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从少年到青年

第一节 “灯影”时光

一

“灯影”，是一个古怪的名字。它是一个在林子东南方向、离张炜家十多里的小村庄。这是除西岚子之外，离张炜家较近的一个村子。在张炜的印象里，它比西岚子要大很多，也更繁华。他说：“灯影在我童年的眼里差不多是人间的一座城郭。那里有过多的喧哗和热闹，这一切在当时的我看来简直有些吓人。而今天看它当年不过是一个非常简陋的小村，村民以林业农耕为主，多少捕一点鱼。”[63]离村不远，有一所学校，叫灯影史家学校。取名灯影史家学校，是因为村里姓史的人比较多。

这个村名的由来，是因为当年四周都是林野、水泊，晚上远远看去只有几点“灯影”闪闪烁烁。现在看，这个村名倒蛮有诗意，也有几分神秘色彩。今天，它虽与西岚子一样早已消失，却因张炜的作品而成了一个永远令人回味和神往的地方。

1964年8月，八岁的张炜进入这所学校读小学。这是他离开家庭庇护走向外面世界的开端。

张炜对上学应该是兴奋和期待的，而不是像有些孩子那样充满恐惧，因为学校里有很多小朋友，可以尽情玩耍，也因为他已经识了不少字、读了一些书，上学对他来说不会有太大的难度。这得感谢他的外祖母、母亲和姐姐，她们都是他的启蒙老师；也得感谢外祖母离城时带出的那只大樟木箱，那是张炜童年的“宝库”。在他很小的时候，外祖母就把其中最薄的、画了图的小书给他看。他还看到里面有很多老旧的书，有的是硬壳的，封皮上有金闪闪的字；有的则软极了，是用粗线订起来的。他当时还不知道，那就是人们所说的精装书和线装书。父亲每次从南山水利工地回来，虽然只能在家里待短短几天时间，也会打开外祖母那个宝贝木箱，翻弄那几本书。

因为读了书、识了字，他就开始到处涂鸦，将已经会写的字写在了瓦片上、台阶上、树叶上、手背上、脚上、镰刀上和桌子上，甚至将一个“火”字写在了外祖母用来做饭的铲子上。他由做饭的铲子联想到了“火”，脑子里肯定有一连串的东西想要表达出来，只不过那时候还写不出完整的句子。不过，他机灵顽皮、聪明可爱，既给一家人带来了快乐，也让一家人充满了期待。

二

上学的日子很快就到了。他被外祖母和母亲送进了灯影史家学校。因为这里离家较远，他一个星期才能回家一次。外祖母早就为这一天做好了准备，给他烙好了地瓜饼，带好了各种食物，收拾好了行李。上学这天，她还找出一根扁担，把所有的东西都捆好、拴到一块儿，把它们挑进了学校。一个八岁的孩子，就这样开始了半独立的生活。

一进学校，张炜还是稍稍有些失落感的，因为这儿有一道高高的围墙，还有一个大门，要登上许多石头台阶才能进门。钟声一响，大门就要关得严严的，他再也不能随便到那片林子里自由奔跑了。他想念那些已成好友的动物和植物，想念那些采药人、猎人和打鱼人，尤其是那些神奇的地质队员。不过，这种失落很快就被学习生活代替了，他的长处也很快显现出来。因为他不仅是全班识字最多的一个，而且书包里除了课本还有两本小画书，这在当时是很容易引起同学的关注的。他也很快引起了一个长辫子女老师注意，并且受到了很多鼓励。

他的短处也显而易见，因为他从小在林子里长大，身边只有外祖母、母亲和姐姐，没有多少伙伴玩耍，养成了腼腆、拘谨、内向的性格。他在班级和学校的集体生活中，在和同学们的相处中，就有些不合群和落寞。他不习惯在很多人面前说话，课堂上朗读和回答问题的声音也很小。老师以为他紧张、害怕，实际上这是他的性格所致。他一时无法自由自在地融入那个热闹的集体中。

在他回家时，外祖母看出了他的不快，就用家里曾经养过的一只离群孤雁来启发他，告诉他那只孤雁虽然在他们家度过了一个冬天，但当春天到来的时候，还是要跟着群雁飞往北方的。长辫子老师对他也格外关心，经常询问他的一些情况，指导他的学习，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的早期短篇小说《他的琴》中塑造的那个校长的女儿卢玲子，可能就有长辫子老师的影子。很多年之后，他又在《你在高原》之四《鹿眼》中塑造了一个园艺场子弟小学“音乐老师”的形象，将所有的温暖和美丽都赋予了她，寄予了他最为深厚的情感。同时，他还在《你在高原》中塑造了小学教师肖潇和淳于黎丽，这些都或多或少藏有他小学生活的记忆。

尽管如此，这种学习和生活环境，还是让张炜变得更加内向多思，并且影响长远，后来也没有多少改变。张炜曾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接受的一个越来越大的刺激，就是人，特别是成群的人对我的刺激。许多的人一下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的世界里，不能不说是惊喜中又有些大惊慌。我从小形成的一个习惯，一个见解，这时候都受到了冲击。我习惯的是无人的寂静，是更天然的生活，是这种生活对我的要求。只有从学校回到林子里，才能恢复以前的生活和以往的经验，但这要等到假期。童年的经验是顽固而强大的，有时甚至是不可改变的。这就决定了我一生里的许多时候都在别人的世界里，都在与我不习惯的世界相处。当然，我的苦恼和多少有别于过去的喜悦，也都缘此而生。”“说起来让人不信，我记得直长到二十多岁，只要有人大声喊叫一句，我心上还是要产生突然的、条件反射般的惶恐。直到现在，我在人多的地方待久了，还常常要头疼欲裂。后来我慢慢克服，努力到现在。但是说到底内心的东西是无法克服的。”[64]

这种性格特点，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可能是一种缺陷，但对一个从事精神创造的作家来说又是非常重要的。内向、多思，让他的作品更丰富、更深厚、更有一种触动人心的力量；也让他在各种各样的文学和社会政治思潮面前踏实沉稳，坚定地拒绝“大言”和“尖声”，不断地发出自己看似微弱实则镇定、坚韧的声音。

三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在老师和同学们眼里很“害羞”的孩子，在造句和作文时竟然表现出了出奇的“大胆”。那些“大胆”的文句，也在当时概念化、公式化的语文课堂上，成了绝对的“另类”。

有一次，老师让大家用“就像……一样”“如果……就会”造句，张炜竟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我的笔重重地画在纸上：‘渔铺老人的胡须，就像海豹的胡须一样。’看了看，觉得还有许多话没有说完，就加了一句：‘第一次下海的人，就像狗掉进水里一样。’另一个造句：‘如果……就会’。我简直想也不想就写出：‘如果鱼汤喝得太多，就会吃很少的玉米饼。’其实我心里有许多句子，于是同样多写了一条：‘如果见了老妖婆害怕，就会惹她生气。’”[65]

老师在课堂上读了他的造句，同学们笑得前仰后合。老师问他为什么会造出这样的句子，他说是亲眼看到和想到的。老师说这样造句不能算错，但不能成为“范句”。张炜觉得有些委屈，他不明白为什么那些编造出来的句子才是“范句”，而这些从现实和内心得到的却不是。

开始作文了，老师让大家写一个人或一件事。这对张炜来说太简单了，因为他脑子里装的故事实在太多了。他“文思泉涌”，写了一件林子里的事情：一个年轻猎人去闯老林子，结果被一只大脸鸟狠狠打了一耳光，把嘴巴打歪了。后来虽然看了医生，还是有点歪，看上去像啄木鸟的嘴似的。他的作文很快写完了，看同学们还在苦思冥想，老师就让他再写一篇。他又写了一篇大雁的故事：一个冬天，他们家救助了一只落单的大雁，他很快和它成了好朋友。但是春天到来了，大雁随着雁群离开了他们。他伤心地哭了。夜晚，他做了一个梦，梦见飞走的大雁又在一个夜晚悄悄地飞了回来。他伏在大雁背上飞了起来，一直往北，飞过了大海，飞到了一个开满桃花的岛上……

老师开始讲评同学们的作文。他发现全班有二十多个同学写了自己是如何帮助老大爷老大娘的。他知道那些“好人好事”都是编造出来的，而他写的故事都是亲眼所见、心中所想，或者是听外祖母讲述的。但他的作文，也像他的造句不能成为“范句”一样，不能成为“范文”。“范句”“范文”是什么？就是违背现实和自己的内心编造出来的那些东西吗？张炜想不通。但即使想不通，他也不会那样去写。因为他知道，要是那样去写的话，他就不是一个外祖母和母亲所期望的诚实的人了。

著名作家刘玉堂先生在世时，曾跟我们多次谈起张炜。他说张炜的文学之路起点甚高，他一开始就是按照文学规律、艺术思维来创作的。玉堂先生也自谦地说，他自己一开始则是按照当时流行的观念来写的，是图解政治、图解政策，后来才慢慢靠近了文学。我们相信玉堂先生的眼光和真诚。当然，此时的小学生张炜还不懂什么文学规律、艺术思维，他只是怀着一颗真诚的心去造句、作文的。他不能欺骗老师，也不能欺骗自己，更不能欺骗外祖母和母亲。那时的张炜，虽然离一个作家还十分遥远，但那种美好、可贵的潜质却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四

我们知道，张炜的阅读开始得很早。但在上学之前，他还处于读图识字阶段，还谈不上真正的文学阅读。进入灯影史家学校之后，随着识字越来越多，随着开始造句和作文，那些图画书就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了。他想读更多的书，甚至设想将来如果离开外祖母和母亲、离开茅屋，就要在一条河边住下，亲手搭建一座小屋。他设想小屋里除了必需的生活用品，还要有很多纸，有他的最大的宝贝——书。他要看懂所有的书，明白那些写书人的心事；他还要写下自己的心情和故事。他在心里悄悄地把这个地方命名为“追梦小屋”。[66]

这样，外祖母木箱里的那些书就成了他最痴迷的东西，虽然他还读不懂，甚至连字也认不全，却实实在在地迷恋上了它们。张炜曾经告诉我们，他后来在长篇小说《远河远山》中塑造的那个无比迷恋纸、迷恋写作的少年，就有他自己的影子。那可真是迷恋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的确，一个人对一样东西、一件事情的迷恋，大概是无法用理性思维去条分缕析的。这应该就是古人所说的“痴迷”状态吧。一个人因“迷”而“痴”，看起来有些怪异，实际上是十分正常的。

那个时候张炜在家中，最喜欢的是夜晚，特别是漫长的冬夜。因为外祖母和母亲有晚上读书的习惯，在大雪封地不能出门的冬夜，外祖母就点起火盆，把一张小桌搬到炕上，和母亲、姐姐一起“熬冬”。炕是“火炕”，“它由一种薄片状的土坯——当地人叫‘墼’——垒起来，比现在的双人床要高大得多，内部是空的，可以点上柴火——沿墙壁有一个烟道通连，烟气从屋顶冒出去。‘火炕’是全家的中心，在冬天尤其是。它像一个很大的暖气包一样烘暖了全家，安度整个冬天”。“数九寒天一家人都在‘火炕’上，聊天、吃饭、娱乐，所谓的熬冬。有文化的人家还要在‘火炕’上摆一个小桌，研墨画画，画梅兰竹，写字。那样的岁月真是透着别样的温情，让人怀念。”[67]

她们有人描花有人读书。听书，成了张炜当时最大的乐趣。除了听书，他也想尽一切办法找书来读。张炜回忆：“有些书是竖排繁体的，拿到手里也读不懂。但强烈的好奇心还是吸引着我，让我磕磕绊绊地一路读下去。记得那些翻译作品和古典文学，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吞食的。”[68]也许正是这些有趣的书籍，让他开始了最初的模仿，写出了那些“出格”的文字。张炜曾说：“我们家躲进林子的时候带来了许多书。寂寞无人的环境加上书，可以想象，人就容易爱上文学这一类事情了。我大概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能写点什么，我写的主要内容是两方面的，一是内心的幻想，二是林中的万物。”[69]

长辫子老师很快发现，酷爱阅读的张炜对课本的兴趣日渐减弱，几乎发展到了一个“危险的境地”，这可不是好现象。她对张炜说要学好课本，张炜也知道老师说得对，但阅读的吸引力实在太大了，他更无法拒绝。他总是匆匆地完成作业，然后去读别的东西。张炜回忆：“我的心思全用在搜集各种各样的书上了，薄薄厚厚新新旧旧，只要是书就好。从小画书到线装书，无论能不能读懂，只要见到就紧紧地搂在手中不放。那些散发着一股霉味的繁体字老书让我舍不得，它有一半或更多一些字认得，剩下的就全靠去猜了。好在总能猜出一些意思来。”[70]

