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快乐的现实伦理

快乐王子有其追求的现实理想，在一定程度上更是王尔德本人经历的现实反映。无独有偶，快乐王子和其他故事中的主人公如夜莺、巨人、汉斯、火箭一样，最终都因追求所谓的人道、爱情或艺术而走向死亡。王尔德在其后的童话故事创作中仍然没有停止对爱、艺术、牺牲精神的探索。但是，他逐步放弃了早期童话中更为天真的观念，因为他清楚地明白一个离经叛道的艺术家（deviate artist）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将意味着什么。面临的困境与尴尬使他的童话创作基调也变得沉重（grave），这既是对传统童话模式的颠覆，也是作家本人境遇的必然选择。《石榴之家》的故事也如《快乐王子》一样极具悲剧色彩（end on an unsolved or tragic note）。王尔德本人与童话作品中的人物似乎存在某种感同身受的依存关系，但是他并非真正地沉湎其中。相反，在看似无助的挣扎中，他早已克服了童话作品中所揭示的自身弱点，而以其特立独行的勇气与傲视群雄的态度审视英国社会。王尔德追求的艺术目标就是让美战胜丑陋与黑暗，在一定程度上，王尔德的童话故事无疑具有浓重的宗教狂热效果，同时，也让人们重新思考现代社会的人性本质。相比叶芝的爱尔兰童话与民间故事，王尔德在构建爱尔兰民族性方面显得更为慎重，他并非直接从当时的民间传统中汲取素材，而是通过盎格鲁-爱尔兰上流人士的文学传统寻找文学素材。王尔德无疑是在代表自己的阶层写作，因而其创作更倾向于理想而非现实的描写。

牛津大学是王尔德艺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点。1874年他进入牛津大学的Magdalen学院，并深受在该大学任教的罗斯金和佩特思想的影响。罗斯金把王尔德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关注社会问题以及艺术与具体现实生活的关系上，而佩特则教会他个体经验在把握外部世界本质特征上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20]王尔德汲取了两位大师的艺术思想之精华，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观念。在牛津求学时的大胆着装、口若悬河的谈话使王尔德有意无意把自己当作了这种独特艺术的代言人。因为在王尔德看来，了解或进入当今社会的最佳途径，要么是取悦大众，要么是震惊大众，王尔德显然选择了后者。他惊世骇俗的言论已成为他践行唯美主义艺术原则的最佳注解。

王尔德的童话创作不仅超越了前人的童话创作传统，其成就甚至在于其童话所具有的颠覆性。它们不仅表现在对安徒生童话的颠覆，也包括对基督式人物的再塑造。由于人们太过于习惯性地接受痛苦，因而耶稣受难本身就被看作其创作的主要目标。由于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主要通过快乐原则来实现，基督无意重建社会，因此基督宣扬的个人主义只能通过隐忍痛苦或隐居来实现。作为独具社会性的人类几乎很难真正地抵制社会的影响。王尔德在童话中运用基督式形象的目的就是要颠覆传统基督传递出的信息。王尔德把《快乐王子》中的快乐王子这一基督式的人物置于特定的语境中，目的就是要颠覆传统童话中的话语方式，进而激发读者更深入地关注社会变革。快乐王子的快乐是以无知为代价的，一旦他认识到了人们遭受的苦难，就不再快乐。他竭力弥补自己先前的过错，不惜将自己身上的珠宝送给急需帮助的艺术家，卖火柴的小女孩。快乐王子的行动已远远超越王尔德为艺术而艺术的根本主张，由此揭示了所有美的社会本质。当然，王尔德在童话中再现的基督式人物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点，他也正是借助人物的这一特性来揭示现实世界中的冲突与对抗。

王尔德的《快乐王子》正是要揭示现存的失业、贫困、剥削、不公平等社会问题。他渴望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或途径来解决甚至消除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困难。正当现实主义者大张旗鼓宣扬其艺术的巨大社会价值时，王尔德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仅不附和这一主张，相反却更为无情地揭露社会现存的种种道德弊端。王尔德认为社会的不公平并不能通过推翻现有的政治体系的方式得以消除，获得平等的唯一途径就是个人的道德转变。

