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在大学校园里

第一节 天之骄子

一

2018年10月25日，地处山东烟台的鲁东大学官网发布消息：学校2018年重大文化建设项目——鲁东大学“三院一馆”筹建完成，正式运营并对外开放。“三院一馆”，是指鲁东大学张炜文学研究院、胶东文化研究院、万松浦书院和文学博物馆。一所大学，能够建起这样一套颇具规模的文化设施，除了决策者的眼光、决心和魄力，没有学校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扎实的文学创作实绩，显然是不行的。

这就需要来看看鲁东大学的历史。这所大学的前身是烟台师范学院，再往前推是烟台师范专科学校，也就是张炜当年的母校。烟台师范专科学校，最初是由莱阳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发展起来的。

如果再向前追溯，这所学校还有三个前后断续相连的重要源头。一是始建于1930年6月的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驻地莱阳。1936年9月，诗人、散文家何其芳到校任教；1937年春，散文家、教育家吴伯箫担任校长，其间还曾邀请著名作家老舍到校讲学。后因抗战爆发，学校被迫停办。二是始建于1938年8月的胶东公学，驻地黄县。这是一所由中国共产党胶东特委按照陕北公学模式创办的学校，部分教师由被迫停办的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转入，是以此校也就承续了二乡师的传统。在此任教的有著名作家罗竹风、马少波等，在此学习的则有后来成为作家的曲波、孔林等。三是1948年11月在莱阳复校的莱阳师范学校（当时名为胶东师范学校），它的前身就是当年的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在此学习的有后来成为作家的牟崇光等。

1960年年中，莱阳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由莱阳迁至烟台，同年底更名为烟台师范专科学校。1984年，经教育部和山东省政府批准，烟台师范专科学校升格为烟台师范学院。2006年，又更名为鲁东大学。

如果从1930年山东省立第二乡村师范学校成立算起，这所学校已经有九十多年的办学历史。大学文学博物馆，陈列了这所学校有史以来养成的八十多位作家的其人其作，其中有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也有各个时期在校任教的老师。在学生作家中，张炜是重要的一个。

二

称那个时代的大学生为“天之骄子”，今天的年轻人恐怕已经很难理解。因为中国教育历经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高校数量之多已是世界少有，入学门槛也变得很低，“大学生”已经不再是一个稀罕的名词了。我们只有让时光倒流一下，才能看到1977年恢复高考对于中国和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考制度确立于1952年，从这一年到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主要实行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教育受到最早也是最严重的冲击与破坏，原有的招生制度遭到批判，通过考试选拔新生的办法被废除。1970年起，虽然高校陆续恢复招生，实行的却是“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录取新生没有客观标准，难以做到公平公正，学生总体文化水平和学校教育质量根本得不到保证。因此，“文革”之后在教育上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制度，就成为民心所向、大势所趋。[162]

可是，因为受到当时政治形势和思想观念的影响，恢复高考并非一帆风顺。1977年6月29日至7月29日，教育部在太原召开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讨论了《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但最后形成的意见并没有突破“文革”时的条条框框，提出的招生办法依然主要是推荐制，对于“试招少数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的办法，不仅安排的数量极少（只占高等学校招生计划的2%～5%），而且限制条件很多。

这个状况，随着邓小平的复出，才得以彻底改变。邓小平上任后，迅速把目光投向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按照他的批示，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重新召开了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在这次历时四十四天的会议上，按照邓小平的要求，废除了7月份教育部刚刚讨论、起草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0月初，教育部重新制定了《意见》并提交中央政治局研究讨论，10月12日由国务院下发，高考正式恢复。但由于当年文件下发已晚，所以规定“今年招生推迟到第四季度进行，1977年的新生于明年2月底以前入学。从1978年起，普通高等学校，6月份开始招生，9月上旬开学”。

新的招生制度，使招生对象广泛了，符合条件的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对文化水平的要求提高了，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的人数占招生总数的20%—30%，考生要具有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由于重视了文化考试，新生质量有了较大提高。同时，因为这一招生制度是压抑多年之后的重新恢复，许多大龄考生参加高考，在录取学生中出现了年龄差距极大的现象，甚至父子、母女同进一个课堂的奇观。

张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成为中国“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二届大学生。他们1978年秋季入学，与1978年2月入学的第一届大学生只差了半年。因此，人们也常将1977、1978两届大学生并称。

他们是历史的不幸者，又是时代的幸运儿，是当之无愧的时代骄子。在这里，一组统计数字就很能说明问题：1977年底，全国约有570万人参加了高考，因为报考人数过多，造成印刷试卷的纸张不足，最后中央拍板，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印刷试卷。当年各大专院校从中录取27.3万名学生，录取比例为29:1。1978年参加高考的人数为610万，录取人数40.2万，录取比例为15:1。当时能考上大学的实属“凤毛麟角”。其中，文科的录取比例更低。

三

1978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时间，是7月20日开始，7月22日结束。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命题，分文理两科，文科考试科目有政治、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外语，理科考试科目有政治、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除外语院校或专业外，外语考试成绩不计入总分，作为录取时的参考。

今天，我们已经难以还原张炜高考时的具体情景：他的复习备战、报名参考，他在整个考试和录取过程中的焦灼与喜悦、希望与失望。但一个青年学子对于上学求知的渴盼，尤其是一个文学青年对于文学的梦想与期待，恐怕当如熊熊烈火一般，在他心中燃烧。

今天，当我们翻看197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语文试题时，不禁打内心里为张炜感到幸运。1977年山东的高考，是山东省自行命题，作文题目是《难忘的一天》，如果张炜是这一年参加高考，我们不知道他会怎样面对这样一个题目。他的童年、少年经历，他的校办工厂和山地游走生活，给他留下的难忘印象实在太多了；他又是一个从小作文就爱自由发挥，不按常规书写、喜欢“跑题”的学生，他会写出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如果他写出了一篇事件和文字都有些另类甚至“越轨”的作文，那些阅卷老师会怎样判断呢？如果那样，他还会幸运地获得一个较好的语文分数，顺利地考上自己梦想的学校吗？

当然，我们这些担心都是多余的，因为历史不能假设，他参加的是1978年而不是1977年的高考。这一年高考全国统一命题，作文是将一篇题为《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的文章缩写成一篇五百至六百字的短文，并且要求按照原文内容缩写，不能写成读后感之类。同时，要突出原文的中心思想，全面、准确地反映原文要点。这对张炜来说实在有点太简单了。