这个时候，老师的告诫已经不起多大作用了。他的最大苦恼是读得太快而书又太少。于是，他便从外祖母的木箱里偷出书来，与别人交换着看。有一次，他换到了一本窄窄的竖排线装书，里面有特别好看的插图：一个壮汉胳膊上满是黑毛，将一个穿长衫的人一拳打翻在地；一个又矮又胖的家伙单手举起一个大碾砣；一只老虎被一个老太婆抓住脖子拎起来。他还在换书过程中认识了一个外号“老书虫”的人，那人实际上只有三十岁左右，并不老，住在一个葡萄园里。“老书虫”有一个更大的书箱，整天在葡萄园里关起门来看书。张炜在那里看到了一本关于葡萄园的书，那书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这也可能就是他“葡萄园”情结的最初源头。

张炜后来回忆：“这是一本薄薄的小书，也是外国人写的，当然是从‘老书虫’那儿借来的，我一连看了三遍。这是关于一个淘气的孩子、他的叔父和朋友的故事。[71]最吸引我、让我目不转睛的是这样一些内容：淘气的孩子从小住在叔父家里，那儿有一个不大的葡萄园。孩子一点点长大，就帮叔父在园里干活。到了下雨天或夜晚，他就在小屋里写书，写出了一叠又一叠纸，最终写成了这本有趣的小书。书中的故事太美妙太神奇了，而且我觉得他一点都没有骗人。”[72]

这本书他读了好几遍，因为他太熟悉葡萄园了，从小就在园里玩，吃了很多葡萄，也帮园里人干过活。他唯一没有做的，就是下雨天或夜晚趴在桌上写书了。读了这本书，他终于知道自己做梦都想干的那种事到底是什么了。

“葡萄园”对张炜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他的创作历程中，有大量作品写到葡萄园，大量故事在葡萄园里发生，也有不少人物是在葡萄园里思索而得到的。他在中篇小说《秋天的思索》中塑造的那个青年“老得”，被评论家雷达称作“葡萄园里的哈姆雷特”；他的十卷本长篇巨著《你在高原》中，《我的田园》和《人的杂志》两部都主要写了葡萄园里的故事。

谁没有五彩缤纷的童年梦想？张炜这时最大的梦想就是生活在一片葡萄园里，有一张桌子、一支笔和一沓纸，然后在那里看书、写书。我们从他后来几十年的生活和创作经历来看，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放弃这个梦想，他一直都生活在这个梦想之中。

我们从这段文字还可看到，他从小就受到外国文学作品的滋养，那里面的故事、语言、情节、结构，与当时流行的中国文学作品都是很不一样的；它们给一个孩子带来的新奇感和诱惑力也是不一样的。玉堂先生说张炜的文学起点较高，这与他一开始就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可能也不无关系。

五

可是，就在张炜沉浸在“葡萄园”的梦想中时，1966年来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来到了。这个偏僻的海边林野不可能得“风气”之先，但在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政治体系中，最高层的声音传播极其迅速，显示了其强大的“统一”意志和动员能力。对于十岁的张炜来说，他当然不清楚这场运动的政治目的和复杂内涵，也不会理解宁静的校园为什么一下子变得喧嚣热闹起来，到处红旗飘扬、壮歌激昂；他只是觉得在教室上课的时间越来越少，外出劳动的时间越来越多了。

在校园之外，让他记忆深刻的是今天看来已经十分怪诞的接“最新指示”。张炜回忆：“那时候传达‘最新指示’不能过夜，大喇叭一喊、民兵一喊，所有的人都得出去接。长长的队伍从一个村转到另一个村，欢呼、敲锣打鼓，去接‘最新指示’。那时候我只有十岁左右，也跟着游行队伍走，从园艺场转到林场，再到四周的村子，一直走下去，谁也不知道‘最新指示’在哪里。转了不知多远，跑一阵走一阵，浑身是汗，最终也不知道接到与否、接到了什么。”[73]

记得有一次终于接到了，是四个字：“不是小好。”尽管谁也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但并不妨碍人们的兴奋，凌晨起来，敲锣打鼓到处转。后来才知道那完整的一句话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同样怪诞的还有吃饭前要做“首先”，就是敬祝领袖万寿无疆，还要跳“忠字舞”。“最有‘诗意’最‘有趣’的，也许是赶路人的遭遇：人在路口上常常遇到一些闲来无事的老头老太太，他们会突然拦住你，大声喝问一句流行语，并且都是押韵的套话——他问上面一句，你必须答出下面一句，不然绝不放行。因为流行的套话更新极快，所以答不上来的时候居多，这时问话的老人就得意起来，盯住过路的人，琢磨该怎么折磨和捉弄他。”[74]

这时，席卷全国大中小学校园的是“学农”“学工”“学军”运动。灯影史家学校无“军”无“工”可学，“学农”就成了他们的一项重要内容。学校南边的一个村子，给学校划出了一片农田。校长亲自带领师生到田里干活，还请村里人来讲解各种栽培、播种知识。

除了“学农”，他们还要“勤工俭学”，种植和采集一些中草药，卖给附近的采购站。没想到的是，一向内向、腼腆的张炜这时又出了一回“风头”。这个从小在海边林子里长大、和采药人熟之又熟的孩子，向老师建议到海边林子里去采，因为那里有各种各样的药材。于是，一个长长的采药队伍出发了。可是大家面对满眼草木，却分不清哪是可用的药材，不光老师和同学，连校长也来向他请教了。张炜俨然成了这支采药队伍中的无冕之王。

除了学农和采药，一些学习会、报告会也多起来，主要是请一些人来讲过去的苦难和打仗的事，是“忆苦会”和故事会。这是孩子们最着迷的时候。大家排起队伍，唱着歌走向操场，每次都像去参加一个盛大的节日。忆苦总是那么凄惨，故事总是那么悲壮，他们常常一边哭一边听，半天下来，眼睛都是红肿的。他回家向外祖母转述那些英雄的事迹，说一个战士特别勇敢，一个人消灭了十二个敌人，又俘虏了一百个，然后身受重伤，牺牲了。外祖母听了什么也没说，只是嘱咐他好好睡觉。

与此同时，学校还兴起了背诵。这对一个孩子来说实在有点难，而且指定的篇目又那么多，那些篇目里的句子又那么别扭、拗口。张炜怎么也背不下来。长辫子老师说，这是他平时看课外杂书太多，脑子变得不能“专注”了。于是他就拼命地背，上课背，下课也背；在学校里背，回到家里还背。有时候，嘴唇甚至会不自觉地蠕动起来，要是外祖母不给他捏住，就会动个不停。

这时发生的一件最令张炜高兴的事，是他的作文虽然很多人不认可，却得到了校长的肯定和鼓励。大家都这样议论他：“这个人啊，一天到晚不说话，也许害羞，也许古怪，反正不怎么和大家说笑；这个人来自林子深处，认识许多动物和植物，别看平时闷声不响的，每到作文的时候就会写出一些大胆的话、一些很怪的人和事，大概想故意吓别人一跳。”[75]校长则说：“很好的！很好的！啊啊，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会有更大进步。不必同一种写法，不必。你读了很多书，很多。啊，是的，是的！”[76]张炜记得，有一次他看到教室门口一棵苹果树上的果子不断丢失，就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从一棵苹果树看我们的责任心》，校长看了十分赞赏，还推荐给老师和同学们看。这让他兴奋了好一阵子。[77]这个校长，后来成了他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知音，给了他许多令他意想不到的帮助。

六

这个时期，张炜从小就特别崇拜的那些地质队员，也更多地走进了他的生活。他在许多年后依然清晰地记得与他们换书看的情形。那时候，有很多书都是那些地质队员给他看的。他还记得一个地质队员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名字叫《浪狂港静》，写在一个海港与特务斗争的故事；记得他们晚上组织晚会，用木板做舞台（那时农村里的舞台都是土垒的），一跺脚就砰砰响；看他们表演、放电影，感觉那“真是幸福华丽的生活”。[78]

张炜后来回忆：“那时候觉得这个职业特别神奇、特别浪漫，对他们跋涉千山万水的辛苦考虑不多，只往有趣的方面想。这些人到处走，知道的事情特别多。我们缠着他们讲故事，也吃他们的东西，因为他们好吃的东西也多。作为交换，我们就带水果给他们。他们买来许多海产品，大口喝酒抽烟，我们也跟着学。这对于林子里的孤独少年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所以我曾经铆着劲儿要做这样的工作，我后来的很多诗和散文、小说，都写了地质队员的生活。”“我曾经特别地想考地质学院，当年想起来都睡不着觉，真是喜欢那个工作。我的理想是做一个地质队员，或者在葡萄园里工作，业余当一个写作者，写诗。那是多浪漫的事情。”[79]

这个神奇的职业深深地吸引了他，成了他终生的向往，也成了他后来重要的文学表达之一。他的长篇巨著《你在高原》，原来的副题就叫“一个地质工作者的手记”，出版社认为这样有一定局限性，不如只叫“你在高原”，可以给读者留下更大的想象空间。张炜说：“我同意了。不过，我在序言里还是说这是一部‘地质工作者的手记’。我忘不了写作的初衷。”[80]

这部长篇的主人公宁伽毕业于一所地质学院，第一个工作单位是省城的地质研究所，后来他虽然离开了这个行当，但与帐篷、铁锤之类始终形影不离，随时都可以抬脚远行。在这部长篇中，张炜还生动地描述了胶东半岛地区的地质变迁史，以及那片土地上的山川河流、岩石土壤等，为我们构筑了一个既有现实依据、科学依据又有文学色彩的半岛地理世界，很像出自一个专业地质工作者之手。显然，张炜在现实中没能实现的梦想，让他通过他的小说人物实现了。

做一个“葡萄园”里的写作者；像一个地质队员那样，做一个大地上的“行吟诗人”，这是张炜最初的文学梦想。

七

一个在海边丛林里长大的孩子，从小便听到了大海的潮汐，嗅到了海风的味道，充满了对海的渴望和梦想。但要真正走向大海，还得等他稍稍长大一点，等他有力量穿越那片丛林之后。因为大海离他们家毕竟有五里半的路程，而且大海对一个孩子来说还是充满了危险的。

张炜记得，他五岁时第一次去看大海是由大人领着去的。之前，他的耳朵里已经灌满了大人们议论大海的声音，脑子里也装满了对神奇与神秘大海的向往。他永远也忘不了那时去看大海的感觉，以及大海对他写作的影响。张炜写道：“他们终于领上我们一起去看大海了。那种感觉没法言说。记得一路上不知穿过了多少树林，走过了多少草丛，小路弯弯看不到尽头。登上一个沙岗又一个沙岗，还是不见大海。大海对我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而且这种吸引力一直存在着，有时甚至能明显地感觉到它的存在。后来生活的地方离大海越来越远了，但我描述大海的文字却从未间断。好像写作就是不断地从大海中汲取什么。即便不是写海的作品，也有海的影响在里边。那是一种闻所未闻的回响在震荡，永久地留在心灵之中。”“大江、大河、大海，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太大了。这不仅仅是指那些文学中人。所谓‘见世面’，也指见过大水。”[81]

而他和小伙伴们自行结伴去看大海，则是在上学以后。因为这时他们都长大了，可以让大人们放心地放他们走得更远了。这也是张炜上学之后感到的一个好处，可以少受大人管束，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张炜说：“上学有一万个不好，只有一个好，就是从今以后能做许多以前不允许做的事情。想想看，穿过长长的‘赶牛道’，穿过老林子，一路上会有多少稀奇事，最后就是看那个日思夜想的大海了！我夜里睡不着，常常想到大海，想它的模样，想那里发生的无数故事。那里有拉大网的人，喊号子的人，有成群的海鸥和帆船，有远处的海岛，有跳起来的大鱼。我特别想看看那些看鱼铺的老人，他们大概比看果园的老人更有意思，也更吓人。这些老人一辈子都和大海在一块儿，不知见过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呢！我想着这些，心里烫烫的。”[82]

一个暑假来临了，他们跟着一个同学当“鱼把头”的父亲安排的人来到了大海边，看到了浅黄色的沙岸、与天空连成一片的无边的水，水中的帆影，沙岸上矮小的鱼铺，赤身裸体的拉大网的人。他们还在鱼铺中喝到了最棒的鱼汤，吃到了最好的玉米饼子。夜晚，他们就睡在鱼铺里。可是怎能睡得着呢，他们又趁着月色钻出了鱼铺。“大海静静的，月亮真亮。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个锅灶跟前，就闻到了浓浓的鱼汤味。灶里有底火，汤还热，我们又喝起了鱼汤。”[83]

这一次，他们在海边整整待了七天。七天里，他们参与了拉网，喝饱了鱼汤，还听看鱼铺的老人讲了很多神奇的故事。这个假期实在太棒了，要不是那个“鱼把头”让一个回村的打鱼人顺便把他们“押送”回来，他们真想一直在海边待下去。

