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协同创新发展的理论沿革

一、国家创新体系理论

（一）国家创新体系的理论基石

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为后世学者指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方向。他认为，“创新”是将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即“建立新的生产函数”，其目的是获取潜在利润，包括五种情况[4]：一是引进新产品或赋予产品新特性；二是引进新的生产方式，主要表现在生产过程中采用新技术或新的生产组织模式；三是开拓新市场；四是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应来源；五是实现新的产业组织。

20世纪50年代以后，熊彼特的支持者将“创新理论”发展出技术创新经济学和制度创新经济学，作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另外两个分支。“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普遍认为，丹麦经济学家本特-雅克·郎德威尔（Bent-Ake Luncl-van）教授是第一个提出“国家创新体系”概念的学者。随后，这一概念也被克里斯托弗·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的专著《技术政策与经济绩效：日本国计算创新系统的经验》所采用。美国的理查德·R.纳尔逊（Richard. R. Nelson）教授也发表了关于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成果。弗里曼教授和纳尔逊教授的理论侧重于宏观层面，郎德威尔教授的理论更侧重于微观层面。尽管他们研究的重点有所区别，但其理论研究成果成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核心。

（二）国家创新体系的定义

1.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综述

学者们很早就意识到国家创新体系（NIS）理论的重要性，早在1841年，李斯特就提出了后进国家如何进行政治经济发展和策略选择问题，并提出了著名的“国家体系”（National System）学说。李斯特所认为的创新主要包括以下五个层面：一是本源创新和修补性创新；二是创新工艺形成；三是创新市场的构建；四是新的原料或生产基地的开辟；五是组织的创新。目前国家创新体系虽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但这些研究成果共同构成了现在国家创新体系的本质内核。相关学者对国家创新体系概念的研究如表2-2所示。

尽管郎德威尔首次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但直到1987年弗里曼才第一次描述这个概念。弗里曼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由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各种机构组成的网络，它们的活动和相互作用促进了新技术的开发、引进、改进和传播。纳尔逊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由企业、高校和其他相关机构组成的复合体系。系统设计的任务是在私有技术和公共技术之间建立适当的平衡。纳尔逊还提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组制度，它们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决定了一个国家内企业的创新绩效。1992年，弗里曼对国家创新体系提出了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理解。广义上，国家创新体系包括与国民经济相关的新产品的引进和扩散，以及相关过程和体系的所有结构；狭义上，国家创新体系仅包括与科技活动直接相关的机构。帕特尔（Patel）和帕维蒂（Pavitt）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决定一国技术学习方向和速度的制度安排、组织效率和国家能力的体现，是衡量一国技术和知识流动效率和方向的重要指标。麦特卡尔夫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以国家为基础，由一组与新兴技术开发相关的机构和组织组成，从事相关知识的创造、存储、应用和转移的创新体系。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由企业、大学、科研机构和政府参与新技术开发和传播的网络。这些机构的活动和相互作用决定了一个国家创造、存储和转让知识、技能和新产品的能力，并影响着国家的创新绩效。

国内学者在国家创新体系概念的研究方面普遍遵循着国外学者的研究步伐。贾蔚文研究认为，国家创新体系包括宏观、中观（产业、区域）和微观三个层次，涉及的对象和范围从创新主体到创新环境等。柳卸林研究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由公共和私有部门组成的组织和制度网络，企业、高校、政府等创新主体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5]5。路甬祥研究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种网络结构，在这种网络结构中，通过创新主体（企业、高校、政府等）的相互作用，可以有效提高绩效，创新体系的发展可以使科技和经济更好地发展。李正风也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网络系统，在这个网络系统中存在公共结构和私人结构两种形式，以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为载体，共同促进创新绩效的发展。

2.国家创新体系的结构

（1）郎德威尔模型

郎德威尔在1992年也对国家创新体系做出解释，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在新的和有价值的知识的生产、传播和使用过程中相互作用的要素和关系组成，这些要素相互作用形成一个网络系统。