那么，面对这样一个无法驰骋想象、不能自由表达的题目，他是否会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呢？我们觉得应该会有，因为这篇作文的局限性太大了，他可能会有点英雄无用武之地。但是，也许正是这种有点让人遗憾的“约束”与“局限”拯救了他，他因此能够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地做完这道三十分的题，而不至于写出一篇虽文采飞扬却可能不被认可的文章，丢失了人生应该属于自己的机会。

不论怎样，他越过了人生的这一道坎，成了烟台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的一名1978级大学生，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天之骄子”。这一年，他二十二岁。这个年龄上大学，今天看来已经很大，差不多已经到了大学毕业的年纪。但在那个时代，对那些被耽误了整整十年的青年来说，还正年轻；对于在海边丛林长大，无法顺利进入高中，又在胶东半岛经历过艰辛游走生活的张炜来说，则是一种难得的幸运。

我们现在无法知道张炜收到录取通知书后，他的外祖母、父亲、母亲、姐姐和弟弟的心情与表现，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时那激动人心的一幕。还有他灯影史家学校、黄县乡城高中的老师和同学，那个如同他的“文友”一般的校长，园艺场和西岚子的儿时玩伴，他在平原、山地和城市中的那些文朋诗友，那个给他很多关心和爱护的基层领导，以及所有认识和知道张炜的人，他们的心情和表现应该与他的家人是一样的。在那样一个时代，一个家庭出个大学生，是十里八乡的熟人、朋友都格外高兴的事情。张炜，是值得他们骄傲和自豪的。

第二节 校园忆往

一

当时的烟台师专，是胶东大地上唯一一所高等学校。现在，这所学校经过数次扩建、合校，已经发展成为今天的鲁东大学。学校面貌早已改变，旧时踪影已很难找到。好在政史系1977级学生林永光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段珍贵记述：

当时的烟台师专，位于烟台市南郊上尧村西侧。师生们上学、放学均须穿村而过。如遇雨雪天气，村里的土路泥泞不堪，实在令人望而却步。东西而立的校门至今犹在，只是两扇木门早已被铁门替代。进门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相向而立的两幢红砖小楼。其南侧为两层的中文教学楼和校图书馆所在地；路北侧则为二层的英语系和刚成立不久的政史系教学楼，楼上则为学校机关办公所在地。楼东地下一层的机房，是学校冬季供暖的锅炉房。向西行不足百米，路南为运动场，路北为全校最为壮观的一座综合教学楼，有四层之高，供物理、化学、数学三个系的众多学子学习、实习之用。再沿路西进，北面几幢小宿舍楼和平房，是学校教职工生活居家之地。楼前屋后，鸡犬之声相闻、菜田黍地相间，宛如农村田舍般亲切。西边比邻而居的是校职工食堂，供教师们进餐。对面的一小院落平房内，则是整日忙碌的几名校医的工作之地——校卫生室。全校学生用餐的食堂，是当下学校铝制品厂的工作车间，内置数十张大方桌，纵横排列开来，就餐时，上千人同场“竞技”，其场面也甚是蔚为壮观。食堂北面，是供全校师生日用消费的小百货商店，至今犹在。商店北面，是全校男女生共有的唯一一座学生宿舍楼。楼高三层，红色砖墙，东西各开一门出入。男女学生们整日出出进进，也煞是热闹。可惜此楼前几年已拆，现坐落其上的是学校南区的学苑南一号女生宿舍楼。体育爱好者们所活跃的场所，据我回忆，在政史系东侧有一块短斤缺两的篮球场、中文系南侧有一个排球场和篮球场，并出人意料地有一偌大的水泥露天游泳池，四面以墙围之（但据我观察，我在校期间，池内一直无水）。校区北面有一个规模不大的袖珍体育场，作田径锻炼之用。值得瞩目和赞美的，是纵贯全校东西主干道两侧的那两排气势伟岸、挺拔的白杨树，它们高耸入云、临街而立，望之大有令人“高山仰止”之势。这两排高高的白杨树，可能已经默默地关注和见证了烟台师专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全部岁月风雨历程，至今依然生机勃勃、愈老弥坚，实在令人感慨万千。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所高等师范院校内，当我们入校时，校园里还“寄生”着一个名副其实的“梨园”——烟台艺校。在中文系的教学楼内，每日常常有一批年纪轻轻的少男少女，个个步履轻盈、姗姗出入，颇具艺人风范。楼内也不时传来阵阵鼓锣琴瑟的热闹演奏。真不知当年中文系的诸多师长师兄们在此环境之中、在如此震天的铿锵鼓乐声中，如何吟诗作文、呼唤灵感？我倒是觉得，这种教育环境和氛围，似乎大有两千多年之前，孔老夫子与众多弟子在杏坛之内，吟诗诵经、弦歌鼓舞的古之遗风。好在这种“闹中取静”“礼乐齐鸣”的场景，并没有维系多久，艺校就搬离此处了。[163]

在张炜的印象里，校园则是美丽而幽静的：“进了校园，马上看到的是一座座大屋顶红楼，一排排雪松。笔直的路旁除了雪松就是粗大的白杨。这里安静，深奥，美妙，似乎潜藏孕育了一种大气象。”“在我的心中，母校就是红楼与雪松，就是笔直的路和白杨树。还有，她就是那种安静、热烈、向上、质朴——这一切精神气质的综合。”[164]看来，在不同人的眼里，同一个校园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张炜是作家的眼光、文人的情怀，注重了其精神气象；林永光则力求真实具体，是一种历史考据的思维。

二

根据鲁东大学校友工作办公室整理的《鲁东大学（原烟台师范专科学校）77级78级学生名录》[165]，烟台师范专科学校1977、1978级共6个系27个班，在校学生934人。其中1977级6个系（中文、政史、英语、数学、物理、化学）12个班，432人；1978级5个系（中文、英语、数学、物理、化学）15个班，502人。1977级中文系有2个班，每班43人；1978级中文系4个班，分别为36人、35人、40人、40人。张炜被分在1978级中文系1班，学号006。

他们这两级学生，最大的特点是年龄差距大，且以年龄大的居多。以张炜所在的1978级中文系1班为例，最大的出生于1945年，最小的出生于1961年。而且，36人中1940年代出生的有17人，1960年代出生的只有4人，其余15人出生于1950年代。1956年出生的张炜，属于其中年龄略略偏小的一个。