大海，成了张炜最神往的地方。于是，他又急切地盼望着下一个夏天的来临。当第二个暑假来临的时候，他们第二天就准备去海边了。他很快收拾好了一个大背囊，里面照例装了各种好东西，还比上一次多了两样：防虫膏和书。“身上涂了防虫膏躺在阴凉下看书，那是多棒的事。”[84]他们从茅屋出发，又一次穿过长长的“赶牛道”，一直向北，向着大海奔去。鱼汤还是那么棒，看鱼铺的老头还是那么可爱。不过，这回他们有了一个更大的心愿，一致嚷着要去那个天晴时才可以看清的海上小岛，他们听说那岛上全是猫。他们一遍遍恳求那个外号叫“红胡子”的领头人，他终于答应了：让他们坐采螺船去，上午去，天黑前再把他们接回来。

这个小岛叫依岛，它三面环礁，只有南面是细白沙滩。离南岸不远有一座小屋，这座小屋就是猫的世界。他们的登岛惊动了那些猫，它们从窗户和敞着的门口呼呼蹿出，足有五六十只。在阳光下，所有的猫脸都闪着光亮，漂亮极了。

小岛东北方还有一个海蚀崖，上面大小洞子很多，有的大到能够钻进去。他们钻进了一个又深又长的大洞，一直往里走，直到伸手不见五指了才退回来。他想起了在一本书上看到的抓特务的故事，特务就藏在一个小岛上，最后被登岛的渔民抓获了。他想，如果有特务，应该会藏在这个大洞里。

在小岛的北部，在墨蓝色的大海边，他们还捡到了紫红的大海螺，海胆壳，拇指大的小螺，碧绿或通红的卵石，黑蓝花纹交织的海星，碗口大的大花贝；见到了一只黑黑的像小猪一样的小海豹……

可是，快乐的时光实在太短暂了，一转眼，“天色已晚，海水闪着一大片橘红，一条船的影子出现了。我们一齐扬手呼喊。对方发出回应，是‘红胡子’的粗嗓门”。[85]他们得回去了。不过，大海已经深深地烙印在了他们的记忆之中，也烙印在了张炜的早期作品《铺老》《开滩》《槐岗》《初春的海》中——那是他最早写下的关于海的文字。

第二节 爱恨交叠

一

1970年8月，十四岁的张炜从灯影史家学校小学毕业，进入灯影史家联合中学读初中。小学和初中虽在一个校园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积累、接触范围的扩大，还有社会政治环境的巨大变化，他对人、对事、对社会的观察角度也在发生变化。童年的稚气渐渐消去，现实的严峻与冷酷摆在了面前。他必须面对，无法回避。人一旦长大，就得承担他要承担的那一份沉重。

这是一座多好的校园啊，它靠近林子，离大海也不远，说它风景如画并不为过。中学时代，又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人生阶段，青春洋溢，生气勃勃，仿佛每天都是新的。可是在那样一个时代，一切都不可避免地被扭曲了、变形了。张炜说：“我开始做中学生的时候，正好是60年代末期。那时候社会上很乱，人们的日子都不很好过，林子边上村庄里的居民又闹起了派性，再老实的人也得不到安宁。”[86]

那个时候，他甚至连林子和大海的美景也无缘欣赏了，小学时代的嬉戏玩耍一去不返，他面对的大多是一些成人的活动。这一切，对少年张炜来说来得有点太早了，但一个人要经历什么、面对什么，并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张炜说：“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多少时间来享受大自然的慷慨赐予，因为当时已经找不到一个安静的角落了，就连这个绿荫匝地的校园也不能幸免：到处都是造反的呼声，是涌来荡去的各种群众组织。我的同学全都来自附近的几个村庄、国营园艺场和矿区，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这会儿却在呼喊着同一些话语。老师和同学们除了要写大字报、参加没完没了的游行和批斗会，还要不断地接待从外地赶来串联的一队队红卫兵。后来形势发展得更加严重：我们校园内部也要找出一两个反动的老师和学生，并且也要开他们的批斗会。”[87]

更可怕的是，这场风暴还不知要持续多长时间，消磨尽多少人的才华和梦想，甚至生命。作为一个初中学生的张炜，刚刚走出懵懵懂懂的小学阶段，各种痛苦磨砺就不可避免地接踵而至了。

二

这个时候，学校里正常的教学秩序已经全部被打乱，整个社会秩序也混乱不堪。那个在南山水利工地劳动、半年才能回家一次的父亲，又一下子被人提起，成了全家最大的灾难和悲剧。

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长年在南山辛劳？现在张炜终于明白，就像外祖父死于一场不明不白的暗杀一样，父亲身上也背负着难以说清的重压。在那样一个时代，许多事情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于是，在一个到处是“红海洋”、大字报和震耳口号的环境中，父亲开始遭受批判，他也就成了同学们眼中的“另类”。张炜回忆：“校园内一度贴满了关于我、我们一家的大字报。我不敢迎视老师和同学的目光，因为这些目光里有说不尽的内容。”[88]一些同学还常常聚在一起欣赏大字报上的那些“美妙”句子，有时难免背后对他指指点点，这也成了张炜最为难堪的一刻。

这个时候，他一直盼望、思念又疑惑不解的父亲终于回到了茅屋，可随之而来的不是亲人团聚的温馨，而是“民兵”的监视和可怕的批斗会。新的灾难降临了，张炜在学校里的处境雪上加霜。张炜回忆：“学校师生已经不止一次参加过我父亲的批斗会。当时我要和大家一起排着队，在红旗的指引下赶往会场，一起呼着口号。如林的手臂令人心战。但最可怕的还不是会场上的情形，而是这之后大家的议论，是漫长的会后效应：各种目光、各种议论、突如其来的侮辱。记得那时我常常独自走开，待在树下，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快些死去，不那么痛苦地离开这个人世？”[89]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刚刚涉入人世不久，居然想到了死，该是何等的痛苦与绝望在压抑着他的心灵。

父亲除了挨批斗，被监督着在附近村里劳动，还经常被打发到海边拉网。张炜常常与同伴去看拉网的队伍，在那长长的网绠上匍匐的一溜人影中寻找父亲。他看到那个高大威猛的海上老大手持一根棍子，巡视着那些拉网的人，样子十分凶恶。他试图在那拉网的队伍中找到父亲，可是看不见。于是他和同伴都使劲地敲击各自手中的鱼皮鼓，他敲打得格外用力，他想用鼓声压过拉网号子，让父亲能够听到并注意到他，可是海上老大炸雷般的吆喝声，鼓声和号子都是压不住的。他是多么徒劳、忧伤和无奈。[90]

三

最可怕的还不是这些，而是那些叫作“民兵”的人。“民兵”，是当年一个最吓人的字眼，有时候大人吓唬不听话的孩子，就常常用“民兵来了”制造恐怖气氛，也常常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在张炜眼里，这两个字意味着恐惧、颤抖和眼泪。

这是一批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们喜欢穿白球鞋、旧军衣，背一杆刺刀生锈的三八大盖，这是他们横行乡里的不败法宝。他们待遇优厚，忠于“村头”，别说对待父亲这样的人，就是对自己的亲爹娘也毫不留情。张炜说：“在执行打狗令的时候，他们为了逮住一条逃逸的狗，能够在一条又湿又脏的泥沟里潜伏通宵，只紧紧搂住一杆步枪，一动不动到天亮。有的民兵为了表示大义灭亲的勇气，在自己的父亲与村头发生哪怕最轻微的冲突时，也要冲上前去打老人的耳光。还有一个小伙子与邻村人斗殴，为了镇住对方，竟然操起刀子砍去了自己的小指，而且面不改色。”[91]父亲落到这样一群人手中，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一段时间，他们对张炜家的茅屋特别留意，时常背枪光顾，甚至夜半时分还在屋后溜达，咳嗽，抽烟，压低嗓门说话。父亲从南山一回来，他们就更加忙碌起来，除了没白没黑地监视，还要隔三岔五地进门审讯一番。张炜说：“他们进门后就让父亲立正站好，然后开始高一声低一声地审问。他们问的所有问题都没有什么实际内容，因为问来问去就是那么几句：是否有生人来过，近来有什么不法行为，等等。这些问题其实由他们自己回答更合适，因为再也没有比他们更熟悉茅屋里一举一动的人了。”[92]显然，所谓的“监视”和“审问”都是一种幌子，他们不过是要在弱者面前耀武扬威一番，借此显示自己的“强势”与“高大”。这是动物界弱肉强食的法则在人间的演绎，而就人性的阴暗、丑陋、暴虐、残忍来说，这些两条腿的“民兵”比那些四条腿的动物还要可怕，因为他们要摧毁的不光是人的肉体，还有人的精神和尊严。

这时的批斗会变得更为可怕，因为远远近近的村子，只要开稍大一些的批斗会，他们就要来押上父亲参加，有时候还要把父亲捆上。张炜说：“民兵捆人很在行，他们会想出许多花样。有一个年纪十七八岁的民兵把父亲捆上了，另一个年纪大一点的民兵看了看，摇摇头说：‘不行。’他叼着烟，一边解着父亲身上的绳索一边咕哝，向旁边的人示范。他用膝盖抵住父亲的腿弯，然后将手里的绳子做成一个活扣，只用三根手指轻轻一抽，绳子就给拉得绷紧。”[93]这些历历在目的细节，被一个少年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绳子捆在父亲身上，也是捆在一个少年的心上。他在1978年写下的短篇小说《人的价值》中，就记述了“民兵”绑人、开批斗会的细节，令人难忘。

“民兵”，这个在特殊年代产生的危险怪胎，给张炜留下了无比惨痛的记忆和莫大的心灵创伤。他若干年后回到故地，还会想起当年在学校里参加批斗会的情景，想起那些凶神恶煞的面孔和内心冰冷的感觉：“有一天记得正下大雪，学校放假，本来照例要开放假大会，但由于要参加一个批斗大会，也就省略了学校的会。已经在学校住了很久，不太知道外边一些事情，一路匆匆到了会场，台上站的人吓了我一跳……脑海里一片空白。”[94]不用说，台上站的正是他的父亲。

对于这种毫无文明和法度可言，甚至丧失人性的野蛮行为，张炜后来曾有深刻反思。他认为所谓的游街示众，是中国传统的陋习，是对人权的蔑视和对人性的摧残。他写道：“游街示众在这里的小城街道上每年都要上演几次，犯人胸前挂着大纸牌。这与满清时期的做法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有些东西要改变是很艰难很缓慢的。”[95]“有一些人根本没有‘尊重人’这个概念。睁开眼睛看一看，对人的侵犯比比皆是。”[96]在《你在高原》中，他写到了遭受诬陷的革命者宁珂等被游街示众的情景，还写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严打”斗争中对所谓“流氓犯罪分子”的游街示众和公审场面，都表现了这种传统“陋习”对人性的戕害。如今，这些早已为历史彻底否定和摒弃。

张炜在文学作品中，塑造过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都是立体的、丰富的、复杂的，即便那些社会灾难、政治灾难的制造者，其身上也是善恶交织、人性与兽性纠缠的，即便他笔下的一个土匪也有其残存的讲义气的一面。对人性，他从未作简单化、片面化的处理。唯独对于“民兵”和他们背后的“村头”，他始终没有放过。对于这些人在新的历史时期衍生出来的“变种”——那些由“村头”演变而来的“企业家”和他们工厂中所谓的“保安队”，他也没有放过。他永远不会与他们达成和解。这是张炜永难愈合的精神伤口，也是他审视人性之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四

在这样一种环境中，他和家里养的猫和狗就格外亲近。因为林中的野物虽多，却无法建立友谊，与猫和狗才可以久久注视、相互偎依。他从它们那里获得了在人群中难以获得的温暖和忠诚，把它们看成了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张炜后来回忆：“我们那时对于猫和狗是家庭成员这种认识，绝没有一点点怀疑和难为情。因为我们一家人与之朝夕相处，我们从它们身上感受到的忠诚和热情、那种难以言喻的热烈而纯洁的感情，是从人群当中很少获得的。就我自己来说，当我从学校的批斗会上无声地溜回林子里时，当我除了想到死亡不再去想其他的时候，给我安慰最大的就是猫和狗了。它们看着我，会一动不动地怔上一会儿，然后紧紧地挨住我的身体。”“而那时的人群在我眼里常常是可怕的，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有多么不善甚至恶毒，我是充分领教过的。”[97]

但是，就是这样一点可怜的人间温暖，也不能得到保留。很快，一纸可怕的“打狗令”突然从天而降：养狗的人家必须在接到命令的第二天解决自家狗，过期就由“民兵”来办。张炜回忆：“大约是一个普通的秋天，一个丝毫没有噩兆的挺好的秋天，突然从远处传来了新的不容更变的命令：打狗。所有的狗都要打，备战备荒。战争好像即将来临，一场坚守或者撤离就在眼前，杀掉多余的东西。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我完全蒙了，什么也听不清。”[98]他多么希望自家那条叫“小青”的深灰色雌狗能够逃得一条性命，可它最后还是被打狗的人残忍地虐杀了。