《快乐王子》让人们读到了维多利亚时期伦敦的经济萧条与困难，也让人们感受到了那一时期从爱尔兰移民到伦敦的底层民众的生活。爱尔兰人逃离了爱尔兰的贫穷生活来到伦敦谋生，他们眼里的伦敦应是充满黄金之地，因为他们认为英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极高的水平，甚至有人认为伦敦已是世界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伦敦确因其对世界经济的重要影响而成为一座世界性大都市。然而，爱尔兰人却无法看到表面繁荣的背后实际隐藏的贫穷与危机。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到了为数极少的中产阶级手中，经济的快速增长带来的结果是少数人的财富迅速增加，而绝大多数人只能生活在贫困中。

王尔德身处其中，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自然有切身的体会。作为一名从爱尔兰移居伦敦的作家，他显然不会放弃用自己的作品记录这一现实的机会。王尔德对伦敦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虽然都柏林包括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对王尔德的艺术思想产生过重大影响，但伦敦更是王尔德进入英国上流社会并施展文学才华的重要场所。同时，伦敦也是王尔德在其童话中或隐或现呈现的重要场所。童话中的众多城市无法割裂与伦敦的联系，王尔德正是借助他熟悉的伦敦，对社会现实作了更深入的了解与思考，并使得他对社会的批评有了可以依赖的载体。

《快乐王子》是以维多利亚时期伦敦的贫穷为原型而创作的童话故事，王尔德正是以虚构的艺术形式来呈现现实中的伦敦。他本人近距离地观察并承受了来自伦敦的贫困，这也自然成为王尔德艺术创作的重要素材。1881年初，王尔德在伦敦辗转了几个住处后，住进了泰德街（Tite Street）3号，此后他一直住在位于泰德街的房子里直到被判入狱。王尔德及其家人居住的这条街道同样充斥着贫穷与肮脏，作家所处的生活环境无疑影响了他的创作。王尔德张眼就能望见的贫困景象恰如《快乐王子》中的快乐王子在城市上空所看到的贫穷。王尔德一家在伦敦的居住地紧邻一个叫天堂街（“Paradise Walk”）的地方，这给了王尔德极大的创作灵感。通往天堂（Paradise）的街道无疑具有浓重的圣经叙事色彩，同时它也暗指故事中快乐王子的心路历程。快乐王子从不食人间烟火的天堂最终进入充满爱的天堂，完成了由罪恶走向救赎的历程。Paradise最早是一个富含神学色彩的用词，即指创世纪篇中失去的伊甸园，也指未来的新天堂。人生就像从一个天堂进入另一个天堂的旅程，而旅途中又要经历人性中邪恶与正义的较量并不断战胜邪恶的过程。为了进入另一个新的天堂，快乐王子必须经历自我牺牲、贡献爱心等必不可少的蜕变过程，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美丽，将金片送给需要帮助的人，同时用爱心温暖生活在险境中的人们。基督宗教思想充斥快乐王子的内心而成为童话的中心。童话中的快乐王子原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快乐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从前我活着，有一颗人心的时候……我并不知道眼泪是什么东西，因为我那个时候住在无愁宫里，悲哀是不能够进去的……如果欢娱可以算作快乐，我就的确是快乐的了。”（1-339）面对城市的贫困，他放弃了本该属于他的荣华，把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无私给予了需要帮助的人。受到感染的小燕子也放弃了飞回埃及的行程而终日陪伴日渐衰朽的快乐王子。王尔德通过故事中基督的天堂之路，把他赖以生存的现实的伦敦带入了虚拟的神话般的世界。他在童话世界中竭其所能再现了当时英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了从尊贵的贵族阶层到最普通的市民甚至外来移民的生活。英国社会的上流阶层，生活在相对隔绝、遥远的社会顶层，奢华而安逸的生活使他们忘记了普通大众的生活状况，他们根本不关心普通人的生活，更不会同情普通人的痛苦。身处王宫的快乐王子无法获知外面世界的任何信息，整日过着衣食无忧生活的快乐王子只与快乐为伴，他甚至“不知道眼泪是什么”。高耸的墙把他与外面世界彻底隔绝，只有当他死后，立在高高的大理石柱子上才能看到真实的世界。