对此，1977级中文系学生、时任校学生会主席于清才曾有回忆：“1978年春天，我们走进了烟师的校园。中文系77级分两个班，八十六名新生，最小的不满十八岁，最年长的几位师兄已届三十有六。相差二十岁的同窗、父子同校、母女同班那时已不是孤例，生命的喜悦里浸满了辛酸。”“77级和78级两级学员入校时间相隔仅半年，人生的背景和年龄结构大致相同。在以后的叙事中我们常常把77、78级视为一体，这是那个特殊年代出现的特殊现象。”“在中文系，许多大课、公共课都是两个年级一块儿上，许多活动也搅在一起搞。比起79级及以后的师弟师妹们，77级、78级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学龄分界。可以说，那时学生运动的此起彼伏，那时校园思想解放运动的风云际会，那时高涨的学习热潮和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都是77、78两级学员携手共创的。”[166]

当年那一幕幕生动的场景，时任校团委书记于文书的回忆，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在我的记忆中，那两年的文艺活动是最活跃的，每逢元旦、国庆等节日，校团委和学生会都要组织歌咏比赛和文艺晚会。在一次歌咏大会上，我指挥全场师生齐唱《歌唱祖国》，群情激沸，把大会推向了高潮。……那时的文艺演出，虽然没有现在这些高科技手段和良好的条件，但因同学们是带着一种特殊感情出现在舞台上，因此情绪饱满、纯朴自然、感人至深。每逢元旦，各班都要举行茶话会，我几乎都要到各个班走一圈儿，和同学们共度佳节……”“体育活动在当时也十分活跃，学生会的体育部长李世惠擅长体育，颇有组织能力。学校除每年春、秋两季运动会外，还经常组织各种比赛，篮球赛、排球赛、乒乓球赛、队列比赛……整个校园充满生机。”“演讲比赛、诗歌朗诵会等，也是学校经常组织的活动。……为了开展革命传统教育，每年清明节都要组织学生去英灵山革命烈士陵园，为烈士扫墓，开展向烈士献诗歌、宣誓等各种教育活动。每次活动过后，都对同学们有很大的触动。”“办好广播和刊物，也是当时团委的重要工作。学校的广播站由团委负责，除了早晨6:30雷打不动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以外，那就是每日三次的自办节目。学校里的要闻大事、学生中的好人好事、社会上的趣闻逸事，校园生活、文艺欣赏等，内容丰富多彩，稿子的采编全由学生在课外活动时间来做。……再就是办刊物，团委办了个《团的工作》，在当时没有网络的情况下，这个刊物很受同学们的欢迎。另一个有影响的刊物——《贝壳》，是由中文系78级张炜等同学创办的，同学们自己撰稿、刻版、印刷。成为当时令人瞩目的文学刊物，也成了作家成长的摇篮。”[167]

这便是张炜置身其中的校园环境，与他的海边林中岁月，与他的小学、初中、高中生活，与他在胶东半岛游荡的日子，已经大为不同。更重要的是，时代变了。在这样一个时代，能够激起一个青年人的热情和希望，能够让他拥有一个阔大美好的梦想空间。张炜说：“1978年是人心思变、努力向上的特殊年代。在大学校园里，每个人都想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每个人都在心中崇拜公认的英雄：诗人、科学家、教授、学者、作家、艺术家，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人们的价值标准就是这样，它和人类千百年的历史形成的相对固定的标准大体一致。当时人们还如饥似渴地学习，追求自己的目标，并且对种种刻苦的追求深以为荣。不论是深夜还是黎明，只要走到校园里随便一个安静的角落，都会遇到那些埋头读书的人：背外语单词，背古文。阅览室里总是人满为患，图书馆永远是人们最向往的地方之一。”[168]

当然，在这样一个人生舞台上，张炜留下的最清晰的印痕，还是文学。在他的生命旅程上，最重要的永远都是文学。张炜说：“在学校时，我们都很年轻，我们或许并不太清楚坚持一种道路的艰辛与险峻；但是要坚持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这一点似乎是知道的。我们那时还没有一个人天真到把文学看成是一条铺满鲜花之路，一条攫取名利之径。我们只是需要，觉得它像光、像水、像食物。”[169]

第三节 海边拾贝

一

我们已经知道，当时的烟台师专是一所富有文学传统的学校。1977年恢复高考以后，学校中文系的文学创作由著名作家萧平倡导和带领着，学校又承继着那悠久的文脉，是以形成了更加浓郁的氛围。一大批优秀师生作家喷发式涌现，成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高校的一道亮丽景观。萧平、山曼、张炜、滕锦平、马海春、矫健等，都以自己不同的创作风貌在山东乃至中国文坛占据了一席之地。其中，张炜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员。

当年烟师中文系的盛大文风，在于清才笔下有着生动的描述：“原来这小小的烟师中文系竟也是藏龙卧虎之地，不仅有萧平先生那样驰名中外的作家，而且还有刘菩安、山曼那样洋得淹博、土得深厚的专家学者，刘菩安先生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教授，而在中文系的中青年教师梯队中，光‘文化大革命’前有研究生履历的就有五位。须知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自己的博士生培养制度，硕士研究生已经是顶天了，何况这五位研究生的导师都是享誉一代的学界翘楚：王瑶、冯沅君、孙常叙、黄药眠、王汝弼先生。除了这些闪闪发光的学术品牌，在我看来，中文系的师资团队称得上群英荟萃，此后每逢在脑海里想起一位位业师的音容笑貌时，总是联想到历史上的一些画面：曹孟德占天时兵多将广，雄兵百万、战将千员……我的形象思维一向穷困，不知这一次为什么大跨度地将不沾边的古今文武煮在了一锅，也算是‘闪回’吧！我一直认为西山是烟台的风水宝地，所以才应了人杰地灵之语。人道与天地之道一样，无水不生无山不长无风不净，烟师都占尽了。所以后来我有诗赞曰：西山无尘栖彩凤，东莱有幸降文昌。就是状写那时中文系师生之群星灿烂的。”[170]