杀狗，在当时重重地刺伤了张炜的神经。张炜回忆：“记忆中，每隔两三年就要传下一次打狗令。它总是让人毫无准备，突然而至。每一次骇人的消息都不必怀疑，因为谁都能嗅到空气中的血腥味，同时感到空气在打战。”[99]若干年后他重回故地，在感叹自然环境变化的同时，他也怀念那些与人类亲密无间的动物，尤其是猫和狗。少年与狗，也时常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张炜说，一位文学朋友曾对他讲，他的小说中写动物太多了。有一次他给那位朋友读他的一个中篇，读到一半的时候朋友满意地笑了，说这篇还不错，终于没有狗。他听了没吱声，因为再读下去就有狗了。张炜说：“因为我个人没有办法不让它频频出现。在我童年、少年的经历里面，打交道最多、给予我安慰最多的，就是那条狗了。”[100]他后来还曾计划以这条狗为主人公写一部报告文学，写出自己真实的记忆，写出它一生的命运，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写成。[101]

张炜对猫和狗、对各种动物的感情是持续而长久的。不管是在虚构的文学作品中，还是在现实生活中，他都不时地表现出对动物的喜爱和尊重。长篇小说《你在高原》中宁伽的外祖父曲予，在“曲府”里就饲养了很多动物。曲予先生甚至设想，在战争结束之后于小城中建设一座动物园。宁伽的祖父宁吉，对马的感情更是浓得难以化开。他写下的描写动物的作品不计其数，有的干脆就以动物为主角。这些都不是偶然的。

对动物的深厚情感，甚至影响了张炜对生活和人的看法：他一直不能吃青蛙做成的“田鸡”菜；听说一个朋友吃了两个刺猬，他就从此觉得这个朋友很不好。在思想和情感深处，他也将那些打狗的人与人间残暴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张炜说：“他们硬是用暴力终止了一个挺好的生命，不允许它再呼吸。我有理由永远不停地诅咒他们，有理由做出这样的预言：残暴的人管理不好我们的生活，我一生也不会相信那些凶恶冷酷的人。如果我不这样，我就是一个背叛者。”[102]

只要人世间的冷酷与残暴存在一天，张炜就不会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对于人间丑恶，他是一个清醒的提醒者、无情的揭露者和坚定的反抗者，即使毫无胜利的希望可言，他也毫不妥协、绝不宽容。这些，都是张炜文学作品所要表达的核心要义。

五

回望张炜的人生和文学道路，我们会看到：他虽与亲人一起经历过巨大的侮辱和难以忍受的黑暗，却没有因此滋生可卑的报复心理，“以恶抗恶”，走向极端；也没有因此消极、绝望，走向幻灭与虚无。相反，他以无比强大的内心战胜了自己，更加体会到了爱的珍贵，树立起了自己爱与善的道德观。这是非常难得的，也是他成为一个优秀作家的思想基础和重要前提。

张炜认为，一个人只要还对“昨天的呵斥记忆犹新”，“他再也不会去粗暴地对待别人，不会损伤一个无辜的人。他特别容易将心比心、推己及人，懂得体贴那些陌生的人”。[103]张炜认为：“能够治愈的人生，源自一种善良的、良性的东西，它会让人生缺憾变得更少，让一生更合理也更饱满。一个人经受了苦难，更不应与恶联手去制造苦难。曾经从苦难中感受过屈辱的人，不应该再去播撒苦难。那种行为想一想就会感到羞愧和自责。他不会把这种苦难的病菌散布于四周，不会强加于人。能够这样认识人生、认识苦难，应该拥有更大的幸福。”[104]

2020年11月，张炜在《十月》第6期发表了中篇小说《爱的川流不息》，记述了主人公“我”从小到大五十多年间养过的各种动物的故事，其中主要的就是猫与狗。这是张炜应朋友之约写下的一部作品，其中无一不是虚构，又无一不是真实的记录。五十多年间，“我”所养过的那些动物——人类最好的伙伴，都死于杀戮和意外。“我”曾发誓不再饲养它们，但后来还是又养了一只叫“融融”的猫。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是“爱的川流不息”，还是“恨的绵绵无尽”？张炜没有简单回答，而是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爱恨辩证法”：“时间里什么都有，痛苦，恨，阴郁，悲伤；幸亏还有这么多爱，它扳着手指数也数不完，来而复去，川流不息。唯有如此，日子才能进行下去。有了这么多爱，就能补救千疮百孔的生活，一点一点向前。”因为如果“没有爱，为什么还要生活？生活还有什么意义？那只能是折磨，一场连一场的折磨。我们不要那样的生活。”

在这部中篇小说中，张炜还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如果所有的爱都有一个悲凉的结局，还敢爱吗？”但他同时也替我们做出了坚定的回答：敢爱。因为这就是生活的意义。爱，不断失去，不断获得，川流不息，永生永存。当然，他不是用“爱”来消解“恨”、掩盖“恨”，而是在“恨”中渴望“爱”、滋生“爱”、赞美“爱”，并试图用“爱”来拯救沦丧的人性、恶浊的世界。这是人类最高的道德、最高的理想。张炜的文学作品始终高扬道德与理想的旗帜，也是有其深厚的情感基础和深刻的历史渊源的。

第三节 文学初步

一

进入初中阶段以后，除了搞批判，学校里的“学农”也变成了“学工”。学校附近有一座煤矿的矸石山，他们“学工”的一个主要项目，就是到矸石山上捡煤砟子。捡煤砟子还真的捡来了效益，学校用卖煤砟子的钱买了高音喇叭和一副篮球架。高音喇叭里整天播放革命歌曲、宣读大字报，学校也组建了篮球队。不过，篮球队员除了要个子高外，还得觉悟高、出身贫农。张炜当然是与之无缘的。

这个时期，张炜在学校里唯一一件开心的事就是写作。这主要得益于他们的校长，一个酷爱文学的人。这位校长对词汇特别敏感，有时甚至能从一张张严厉的大字报中寻找到好的文句。有这样一位校长是张炜难得的幸运。

校长倡导并亲自创办了一份叫《山花》的油印刊物。他的字写得好，还会画画，每一期《山花》他都亲自操刀，刻蜡版、画题图和插图。他号召全校师生为刊物写稿，也没有忘记鼓励张炜。在写作上，他对所有的学生都一视同仁，并特别注意到了张炜的出众才华。有一次，他把张炜的稿子刊登在了《山花》的重要位置，还当众进行了表扬。这些都让张炜感到受宠若惊，因为对他来说，最稀有、最珍贵的就是这种尊重和鼓励了。张炜说：“这在我来说可是了不起的经历。”[105]他后来回想，这也是他文学创作的开始：“现在回想起来还心存感激：我们初中时的校长喜欢文学。他倡导办了一份叫《山花》的油印刊物，并且制作漂亮到了无法言说的地步。我们于是在他的鼓励下起劲地写稿。这种热气腾腾的文学生活幼稚而纯洁，一生难忘。有时想——现在想，那时的文学才是真正的文学吧。反正我们的文学创作就是从此开始的。”[106]

他感谢这份简陋的油印刊物，感觉它就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有时候，他会在一个没有人的地方长时间地与这本刊物待在一起，嗅着它的油墨香气，不止一次地把它贴到脸上。可惜的是，因为年代久远，那份《山花》没有保存下来，我们已经看不到它的原貌了。

这个时候，他的阅读范围也在不断拓展。张炜后来回忆：“我从很早起就接触到孔子和屈原，还有鲁迅。在中学时，在我们《山花》文学社，那时就开始传看鲁迅的书了，《野草》给读得烂熟。孔子和屈原也读过，但不系统，所受影响主要是思想方面的。后来上了大学中文系，才慢慢爱上他们。苏东坡也让我喜欢。《诗经》我当时能背许多。”[107]他还记得当时读《野草》的情景：“初中看《野草》，非常震惊：因为第一次看这样的文章，发现了世上还能如此作文。这是使人解放思想的一种阅读，从此文学之路就有了门径。我当时朦胧感到，《野草》中跳动的，是一颗有别于所有人的心，无论多么美丽和忧伤的心，都比不上这颗心给我的触动更深。”[108]中学时代，他还开始阅读托尔斯泰，读过《红楼梦》、“三言二拍”等一批白话小说，受到了多方面的文学滋养。

在学校里，最让人难忘的娱乐是学校宣传队的表演。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学校、农村、工厂都办起了宣传队，就像村村出“诗人”一样，村村也有自己的“演员”。起初，灯影史家学校的宣传队并不引人注目，因为校长虽然擅长文字并爱好文学，可对表演是个外行，只会拉胡琴、化装。在他们临近毕业的时候，上级分配来一个女教师，她跟所有的人都不一样，她唱啊、跳啊，还不停地笑。她教同学们唱婉转的歌，手持马鞭教大家跳“奔驰在草原上”的舞蹈。她还能自创节目，先从海边渔民生活中取材作歌，然后又从全校挑选出具有表演潜质的少男少女，领着他们认真排练。他们搞出来的“渔鼓歌”和“拉网号子”在上级汇演中不断获奖，声名远播，有时还代表园艺场、乡镇和矿区到附近的部队去做拥军表演。“渔鼓歌”和“拉网号子”都是张炜所熟悉的，他听起来特别亲切。

张炜一开始也在学校宣传队员的备选名单中，但后来因为家庭原因落选了。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对这个女教师和文艺的喜爱，虽然相对于舞台上的表演，他还是更喜欢到大海边去看真实的“拉大网”，听那震动海浪、响彻天空的“拉网号子”。这个女教师，这段有点戏剧性的经历，成了他初中生活中除了《山花》之外的另一段美妙记忆。这个女教师也与他小学时代的“长辫子老师”一起，叠印在了他的许多文学作品中。张炜后来说：“我们的中学生活并不有趣，可是有一个漂亮的结尾：奔驰在草原上！”[109]

二

初中阶段，张炜因为热爱文学，还有一段曲折的寻找文学“老师”的经历。因为当时他们听说，干任何事情要想成功，必须要有一个好老师，没有师承关系是不行的。

有一年，他和同学听说南部山区的一个洞里住着一个很大的作家，于是就趁着假期一起去找他。他们两人骑了自行车，好不容易才赶到那里。到了那里才知道，原来“老师”并不住在洞里，而是那个村庄的名字中有个“洞”字。“老师”在一个粉丝房里工作。他们见面之后来到他的家里，他让他们看了他的一沓手稿和一本剪报——一些通讯报道。“老师”告诉他们，他现在一个人生活，因为老婆不孝顺爹娘，被他赶跑了。张炜回忆：“他与我们交谈中，主要强调了两个问题：一是自己要孝顺，将来找个女人也要孝顺；二是写作要多用方言土语，这才是最重要的。”[110]

这次访师的经历让他们感到新鲜和兴奋，后来他们又想去做第二次拜访，可是不幸的消息传来了：“老师”因为脑中风突发去世了。这让他们泪流满面，无比悲伤。

此后不久，他们又拜访了邻村一位代课老师，也是一位作家。这个“老师”虽然只有二十多岁，但因为父亲是“村头”，十分傲慢，根本就不拿正眼看人，而且见面之后就问他们的家庭出身、年龄、所在学校之类，一听他们吞吞吐吐，就把他们训斥出来了。

半年之后又听说从城里来了一位真正的作家，是来为本地一个先进人物写文章的，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他们赶到那位作家的住处，小心翼翼地敲开了他的门，并表达了拜师的愿望。张炜回忆：“交谈中，他主要谈了文章中要多多描写景物，并且一定要与人物的心情配合起来，并举例说：文章中的人如果烦恼，就可以描写天上乌云翻滚；反之则是万里无云。”[111]这让他们十分受益。遗憾的是，这位作家回城之后，他们再去拜访就难以见到了，这让他们大惑不解。后来有人告诉他们，以作家那样的身份，怎么能收家庭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做学生呢？张炜说：“我觉得头皮有一种悚悚的感觉，什么话也没说，扯扯伙伴的手就出来了。”“就这样，直到我初中毕业，不得不一个人到南部山区游走的时候，还是没有找到师傅。”[112]

这期间，他还独自一人到龙口南部山区拜见过一位老琴师，跟他学琴。那个时候，张炜已经能够演奏扬琴、手风琴，虽然技艺不是很高。后来又迷上了京胡。他听说南山里有一位老人，旧社会在大城市里当过琴师，还给名角马连良伴奏过几次，就一路打听，前往拜师学艺了。他在山里一个小矮房子里见到了那位老人，老人已经很老了，满面灰尘，只是那一双手大极了，指关节也比常人大一倍。他从换弦开始教起，又教给张炜压弦、揉弦、颤动手指等。张炜开始觉得他教得很平常，但回来以后就发现自己的琴艺长进了。不过，之后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师傅，后来听说他在一个冬天里吊死了。[113]张炜的早期作品中有一篇短篇小说《造琴学琴》，讲的是一个少年跟一个会造琴的人造琴学琴的故事，可能就有一点这段经历的影子。他们当时造的是二胡。张炜喜欢拉京胡，而且水平不低，大概就是从小练习的结果。