郎德威尔从微观层面着重分析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微观基础，即国家边界是如何对技术创新实际发挥作用的（见图2-3）。

郎德威尔还认为[6]国家创新体系是“在对新经济有用的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过程中，由各种要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关系组成的创新体系，而这种创新体系包括位于或根植于一个国家边界内的各种要素及其关系”（见图2-4）。不仅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社会系统，其核心活动是学习，学习是一种社会活动，而且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动态过程，具有正反馈和再生产的特征。

（2）弗里曼模型

弗里曼理论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由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组成的网络，它们的活动和相互作用促进、引进、修改和传播各种新技术”[7]（见图2-5）。

（3）纳尔逊的研究

纳尔逊着重研究了知识和创新生产对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因为通常来说，科学技术的性质是不断变化的，而且在不同的技术领域也是不断变化的，所以知识和创新的制度安排是不断变化的。纳尔逊还反复强调体制结构变革和适应的重要性。他认为，科技发展的不确定性为技术创新活动提供了多种可能的策略，因此几乎不可能事先确定哪种策略是最优策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技术的多样性，这就需要各种制度安排、技术知识共享机制和不同机构之间的合作机制。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将制度安排与国家的技术和经济绩效联系起来的分析框架。

（4）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模型

OECD国家创新体系报告指出，“创新是不同主体和制度之间复杂互动的结果。技术变革不是以完美的线性方式出现的，而是体系中各要素相互作用和反馈的结果”（见图2-6）。经合组织认为，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是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新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知识流动，主要包括四类：一是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二是公私相互作用，三是知识和技术的扩散，四是不同部门之间的人员交流。

（5）波特钻石模型

“波特钻石模型”是由美国哈佛商学院著名的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E. Porter）提出的。波特钻石模型用于分析一个国家某种产业为什么会在国际上有较强的竞争力。理论认为，国家的优势是建立在企业技术创新成功的基础上的[8]，决定一个国家某种产业竞争力的要素有四个：

一是生产要素，包括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基础设施；二是需求条件，主要是本国市场的需求；三是相关产业和支持产业的表现，这些产业和相关上游产业是否有国际竞争力；四是企业的战略、结构、竞争对手的表现。

波特认为，这四个要素具有双向作用，会形成钻石模型（见图2-7）。

二、制度创新理论

（一）制度创新理论的发展

制度创新理论形成和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者是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s C. North）、兰斯·E.戴维斯（Lance E. Davis）、罗伯特·P.汤玛斯（Robert P. Thomus）。诺思和戴维斯合著并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在1971年出版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一书被认为是制度创新理论的重要代表作，也是西方经济学界第一部比较系统地阐述制度创新的著作。随后，在制度创新理论的研究领域内不断出现了一些新的著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弗里曼和纳尔逊为代表的制度创新经济学家开始重视社会制度、文化环境和国家专有因素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提出了备受各国政府和企业重视的制度创新理论。在历史上，有过三次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根本性制度和重大性制度的变化，制度创新经济学在制度创新的涵义、制度创新的主体、制度创新的作用、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方面有了新发展[9]。

（二）制度创新的定义

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中，资本主义国家创新同时具备公有性质和私有性质。他认为，创新初期具有私有性质，首先实施创新的企业家能够获得短时间内的垄断利润，而其他经营者不能。但从长期来看，创新具有公有性质，这是由于企业家的创新会被模仿。该理论认为创新从私有到公有带来了三个好处：一是能够确保创新收益中相当大的部分归用户所有，并使生产者的成本降低；二是创新形成的新知识，为其他人进一步创新奠定了基础；三是创新模仿带来的竞争，使得一个公司从某一项特定的创新中建立广泛而持久的产业垄断的危险性得到了控制。