在这个名师云集、教风学风甚好的风水宝地中，张炜徜徉在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文艺理论、古代汉语、现代汉语、逻辑学、教材教法、写作等学科领域的知识海洋中，感受到了一个极为丰富饱满的文学和文化世界。同时，那些高水平的学术讲座，也给他和同学们带来了一场又一场心灵盛宴：北京师范大学的王汝弼先生、辛志贤先生，山东大学的孙昌熙先生，山东师范学院的庄维石先生、冯中一先生、冯光廉先生，等等，都使他们如沐春风，如饮醍醐。当然，最为有幸的，还是遇到了著名作家、时任烟台师专中文系主任萧平先生。

萧平（1926—2014），本名宋萧平，又名肖平，山东乳山人。1944年参加革命工作。1953年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1955年至1957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著名文艺理论家黄药眠先生指导下研究文艺理论和美学，其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曾任烟台师范专科学校校长、烟台师范学院院长、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

萧平是20世纪50年代就已成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有影响广泛的短篇小说《海滨的孩子》《三月雪》等，中篇小说《墓场与鲜花》《啊，少年！》等。其中，《墓场与鲜花》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79年，《海滨的孩子》获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并被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编的《当代亚洲儿童小说选》。他也与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李心田、邱勋一起，被誉为山东儿童文学的“三驾马车”。

张炜入校时，萧平已是中文系主任，并被省里安排搞文学创作，没有直接给他们上课。但他们在校之时，正赶上萧平的两篇重要作品连获全国大奖，这对那些热爱文学的年轻人该是多大的鼓舞和激励啊！烟台师专这所普通的师范专科学校，也因为有萧平而名声大振。记得我们1985年秋考入泰安师专中文系读书时，我们的当代文学老师给学生们讲的不是我们本校的优秀师长，而是烟台师专的萧平，是萧平培养的两个有名的作家张炜和矫健。萧平和烟台师专中文系的影响，在山东全省乃至全国的师专中文系都是很大的。

同时，十分关爱学生的萧平也没有因为自己的事业而放弃自己的责任。他虽然没有直接上课，行政工作、创作任务又很繁重，但他仍然抽时间给学生们搞讲座，介绍当时的文学作品，评述当时的文学现象。因为他既是著名作家又是著名学者，讲座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际应用价值，很受同学们欢迎。据张炜的同学马泉照回忆，萧平曾给他们讲过如何正确处理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他说，艺术离不开政治，但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图解政治。艺术的强大感染力，来源于它的审美功能，搞文学就要在这方面多下功夫。马泉照说，萧平从文学的角度厘清了这对关系，加深了他们对诸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等作品的理解。马泉照说，中文系还不断把当时的一些作品印出来，像刘心武的《醒来吧，弟弟》、卢新华的《伤痕》、韩少功的《月兰》等，供同学们传阅、品鉴、讨论。文学，成了那个时期的一个热门话题。[171]这些，应该都对张炜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张炜也曾回忆：“刚入学的时候，同学们在宿舍里每天有很多事情需要谈论。新的环境，有无数新的话题。但大家常常谈到肖平。不久他发表了小说《墓场与鲜花》，大家争相传阅。谁是肖平？没见到的老这样问。后来一次开会，他作报告，使同学们都认识了。他五十多岁，高高的个子，身躯笔直。他根本就不像五十多岁，显得年轻的可能主要是乌黑的头发和明亮的眼睛。这双智慧的、敏锐的眼睛当时望着同学们，使大家心头既温暖又羞怯。从会上回来，都说这回认识了。”[172]

张炜对老师的敬佩和仰慕是由衷的。这时，他也许会想起自己当年曲折艰辛的“拜师”之路，以及他所拜会的形形色色的文学“老师”，并庆幸自己终于找到了真正的文学领路人。

二

或许是因为内向、腼腆的性格，或许是因为自幼形成的独立生活习惯，初入学校的张炜，并没有引起大家太多的注意。在同学眼里，他独来独往的时候多，平时默默无语，显得有点儿孤僻和不合群；他没在班里担任任何职务，又极少出现在操场等集体活动的地方，甚至连学校每周一次和附近一个营房里经常放的电影也很少去看，就更加少有与同学们交流的机会了。

但这并不是因为张炜孤傲和清高，他也没有什么值得孤傲和清高的地方。一些细心的同学很快发现，张炜根本就没有时间和心思享受校园的美好、挥洒青春的浪漫，他太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了，他几乎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尤其是用在了文学写作上。他们毕业三十多年之后，他的同学马海春还对此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饭后，同学们大多数都回了宿舍，可他一般就径直去了教室。我曾纳闷不解，他学习怎么这么用功呢？

快上课了，我们提前几分钟奔向教学楼。可这时，张炜已在楼前徘徊多时，他是在自学英语。沿着圆形花坛，或是在雪松掩映下的冬青甬道上慢慢走着，一边翻着一摞卡片，口中念念有词，一旦意识到前面有人便立刻踅转——所以看上去像在“徘徊”。张炜无疑是待在教室时间最多的一个，还有阅览室。他几乎每晚都是在规定熄灯之后摸黑回到宿舍。周末这一天，教室里又空又静，用功的同学少了，而张炜的座位很少空过。他坐在后排，靠后门，一推门就能看见。有时在这一天，他会整天不挪窝儿。

后来我才知道，张炜的“功”都用在了文学上，他不停地读和写。我们每人都发了一个借书证，有借阅次数的限制，但许多人的都用不完。这样，张炜就总是同时拥有好几个，当然是借朋友们的。他如饥似渴狼吞虎咽地阅读——我想，这样形容并不为过；据说他把图书馆的文学名著都借读空了。在校期间他主要是写短篇小说，其中多篇选入后来出版的他的一本专收早期创作小说的集子中，即《他的琴》。有一次，他让我和老徐几个同学帮着誊抄一部长篇，我分的一章题目是“一片芦花飞向北”。我暗自惊佩：好家伙，写长篇！张炜的名声传开，同学们也都知道了他“就爱写小说”。其实当时没人知道他已经在文学道路上走得很远了，从上初中就开始写，一直写出了二三百万字！这是多么惊人的巨大数字——如果排列开，会是一条多么漫长而曲折的文学之路！[173]

一个人们公认的天才的出现，总有些常人不能比肩的地方，但他养成的过程，却又是平常不过的。鲁迅先生说，哪里有天才，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工作上了。其实，这“平常”之中又蕴含着极大的不平常。谁不愿意轻松愉悦？谁不愿意享受生活？一个人能够自觉地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工作和学习上，这本身就是超常的毅力、坚定的内心，本身就是天才的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天才就是那些比常人更能战胜自己的五花八门的欲望，把时间和精力都集中于某件事情之上，并且取得了成功的人。一个天才养成的过程，就是长期甚至终生围绕某一个目标和方向，付出“专注的努力”的过程。