后来，他那个一同到南山拜师的初中同学，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可对文学的热爱之心从未改变。等到很久以后，张炜再与他相见时，他已经因两次中风卧在了炕上。但他依然没有忘记当年的情景，他用力地握住张炜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咱老师……咱老师，和我的病一样，他走得更早……”[114]文学的力量到底有多么强大？我们不仅能从张炜的身上看到，也可以从这个“书痴”同学的身上看到。

三

初中毕业之后，张炜本应继续上高中，但因为家庭原因失去了这个机会。有人曾经这样说过：“初中阶段，考试总是名列第一，却没有资格升学；会六七种乐器，却没有哪个文艺团体敢招收他。”[115]这是时代的悲哀。

好在校长真心喜欢这个有写作才华的学生，希望他能继续上学。他积极去为张炜争取，可是上面管教育的领导坚决不同意，说这样人家的孩子上个初中就不错了，上高中门都没有。不能继续上学，就得失学在家，或者去参加劳动。可是张炜多么愿意待在这个校园里啊，尽管在这里也受到歧视，但总比社会上那些冷眼和戕害要好很多。他为此备受煎熬。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这个时候，他终于在无数的坏消息中盼来了一个好消息：他可以留在校办工厂——一个小橡胶厂里做工了。虽然那只是学校响应“勤工俭学”号召建立起来的一个小作坊，根本算不上“工厂”，但他因此就可以不用离开这所学校了，这是多大的幸运与幸福。后来他才知道，那也是校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为他争取到的。校长为了把他留下，甚至动用了一位“老贫管”来为他说情——当时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老贫管”是有很大的话语权的。张炜说：“文学可以让人在一定程度上免遭苦难，这是我在那个年代里稍稍惊讶的一个发现。”[116]

张炜对校长充满了感激之情。也许是因为已经初中毕业、参加了“工作”的缘故，他与校长之间的关系也有了一点微妙的变化。张炜后来回忆：“这是我极为重要的一个人生转折。因为工厂里实行‘三八’工作制，分为早中晚三个班次，我在八小时之外可以有大量时间看书。我不断写出新的文章送给校长看，获取他的赞许。这段时间里我和他几乎成了一对文章密友，相互切磋，甚至是鼓励。我们彼此交换作品，快乐不与他人分享。我们写出的文辞并不一定符合当年的风尚和要求。这全是私下阅读的结果：我们只要找到有趣的书就快速交换，这当中有翻译小说，有中国古典文学。这些书中有五花八门的造句方式，它们与当时的教科书完全不同。”[117]

这的确是张炜“极为重要的一个人生转折”，它不仅改变了张炜的生活，也扩大了他的阅读范围，使他接触到了古今中外一些文学名著。这类作品虽然是极其有限的，但毕竟超出了外祖母那个“书箱”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他幸运地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文学师长和知音，他们可以在私下里探讨与那个时代的流行话语稍稍不同的文学表达方式，可以真正地接近文学。

在这个小工厂里，张炜还接触到了一些与海边丛林和学校里的老师不太相同的人。在他的工友中，有一对恋爱中的男女，还有一位以前在东北的兵工厂工作过的年纪较大的人。这个老工友见多识广，十分健谈，给他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深山老林、兵匪、私通、贩毒、酗酒、打劫、抢寡妇，等等。别的工友都指责他乱讲，张炜却听得津津有味。张炜说：“我这一生所受到的主要的精神毒害，就来自校办工厂的老工人。他毒害了我，反而让我感激和怀念。我再也没有遇到像他一样广闻博记、多趣和生动的人了。”[118]长篇小说《你在高原》中那个“拐子四哥”，或许就有一点这个老工友的影子。

那对恋爱中的男女，也给张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看起来关系紧张，平时不太说话，要说也大半是相互顶撞，背后还相互“诽谤”，但有时又会做出一些捏对方大脚趾一类的亲昵动作。一年后，他们结婚了。张炜说：“这使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认为所谓恋爱就是相互顶撞、捏大脚趾、背后里诽谤对方。”[119]张炜对人的情感的幽微复杂，观察得是多么细致，体会得也极其独到。或许，这就是一双“准作家”的眼睛。

后来，张炜离开了这个小工厂。他离开之后，小工厂发生了爆炸，结果是两死一伤。小工厂也从此停掉了。这是人生的偶然还是必然呢？

四

在那段失学就工的时间里，张炜与几个和他一样没能上高中但同样爱好文学的同学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共同继续着文学之梦。这段时间，他们主要是写诗。同时，他还写出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初稿。张炜回忆：“我们当中的三个没有接着上高中，就带着一种怀才不遇的劲头，凑在一起更起劲地搞起了‘文学’。主要是写诗。我们模仿了被禁读的诗，包括徐志摩哼哼呀呀的爱情诗等。”“我的第一篇小说《木头车》就是没有上高中的这一年写的，1973年春天又改了一遍。后来这篇小说收在我的短篇小说集《他的琴》中。”[120]

由此看来，短篇小说《木头车》写于1972年，1973年春天“又改了一遍”。那一年，张炜十七岁。张炜后来确认的《木头车》完稿时间是1973年6月，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修改此文的时间。那时，张炜已经进入高中学习。1973年，也被认为是张炜文学创作的时间起点。

张炜后来曾经回忆他写《木头车》前后的情形：“这之前已经写了好多篇散文和诗歌，但一直没有动手写小说。因为在我们眼里小说不是轻易就可以写的。我们当时看到印刷出来的书籍，惊叹不已，甚至对它分成的整齐的自然段落都觉得神秘。我们不知道自己到时候能不能分理出来。记得一些试图学习写作的高中同学在一起，围绕一本书议论横生。但这个段落为什么要这样分？为什么要那样分？为什么要分？没有一个能令人满意的回答。特别是小说中的对话，有的要连写，有的一句写一行，有的在句子前后有‘他说’的标记，有的干脆就没有，只把一句话加上引号。这些在我们看来都很奇怪。而散文和诗歌在我们看来就简单得多。散文和我们学习的作文很接近；而诗可以从掌握韵脚开始。”[121]

他也记得写这篇小说的经过：因为当时对小说写作有一种神秘感，就特别想写一篇试试。写什么呢？他记起了小时候在林场的一个饲养场玩，看到一个猪栏的出口处挡了一个废弃不用的木头车轮，车轮上还留有一些黑钉帽，看上去像贴了膏药似的。他就围绕这个木头车轮编出了一个故事，想象在胶轮大车已经普及了的当时，一辆木头车在林场大路上行驶的情景。它的名字就叫《木头车》。[122]

这是张炜保存下来的第一篇文学作品，讲的是园艺场老阮家的儿子小春从学校毕业之后回到园艺场工作的故事，表达的是当时知识青年思想改造的主题。时过境迁，内容已少有可取之处，但它表现出的青年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却是永远不会过时的。那么，在园艺场已经用上胶轮大车的时代，小春依然对“木头车”情有独钟；他本来是回园艺场当老师，却宁愿去参加生产劳动，这种思想上不跟风趋时的“保守”姿态，是否也预示了张炜将来的文学立场呢？

这就涉及了人的精神、道德问题。我们知道，在这个问题上张炜始终是有自己的坚守的。固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道德，抱残守缺，顽固不化，必然会被时代遗弃。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古往今来，人类之所以能够绵延不尽、代代相承，必有其基本的精神操守和道德规范作为支撑。这大概就是被人们称作“底线”的东西。时代不断变革，社会不断转型，有些时候会对“底线”造成强烈冲击。这个时候，那些维护“底线”的人也就常常被认为是“保守主义者”了。可是，一个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一个作家，难道不应该坚守并维护这条“底线”吗？

张炜回忆，当年的龙口林场里面曾经住过一个排的士兵，他曾看到那些战士不停地为西岚子村做好事，比如给老太太担水等。有一天小村边的一个麦草垛着火了，本来是一点小火情，那一个排的战士还是急急地赶来了。一个战士还拉不住地硬往火里撞，要用身体扑火，结果留下了不轻的烧伤。张炜认为，这样极端的表现虽然不值得提倡，但人人都以做好事为荣的想法却是不应被嘲笑和指责的。今天的社会风气一变再变，不停地做好事、体恤弱小、帮助别人的人，竟变成了一个不被理解和容忍的人，甚至被视为“精神病”，这样极端的利己、无义和冷漠就是正常的吗？如果社会没有了起码的道德底线，还会有幸福可言吗？[123]

由此看来，张炜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保守”姿态，实际上是一种可贵的“底线”思维。这种姿态和思维，在他的中学时代就开始萌芽了。

五

1973年春天，是个令人难忘的季节。就在这个春天，张炜获得了进入高中读书的机会。

这年4月，他离开自己从1964年开始待了将近九年的灯影史家学校，进入黄县乡城高中（黄县十三中）就读。他在那里断断续续度过了自己的高中生活，直到1976年毕业。说是断断续续，是因为那时还处在“十年浩劫”时期，学校并不能坚持正常教学。这期间，张炜还因家庭和环境所迫，被送往栖霞叔父那里生活。因为难以适应叔父那里的环境，他还有过一段独自游荡的日子，这成为他高中生活的一个插曲。

关于他的高中在校生活，我们所知甚少，张炜自己也很少提及。我们只知道他在高中做过学校宣传队的队长，这是他在学生时代做过的最大的干部。张炜说：“那时的宣传队很大，也很重要，学校的领导经常莅临指导。宣传队活动时，我们可以不上课。我们经常到校外去演出，这些经历是难忘的。”[124]张炜能够进入校宣传队，与他日渐表现出来的写作才能和文艺才能可能不无关系，也与社会政治环境的稍稍松弛不无关系。张炜回忆：“1973年我终于上了高中，继续写作，不知深浅，戏剧、诗、小说、曲艺，简直什么都敢写。”[125]

后来，他还在回答一份杂志提问时谈到了自己高中阶段的阅读经历：“当年读过的真正优秀的作品，使我久久难忘的，有鲁迅的《野草》《故事新编》，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还有一本写森林生活的俄罗斯中短篇小说集（书皮撕掉了，所以至今也不知道名字）。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还有他的短篇小说集，不知看了多少遍。中国的，有《西游记》《红楼梦》，还有几本武侠神怪小说，比如《封神演义》，再比如《响马传》。这些算不得什么好书，今天的年轻读者不看也罢。几本散文集也让我久久难忘。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才喜欢上的。原来只是特别喜欢高尔基，后来范围才渐渐扩大到其他的苏俄作家。美国有一位作家叫萨洛扬，他的一本小说集《我叫阿剌木》，让我入迷。他夸张的笔法，平凡而怪异的故事，都令我耳目一新。在高中读书时，我有一段时间写东西很想模仿他。”[126]

这时，他还读到了杰克·伦敦的中篇小说《荒野的呼唤》，这部作品让他深深感动，因为作家通过小说里写到的一条狗，“写出了那么多的热爱，那么多的对社会不公平的反抗、个人的愤怒、柔善的情怀、神秘的旷野……这里面有杰克·伦敦扑扑跳跃的心脏，这让读者清晰地听到了。他和那条狗的关系，不是与某个动物的关系，而完全是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的关系。这里面有无限的意蕴。”[127]

看看张炜这一时期的文学年表，的确是比较丰富的，甚至有点让人吃惊：1973年6月，完成短篇小说《木头车》。1974年6月，完成短篇小说《槐花饼》、中篇小说《狮子崖》。1975年3月，完成短篇小说《小河日夜唱》；8月，完成短篇小说《花生》；9月，完成短篇小说《夜歌》；冬，完成短篇小说《他的琴》。1975年，发表长诗《访司号员》。1976年上半年，完成短篇小说《钻玉米地》。[128]

这仅仅是张炜高中阶段保留下来的部分作品，竟也有十多万字。据说，在1980年短篇小说《达达媳妇》发表之前，他共写下了三百多万字的文稿。后来他走上文坛，担心自己会不断修改一些旧作以求发表，因之而失去了创作的激情和动力，就从旧作中挑选了很少一部分保存下来，而将大部分草稿毅然决然地烧掉了。今天看来，这对于张炜研究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但对于张炜之所以成为张炜，却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没有当年这场“壮士断腕”式的决绝一烧，影响的可能不只是张炜文学的创造力，还可能影响他的精神质地。一个作家，只有精神质地不改变，才能保证作品的品质不改变。

六

1974年，同样是张炜一个十分重要的年份。这一年，张炜完成了儿童中篇小说《狮子崖》初稿。但这部小说直到四十二年后的2016年才被重新发现，成为一段小小的传奇。张炜写道：

2016年春节前，作家洪浩与我一起去看望老作家曲克勇先生。八十岁高龄的老作家回忆了我们四十多年前的交往，问我还记不记得有一部写海边育贝场的小说。我依稀想起，说大概被我烧掉了。老作家说：“没有，这部书是我推荐给出版社的，退稿就在我那儿，也许还能找到。”

