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哥白尼主义者

1539年5月中旬，一位名叫乔治·约阿希姆（George Joachim）的孤独数学家打算越过隔开了他所在的德国维滕贝格大学（University of Wittenberg）和波兰弗劳恩贝格大教堂之间的边界线。约阿希姆在一家乡村旅店中被拦下，然后他给此前拜访过的一位学者去了一封信，此人就是纽伦堡的约翰·朔纳（John Schoner）。此后，他还在图宾根（Tubingen）与斯托弗勒（Stoffler），在英戈尔施塔特（Ingolstadt）与阿皮亚努斯（Apianus）有过联系。很可能约阿希姆就是从朔纳处听说了哥白尼，并且认为此人值得一见。此时的约阿希姆刚受聘为大学教授，但他还是告假继续完成这场奇妙的旅程。哥白尼事先并未收到任何消息。

约阿希姆向自己拜访的人吐露了童年阴影。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就因为小偷小摸被斩首。小约阿希姆先是因为母亲的娘家姓德波里斯（de Porris）而被当成小女孩儿，后来又因为家乡的名字雷蒂亚（Rhaetia）而遭受非人待遇。因此才有了长大后的雷蒂库斯（Rheticus，即约阿希姆）。除了对天文学的共同爱好，他和哥白尼基本没什么相似之处，不过仅有这个共同点就够了。雷蒂库斯是新教教徒，比哥白尼年轻了四十多岁，而且还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同性恋，自打这个事实从他那忧郁的灵魂中显露之后，雷蒂库斯就一直生活在痛苦之中。在十六世纪的欧洲，要成为一位张扬的同性恋者就要冒着被放逐、阉割和烧死的风险。这都是拜中世纪基督教“自然法”所赐，而雷蒂库斯又全心信奉这种律法。他在公开场合信奉的路德宗教理和他的私生活是他整个生活的一体两面，它们构成了一场无望解决的精神斗争。他在恐惧和颤抖中做出的忏悔让牧师也陷入极度的悲伤，他们只能安静地为他的灵魂祈祷以求获得缓解。“撒旦仍在诱惑他”[58]，一位牧师惊恐地小声说道。学校是雷蒂库斯逃离内心挣扎的唯一所在。他是一位让人充满激情的学者，能够全身心投入工作。“我们年轻人迫切需要长者和智者的建议，”他当时写道，“长者的意见更好。”[59]

其中一位长者回忆说：“他首先是一位占星家。”[60]

根据雷蒂库斯的记录，他和与自己不同的导师之间没有半点儿冲突。哥白尼甚至在一个虔诚的主教刚升迁到瓦尔米亚省时接待了雷蒂库斯，这位主教宣称所有的路德宗信徒都是该死的异端，并要求他们离开本国。谢天谢地，作为真正的天文学家，雷蒂库斯一直都在改变乃至忽视规则。

雷蒂库斯并未记录他和哥白尼会面的情景。怀揣正式的推荐信，并以珍本图书作为礼物，雷蒂库斯那天肯定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哥白尼虽然有些不情愿，但他从不逃避；严格地说，年迈而衰弱的哥白尼只是一位业余天文学家，他说自己生活在“地球上最遥远的角落”[61]，没有理由期待任何访客，更没有什么值得称颂的想法。但这次拜访也并非完全意料之外，因为多数名副其实的天文学家都知道《小释》，并且能说出其作者。日心说观念甚至一路曲折流传到了教皇克莱门特七世（Clement VII）耳朵里，他的秘书因为讲授哥白尼的世界观而广受欢迎。[62]这种世界观显得新奇而有趣，一些人因此而愤怒，一些人则很开心。

这种观念可以流传开去，但人却不那么容易自由流动。雷蒂库斯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就感到一阵疲惫，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他和哥白尼一道在蒂德曼·吉泽的宅邸疗养。正是在这种病态中，雷蒂库斯第一次真正领略到了日心说的宇宙模型；毫无疑问，领略宇宙的方式无穷无尽。

气色恢复之后，年轻的雷蒂库斯便恳请哥白尼出版他的天文学著作。起初，老人家拒绝了。“我会尽自己所能，”哥白尼在前一年给新主教的信中写道，“我不想冒犯好人。”[63]“我担心自己会引起愤怒，”他在早先一封讨论天文学的私人信件中写道，“我希望把这些事情原原本本地留给其他人。”[64]雷蒂库斯曾写道，哥白尼乐得退休；[65]他想让年轻人有所作为，他则按照自己的意愿宁静地生活。

雷蒂库斯的记录中还提到，正是蒂德曼重新燃起了这位天文学家早已熄灭的雄心，他用古人的名言温和地激励朋友，并且“得到老师把著作留待学者和后人评判的承诺”[66]。蒂德曼不过是在回报朋友的善意。毕竟，哥白尼也对他的著作给予鼓励，蒂德曼在著作中宣扬罗马教廷和路德宗的一致性。[67]蒂德曼曾经写道：“战火和叛乱四处蔓延之际，一切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裹挟而去的时候，是谁在创造？谁又在尝试改进？……因为我们已经彻底远离了爱。”“心智健全的尼古拉·哥白尼劝我把这些琐碎的评论发表出来。”

哥白尼同意出版这本书对他的学生也是个警告。雷蒂库斯首先会在弗劳恩贝格大教堂研究哥白尼的手稿，这也是他此行的目的。他后来因为出版手稿的概要而声名鹊起，同时也为这位犹疑的教士（即犹豫的哥白尼——译注）赢得了读者。如果这道开胃菜受欢迎，主菜也会跟着上来。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雷蒂库斯适时地接过了取自哥白尼书房的手稿。

根据哥白尼的说法，当时的局面是一团乱麻，要出版的作品“湮没在我的文章中”[68]，散落在草图、信件和其他作品里，唯有他自己知道顺序和数量。他从雷蒂库斯那儿收获的礼物估计已经被放在书架上了，这份礼物是欧几里得著作的全新希腊语版本，而旁边的拉丁语版本则是几十年前他在访问克拉科夫大学时期购买的。书架下方，地板上堆放着他在中年时建造的用于观星的中世纪天文仪器。它们都没什么用，也没被用过，他也从来不用这些玩意儿作为自己发明才能的证明。跨过这些障碍，他整理了散布在房间各处的著作章节，数百页手稿渐渐堆满了桌面。也许，他当时深深地叹了口气，抬头望着等在门口的年轻学者——真是个小年轻——接着又低头看着手上的第六章，这一章的内容正是古典天文学的最后一个新工具。

那时候，这本书稿还没有书名页。但雷蒂库斯已经知道了它的名字。

De Revolutionibus.

On the Revolutions.（《天体运行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