马海春讲述的张炜这段求学往事，也让我们想起了广为流传的马克思在大英博物馆、钱锺书在清华大学图书馆读书的故事。一个能够久坐冷板凳、“扫荡图书馆”的人，成功不过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个自小在外祖母、母亲、姐姐身边通过“听书”方式开始阅读的孩子，这个在小工厂做工、在山地和平原游荡时都不忘阅读的孩子，一旦进入书的海洋，哪里还有别的什么心思呢？

三

张炜当时阅读的书目，我们已经很难见到。从他后来的一些讲述和别人的回忆中，我们知道他那时可谓博览群书。当时，他最喜欢的作家是孙犁和屠格涅夫，同时开始阅读中国先秦文学。

张炜说：“我在烟台师专读书时，尤其喜欢孙犁。孙犁的《铁木前传》今天看，也是写得不能再好了。她让人久久不忘。我把作家的所有作品都找来读了，深受影响。也就是这个时候我读了《猎人笔记》。这本书是我读过的屠氏的最好的作品。他的有较大反响的《父与子》《罗亭》等长篇，对我的影响都不如那本书大。有一股奇怪的内力从书中生出来，一直左右着我。先秦文学接着也开始学习，因为这是中文系的必修课。毕业后，我又自修下去。我得承认，一种强大的力量彻底征服了我。我们的文学中，还有比先秦文学更伟大更绚丽的吗？我看不出了。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品格，是后人没有复制出来也无法复制出来的。我只要写东西，就得常常温习我们的先秦文学。”[174]

张炜说：“一个人在搞创作时，特别是刚刚起步，对他发生影响的作家有时会是刚刚接触的作家。他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但由于特殊原因，在你攀登之路上和他遭遇了。遭遇了很可能就喜欢起来。那么这个作家在这个阶段上对你会产生很大影响。……比如最早孙犁对我有影响。受这些影响我写乡村少女、田园风光，用一种很柔和的笔触再现生活，想掌握几笔就把一个人物雕刻出来的技能。后来屠格涅夫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再后来是艾特马托夫和阿斯塔菲耶夫。当然，中国很早的作家，像徐志摩，对我也产生了影响，他的许多诗我小时候就读过。”[175]

孙犁和屠格涅夫，是对张炜的前期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两位作家，尤其是孙犁小说的美与诗意，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中大量迷人的景物描写，都让张炜着迷。后来，张炜在漫长的文学道路上从未放弃过对“美”与“诗意”的追求，大段甚至长篇精彩诱人的景物描写也成为他作品的一个明显特点，这与他从小的生活环境和逐渐形成的思想情感有关，也与他向这些前辈大家的学习不无关系。

张炜特别感激他的大学生活。他认为大学生活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知道了一个读书提纲，知道了老师们是怎样认识文学问题的，知道了做学问要有耐性、讲究步骤。而且，在学校里学业还可以逼迫你学一点不太爱学的东西，比如古汉语。你要毕业就得学，就得忍耐。在忍耐之间不仅增长了知识，而且以后受益很大。他说：“正规的教育使人健康成长，熏陶人，默默地感化人。”“上大学，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幸运的。我如果靠自学，可以想见要独自摸索很长时间。我的韧性有限，悟性也有限。我一直会感激教导过我的师长。”[176]

事实的确如此，如果没有这时学到的古汉语知识，就不可能为他打开一个中国先秦文学和唐宋元明清文学的窗口，外祖母书箱中那些繁体竖排的线装书就很难读懂，他后来也就不会写出《读〈诗经〉》《楚辞笔记》等那样带有专业性质的读书随笔了。更为重要的是，他就有可能因缺乏中国古典文学、古代文化这一课，创作出的作品的历史感、厚重感和文化含量都会被削弱。

后来，随着张炜年龄和阅历的增长，阅读视野和文学经验的增多，对生活认识程度的加深，更多中外作家进入了他的阅读范围，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的鲁迅和俄国的托尔斯泰。这也是与时代变迁、文学潮流的演变分不开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后，在物欲高涨、精神微弱的时代氛围中，他觉得中国文坛最缺乏的就是鲁迅那样的永不妥协者，也需要托尔斯泰那样具有深厚大地情怀、人道情怀的伟大作家。他不断地阅读鲁迅，理解了鲁迅的孤独、决绝、冷峻和伟岸，写下了大量读书随笔，仅《荒漠之爱——夜读鲁迅》就写了四十多篇。他也读完了托尔斯泰的所有作品，深刻体会到了这个伟大作家与土地、人民须臾不可分离的关系，认识到这是一个伟大作家与庸常写作者的最本质、最重要的区别。

他把最高的赞美献给了鲁迅：“鲁迅是任何时候都要学习的。鲁迅对于这个民族的成熟和成长起着无法估量的作用。今天中国的前进、希望，都与鲁迅给我们的精神饲养分不开。鲁迅是战斗和良知的代名词。”“对于虚伪者而言，鲁迅是咄咄逼人的；对于邪恶者而言，鲁迅是永不饶恕的。鲁迅又是一个最懂得宽容、也最能宽容的人。他心里装不下污浊、病态、虚妄、丑恶，却能容下、能记挂着千千万万平民。”“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差不多超过了所有中国作家。他永不妥协，永不屈服。他使我懂得：一个真正的作家必定是一个战士。一切闲适的、超然的作家，都有可能变成酸腐的文人，而不是作家。”[177]

他也把最高的赞美献给了托尔斯泰：“对于他，稿纸和土地一样，笔和犁一样。于是他的稿纸就相当于一片田园，可以种植，可以催发鲜花、浇灌出果实。在这不息的劳作之中，他寻求着最大的真实，焕发出一个人的全部激情。”“托尔斯泰的故事差不多等于大地的故事。他是一个贵族，后来却越来越离不开土地。于是他的情感就更为质朴和扎实，精神与身体一样健康。”“这种真正的质朴没有任何一个诗人能够重复，能够像他那样经过生活中的长久发酵而散发出真正的芬芳。”[178]