老作家翻遍了积存的书籍文稿，而后联系爱好文学的侄子：竟然保存在他那里！我和洪浩于是当天就得到了一份泛黄的手稿。

面对这些纸页，当年的一幕幕又变得簇新：我1974年写了一个海边少年与阶级敌人斗争的故事，1976年听从曲先生的建议，重写时加上了少年科研的内容。整个育贝场的事都是曲先生下基层体验生活所得，他慷慨地让我写出来。

这部小说未能出版。第一稿的致命伤是“火药味不浓”，第二稿是“科研内容不充实”。

海栖和洪浩建议将其修订出版。修订是必须的，但我深知：去掉了原稿中的那些“火药味”，也就失去了认识价值，甚至还要损伤一些艺术价值。

……

我尽量保留了原有风貌。作者的稚嫩，时代的荒谬，生机勃勃与贫瘠简陋，一切都在这些文字中了……合上书页，我自己也不由得慨然一叹：“啊，昨天！”[129]

2016年5月，《狮子崖》在《天涯》第3期初次面世；2017年1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今天，让我们从内容和艺术上来分析这部儿童中篇小说，显然是不合适的。它毕竟产生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又出自一个十八岁的“准作家”之手。它具备的更多的还是文本价值，它使我们又一次看到了张炜的文学跋涉之路的一个标记。

当然，如果抛开《狮子崖》中那些共同的时代话语，如“阶级敌人”“革命同志”“忆苦会”“改造”“斗争”等，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张炜与同时代作家和那个时代文学风气的不同之处，他所描述的少年林林的成长历程，以及这个少年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友善关系，特别是其中洋溢着的诗情画意与浪漫气息，都是令人神往的。

张炜在这部作品中表现出的文学才华，虽然不能过于高估，却是非常值得我们珍视的。于是，我们也不能不像张炜那样慨然一叹：“啊，昨天！”

七

其实不只是1973年、1974年，其后的每一年都是张炜文学写作的重要年份，因为他一旦踏上文学的长途，就再也无法遏制自己的激情，停下自己的脚步了。

1975年，张炜发表了他平生第一篇文学作品，是一首题为《访司号员》的叙事长诗，写一个复员的老红军在海边上吹号的故事。可惜的是，这首诗“最初收在一个红皮集子中，欣喜传看中弄丢了”[130]。它对张炜文学创作的意义却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是他正式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不过，此作就其内容来讲也具有那个时代的明显特点，无甚可取之处。

张炜后来回忆：“海边上要开垦荒地，要兴师动众，所以也就有了一个在工地上吹号的人——他把垦荒多多少少当成了打仗。”[131]这当然是一首赞歌，因为当时张炜不仅觉得好玩，也很迷恋老红军的那把大铜号。那时，他还不知道这是一场多么可怕的“战斗”，还不知道这场“战斗”将带来的恶果。张炜后来回忆：“开垦的结果是大片丛林不见了，我过去的莽野不见了——后来就是沙漠化，干旱，是惨不忍睹的环境。”“大约就是从那一场开垦开始，我的那个真实的世界被破坏了。现在它已经不成样子，树木稀少，尘土飞扬，人比树多得多。还有，大多数楼房也比树高得多。海也变浑了。我们现代都市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132]张炜曾说，他记忆中的那片海边丛林是从1975年开始大面积消失的，大概就是从这次规模浩大的开垦“战斗”开始的。

后来，张炜怀着一种极其复杂的情感创作了短篇小说《唯一的红军》，这显然就是这首叙事长诗的延续之作。小说中写到：当年，这个身经百战、九死一生的老红军号召人们修一条通向海滩的道路，以解决应急和生产问题，因为此前那里只有一条羊肠小道。结果在道路修好后不久，上级关于荒原大开发的命令也下发了。“一声令下，人群在一个严寒的冬天，拉着帐篷，浩浩荡荡开往海滩。接着是放火烧荒，有了浓烈的烟味。只要北风刮起，烟味就更重。深夜，登上屋顶，就可以望见北方那一片红色的大火。火焰燎着星星，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有人说那是星星被燎疼了，星星在吱吱尖叫。”[133]据说老红军看到这种情况，跟上面一个大人物吵了起来，怒拍膝盖，痛恨自己没有武器——如果有武器，他非把那个人干掉不可。因为他倡议修建这条通向原野和大海的路，不是让人来糟蹋草原和树林的。可是接着又传来了“正面”的消息，说老红军是支持荒原开发的，他跟那个上级领导吵，是嫌他没有派更多的人到荒滩上来。于是，垦荒队加力再干，把视野之内的所有茅草和树木全部干掉了。他们还把无数的草根和树棵用铁耙子拉出来，汇到一起，晒得焦干之后将之烧成了灰烬。但是，就在人们欢庆“垦荒”胜利的时候，传来了老红军死去的噩耗。随后，一个身穿黄色大衣的领导，主持召开了荒原大会，号召人们化悲痛为力量，沿着老红军指引的道路，把我们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

二十年后，当年参加荒原开发的小说人物“我”，怀着无比悲凉的心情一次又一次踏上这条路，去寻找心中唯一的红军、寻找他遗落在这片荒原上的声音。“举目四望，苍苍茫茫。由于失去了茅草和树林，失去了一片绿洲，多年的北风掀起的黄沙彻底毁掉了良田，那一个个沙丘像巨大的坟墓一样，罗列在视野内。这里埋葬着老红军的愿望吗？埋葬着老红军的真正意图吗？”[134]“我”大声询问，得不到任何回答。张炜的反思，是痛彻心扉的。

张炜在《你在高原》中也写过一个老红军，一个战争年代重大冤案“六人团”的幸存者，胜利后曾当过园艺场的场长。但因为当年“六人团”冤案的制造者依然身居高位，他在重压之下不能揭出事件的真相，眼睁睁地看着冤魂不得昭雪、“魔鬼”却趾高气扬。他没有像那个“唯一的红军”一样死去，可是活着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红军”，是用鲜血和生命为人们争取新生活的英雄的代名词，也是备受我们尊重和推崇的。如果他们的意愿也会被强权肆意篡改，他们的声音也会被强权蛮横遮盖，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希望？从《访司号员》到《唯一的红军》，再到《你在高原》，我们可以看到张炜的情感与心路历程。

八

张炜历来是重视诗歌创作的，他最早写的文学作品是诗，最早发表的作品也是诗。张炜说过：“当年我还没有写出一行其他的文字，可是已经在读诗和写诗了，并在想象中描绘着自己的未来：一个诗人，写出了美妙或动人的句子，在一整页或更多页上排列出美妙的短句。”[135]他对诗的评价与推崇可谓达到了极致。

他记得20世纪70年代中期复刊的《诗刊》，虽然只是一份小三十二开、骑马钉的刊物，但在他眼里简直是“芬芳四溢”，如果有人在上面发表了一组诗，不知会有多少人传看。张炜说：“后来就往这个目标上奋斗，写了很多。那时候只是盲目地写给这本刊物，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一个通知——小小的信笺上短短几行字，盖了红色印章——上面说下一期就会采用我的组诗。是组诗啊，让人高兴得睡不着觉。那时候很少有人能够发表组诗，这真的是太难了。”“接下去是又兴奋又煎熬的。不知等了多久，大概有二十天不到，又来了一个通知，上面说了什么我至今还能记得清楚，‘形势发展很快……’就是这个原因，我的组诗不能发表了。这个‘形势’当然是政治局势，因为当年的写作者是不可能脱离社会性的。那种打击之大，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不可想象的。”[136]张炜说，从那时起，他的诗就愈来愈差、愈来愈少了，但一个人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燃起的热望，一直都是滚烫的。

张炜认为，他的诗写得并不好。他觉得，“这可能是被另一种文体干扰或过分吸引的结果。从事别的文体，当劳动叠加到了一定数量以后，二者会渗透和嫁接，在内部发生变异——这一变异就不得了，诗里面有了散文和小说的因素，处理好了是一个优点，处理不好只能让作者痛苦，再也走不出语言的魔障。”但他同时认为，“诗实在有恩于我，它强有力地支持了我的创作，而不是减弱了我的创作。它甚至是我构思、架构叙事作品的一个基础。我觉得抓住了诗——不是形式，而是本质——也就抓住了文学的全部。”[137]在张炜的小说、散文甚至文论中，那种浓烈的诗情的确是可触可感的。

在漓江出版社2020年出版的五十卷本《张炜文集》中，近两卷是他从1986年到2018年间写下的诗歌，有一百五十余首，其中包括长诗《归旅记》。这些诗篇，从内容上看主要是两大类：一是故地抒写，如《大李子树》《椿树》《跳跃的杨树》《龙口三港》《东去的居所》《半岛札记》《松林》《半岛草木篇》等；二是异域书写，如《人·黑夜——在纽约》《费加罗咖啡馆》《瓦尔登湖》《康科德一日》《里尔里尔——记第一次世界公民大会》《风车——荷兰小记》《东欧诗记》等。还有其他一些有感而发或富有哲思的诗章。这些诗篇大多将诗情寄寓在对具体的人、事或物的叙写之中，有的可与他的散文、小说对读。

实际上，张炜的诗歌创作远不止这些，他不仅写下了大量的散文诗，还在小说作品中经常插入诗歌或诗句。有些作品中的大量抒情文字，其实也是诗或散文诗，如《你在高原》之一《家族》中那些的抒情篇章，《你在高原》之三《海客谈瀛洲》中的《致海神书》，等等。他认为诗是文学的核心，是所有文学表达的最终旨归。他说：“如果不是一个以诗性为核心的小说，在当今就不会是真正的现代小说，严格地讲也不会是一个纯度很高的文学作品。”[138]

他的小说中的一些人物，如《你在高原》中的宁伽，除了向往地质工作以外，最渴望的就是做一个行吟诗人，并且经常吟诵诗章、涂涂抹抹。宁伽的外祖父曲予、他在地质研究所的导师朱亚，也都爱诗。张炜喜爱和赞颂的那些小说人物，骨子里都有一点诗人气质。他说：“这一方面是我向往的气质，是个人内心的浪漫想法；另一方面我也清楚地知道，如果一个人不懂诗不爱诗，他就不足以让我深深地喜爱，这个人也不够更高的品级。……当然，他可以不做诗人的工作，甚至可以一句诗都不写，但应该是一个与诗性深刻相通的生命。”[139]

张炜文学作品的这个特征，我们在阅读过程中应该很好地把握。它的根脉，在他的文学起步阶段就已经深深地扎下了。

九

这一时期，张炜也开始有了一些真正的文学交往活动。

1975年春天，他在龙口结识了当时已经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王润滋。他对王润滋十分钦佩和羡慕，并受到了王润滋在文学上的激励和鼓舞。后来，他一直将王润滋当作文学上的兄长来尊重和对待。

张炜回忆：“1975年春天，我与王润滋在小城龙口结识。他当年三十岁左右，血气方刚，文名远扬。我当时在高中读书，酷爱文学，尝试不断。我从没见过脸色像他一样红的人，记得他那天刚刚理过发，神采奕奕。总之在那个春天里，他作为一个清新的形象被我长久记住了。”[140]

后来他们再次相见时，他还看到了王润滋刚刚出版的一部著作，那是一本厚厚的“大书”。从王润滋的创作经历看，那本“大书”应该是1976年4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使命》，一部典型的“文革”作品。张炜后来回忆：“不必讳言，这些作品的政治视野和文化视野都不够开阔，甚至有认知上的陷阱，有幼稚和盲从。我当时唯有钦佩和羡慕，将他刚刚出版、透着墨香的大书抚摸再三。”[141]依据这部作品的出版时间，他们这次见面应该是在1976年4月之后。

这个时候，大概因为张炜喜欢写作并且发表过一首长诗《访司号员》，他的文名也在一定范围内传扬开来，引起了一些文友的关注。1976年，在乳山县文化馆（时名“毛泽东思想展览馆”）工作的文学青年矫健，在一个朋友那里看到了张炜的一部长篇草稿，竟急匆匆地从遥远的乳山到龙口找他来了。两个文学青年相见，分外激动，用张炜的话说是“浑身炽热”。

张炜后来回忆：“我们第一次长谈是在县委招待所的一扇大铁门后面，当时我们都不足二十岁。我们相视而笑，紧紧地握着手……这天我们谈论了很多很多，过去的生活，未来的向往，坎坷的经历。我渐渐明白我们有着很大的性格上的差距，然而我们挚爱文学的程度却是一样的。”[142]

后来，他们常常通信，有时也相聚，彻夜长谈。1978年张炜考入烟台师专中文系时，矫健已经转到烟台地区文化馆工作。一次张炜去地区文化馆找他，见他正一手插在蓬乱的头发里，口中念念有词地背地理书，准备考烟师。第二年矫健也考上了，他们成了前后级同学。矫健也参与了校园文学刊物《贝壳》的编辑。20世纪80年代初期，两人都在山东文坛崭露头角。

张炜觉得，矫健作为一个回乡知识青年，“在性格上，他具有别人所没有的优势。养兔子，要养百只；做赤脚医生，发誓两年要攻克癌症！那么写作呢？……他头脑中时常涌出一些让人惊讶的念头，不止一次悄声对我说着，像传达一个隐秘：‘我是个天才呢！我不久的将来会是个大师级的人物……’这些念头成功与否是另一回事，但愿它始终会像星月一样悬在空中，辉映着他攀登的道路！”[143]