诺思和诺玛斯对欧洲封建制度起源的解释中，把欧洲封建制度的起源归因于以军人提供保护和公正换取农民提供劳役和其他实物支付的结果。这些研究的结论是富有见地的，更重要的是为我们研究制度变化提供了新的分析方法和框架[10]。

三、开放创新理论

（一）开放创新理论的发展

1.开放创新研究综述

自熊彼特1912年提出创新理论后，人们开始认识到创新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但长期以来，主流观点认为企业应采取封闭式创新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是研发与利润的良性循环[11]。企业通过资助大型内部实验室来开发技术，以确保技术秘密的排他性和垄断性。在封闭式创新模式下，企业的研发、销售和服务与外界隔绝。而随着世界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创新需要越来越广泛的资源和能力，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从外部主体获取创新资源，以求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在这一背景下，开放式创新的理念应运而生。

与封闭式创新相比，“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是20世纪80年代后企业通用的创新模式。纳尔逊等人认为组织创新能力的提升得益于外部新技术的影响。蒂斯（Teece）认为创新的成功与否与互补性资产的有效利用有关。科恩（Cohen）等人的研究认为创新成功的核心要素是外部知识能力的获取。罗思韦尔（Rothwell）认为创新的产生是多种影响因素交互产生的，因此，外部因素的引入对创新的产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最先提出开放式创新的是切萨布鲁夫（Chesbrough），他的研究指出开放式创新通过知识或技术的流入和流出促使企业创新的产生，当企业有提升技术的需求时，可以通过内部和外部两种获取渠道来满足需求。切萨布鲁夫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此后开放式创新的研究呈现出如下发展趋势：一是创新全球化的发展；二是以利用外部资源为核心的研发外包的出现；三是通过整合供应商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四是充分调动用户的积极性参与到创新环节；五是通过外部商业化促使技术的引进和利用。盖勒格（Gallagher）等人将开放式创新定义为：企业通过有意识的活动，整合内部和外部的资源，形成开放市场机会。开放式创新的特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开放的环境；二是开放的主体；三是开放的资源；四是开放的创意。总体来讲，制药、生物技术、通信设备等高科技领域占比较高。加斯曼（Gassmann）研究发现产业特征在开放式创新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切萨布鲁夫的著作于2005年引入我国后，国内学者掀起了开放式创新研究的高潮。陈劲、陈钰芬研究认为开放式创新可以减少不确定性，提高创新绩效[12]。

总体来看，目前对开放式创新的概念解读众多，但是尚未有明确的解读。目前学者对开放式创新概念的探讨如表2-3所示。

2.开放创新体系研究综述

20世纪90年代后，创新的开放性变得越来越重要。在研发全球化的背景下，开放创新的建设是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来源重要的一部分。开放创新能力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及全球影响力。创新系统的运行不仅受到国内创新主体的影响，还受到国家间互动的影响。创新系统的开放性可以通过内外部机制的互动来促进。邓宁（Dunning）认为研发中心对东道国创新体系的影响应主要从两个方面来阐述：一是间接效应，主要表现在东道国创新主体及影响因素的交互影响对其作用关系，对外形式主要表现为研发的溢出效应，具体表现为“竞争效应”“学习效应”“集聚效用”和“开放效应”；二是直接效应，主要表现在通过跨国研发建立技术联盟等。弗里斯曼（Fransman）对日本创新体系及其国际化程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指标。尼奥西（Niosi）和贝隆（Bellon）也以日本为案例研究其创新的国际化程度，理论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日本国际创新能力相比较10年前获得了较大的提高。巴多罗买（Bar tho limew）从生物技术领域入手，研究了在该领域中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四个国家之间相互依赖，通过建立联盟的形式实现创新的互动和提升。阿萨雷耶（Athreye）和坎特韦尔（Cantwell）研究了在全球化过程中，技术创新对新兴国家的贡献力。埃德勒（Edler）和埃贝斯堡（Ebersberger）用SWOT分析法，对创新体系国际化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们还对创新活动全球化的趋势、利弊及其对创新体系中创新政策的挑战进行了分析。卡尔森（Carlsson）研究了创新体系国际化过程中存在的政策、地理空间等障碍。同时，桑托宁（Santonen）提出了开放式创新体系一个关键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有两个关键的维度：国家创新基础、开放性。创新的资源主要体现在知识的密集和技术的密集，包括供应商主导型体制、产品密集型体制、规模或科技体制、市场导向体制、非创新体制。

