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中国海军的军事实力（下）

中国海军的整军备战

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曾一度设想扩充海军力量。1928年8月14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整理军事案》，该案曾构想加强海军力量建设，案中称：“在国防上，海军、空军及军港要塞之建筑，均为重要。吾国海岸线既长，版图又大，现在海军实力微弱，空军尚无基础。今后之国防计划中，必须实事求是，发展海军，建设空军，俾国防计划归于完成。”8月16日，江南造船所制造的咸宁号炮舰下水，蒋介石出席下水典礼并登上炮舰发表演说，力主建设强大的海军：“从今天起，我们的海军，在建设上须有长足的进步。我们的海军吨数，至少须达到60万吨以上。我们希望海军各司令长官和士兵，此后不断地奋斗，都如今天一样，才不负今天的建设精神。”[1]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制定海军建设六年计划，准备在六年内建造主力战舰10.5万吨、浅水炮舰6800吨、辅助舰船537万吨，推动海军武器装备建设。1932年，国民政府从日本购买了宁海号巡洋舰。1928年，江南造船所制造出咸宁号炮舰；1929年，制造出永绥号炮舰；1930年，制造出民权号炮舰；1931年，制造出逸仙号轻巡洋舰和民生号炮舰；1933年至1934年，制造出海宁号、江宁号、抚宁号、绥宁号、肃宁号、威宁号、崇宁号、义宁号、长宁号、正宁号等十艘炮艇；1937年，制造出平海号巡洋舰。1928年至1937年，中国海军共添置新舰艇十七艘，这些舰船陆续列装了部队；同时，一批老旧舰船也被淘汰，共淘汰超龄的舰艇二十艘。为提高作战能力，中国海军还修理、改装了一些老旧舰艇，共改造舰艇四艘。其中，建威号改装后更名为大同号轻型巡洋舰，排水量由850吨提高到1050吨，舰载武器装备改装后装有120毫米口径主炮2门、76毫米口径炮1门、57毫米口径炮2门、20毫米口径高射炮1门、7.9毫米口径机枪6挺；建威号改装后更名为自强号轻型巡洋舰。

从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至西安事变发生时，“海军共购造了大小军舰七艘，炮艇十艘，改装旧舰十三艘，并将从德国购买的三艘鱼雷快艇和从英国购买的十二艘鱼雷快艇编成了四个快艇中队。中国海军的总吨位由九一八时的3.6万余吨，增至6万吨左右”[2]。由于国民政府拨付给海军的经费有限等原因，中国海军制定的六年造船计划直至全面抗战爆发也未能实现。

在建造舰船的同时，国民政府还在内河流域构筑炮台要塞阵地，加紧了要塞防御阵地的整军备战工作。至全面抗战爆发时，江阴、南通、镇江、南京、宁波、马尾、厦门、连云港等九个江海防要塞整顿完毕，拥有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237门。[3]全面抗战爆发时，又在长江中游的马当、田家镇、黄（冈）鄂（城）等地紧急构筑了要塞阵地。这些要塞阵地在抗战期间发挥了一定的防御作用，延缓了日军进攻的步伐。

1932年，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明确了日本海军为其假想敌，并积极进行抗战准备，着手制定对日作战计划。1933年，中国海军制定了《海军建设及整理计划草案》；1934年，制定了《海军作战计划》，该作战计划构想：“开战之初，航海舰艇及航江舰艇分别协同海军航空防御队及要塞扑灭扬子江内现驻之敌海军，轻快舰艇则在东海全部及黄海南部距50乃至100海里以内肆其活动，以攻击敌之军队运输为主，海上商船次之。”

1935年，国民政府又对作战计划进行了完善，制定了《改定海军作战方案》。该方案构想：“一、海军行动在陆军之先。二、第一次取攻势攻击，肃清长江；第二次取攻势防御，保障江浙沿海；第三次仍取攻势防御，争夺东海与黄海。”1937年初，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对比了中日海军的作战实力，“中国海军欲求其能与日本在海上作战，至少须有其海军军力之七成。考日本之海军军力共计七十六万三千吨有奇，故吾国应有海军五十四万吨左右，始足以资对抗”。鉴于当时中国海军舰船总吨位仅有6万余吨，且舰船老旧，武器装备落后等，海军部重新修订了新的作战方针，“使敌舰不致深入腹地，随意登陆，加强水中防御”[4]。海军的作战任务是防御战，阻止日军进入内河并登陆，协同陆军对日作战。

1937年3月，中国海军部进一步完善了防御作战计划，并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作战方针为“应避免与敌海军在沿海各地决战，保存我之实力，全力集中长江，协力陆空军之作战”[5]。作战方案共分甲乙两案。甲案和乙案构想的海军作战计划基本一致：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海军为避免与敌海军在沿海各地决战，全部迅速集中于长江，协同陆空军及要塞扑灭敌军在长江的舰队，然后封锁长江各要口，并在杭州湾、胶州湾、温州湾阻敌登陆。