可是后来随着时代风气的转变，矫健弃文经商，告别文坛，从小打小闹到搞股票、开发房地产，慢慢将“文学大师”的念想变成了“亿万富翁”的企盼。后来，他又在经历多年商海沉浮之后回归文坛，写出了一些“商战”作品。据说，张炜的长篇小说《能不忆蜀葵》的主人公淳于阳立，就有一点矫健的影子。当然，若将现实中的人物与虚构的小说人物对号入座，是十分无趣的。

实际上，《能不忆蜀葵》写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后，在中国经济剧烈转型时期，面对市场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兴起，一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迷惘、生存困惑和艰难选择。淳于阳立作为一个天才的艺术家，有着张扬的个性和不羁的才华，但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浪潮滚滚而来的时代，他在金钱与性的诱惑之下变成了一个“饿痨”和“色痨”，艺术、爱情、道德、理想都被他弃于一边。他汇入了时代的狂欢，唯独丢失了自己，最后只能带着他那幅寄寓着艺术理想的画作《蜀葵》，逃离了这个物欲横流的城市。作为与之相对的另一个艺术家、他的好友桤明，始终艺术初衷不改，坚守自己的梦想，或许这个人物才代表了张炜所追求的那种不灭的人文精神。

张炜认为，面对现实，作为个体、个人，他们的普遍合作与强烈拒斥是形成某种历史的前提。历史是由人塑造的，像淳于阳立那样汇入“历史的潮流”，必然会有荒诞的人生。而只有像桤明那样站在潮流一边或者逆流而上，才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坚守。张炜说：“没有什么‘历史的潮流’是经得住推敲的，因为潮流总归是在较低的认知层面上得到的一种折中，是一种勉为其难的结局。具体到一个历史时期，越是有更多的人逆潮流而动，这个时期的‘历史潮流’就越会涌动更高更猛的浪头，使整个的历史平面得到抬升。所以，我们总是格外尊重和注意那些逆潮流而动的人，希望听到他们未被喧嚣淹没的声音。”[144]那个时候，张炜不仅用《能不忆蜀葵》这样的小说作品，还用散文随笔等形式描画了一些人放弃文学、步入市场大潮的脚步与面影，也对一些人利用文学或文学刊物、文学阵地等进行商业运作、谋取经济利益的行为表达了深深的忧虑。

实际上，从第一部短篇小说《木头车》中的小春开始，张炜就特别青睐那些“逆流而上”的人。这应该也与他的童年生活经历有关。从出生到长大，不论是他的家庭还是他自己，从来也没有在滚滚而来、不断变换的任何一个潮流中成为弄潮儿、获益者，这种逆行对于张炜面对各种潮流都能保持必要的冷静和清醒，无疑是有极大助益的。的确，一个人的一切表现都可以从童年那里找到源头。

十

如果我们以1978年9月张炜考入烟台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为界，他在1976年高中毕业到1978年进入大学校门之前，这一个阶段保留至今的作品还有：1976年下半年，完成短篇小说《槐岗》《叶春》《锈刀》《铺老》《开滩》《石榴》《造琴学琴》。1977年4月，完成短篇小说《玉米》；5月，完成短篇小说《蝉唱》；12月，完成短篇小说《战争童年》。1977年，还完成短篇小说《公羊大角弯弯》《在路上》《下雨下雪》。1978年8月，完成短篇小说《田根本》。[145]以上这些篇章，总字数也有八万多字。

除中篇小说《狮子崖》比较特殊之外，张炜自1973年以来创作的这些短篇小说，后来绝大多数都经过修改在报刊上发表过。1990年9月，他又将这些作品连同1978年创作的短篇小说《人的价值》，1979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悲歌》《告别》《初春的海》《自语》《春生妈妈》《善良》《七月》，合编为短篇小说集《他的琴》，由明天出版社出版。至于矫健曾经看过的那部长篇小说文稿，我们尚不得其详。

关于短篇小说集《他的琴》的出版，当时的明天出版社总编辑刘海栖曾有详细记述：“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和张炜都还年轻，都三十岁出头的年纪，那时张炜已经写出了《古船》和《九月寓言》（长篇小说《九月寓言》1992年1月创作完成，5月发表于《收获》第3期，刘海栖记述有误——引者注），一时轰动，成了很有名气的作家，我则在明天出版社担任总编辑，多次约张炜为我们的刊物写稿子。有次聊天，说起他的创作，他告诉我，在他正式发表第一篇作品之前，就已经写了三百多万字的作品，都放在一个纸箱子里，塞在床底下。我心想这很了得嘛！他说，他决定把这些稿子都烧掉！我吃了一惊，便问他这是干吗？张炜说，守着这些作品会叫人变懒，叫他只往后看，不往前看，谁来找他约稿，他在这些旧稿子里翻翻，就给人一篇，这样不行！我觉得他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后来他又来找我，说都烧了都烧了，当了冬天点炉子的引火纸，可用了些日子。叫当时看到实况的山东师范大学的宋遂良教授直呼可惜。他又拿出一沓稿子，说烧虽烧了，也没彻底烧，还是从里面挑了些好的留下做个纪念。这二十多万字的稿子就由我出了书，便是《他的琴》，我意识到这些书稿对他的意义，还给他做了精装——这部书最近又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重新出版——这是后话。”[146]

短篇小说集《他的琴》的出版，不仅具有保存张炜早期作品之功，也可以让我们集中、方便地看到张炜早期作品的面貌。那么，有些书稿当时烧掉了是不是有点可惜呢？我们在前面已有论及，并完全同意刘海栖的观点：“也许那些书稿没有被当作引火纸烧掉，张炜也就不会成为今天的张炜了。”[147]

由张炜的“焚稿”，我们也记起了文学史上那些类似的故事。俄国作家果戈理二十岁那年，出版了处女作叙事诗《汉斯·古谢加顿》，但作品不仅没受到欢迎，还招来了不少批评和嘲讽。果戈理痛定思痛，便从书商那里收回了全部存书，付之一炬。他还曾把长篇小说《执政》和喜剧《三级符拉基米尔勋章》的稿子烧掉。《死魂灵》第二卷，他至少烧过三次，其中一次就在他死前两个星期。果戈理说：“我之所以烧掉《死魂灵》第二卷，是因为需要这样做，‘不死岂能复生’，……当火焰刚刚吞噬了我写的书的最后几页，它的内容便突然以净化和光明的形式重现出来，就像从篝火中飞出的不死鸟，于是我猛地看到，我先前认为已很完整与和谐的东西是多么的杂乱无章啊！”法国诗人贝朗瑞也在自传中说：“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勇敢投入壁炉中的手稿的火焰更能启发一个作家了。”[148]

张炜当年焚稿时，也许知道、也许并没有听说过果戈理和贝朗瑞的故事，但他们对自己作品的要求之严都是相同的。那种将自己的心血和汗水付之一炬的勇气，很令人敬佩。这些，也都是足以载入文学史册的佳话。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作家之所以能够创作出不朽的杰作，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极其严格，并且有投身烈火、浴火重生的勇气。

张炜短篇小说集《他的琴》中的作品，大多是发生在林子里和海边的故事，有些是他亲身经历的虚拟和演绎，有些是他听来的神秘传说，即那些成人世界里的故事。这些作品虽然稚嫩、简单，但多少都有一些浪漫气息和诱人色彩，有些诗意。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感到，诗意和美，是张炜开始尝试文学创作时的明确追求。纵看他的文学发展轨迹，这也是一条贯串始终的主线。

另外，这个集子里的一些作品中，开始出现了他后来反复吟咏的“芦青河”。这条河最早出现在他1974年6月写下的《槐花饼》中，其后又在《花生》《夜歌》《造琴学琴》《下雨下雪》《悲歌》中出现。这条河从林中穿过，一直通向大海。后来，随着它名气越来越大，渐渐成了张炜故地书写的一个象征，成了一个作家对一方土地最为精彩的命名。

有些篇章，如《他的琴》《石榴》等写到的家族故事，《自语》《悲歌》《公羊大角弯弯》等写到的世事不平、人间冷暖，也给人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而《钻玉米地》中写到的玉米地里发生的神奇故事，则呈现出一种浓厚的地域文化和民间文化色彩。这些故事看似荒诞不经，其实有着出乎意料之外、入乎情理之中的社会内涵，让人深思。

陈思和在研究1949年至1976年的中国文学史时，提出了一个“潜在写作”的概念。所谓的“潜在写作”，就作品而言，是当时没有发表，但在若干年后又发表了的；就作家而言，是创作的时候明知无法发表仍然坚持创作的。其中，“（20世纪）70年代以后，‘文革’的疯狂性稍稍受到遏制，但荒诞性则如桃偶登场，层出不穷，导致了一批中学毕业的知青在生活实践的磨难中早熟，杨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廖亦武编的《沉沦的圣殿》等书中提供了这批后来构成潜在写作主力的青年诗人和小说家许多可贵的材料。老作家在70年代以后也开始在各种困难的环境里秘密写作，穆旦的诗歌、丰子恺的散文、朱东润的传记文学，等等，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在潜在写作里慢慢地聚拢起来，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文学最高艺术境界。70年代民间的文学创作浩浩荡荡，从反映上山下乡命运的‘知青文学’雏形到流传在社会中的各色手抄本与口头创作，即使在‘文革’毫无自由可言的环境里，仍然以其粗糙、野性、活泼的创造形态，生气勃勃地生长着”[149]。

张炜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因尚处于学习、练笔阶段，可能还不符合陈思和“潜在写作”的范畴，但它们又的确是一种“潜在写作”，因为它们与当时的“流行文学”有着不同的质地。这些作品虽属尝试，但也在慢慢为张炜的文学大厦奠基。

第四节 游走生活

一

熟悉张炜及其作品的人都知道，游走，既是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他文学创作的原料。他的作品中写到的人与故事，很多都是在游走中映入他的眼帘和脑海的。他是在游走中长大成人的，甚至始终都在游走。后来，即使身体的游走少了，心也没有停止游走。

对此，张炜曾有清晰的自述，并将自己的游走细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少年阶段；二是少年到青年的过渡时期；三是1984年7月离开山东省档案馆调入山东省文联创作室之后，围绕写作《古船》的社会调查，以及前前后后的行走；四是1987年11月到龙口挂职之后，直至2010年完成“大河小说”《你在高原》。此后，他的游走才慢慢少了下来。

少年阶段，是张炜游走的开始。这与他出生在海边林子里有关，也与他的家庭环境有关。不过，因为年龄尚小，他的活动范围不可能很大，主要就在那片海滩平原上。张炜说：“那个时候很孤独，有时候不跟家人在一起，父亲又不在身边，个人游历的范围、广度和深度是有局限的，也就是在登州海角的林子里、海边加河边，跟猎人、打鱼的人、采药的人接触比较多。这可以看成我少年游历的前奏，也是一个组成部分。”[150]

因为孤独、童趣、好奇，张炜小时候与别人的性格是不太一样的；又因为长期生活在林子里，也形成了他与别的地方的孩子不同的知识结构。张炜说：“比如关于植物、动物、林子、海洋、渔民的生活，包括地质队员的生活、流浪人的生活，像猎人、采药人，我对这一部分人的生活内容的了解，和关于他们的知识，可能要比一般少年要多。如果说这一范围不大的游历也很重要的话，那么它就意味着为后来文字的长途跋涉和身体的长途跋涉构成了一个基础、一个开端。这是少年的游历，这中间我也曾到南部山区去过，但是时间比较短暂，范围仍然局限在登州海角那么一个范围。这是第一个阶段。”[151]

这个阶段，从时间上看是在他初中毕业之前，也就是1970年8月之前。严格地讲，他这个阶段的“游走”还算不上真正的游走，因为他还在外祖母和家人的看护之下，在学校的约束之下。正如张炜自己所说，它的重要性在于“为后来文字的长途跋涉和身体的长途跋涉构成了一个基础、一个开端”。这中间他的南山之行，大概就是与那个初中同学去南山寻找文学“老师”。

二

张炜真正的游走生活是在初中毕业之后，这被他称为第二个阶段。这是张炜从少年到青年的过渡时期。我们知道，这一时期他因初中毕业不能升入高中，曾在灯影史家学校校办工厂做过工；后来进入高中，整个教学秩序也不是特别正常；高中毕业后，又开始了游走生活。

他这一阶段的游走，已经离开了那片熟悉的海滩平原，主要是在包括栖霞在内的南部山区。原因当然并非自愿，而是为生活和环境所迫。张炜后来曾说：“我不得不离开林子里的家，一个人到南部山区游历。那是被生活所迫的离去，从此游历的范围就特别开阔了。比如经常翻越很大的山，翻越胶东屋脊（栖霞市境内），西到胶莱河，南到琅琊台，东到荣成角——就是那个有名的‘天尽头’。”[152]