贵族和中产阶级构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上流阶层，追求享乐的生活成为贵族生活的全部。所谓的社会精英如市长、教授等都在竭力维护由自己设定的社会秩序与等级。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及王尔德作品中所虚构的城市里，正是中产阶级在宣讲所谓高尚、进步、谦恭的福音。他们制定有利于自己的社会管理制度，其目的就是要维护并扩展其社会影响力，犹如市长认定雕像难看即缘于雕像于他已无实际价值，倒不如铸成一座自己的雕像。“他像风信标那样漂亮……只是他不及风信标那样有用。”（1-337）维多利亚时期的上流社会人士俨然已成为劳动阶层的主宰者，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只能永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王尔德大胆揭露了那一时期盛行的功利主义思想。他认为功利主义以及对成功的认识无非是某种形式的自私，市政议员们最后的争论充分说明那一时期人们最真实的心理状态。事实上，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价值观如高尚、独立、合理性及个人尊严在中产阶级看来确是个人身份的代名词。

“合理性”（Rationality）是故事中所揭示的最重要的价值观，也是洞察中产阶级灵魂的重要元素。不接受现存社会现实的人们将因其不合理而被排除在社会之外，也因此与上流社会格格不入。处于社会底层的大众只能屈从于上流社会的统治以获得其狭小的生存空间。

王尔德的童话故事自然也包含了本身所固有的道德教谕成分。在固守僵化道德观念的维多利亚时代初期，童话并不被上流社会所接受。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童话寓教于乐的功能进一步加强，因而逐步摆脱了其不受重视的局面。与此同时，中产阶级的道德规范越来越多地被写进了童话故事中，正是由于这种变化，童话的创作出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作为统治阶级的中产阶层，他们的童话创作显然要服务于统治利益，其中的道德教化功能亦多于娱乐功能。市长把快乐王子的塑像赠予市民，目的是要强调快乐王子从来就没有不快乐，也没有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足。相反，只有顺从才能在超负荷的劳动中获得快乐。不作任何反抗是作为统治者的中产阶级所欢迎的，人们不愿意反抗现存的社会制度本身就说明他们已习惯并乐于接受这种制度。服从与接受不仅仅是个人的意愿，更是深入人心的一种近乎于神的意志的信条。维多利亚时期特有的道德准则及观念已深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这一时期的人们逐步放弃了基督教转而崇尚理性，根本原因就是英国地质学家Charles Lyell的地质大发现与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特别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越来越深入人心并逐步被人们接受。正是由于科学精神的影响与广泛传播，以科学的自然力量而不是以超自然的力量来强化道德功能是前所未有的尝试，也是推动人们接受道德教谕的最强大动力。

伦敦是王尔德在其作品中直接或间接提及最多的城市，同时，王尔德在童年时代经常玩耍的地方——都柏林的梅里恩（Merrion）广场也经常作为背景出现在王尔德的童话作品中。王尔德的童年生活是快乐且相对富足的，犹如快乐王子久居宫殿而不知人间痛苦。王尔德有意无意创设的巧合或隐或显地在其作品中反复出现，正如他在创作《道连·葛雷的画像》时，其中画家的名字就是曾经给他诸多艺术创作灵感的一位画家的名字，而道连的年龄也鬼使神差地与他在创作这部长篇小说时的年龄一致。

王尔德的爱尔兰人身份在他的童话作品中也有或多或少地呈现。《快乐王子》中穷人的职业即是社会底层的身份群像。由于爱尔兰连年的饥荒，1841年至1911年间，有超过一百万爱尔兰移民居住在英国，伦敦正是这些移民的集中聚集区。他们从事的工作报酬最少，劳动强度最大。为人缝补的妇女、卖火柴的小女孩就是为了生存不得不自主谋生的众多劳动者的代表，大多数爱尔兰移民在伦敦只能从事如加工火柴这些相对艰苦又获利微薄的工作。王尔德塑造的卖火柴的女孩形象显然是受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影响。当然，王尔德之所以选择这一素材有其更为深层的社会的、经济的、思想的原因。