作战能力的提高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关系很大，尤其是对于作为技术兵种的海军。国民政府海军部为提高作战能力，还加强了海军人才的培养。1932年至1937年，国民政府的黄埔海军学校、东北海军学校、广东海军学校、电雷学校培养出了大批海军学生，培训出了357名无线电人员，十多名飞行人员，并派不少优秀官兵或毕业生出国深造，了解掌握国外的先进战术战法。国民政府海军学校在教学中，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重视培养实际操作能力。黄埔海军学校在招收海军学员时，首先将学员送到广东军事政治学校进行为期七个月的入伍教育，培养军人素质，然后再将其送到军舰上进行为期六个月的实地学习。实地学习和入伍教育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学员的素质和能力，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毕业后绝大多数能够直接上舰服勤。1932年，中国海军还专门对驻南京的各舰舰长进行了为期六个星期的战略战术培训，该培训班6月9日开班，7月22日结束，各舰长们“学习成绩甚佳”[6]。

1935年2月，海军大学在南京开办，为培训高级海军军官，训练军舰舰长，特聘请日本海军大佐寺冈讲授军事学理论，日本海军法律顾问、法学教授信夫讲授国际公法，中国海军官佐讲授其他课程。1937年，两名日本教官被解聘回国。1929年至1937年，海军部留学生考选委员会先后派遣邓兆祥、杨道钊、周宪章、张明萧、周应聪、陈大贤、高光佑、欧阳宝、华国良、陈瑞昌、林祥光、陈赞汤、高如峰、林遵、陈书麟等80多人赴英国、日本、美国、意大利、德国留学深造。

为演练海军官兵协同作战技能，提高作战能力，国民政府海军部制定了具体的训练操作表，分为每日、每周、每月、每季、每半年、每年的操作要领，规定每周进行攻防、炮队登岸、荡舢板等项目操演，每月打枪靶一次，每季用船上大炮打靶一次，每半年演练操放鱼雷一次，每年大小炮实弹打靶一次、参加校阅一次、会操两次。1931年4月，海军部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校阅，海军部代部长陈绍宽任校阅委员长，总务司司长李世甲、军衡司司长杨庆贞、军械司司长林献炘、舰政司司长唐德炘、海政司司长许继祥、经理处处长罗序和、参事任光宇等任校阅委员。校阅从4月开始，到10月结束，历时半年，共校阅舰艇五十一艘，足见海军对校阅工作的重视。[7]以后，海军每年都举行一次校阅，主要“考察所属之军纪、教育、训练等成绩，医务卫生之概况，人员服务之勤惰，以及建筑物、舰体、轮机、兵器、军需保管之得失”[8]。

随着中日关系的紧张，中国海军针对日本海军的挑衅活动，还加强了有针对性的演习训练活动。1937年1月，根据南京国民政府海军部的命令，宁海号舰长指挥宁海号、大同号、自强号、永绩号、建康号、安定号、江元号、江鲲号、义胜号、肃宁号、湖鹰号、湖隼号、湖鹗号等舰船，在南京八卦洲举行会操，进行协同作战演练；3月，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率永绩号、楚有号、楚同号、楚谦号、楚泰号、楚观号、江元号、江贞号等舰船进行了海上作战演练。全面抗战爆发前，练雷舰队司令王寿亭率永绥号、民权号、咸宁号、江鲲号在江西湖州会操，并率建康号、湖鹏号、湖隼号、湖鹗号等舰船进行了鱼雷攻防演练；第二舰队司令曾以鼎率大同号、海宁号、江宁号、抚宁号、绥宁号、肃宁号、咸宁号、义宁号、正宁号、长宁号等舰船在浙江海域进行了会操。[9]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0年5月至1937年5月，中国海军举行较大规模的会操演习达35次，每次演练参加的舰艇有几艘到数十艘不等，演练科目主要为攻防、阵法、护航、防潜、火炮射击、鱼雷攻击、航行救生、灯号、旗号、舢板、鱼雷防御、劫船、离船备战、太极拳、塞漏等。演练地点主要在江西湖口、南京八卦洲、大胜关、草鞋峡江面，浙江象山海面、福建沿海、浙东沿海、吴淞口至大通江面，大沽、青岛等地海面。海军的舰队训练，对提高作战能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海军的作战能力

中国海军的四个作战编队共编有战舰六十六艘，排水量5.9万吨。主力战舰舰龄较长，舰龄超过30年以上的有多艘，除平海号、宁海号、逸仙号、应瑞号四舰以外，其他战舰的武器装备都较差、战斗力较弱。“显然，从舰艇数量、吨位大小、装甲优势、火力强弱、射程远近、速度快慢、舰龄长短等等来比较，中国海军武器装备实力远逊于日本海军。与此同时，日军也对中国海军的战斗力作出了较低的评估，认为中国的海军实力远逊于日本。”[10]“各舰艇都是旧式的，威力很小，仅能在近岸和江河一带，协助陆上战斗，或只能担任警备任务。”[11]