张炜一路走来，渐走渐远，渐走渐高，不是偶然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阅读——经典的、纯粹的、高品质的阅读。阅读铸造了他的生命质地，也影响了他的文学质地。这也提醒我们，在阅读张炜作品时，不能只看到他的童年、少年时代生活的影响，还要看到他的烟师岁月，知道他是一个“科班”出身、熟稔古今中外文学经典的当代作家。这对我们阅读和理解张炜作品及其情感倾向、思想倾向、美学追求，都是有益的。

四

那个时候，张炜给同学的印象，还有他对劳动的热爱，以及让人难以想象的洁净。

他的同学于新媛回忆，有一次班级劳动，他们班分到了一项艰巨任务：清理一排旧房子和山坡地堰夹道中的垃圾。夹道很窄，垃圾积存很厚，幸亏张炜想出了一个分段往外挖的主意，才加快了劳动进度。在需要到夹道中清理垃圾时，穿着一身干净整洁的深蓝色中山装和一双洁白如新的白色运动鞋的张炜，又抢先跳进夹道里，“一会儿抡起镐头，一会儿扬起铁锨。挖着，挖着，遇到一根粗绳子，黑乎乎，湿漉漉，脏兮兮，油腻腻，还有一部分压在垃圾底下，大概很长，用三齿镐也不管用了，他干脆用手拽。这双手和他的脸一样，那么白皙，与这根绳子形成巨大的反差。大家齐上阵，七手八脚把这根长长的绳子拽出来了”。令人惊奇的是，劳动结束后集体就餐时，眼前的张炜“仍然是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干净整洁；一双白色的运动鞋，洁白如新。除了那一头乌亮茂密而富有弹性的头发刚刚洗过还没干，找不到任何刚刚劳动过的痕迹”[179]。

这个时候，对张炜尚缺了解的同学可能还不知道，他是一个经历过艰辛生活和艰苦劳动的孩子，这点辛苦对他而言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他在海滩平原与山地间长大，长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对何为清洁何为肮脏也有着自己的标准和理解。他热爱劳动，以劳动为美、为荣。而他洁净的外表和洁净的心灵，与他承续着外祖父一脉的血缘精神、与他童年时代外祖母的教育熏陶，可能有很大关系。

张炜向来不把自己当成一个作家，而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劳动者。他对劳动者，特别是对于农民的理解和尊重是非常真诚的。张炜说：“比较一下，还是农民最苦。虽然不能说世界上各国都是这样，但绝大多数国家恐怕是这样。这看起来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事实上却包含着许多可怕的东西在里面。你想一想，人在土地上行走、建筑、繁衍生息、获得水和吃食，而他们当中最亲近土地的这部分人却要活得最苦。可怕的颠倒，可怕的不通情理。照这个方向发展下去，人类必然是贫穷，是走向彻底的衰败。”[180]

这些愤激之语，或许只有张炜这样的劳动者才能体会到并说出来。他同时也深知自己的责任，“就是不断提出新的警醒，与人民融为一体”[181]。张炜的这些思想形成不是偶然天降，是他始终从一个劳动者的角度和情感出发，真正将心贴近大地、贴近人民的结果。这就使我们相信，于新媛的回忆是真实可信的，没有半点掺假、夸张的成分。

这种思想情感，也深深地影响了张炜的文学创作。这一点，李洁非在《张炜的精神哲学》中说得尤为清楚：“读张炜所有作品，不论是写于80年代的或90年代的，也不论是在小说的虚构世界里还是在散文随笔的自白直陈中，你会发现‘劳动’和‘劳动者’这两个词占有特殊的地位，不光出现密度大，而且一经出现往往与作家本人的最高道德理想、美学理想联系在一起。我认为，这正是张炜精神哲学的一条界限，它的一边，站立着善、美，另一边，站立着恶、丑；进而言之，如果说这个人心目中有什么‘宗教’的话，那么，对‘劳动’的信仰和对‘劳动者’尊崇，便是他的宗教！”“所有这一切，都源于或者说支撑着同一个信念，那就是‘劳动神圣’。”[182]

对于劳动，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张炜历来都是诚实无欺的，所以王安忆称他为“最诚实的劳动者”：“张炜是最诚实的劳动者，他在稿纸的格子里写字，就像农人在挖松的土地里播种。他所表达的从不超出心里所有的。他也不会夸张的表达。这样的作家，他的每一个字都要得到注意和重视。他的每一个脚步，都印下了深深的脚印。”[183]

五

在烟台师专中文系，对张炜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件大事，是萧平等老师倾力支持一些爱好文学的同学组织文学社。那个时代，是校园文学十分活跃的时代，也是校园文学社如雨后春笋般到处崭露头角的时代。

最早提出创办文学社的是1978级的一些同学，它的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便是张炜。萧平回忆：“我认识他是在七九年春。他们几个爱好文艺的学生发起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并出版一个油印刊物，有些事来问我，以后又拿稿子来给我看。给我的印象是他性格有些内向，朴实，诚恳，有些拘谨。慢慢熟了，片片断断地向我讲了些家庭情况和个人遭遇。他的家住在一个镇子上，后来又迁到了海边。住宅不在村里，而是孤零零地在一条大河入海口岸边的果园里。家里有许多书，他就读了不少文艺作品。十几岁的时候，离开了父母，到百多里外的叔叔家住了。叔叔家同他们家隔着一座大山。每年他都盼望着看家的日子，终于盼到了，背着包裹，翻过这座大山，走上百多里，回到家里，同父母姐姐团聚几天。而常年只能望着乌云漫漫或白雪皑皑的远山，思念着山那边的亲人。当他说起这些的时候，看得出是很动感情的。”[184]

从萧平的回忆看，这个文学社1979年春天就开始筹备，并且已经有了初步的计划。那么，张炜等筹备者动议的时间当然更早一些。也就是说，他们在1978年秋天入学不久就开始构想、谋划此事了。

经过紧张愉快的筹备，1979年深秋的一天下午，他们在中文系合堂教室举行了成立大会，到会师生三十多人。成立大会由中文系1978级1班团支部书记徐世国主持，张炜代表文学社筹备组报告了活动打算和办刊计划，张炜的同桌李世惠还按照张炜的事先安排，登台朗诵了诗歌《假如你真的爱我》。系主任萧平和写作教师刘传夫、李慧志伉俪等到会祝贺，提出了殷切的希望。几位老师都对文学社关爱有加，特别是对张炜十分器重和赏识，给了他很多的鼓励和支持。在此后的岁月里，张炜也一直不忘师恩，每次返校都回去看望他们，这在烟台师专被传为佳话。[185]

