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彩陶

安特生被这些石器吸引，立即亲自前往仰韶村。他从北京乘京汉线沿太行山南下，在郑州换乘陇海线沿黄河逆流而上，最后在洛阳西边的渑池车站下了车。渑池位于第三纪红土与第四纪黄土堆积的平原之上，地势向北部逐渐升高。从车站向北10公里就是仰韶村，再走4公里就到了一处缓坡。这个地势北高南低的缓坡，被一道侵蚀形成的深达30米至50米的沟壑分开。仰韶文化遗址也被这道深沟隔断，其中心部分呈现出岛屿的形状，但是其土层堆积却越过了这道沟，向四方延伸。①因此有学者认为，当初并没有这道深沟，当初的遗址是呈水平分布的，地下水的水位也高于现在，水路交通也更加便利。

安特生在此处断崖的第三纪（第三纪中哺乳动物达到全盛期是在上新世，年代为距今数百万年前）地层中，发现了三趾马和已经灭绝的一种鸵鸟化石，他还从断崖的灰层中，找到了有着美丽彩色花纹的陶器碎片。可是在当时，还没有人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存在着磨制石器的新石器时代，更何况是说这美丽的彩陶和磨制石器属于同一个时代，这点连安特生自己也无法确定。

稍早前，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劳费尔（1874—1934年在世。美籍汉学家，研究领域广泛，包括釉的起源、玉及土偶的研究等）前往中国西藏考察，带回了大量资料，于1912年出版了《玉——中国考古学与宗教研究》一书。这本书后来获得好评，奠定了劳费尔不可动摇的汉学家地位。在这本书的开头部分，劳费尔写道，他最需要倾注精力去研究的是他带回来的那些出土于西安和山东的磨制石器。为了证明这些石器工具并非其他民族，而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他付出了今天的人们无法想象的种种努力。日本学者已经证明了在中国东三省南部、蒙古东部存在着新石器，但当时认为，那些都属于文献记载中的“肃慎的石砮”，很难和中原人的先祖联系在一起。

因此安特生也只是确认了仰韶遗址的灰层，也就是生活层中出土了大量的磨制石器，而那些彩陶碎片也出自同一层，这之后他便返回了北京。

所有的工作都是在返回兵马司胡同以后开始的。在那里他看到了出版没多久的有关安诺文化（由彭北莱的中亚探险队发掘，负责人是施密特。彭北莱认为安诺文化所处时代为公元前6000年，施密特则认为是公元前2000年）的报告书。安诺遗址虽然属于中亚，但位于苏联②西南、伊朗边境的阿什哈巴德附近。当然，它属于靠近沙漠的干旱地区。安诺遗址代表着农耕文明的开始，从新石器时代直到金属器具的出现，其跨越的时期相当长。另外，当地还出土了大量的彩陶。虽然安诺在文化史上的定位，或者说在年代上的定位并不那么简单，但正是根据安诺遗址的报告，安特生确信仰韶遗址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而那些彩陶也来自同一时期。

河南（左）与安诺（右）出土的彩陶比较