王尔德在伦敦的生活及其在伦敦的所见所闻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创作。作为一位爱尔兰裔的作家，在目睹了爱尔兰移民同胞的生活后，他更能充分理解穷人生活的疾苦。英国上流社会公然把劳动阶层看成是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下等阶级，英国当地人也自然把爱尔兰人看成是低人一等的下等公民，劳动阶层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由此可见一斑。19世纪末期，英国是世界上拥有财富最多，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然而，掌握巨大财富的仍是处于社会顶层的少数人，大多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们依然过着困苦的生活，但生活贫困的人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理想生活中的天堂。王尔德刻意塑造了爱尔兰式孤儿院的孩子们一直向往天堂般的生活，但数学教授无情地掐灭了孩子们心中仅存的希望。“‘他很像一个天使’，孤儿院的孩子说……//‘你们怎么知道？’数学教授说：‘你们从没有见过一位天使’//‘啊！可是我们在梦里见过的。’孩子们答道。数学教授皱起眉头，板着面孔，因为他不赞成孩子做梦。”（1-337）即使没有见到真正的天使，也要在梦中追寻希望。作为居住在伦敦的爱尔兰籍作家，王尔德本人又何尝不心怀梦想。他甚至把自己看作故事中的落魄作家，不被社会承认与接纳。作家在贫困的生活中还不忘奢望有朝一日导演会青睐他的创作。“他埋着头在一张堆满稿纸的书桌上写字，手边一个大玻璃杯里放着一束枯萎的紫罗兰。他的头发是棕色的，乱蓬蓬的，他的嘴唇像石榴一样地红，他还有一对蒙眬的大眼睛。他在写一个戏，预备写成给戏剧经理送去，可是他太冷了，不能够再写一个字。炉子里没有火，他又饿得头昏眼花了。”（1-342）即便王尔德塑造的贫困作家不是其本人的真实写照，至少也表达了他对这一阶层的最大同情。

快乐王子的死亡既是自身的救赎需要又是奉献众生的有效途径。从他把身上的金片分发给穷人起，这一观念就不断得到加强。“我们现在有面包了。”（1-345）孩子们得到的面包正是来自快乐王子的身体。小燕子帮助快乐王子完成了所有的使命后也感叹“尽管天气严寒，我却感到了极大的温暖”（“I feel quite warm now，though it is so cold”）。小燕子最终放弃了飞回埃及的计划，永远陪伴已失去了金银之身、孤独的快乐王子。故事以快乐王子的铅心及小燕子的尸体进入天堂而结束。上帝派天使去收回快乐王子破碎的心与死去的小燕子，“你选得不错，”上帝说，“因为我可以让这只小鸟永远在我天堂的园子里歌唱，让快乐王子在我的金城里赞美我”（1-346）。快乐王子得到救赎正是因为他信奉精神而非物质的力量，他无力拯救现实世界，但在向穷人施舍他的慷慨时他发现金钱能够给人们带来快乐。此时的世界已完全沦为金钱至上的物质主义世界。快乐王子在由富裕变为贫穷的过程中，唯一能改变的只有他自己，他无力改变现实的世界，却渴望通过改变个体的灵魂最终改变世界。

现实社会与快乐王子之间本应建立一种更为和谐的关系，因为快乐王子以自己的牺牲为现实社会做出了榜样。王尔德借《快乐王子》试图颠覆由维多利亚时代中上阶层主宰的霸权地位，同时为更广泛的民众争取权利，然而这种努力必将遭受失败。

王尔德总是谨慎地尽量不触及现存社会结构，因为他熟悉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利欲熏心的现状。借助童话这一艺术形式，王尔德可以恣意解剖甚至完全颠覆现存的社会结构。道德教谕与审美理想完美地并行在王尔德的童话作品中，其主人公也尽可能地顺应了这种社会变革。由于19世纪末期英国社会的残酷现实，王尔德更愿意强调人性获得完善的潜力而不是整个社会的革新。《夜莺与蔷薇》《快乐王子》中隐含的主题就是社会不会接受艺术家提出的变革社会、净化灵魂的高尚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