中国海军不仅武器装备差，还存在派系问题，对作战指挥体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海军由闽系、东北系、粤系、电雷系四个派系组成。闽系海军的形成并非偶然，福建省地处中国东南沿海，位于欧亚大陆东侧边缘，海岸线复杂曲折，沿海岛屿星罗棋布，山多田少，因此，大多数福建人必须依赖海洋生活。明清时期，即有多人称雄于海上，如明代平定倭寇的名将俞大猷，其后的颜思齐、郑芝龙、郑成功、施琅等。民国初年，海军仍为福建人的天下，福建籍的刘冠雄先后十年出任海军总长，后福建籍李鼎新又连任四年，其后福建籍杜锡圭、杨树庄、陈绍宽继之，他们以中央海军正统自居，排斥异己，闽系海军的势力曾盛极一时。1933年3月，国民政府海军部编纂的《海军部职员录》中，海军部内共有204人，其中福建人即有142人，约占全数的70%，从中也可以看出闽系势力的强大。

东北系和粤系是从闽系势力中分化出来的，有时也归附于闽系势力。1920年10月，孙中山回广州发起二次护法运动，秘密召集护法舰队内山东人温树德、广东人陈策等人商议，决定“驱逐闽系，夺取舰只”。1922年，温树德等发动兵变，捕杀闽人，扣禁了包括海军参谋长在内的千余名闽籍官兵，温自任海军总司令，掌控护法舰队，分化成为后来的东北系。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吴佩孚战败，张作霖率部入关，令其海防舰队总指挥沈鸿烈接收温树德的渤海舰队。1927年，东北海军总司令部成立，张学良自任司令，沈鸿烈为副司令，下辖两个舰队，称为东北系。

陈策继温树德后自任海军总司令，因司令部设立于广州黄埔，被称为粤系。至此，闽系把持的中国海军“一分为三，三足鼎立”，分成闽系、粤系、东北系。闽系海军依附于北洋军阀政府，仍以海军正统自居，与粤系和东北系海军对峙。

1928年12月，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蒋介石为了打破军阀拥兵自重、各霸一方的局面，于1929年1月1日在南京召开国军编遣会议，对全国军队进行统一编制，将海军统一编成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等四个舰队，闽系编成第一、第二舰队，东北系编成第三舰队，粤系编成第四舰队，设立海军部，统一掌理全国海军事宜，名义上海军的编制完全统一。但实际上，原海军的三个派系仍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以舰队的形式存在。这三系海军自成系统、互不统领，都有各自的海军学校，培养自己的海军人才，规章制度、薪俸等级、铨叙规则也都不一致，各行其道，各自为政。东北系、闽系的海军经费由蒋介石直接拨给，粤系海军经费主要由广东地方自筹。

20世纪30年代后期，蒋介石又着手建立其嫡系海军，于是海军又横生出一电雷系。蒋介石拨出巨款，派闽系海军死对头原中山舰舰长欧阳格，在江阴构筑船坞、校舍，建立军政部直属的电雷学校。电雷学校直辖于参谋本部，不接受闽系中央海军的命令，但一切制度、课程、服装均为海军样式。该学校第一任校长为欧阳格，教务主任为冯涛，下设教务组和事务组，学生队和学兵队带队军官由桂永清自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调来，教职员主要来自广东的黄埔海校、东北的青岛海校，另有中央海军中一部分对闽系不满的人员。该学校还聘请了德籍顾问劳威等参与学校建设与管理。

全面抗战爆发时，电雷学校编有快艇大队，欧阳格亲自兼任大队长，安其邦任队副。快艇大队下设岳飞中队、史可法中队、文天祥中队、颜杲卿中队四个中队。岳飞中队下辖三艘德国制造的鱼雷快艇，即岳22号、岳253号、岳371号。史可法中队下辖四艘英国制造的鱼雷快艇，即史34号、史102号、史181号、史223号。文天祥中队下辖四艘英国制造的鱼雷快艇，即文42号、文88号、文93号、文171号。颜杲卿中队下辖四艘英国制造的鱼雷快艇，即颜53号、颜92号、颜161号、颜164号。电雷学校培养非闽系的海军干部的做法遭到闽系中央海军的暗中阻梗和排挤，陈绍宽对电雷系怀有极大的敌意，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频频给电雷学校制造困难与麻烦。

中国海军作战能力与日本海军作战能力相比较，“敌强我弱，敌众我寡”，“如与敌为大规模之海战，力量固属不逮”[12]。中国海军舰船老旧、武器装备差、指挥体系不畅等问题成为影响海军作战能力的短板，直接影响了海军的作战形式、作战方法、作战规模、作战时间、作战地点的选择。从实力上看，中国海军根本不具备攻势作战的能力，只能选择防御作战，并需要借助海口、内河等有利地形对日展开作战。另外，中国海军作为一个作战能力较弱的兵种，其作战行动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必须服从国民政府的总体对日作战战略，按照国民政府的总体部署对日展开作战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