阿玛蒂亚·森讨论了“以能力看待贫困”的观点。[10]他认为贫困的实质是一种基本能力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阿玛蒂亚·森认为，一、贫穷是基本能力的剥夺和机会的丧失，而不仅仅是低收入；二、收入是获得能力的重要手段，能力的提高会使个人获得更多的收入；三、良好的教育和健康的身体不仅能直接地提高生活质量，而且能提高个人获得更多收入及摆脱贫困的能力；四、提出用人们能够获得的生活和个人能够得到的自由来理解贫困和剥夺。

从能力视角分析贫困，把注意力从手段（收入）转向了目的，加深了对贫困和剥夺的性质及原因的理解，也拓展了对不平等的认识。

4.政治学视角：权力剥夺理论

（1）马克思的阶级剥夺理论

马克思的贫困学说，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贫困化及其趋势的理论。马克思的贫困学说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就是生产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吸吮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的观点、私有资本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雇佣劳动制度”，贫困是“雇佣劳动制度”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就不断地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扩大资本主义再生产。资本有机构成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提高。随着资本集中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家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相对增加，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相对减少，因而不断地产生出一个相对的超过资本增值所需要的过剩人口，从而出现机器排挤工人的现象，产生相对过剩人口。马克思说：“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缘由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级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11]

马克思还指出了无产阶级贫困化的两种主要形式[12]：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所谓绝对贫困，一是指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自由工人”，除了自身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被剥夺了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能力是绝对贫困本身”，“工人的绝对贫困……无非是说，劳动能力是工人唯一能出售的商品，工人只是作为劳动能力与物质的、实际的财富相对立”。二是指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下，工人的工资往往被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工人的状况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而劳动力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决定的。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一是指工人的相对工资水平下降，即工人的“实际工资可能仍然未变，甚至可能增加，但是相对工资却可能降低了……和资本家的利润比较起来，工人的工资终究是降低了”。三是指工人所得与社会发展水平相比下降。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人能享受到的物质财富等也得到了增长，“但是比起资本家的那些为工人所得不到的大为增加的享受来，比起一般社会发展水平来，工人所得到的社会满足的程度反而下降了”。

（2）权力理论

阿玛蒂亚·森通过对饥荒和权利的关系研究指出，饥荒的原因是权利的不平等。权利的不平等和分配的不平等产生了饥饿。一个人要过上体面的生活，需要在生产、交换、流动等多个方面给穷人赋权，这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

从权利的角度讲，消除贫困需要创造出更加包容的发展机会，让每一个弱势群体具有平等的就业机会，获得公共资源、公共服务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

从宏观背景来看，上述对贫困的解释进路都是在现代化的发展语境下展开的，即贫困是现代化的对立面，是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因而最终需要通过发展来解决。这一基点招致后现代理论的强烈批判，后现代理论认为贫困不是现代化和发展不足导致的，恰恰相反，贫困正是“现代”“发展”这样的话语和权力建构出来的。[13]后现代理论对贫困的话语批判的现实意义在于，在厘清文化中心观和线性发展观的理论预设下，人类应该以更为包容的视野，去审视多种生存方式的合理性，正视多元文化共存的价值。在我们当下的反贫困工作中，尤其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工作中，这一态度显得尤为紧缺。有学者建议：从国家层面应该大力宣传和提倡“多样性的幸福”或“另一种美好生活的可能性”，反对用经济或统一的发展尺度来衡量每一个民族或群体，并以此尺度确定“贫穷”或“富裕”。[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