就这样，烟台师专中文系历史上第一个文学社——芝罘文学社，在1978级同学的手中诞生了。随后，1979级同学也创办了同学文学社，中文系的文学氛围更加浓郁。两个文学社决定共同创办一份文学刊物，建立自己的文学阵地。当他们带着事先拟好的几个刊物名称去请教萧平老师时，萧平一锤定音：就叫“贝壳”吧，我们在大海边，等于是捡回了一些美丽的贝壳。一份校园文学刊物就这样应运而生了。[186]在芝罘文学社筹建和《贝壳》创刊过程中，张炜无疑是一个最重要的人物。他那时的全部文学热情，大概都倾注在这个文学社和这份刊物之中了。

同学们看到，这个平时似乎有些孤僻和不合群的张炜，一下子成了最忙的人。马海春回忆：“约稿，帮人构思。稿子交到他那儿，跟人谈修改意见。多方联系有关事宜。他走路都兴冲冲的，油黑浓发沉甸甸地掀动着、滑向前额，他不时地用手向后抄拢一下。那一阵子，他显得意气风发，浑身带劲。稿子齐了，全部定稿，他精心编出了目录，连字体、字号都分清楚了。然后他就分别找到我们几个刻板的同学，一一交代……”[187]他在文学的海洋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自然而然地成了文学社的核心，成了《贝壳》实际的主持人、主编者。

李世惠回忆：“《贝壳》是中文系77、78、79级部分同学尤以78级为主体而创办的一份油印文学刊物，当年共出了两期，第一期是手刻油印的，第二期是打字油印的。《贝壳》的核心成员有张炜、李曙光（77级）、矫健（79级）、滕锦平、徐世国、黄志毅、马海春、冷丽华、刘向红、马泉照、孙和平、于世宝等，张炜是名副其实的主编，所有的稿件都经由他审阅、把关和修改，然后编好目录，安排马海春、孙保健等同学刻印。”[188]

1980年1月，由烟台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芝罘文学社、同学文学社编辑的《贝壳》第1期刊印，为蜡版刻字油印本，十六开本，共四十二页。这期《贝壳》在《致读者》中写道：“一群热爱大海的孩子，在生活的海边寻来了几颗贝壳。初次赶海，收获甚微，品种单调，色彩也不够富丽。这与包罗万象的大海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但它毕竟倾注了我们热爱大海的一腔深情，反映出我们潮头求珠的一片渴望。如果它能闪烁出一点醒人耳目的色彩，那该归功于太阳的照耀和大海的培育。”

这期《贝壳》共发表小说三篇，分别是滕锦平的《代表》、张炜的《春生妈妈》、冷丽华的《“一葫芦酒”》；散文两篇，分别是李世惠和姚纪宁（张炜化名）的《鼓手·鼓声·心声》、知了（滕锦平化名）的《我热爱生活》；诗歌二十多首（组），其中有马海春和巧兰（张炜化名）的一首二百多行的叙事诗《采摘》；理论栏里还发表了矫健的《艺术形象要真实》。散文《鼓手·鼓声·心声》是李世惠根据一次运动会见闻写成的习作，张炜看后决定采用，并进行了认真修改；诗歌《采摘》是张炜“逼”马海春写出草稿后，他又精心修改而成的。这两个作品因为张炜都付出了很多心血，作者执意要他加上名字，张炜拗不过他们，于是分别取了“姚纪宁”和“巧兰”的化名。这应该是张炜最早使用的笔名。

《贝壳》创刊号的封面设计十分写实：右下部是海滩一角，远处云山迷茫，天空中飞翔着一只海鸥；海边有两个孩子，其中一个正在弯腰拾贝。也许是因为办刊条件比较简陋的原因，它的纸张比较粗糙，刻印、装帧都说不上精美，但还是受到了很多同学的欢迎和喜爱。当然，在一些不喜欢文学的同学眼里，它又是没有多少价值的，甚至被个别同学讥为“蛤皮”。张炜他们并不以为意，还是和社员们兴致勃勃地分送各处，与大家分享他们的成功与喜悦。不仅如此，他们还与全国各大院校的文学社互相联系，互寄刊物，交流学习。当时的文学社社员冷丽华记得，他们曾与北京大学未名文学社有过联系，还曾收到过他们寄来的社刊《未名湖》。[189]

也许张炜那时就已明白，做任何事情都会有人说三道四，但一个人做事，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出于一种内心的需要。就像他毫无顾忌地去清理夹道中垃圾一样，他不嫌肮脏；也像他整理完垃圾就把自己收拾得整洁如新一样，这来来去去没有任何矫情。他的一切都从内心出发，始终都在做一个真实的自己。

这样一种办刊态度，与他后来的写作态度是一脉相承的。张炜始终认为，一个作家与读者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拥有众多读者固然很好，但也不能为读者的流失而丧失信心。一个作家当然需要读者的阅读和鼓励，“但我不愿去取悦读者。因为我太尊重他们了。尊重，就是送给他们更真实的东西。我坚持自己所追求的一切，而不是跟住读者的兴趣”[190]。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些言辞之中理解张炜的诚实和质朴、执拗与倔强。他能在长期的文学创作旅程中，在风云变幻的文学大潮中，从不跟风趋时，永远脚踏实地、保持定力，绝不是偶然的。这是他的性格使然，也是他的坚定追求，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劳动者”，而且是一个“最诚实”的劳动者。

我们应该感谢烟台师专中文系，感谢萧平和那些老师，感谢芝罘文学社、同学文学社和《贝壳》杂志，他们不仅为张炜，也为那一时期成长起来的滕锦平、李曙光、李尚通、冷丽华、马海春、矫健、黄志毅等一批青年作家奠基，个中意义，非同一般。

六

这么多的文朋诗友聚集在一起，相互之间的学习、交流也日益增加。这比张炜去寻找那些“大地上的文友”要好得多了，让张炜有了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

张炜回忆：“当年求学的情景还在眼前。当时恢复高考不久，每一级的入学间隔时间还没有调整好，三个年级的学生在学校交汇的时间很长。这就有了更多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机会，不同年龄不同地区的人在一起，说话南腔北调，特别有意思。”“当时热爱文学的同学比现在多，中文系差不多是百分之九十以上。上课谈文学谈语言，下课也是如此，大家常常就新读过的作品争论起来。”[191]