在学术领域，如前文所阐述的那样，多位学者对创新体系国际化都有一些涉猎。帕特尔和帕维特致力于研究企业研发创新国际化，他们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本国创新体系对企业具有较大的影响，其他国家创新体系对企业影响较小；二是研发国际化与其他领域国际化相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三是本国的研发活动不仅受到本国政策的影响，还受到本国国家机构行为的影响。帕维特对创新体系国际化的研究贡献主要包括：一是把企业研发纳入国家视野进行研究，发现与其他活动国际化相比，研发相对较为闭塞；二是国际化的表现形式还包括企业网络及企业联盟；三是企业国际化不仅局限于自身层面，还要关注与其他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见表2-4）。

尼奥西和贝隆认为在创新体系的基础上形成了全球创新网络，虽然各国在创新网络中的类型和开放程度有较大差异。

齐建国是国内最早研究创新体系国际化的学者，他从技术创新的角度展开，认为创新体系国际化通过区域国际合资、技术转移与技术合作三种形式共同作用。张俊芳研究认为创新体系的国际化更多地体现为区域及跨国性上。刘云等人研究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技术知识交流的加速，各国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创新主体的互动和国际化下创新行为的变革对推动创新体系国际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桑托宁首次提出国家开放式创新体系概念，但提出之后没有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开放式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为国家层面的创新互动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他提出了基于三螺旋模型的开放式创新体系的概念，包括两大创新资源：技术与社会前瞻研究、顾客需求与体验（如顾客导向战略）。基于此，开放式创新系统是一种全面有效的开放式创新结构。在这一结构中，高校学生和中产阶级从业者作为企业系统的重要资源，被纳入政府构建的国家创新系统结构。

最早的开放国家创新系统以全球化和国际化的形式存在。卡尔森首先提出了创新系统国际化的概念，但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层面。直到桑托宁在2007年首次提出开放式创新体系概念，从两个维度研究开放式创新体系。此后学者们以桑托宁为主对开放式创新体系进行了更为详尽的阐述，OECD把开放式创新引入全球视野（见表2-5）。

（二）开放创新的定义

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创新范式从“封闭式创新”转向“开放式创新”。传统的“封闭式创新”观念认为，企业应开展自主创新研究，防止技术外泄，从而保持技术领先地位，保持竞争优势。但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从外部获得创新信息，并与其他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外部主体开展合作研发。在这一背景下，切萨布鲁夫提出了“开放式创新”的理念，强调企业创新需要打破组织边界，同时利用内部和外部的创新资源实现创新。

对创新体系的研究已有30年的历史，在此过程中，学者做了大量的探索，而目前关于创新体系概念及研究内容仍存在明显的学术争议，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创新体系理论推动了建立在技术创新之上的综合经济系统的发展。

开放创新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开放性的概念是合作创新。利希滕塔勒虽然是开放创新领域最活跃的学者之一，他对外部技术商业化和外部技术探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研究实质上延续了技术转移的思路和方法。然而，开放创新的理念更好地促进了技术交流与合作。

总体而言，开放式创新的特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创新环境的开放性，二是创新主体的开放性，三是创新资源的开放性，四是创意开发的开放性。与封闭式创新相比，开放式创新强调组织的“无边界性”。开放式创新通过消除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创新主体之间创新资源的流动障碍，实现了内外部知识的有机融合，降低了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加快了创新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