起初，是被父母送回栖霞老家跟随叔父生活，但他在那里没待多久就离开了，开始了独自一人的山地游荡。他的离开，除了在叔父家不习惯之外，或许还有那些山地文友的吸引。不过，一个少年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却是无法消除的。汪家明先生曾经写道：“每年冬天，他携干粮包裹，步行回家探亲。路途百里，独自一人，山梁山谷，晨光暮色，野林惊兔，有时大雪纷飞。这对于一个生活敏感的少年来说，是刻骨铭心的经历。”[153]

山地奔波是艰苦的，艰苦的生活也让他遭受磨砺、快速成长。后来，张炜在散文《绿色遥思》中写道：“我曾经一个人在山区里奔波过。当时我刚满十七岁。那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当然它也教给我很多很多。……当我今天回忆那些的时候，总要想起几个绚丽迷人的画面，它使我久久回味，再三地咀嚼。记得我急急地顶着烈日翻山，一件背心握在手里，不知不觉钻到了山隙深处。强劲的阳光把石头照得雪亮，所有的山草都像到了最后时刻。山间无声无息，万物都在默默忍受。我一个人踢响了石子，一个人听着孤单的回声。不知脚下的路是否对，口渴难耐。我一直瞅准最高的那座山往前走，听人说翻过它也就到了。我那时有一阵深切的忧虑和惆怅泛上来，恨不能立刻遇到一个活的伙伴，即便一只猫也好。我的心怦怦跳着。后来我从一个陡陡的砾石坡上滑下来，脚板灼热地落定在一个小山谷里。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清澈透底的亮水，是弯到山根后面去的光滑水流。我来不及仔细端量就扑入水中，先饱饱地喝了一顿，然后在浅水处仰下来。……水在上面滑过，永无尽头地刷洗，有一尾黄色的半透明的小鱼卧在熔岩上，睁着不眠的小眼。细细的石英砂浮到身上，像些富有灵性的小东西似的，给我以安慰。就是在这个酷热的中午，我躺在水里，想了很多事情。我想过了一个个的亲属，他们的不同的处境、与我的关系，以及我所负有的巨大的责任。就是在这一刻我才恍然大悟：‘我年轻极了，简直就像熔岩上的小鱼一样稚嫩，我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成长，可以往前赶路。’不久，我登上了那座山。”[154]

他还曾在山间孤屋里夜宿，并为自己能够战胜荒野的孤独与恐惧自豪。张炜写道：“因为我们的那一帮谁也没有见过真正的山。我已经在山里生活了这么多天了，并且能在山野中独处一个夜晚。这作为一个经历，并不比其他经历逊色，因为我至今还记得起来。就是那个夜晚我明白了，宽阔的大地让人安怡，而人们手工搭成的东西才装满了恐惧。”[155]

张炜回忆，这个阶段是“初中之后，大约有几年的时间，这中间又返回海边的一个高中读了一段，后来又回到了南部山区。当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我就在南部山区参加了一个补习班，突击了数学。语文和历史考得很好，地理也不错，但是数学不及格，因为没有好好学过。那时候考学多难，文科就更难了，与我们对决的不是别人，正是可怕的‘老三届’”[156]。升入大学意味着第二阶段游走生活的结束。也算是老天有眼，让这个年轻人进入了大学的校门，要不然他的生活就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样子了；即便能够成为一个作家，作品也会是另外一种风貌。

当然，张炜能考上大学，最根本的还是靠自己努力。他的求知欲望是十分强烈的。初中毕业之后，他一直在寻求继续读书的机会，即便在南山游荡的艰苦岁月中，他在想办法填饱肚子、活下去的同时，也一直没有忘记、没有间断读书。在他的背囊里，始终装着自己的教科书和所爱的文学作品。在参加高考时，他的语文、历史、地理等科目能考出好成绩，不是偶然的。虽然数学经过突击补习还是没考及格，但并没有影响他如愿入学。

三

这一阶段的游走生活对张炜最大的帮助，可能就是使他经受了磨砺、开阔了视野。从他的自述来看，他的游历范围是很广的，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走遍了整个胶东半岛。从他接触的人来说，有散居各处的山里人，有形形色色的文友，也有流浪汉。这些都是他原来不曾接触或很少见到的。而且，他要在游荡中填饱肚子，就得学会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了解风俗，熟悉民情，这方面的知识完全不是书本上能够学到的。同时，胶东半岛的山川大地也慢慢地进入他的视线，并被他的脚步丈量，这份收获同样是巨大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们虽然无法计算张炜当年走过的路程，但连接起来一定是一条长长的、曲折的、纵横交织的路线。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唐代诗人那些关于壮游的诗篇。

张炜说过：“这是我一辈子最深刻的游荡记忆。很多的痛苦、欢乐，成为写作的情感和生活的资源。有时候作品的内容可以变一下，但是写的常常是那时候的感触。”[157]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果没有这种深刻记忆，他就很难写出《远河远山》中那个跋山涉水的“我”，很难写出《丑行或浪漫》中不断奔跑的刘蜜蜡，也不可能把《你在高原》中的主人公宁伽塑造成一个地质工作者——即使他能借助童年时代关于地质队员的想象，把宁伽塑造成一个地质工作者，也只能是一个平原上的钻探队员，更不用说他对山地地质、土壤、动物、植物、建筑、劳动、民俗、风情的书写了。

对于一个尚处于求学阶段、涉世未深的文学少年来说，这时到处寻找新的文学伙伴，成了他游走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寻访文友的急切和找到文友的喜悦，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游走中的寂寞，让他得到了另一种形式的温暖和快乐。除此之外，主要的享受和安慰就是读书了。

张炜后来曾经回忆：“我上大学之前没能成功地拜师，却得益于形形色色的文友。这是一想起来就要激动的经历。那时我在山区和平原四处乱跑，吃饭大致上是马马虎虎，有时居无定所，但最专心的是找到文学同行。我在初中时的文学伙伴离我很远了，并且他常常有心无力，渐渐知难而退了。一说到写作这回事，无论是山区还是平原的人，他们都叫成‘写书’，或者叫成‘写家’，说：‘你是找写书的人啊，有的，这样的人有的。’接着就会伸手一指，说哪里有这样的人。……不论这样的人住在多么遥远的地方，我只要听说了，就一定会去找他。”[158]这些“写家”，有的在乡村，有的在县城；有的是当地的通讯报道员，有的是写家谱的人，还有的是一个村子里的极少能拿起笔杆的人，即便是真正的文学创作者，也还停留在起步阶段。但在那时，他们也就是张炜能够找到的最好的朋友了。

他见过的一个老“写家”，是一个快八十岁的老人，白发白须，不太愿意说话。当他翻山越岭找到他时，那位老“写家”正在写一部已经写了好几年的“三部曲”。他给这个老“写家”读了自己的作品，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还有很多“写家”散落在山区和平原，散落在乡村和城市，有贫穷的也有富裕的，有年纪大的也有年纪小的，他们都酷爱文学，不光写诗歌、散文和小说，还写戏剧。他们写出的剧本，有时就在自己的车间或村子里上演。有一次，他被一个山村里的黑瘦青年邀请，去看村里上演的那个青年编排的一部大戏。还有一次，他住在一个小村里，房东刚十七八岁的女儿恰巧就是一个“写家”，已经在公社广播站播发了好几篇稿子。她平时爱说爱笑，但一投入写作就会边写边流泪。

他所遇到的一个最大的“写家”，是在半岛平原地区，住在一所空荡荡的青砖瓦房里。他们一见面，那个“写家”就找出了一捧地瓜糖，他们一边嚼着一边就进入了“文学”。大“写家”着急地给他读自己的作品，他的作品太多了，一摞摞积起来有一人高，字数无法计算。因为写作，妻子与他分手，但他认为这也是值得的。

这些“写家”都让张炜难以忘怀，几十年之后他还在打听他们的消息：有的远离了文学，有的不知下落，有的去世，有的过着并不幸福的生活。那个最大的“写家”，后来做了一家公司的老板。张炜见到他时，虽然年纪很大了，他仍留着板寸头，两眼炯炯有神。问起他的书写得怎样了，他说：“书？好办。等我挣足了钱，就把它们印出来，印成全集，精装烫金！”说着，他还伸直两臂比画，那就是全集的规模。[159]这个大“写家”，有点张炜长篇小说《艾约堡秘史》中的主人公淳于宝册的影子。

张炜说：“文学让我们珍视友情，朋友之间，师生之间，所有的情谊都不能忘记。仅凭这一点，文学也是伟大的。”[160]是的，这是他这个阶段游走生活中的最大亮色和最美记忆，也让他更加感受到了文学的伟大和魅力，更加紧密地靠近了文学。

四

在张炜这个阶段的游走生活中，还因为文学、因为以文会友，有了一场奇遇。他有缘结识了一位爱好文学的当地领导，得到了很多令他意想不到的关照：让他住在一座好房子里，下乡时还带上他。

有一次，他们到了一个小山村，那位领导突发奇想，对张炜说：“你走南闯北见多识广，就不能帮村里搞个工业？”这突然一问，让张炜想起了在校办橡胶厂的“从业”经历，于是就向那位领导和小村里的人提出了这个建议。没想到这个建议顺利通过，他们就在村外河边找了块空地，到山上开了一堆石头、砍了一些树，很快把厂房建起来了。

怎么解决橡胶厂的机器问题？这个小厂的最终结果如何？张炜后来有着详细记述：

难的是机器，它叫“硫化机”。这个问题把我挡住了。我那时想，它不是人造的吗？能不能想法慢慢造出一台机器呢？我想到这里，就急急地翻越大山，返回了平原上的那个校办工厂，仔仔细细地把屋里的机器观察度量了一番。出了厂门，我还请教了当年去工厂拉机器的人，因为他能够凭记忆说出一些正在制造的机器的模样。那几台硫化机能生产一些小型橡胶制品。

可是当我去城里的工厂联系造机器时，他们马上问：“有图纸吗？”我垂头丧气地走开了，半路又折回，到书店买了一本机械制图的书。这期间我又跑了东部一座大城市，看了好几家大大小小的橡胶厂。我发现，即便是像样的厂子，也少不了使用手动的机器，那时还不全是电动液压的。我在短时间内搞通了一点绘图，并画出了一本子图纸，可是送到城里加工机器时，他们全都拒绝了。没有办法，最后只好找离山村不远的乡办农机厂，这些粗汉拿过图看了看说：“没什么，机枪咱都敢造。你在边上蹲着，咱不明白的就问你。”

一个星期后，机器真的造好了。因为要试压力，他们不舍得那么多瓶氧气，我就和赶车的人把机器拉到了大沙河套子里，先将气包灌了水，再垫上石头，用柴火烧了半晌。直烧到二十多个大气压，气包还没有爆裂，就说明合格了。这在今天看起来是多么冒险的行为，想一想都后怕。可是当年一点都没有犹豫就那样干了，可见年轻人顾虑少，思想负担也就少。社会上有许多事情总是需要年轻人冲上去，这可能就是主要的原因了。

工厂开起来了，上班三三制，竟然在两年时间里红红火火赚了不少钱。当年造机器和出差的钱，都是小村人一元一角凑出来的。两年后开始高考我就上学离开了，工厂的情况就不太清楚了。有一次在学校闲聊文科与理工科的事，我随口说了“造过两台机器”，一位同学就嗤笑说：“大概是木头扎的吧。”我强调是铁的，“还有两个仪表”。同学就再也不笑了。

更有趣的是，多年后我挂职到海边小城，有一天听说某个村子的工业搞得不错，就去参观。我看到了一个小型橡胶厂，精神马上集中起来。几个女工分别在一台四轮和两轮手动硫化机前忙着，我再也挪不动腿了。随行的问我：“你爱好这个？”我没答，只问负责人这两台机器的来路。对方答：“从南山买来的。那里的厂子不干了，两台机器扔在牲口棚里，我们只以废铁价就把它们买了来，修巴修巴还不照样用？”[161]

这段“造了两台机器”的经历和张炜在校办工厂的经历，看似与他的文学没有关系，其实不然。首先，这两段经历都使他在动荡岁月和动荡生活中找到了一个安居之所，可以暂且安身，算是人生之幸。两次幸运又都是文学带给他的，自然也就增加了他对文学的情感和忠诚。其次，他亲身体验了当时的“工业”生产劳动，这对他的文学创作不无助益。最后，也是更重要的，他在青少年时代就造过“两台机器”的不可思议的“壮举”，也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他对理工科、对技术的神秘感，不至于让他在后来的技术主义时代走向技术崇拜，而能够始终对此保持清醒、理性的认识。所有的日子都是值得的，对一个作家尤其如此。

张炜说：“两年后开始高考，我就离开了。”那么，他造这两台机器的时间，应该是在他1976年黄县乡城高中毕业到1978年考入大学之间。随着这个阶段游走生活的结束，一段新的生活、一个新的世界将在他的面前展开。他在文学征程上一路蹒跚走来，就要走进一片新的天地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