“在学校里我结识了一批文学朋友，他们现在也都毕业了。他们的作品发表了很多。那时我们一起办刊物，搞文学社，大家都兴致勃勃。如果不是在学校里，就很难那么集中地一块儿研讨文学。哪里有这样一群无牵无挂、一心扑在文学上的人？到了社会岗位上就不行了，大家都在为自己眼前的事情忙，忙生计。只有学校才有那么浓的研讨问题的气氛。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大家就争论得面红耳赤。”[192]

“中文系主任、作家萧平关心我们的文学活动，中文系的老师与我们一起讨论稿子。不仅是中文系，即便是化学系、英语系的学生也来参加我们的文学社。我们油印刊物的征稿启事吸引来大批稿件。当时一些国内公开刊物上发表的一些作品常常为我们所注意，有时围绕这些作品还发生激烈的争论。如果有好的作品，就迅速在同学们当中传阅。”

“我们学校地处市郊，不远处有一座稍大点的山。我们常常爬山。在山顶，一些写诗的同学就不停地朗诵自己的作品。山下是大片的果园，在果园里，我们开了不少文学讨论会，会上总是争论得面红耳赤。我们当中有出色的辩才，有绘声绘色的讲述者，有博闻强记的人，有冲动起来像个疯子的可爱人物。”

“转眼二十余年过去，生活给人如此鉴定：当年所有挚爱文学和艺术的同学，今天都成为各个方面非常优秀的人才。他们都在自己的领域里做出了很大的成绩，都始终保持了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正是文学和艺术的精神，是生命的创造特性。”[193]

冷丽华也回忆：“文学社的成员经常凑在一起研究稿子，通常是一人把他写的稿子念出来，大家一块儿评论，挑毛病、出点子，集思广益。”[194]一人念稿大家讨论，或者把稿子分送好友阅读，然后集中讨论，大概就是这个时候形成的习惯。后来，张炜的很多作品在发表前都经过了这样一个过程。

信息的传递、观点的碰撞、思想的交锋，在那些年轻学子之间涌动成一股激情勃发的洪流，沸腾涌动。张炜说：“我们有了刊物，就分别写稿，分开栏目，各自完成‘主打作品’。那时好胜心极强，一心要超过其他院校寄来的社团刊物。当年铅印的院校刊物还不多，在今天看来都是很简陋的。不过当时并不这样看，只觉得寄来的所有刊物都香气逼人。这仿佛是一场较劲的比赛，既有趣又费力，四周吸引了很多的人。”“同学们飞快传递彼此的一些阅读信息，总是非常兴奋。比如说一个人在阅览室里读了一篇刚刚发表的作品，就赶快告诉大家。什么刊物出了一个新的作者，哪一篇作品产生了影响，大家心里清楚极了。那时候没有网络，基本上也没有电视，就靠阅览室来满足我们。问一下，可能大家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那间大阅览室了。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多少欢乐的时光、产生过多少激动。”“还记得第一次看二十多吋的彩色电视，是在中文系的合堂教室里。看的第一个话剧是曹禺的《雷雨》，不久又看了德国作家席勒的《阴谋与爱情》。那种激动如在眼前：回到宿舍已经很晚了，还要讨论剧情，多半夜都不愿睡觉。看文学作品也是这样，当年任何一个有影响的短篇小说或散文都不会被我们忽略。”[195]

就在这时，振奋人心的消息接连传来。1980年3月，张炜的短篇小说《达达媳妇》在《山东文学》第3期发表。这是张炜在省级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刊物本身又是山东最重要的一份文学月刊，其意义自不用说。这个短篇原来叫《小河默默流》，是编辑把它改为《达达媳妇》的。那条小河，当然就是芦青河。

虽然样刊收到得较晚，但他们看到这期刊物时还是非常激动的。刊物在同学们手中快速流传，大家都纷纷向张炜表示祝贺。张炜用稿费请了一些文学社的朋友在学校附近的一家饭店相聚，大家一醉方休；他还买了糖果带到教室，放在前排课桌上，请同学们品尝。[196]

1980年5月，他们的第2期《贝壳》也印出来了。由于创刊号反响良好，这一期改由系里安排打印，形式上更加美观。这期《贝壳》上不仅刊登了同学们的一些作品，还刊登了萧平老师的《贝壳的启示》、王志强老师的《贝壳与珍珠》。张炜的短篇小说《当我走上讲台的时候》也刊登在上面，这次他取的笔名是“宁伽”。这是张炜在《贝壳》上使用的第三个笔名。后来，他的长篇巨著《你在高原》的主人公便叫“宁伽”。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从那个时候便埋下的一颗情感的种子，后来，这颗种子在《你在高原》中生根发芽并化作人物形象了。

两年的时光是多么短暂，转眼之间就到了毕业的日子。1980年7月，张炜和同学们毕业离校，各奔东西。但母校也像母亲一样，成了他们终生的情感纽带。他们当年创办的文学社和文学刊物，后来虽然时断时续，但至今仍然顽强地存在着。这里面记录着他们的青春印记，也绵延着他们的文学血脉。

我们今天回首张炜为期两年的大学生活，时间虽短，还是相当重要的。在这里，因为文学和集体生活，他找到了自己青春活力和生命激情的最好喷发点、燃烧点。烟师两年，他像一头饥渴的小兽，一步步走进知识的山坳；又像一条快乐的游鱼，一头扎进文学的海洋。他积极向上、宽容大度，也执拗坚定、绝不妥协。他在广泛的阅读和真诚热切的讨论中升华自己的文学理想、提炼自己的文学观点、找寻自己的文学阵地；在办社团、组稿件、编刊物中学会与师长、同学、朋友等交流沟通，增长自己的人生历练与合作共事的才干；也在一些人的冷眼旁观、冷嘲热讽中锻炼自己的耐力和定力。正像他的同学马泉照所说，张炜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心胸宽广，宠辱不惊。他既不会在谗言前裹足不前，也不会在荣誉前忘乎所以，就这样一路走来，成就了今天的辉煌。其他人之所以没有成功，除去天赋的原因，就是在这两点上做不到他那样，用老百姓的话讲：‘担不起。’”[197]

就这样，一个文学新人就要从这里启航了。他将要走出一个怎样博大辽阔的世界？很多人都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